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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宋代司马光领衔编撰的《资治通鉴》294卷完成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四库全书总目》称其“网罗宏富，体人思精，为前古所未有，而名物训诂，浩博奥衍，亦非浅学所能通。光门人刘安世尝撰《音义》十卷，世已无传。南渡后注者纷纷，而乖谬弥甚”。至宋末元初，胡三省历尽艰难，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汇合群书，订为补漏”，完成了《资治通鉴音注》，成为“司马氏功臣”。现在流行的《资治通鉴》版本，是根据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音注本。
胡三省（公元1230—1287年），字身之，浙江天台人，《宋史》、《元史》无传，为王应麟弟子，博学善文，尤长于史学，宋宝祐四年进士，除朝奉郎。宋亡后，避兵乡居，著《资治通鉴音注》。又见当时流行的史炤本《通鉴释文》舛误甚多，故别撰《通鉴释文辩误》十二卷（以下简称《辩误》），附于《音注》之后。二书“相辅而行，各有详略，互为考证”，流传至今。
胡氏《通鉴释文辩误·后序》及《四库全书总目》介绍说，《通鉴释文》乃南宋时蜀人史炤所作，在当时流传甚广。胡氏《音注》及《辩误》刊行以后，大概一方面是由于胡氏之作考证宏博、注释精到而取得了权威的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史炤《释文》“浅陋特甚”的缘故，后世便散佚了，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史炤原作。《辩误》以《通鉴》为纲，每条先列《通鉴》原文及史炤《释文》，然后加以指正。藉此，我们可以略知其一斑。
从《辩误》所引条目看来，史炤《释文》中有不少涉及语音问题，胡氏认为它们大都“浅谬”，“故略而不录”。《辩误》所引，当然都是胡氏认为谬误特甚，必须加以指出，并依传统的“正音”加以纠正的。今天，在我们看来，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确实是史炤的误注，但是，其中的一部分注音，却可能是史炤依照当时的活语音（即胡氏所谓“蜀人土音”）而作。它们虽然不合于传统韵书的音读，却根据当时的实际语音而多少透露出在《切韵》音系遮盖下的宋代语音发展中的一些真实的新信息。例如在史炤的注音中，一些《切韵》音系中的全浊上声字与去声字发生了联系，这似乎就反映了这一时期全浊上声字向去声的演变。
在这个问题上，《辩误》向我们提供的材料最有启发意义的有以下十四项。
1.《通鉴》6：“秦昭襄王五十二年，齐人隆技击，”史炤《释文》曰：“技，巨至切。”余（按：余，胡氏自称，下同）按：技，渠绮翻，炤音非。（卷一）
2.《通鉴》6：“三年，毛公、薛公见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于诸侯者，徒以有魏也。”史炤《释文》曰：“重，直用切。”余按：文义此乃轻重之重，音直陇翻。若音直用翻，乃再三之义。考《经典释文》可见。（卷二）
3.《通鉴》72：“（诸葛亮）作身没之后退军节度，令魏延断后。”史炤《释文》曰：“断，都玩切，绝也。”余谓断后者，为殿也。勒兵在后，以断追兵。断音丁管翻。（卷三）
4.《通鉴》80：“羊祜好游岘山。”史炤《释文》：“岘，胡甸切。”余按：岘山之岘，音胡典翻，未尝有读从去声者。119卷宋营阳王景平元年“大岘”，160卷梁武帝大清元年“橐駞岘”，音误与此同。（卷四）
5.《通鉴》106：“氐啖青。”史炤《释文》曰：“啖，徒滥切。”余按：韵书啖姓，徒览翻，徒滥切非。（卷五）
6.《通鉴》283：“开运元年（按：当为开运二年），河决，浸汴曹单濮郓五州之境。”史炤《释文》曰：“单，时战切。”余按：单州，因单父县以名州。单音善。从去声者，蜀人土音之讹也。（卷十二）
7.《通鉴》59：“董卓取长安，洛阳钟簴以铸钱。”史炤《释文》曰：“簴音具。”余按：簴音其吕翻。（卷三）
8.《通鉴》231：“钟簴不移。”史炤《释文》曰：“簴音具。”余按：《经典释文》及诸子书，簴音巨，无音具者。此又蜀人土语之讹也。
9.《通鉴》6：“九年，文信侯诈以舍人嫪毐为宦者。”史炤《释文》曰：“嫪，卢道切。”余按：颜师古《汉书音义》：“嫪，居蚪翻。”许慎曰：“郎到翻，姓也。”无卢道切者。得非蜀人以道理之道为去声乎？公休（按：公休，司马光之子司马康字）河内人，生长京洛，未必操蜀音也。（卷一）
10.《通鉴》58：“光和四年，帝好为私稸，收天下之珍货，每郡国贡献，先输中署，为导引费。”史炤《释文》：“导，徒浩切，导引也。”余按：字书导字从徒浩切，理也、路也、直也。无导引之义，以导引为义者，当音徒到翻。（卷三）
11.《通鉴》70：“朱然伺间隙攻破魏两屯。”史炤《释文》曰：“间，古限切，间厕之间。”余谓间厕之间，音古苋翻，安有音古限切者？（卷三）
12.《通鉴》141：“取礌石临崖下之。”史炤《释文》：“礌，落罪切。推石自高而下也。”余谓释是而音非，当音卢对翻。《汉书·李陵传》“乘隅下罍石”，罍音卢对翻，音义正与此礌同，特古字借用不同耳。（卷七）
13.《通鉴》166：“二年，惶怖且愁，不觉声颤。”史炤《释文》曰：“身为
，注云旨善切，摇也，通作颤。”余按：《通鉴》本文正作颤字，当音之膳翻。音旨善切者，孙缅云：裸形无可蔽也，非声颤之义。（卷七）
14.《通鉴》245：“二年，诏彻乐减膳。”史炤《释文》曰：“膳音善，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余按：膳之言善，古有此义，然未尝音膳为善。膳当读从去声。（卷十一）
二
为便于考察研究，我们再把上述十四项材料列成下表（表中“史音”指史炤《释文》注音，“胡音”指胡氏订正音）：
编号 被注音字
史音 胡音《广韵》
1
技 巨至切渠绮翻渠绮切
2
重[,轻～]
直用切直陇翻直陇切
3
断[,绝也]
都玩切丁管翻徒管切，又都管切
4
岘 胡甸切胡典翻胡典切
5
啖 徒滥切徒览翻徒敢切
6
单[,地名]
时战切音善 常演切
7
簴 音具 其吕翻其吕切
8
簴 音具 音巨 其吕切
9
嫪 卢道切郎到翻郎到切
10 导[，～引] 徒浩切徒到翻徒到切
11 间[，～厕] 古限切古苋翻古苋切
12 礌 落罪切卢对翻卢对切
13 颤 旨善切之膳翻之膳切
14 膳 音善 去声 时战切
这十四项材料，可以分为两类：
1.1—8项为一类，即史炤《释文》中的被注音字“技”、“重”、“断”、“岘”、“啖”、“单”、“簴”等在《切韵》音系中均属全浊上声字，而用来给它们注音的字“具”及反切下字“至”、“用”、“玩”、“甸”、“滥”、“战”等均为去声字。也就是说，依史炤《释文》的注音，这些全浊上声字应读为去声。而胡氏的注音与《广韵》基本相同，可见他是依《广韵》等传统韵书的音读来辨史炤《释文》之误的。
2.9—14项为一类，即史炤《释文》中的被注音字“嫪”、“导”、“间”、“礌”、“颤”、“膳”等在《切韵》音系中均为去声字，而用来给他们注音的字“善”及反切下字“道”、“浩”、“限”、“罪”、“善”等均为全浊上声字。由此，也可以推断，这些注音字（及反切下字）在史炤看来也应当是读为去声的。至于胡氏的注音，则仍与《广韵》基本相同。
这些全浊上声字在《切韵》音系中的声母及韵摄分布如下：
技 群母止摄纸韵簴
群母 遇摄语韵
重 澄母通摄肿韵道
定母 效摄晧韵
断 定母山摄缓韵浩
匣母 效摄晧韵
岘 匣母山摄铣韵限
匣母 山摄产韵
啖 定母咸摄敢韵罪
从母 蟹摄贿韵
单 禅母山摄狝韵善
禅母 山摄狝韵
从上表看来，这里所列的全浊上声字数目虽然不多，但在声类和韵摄的分布上却还是较广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而，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些语音材料作出推断：在史炤《释文》音系中，《切韵》音系中的全浊上字已经读为去声了。
全浊上声字读为去声以后，声母是否产生了变化呢？由于史炤在注音中使用的反切上字仍是全浊声母字，用来直音的字也仍是全浊声母字，所以我们还不能据此来推断其声母是否清化。
三
根据胡氏在《辩误·后序》所述，南宋时，为《资治通鉴》注音的人甚多，如“今之时有宝应谢珏《通鉴直音》，自燕板行而南，又有庐陵郭仲山直音，又有闽本直音”，等等。不过，胡氏恪守历代经史注家及正统字书的传统音读，所以，他认为“直音者，最害后学，更未暇问其考据，其书更不论四声翻切，各自以土音为之音，率语转而失其正音。亦有因土音而失其本，至大相远者，不特语转而已”。这些注音，胡氏认为都是不足取的。
在当时，胡氏的这种观点是不足为奇的。自唐至宋，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的语音系统以官韵的形式颁行全国，始终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人们不大注重，也不可能去注重当时的实际语音。特别是北宋末期以后，中国发生了持续几百年的动乱。先是金人入侵，北方大乱，宋室南迁；继而元军力征南北，南宋覆灭，元朝统一中国，波及全国的连年战争，使各地人口播迁流离。那个时代，很难形成具有全国性权威的共同语言，于是，人们只好继续缘用《切韵》音系来进行文化教育、科举考试及其他活动，这就进一步巩固了《切韵》音系在当时的地位，这样，凡是不合《切韵》“正音”的都被视为“土音”也就在所必然了。
众所周知，《切韵》乃隋代陆法言等人所作，其本身的性质是否兼赅古今方国之音此处不作讨论，但是直到宋代的各种韵书，最典型的如《广韵》、《集韵》等等，虽然对《切韵》有所调整，但始终保留着《切韵》音系的基本框架。半个多世纪的朝代更替、人间沧桑，竟然在语音上没留下多少痕迹，这是难以想象的。显然，这是宋儒墨守成规、始终将《切韵》音系捧为圭臬、只遵循文化界的师传家法，不讲究实际语音的结果。他们推崇的传统正音，上自汉儒经史注音、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下至宋代的《广韵》、丁度等的《集韵》（详见胡氏《辩误》），显然与当时的实际语音大相径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胡氏所说的以“土音”所为的“直音”（包括史炤的《释文》在内），虽然可能因知识“浅陋”而生造出不少的错误，但与恪守传统正音的胡氏所订正的音切相比，却又不失为当时实际语音的记录，或者至少也有一些当时的活语音的反映。尽管可能有当时当地的某种“方音”之嫌，但对我们了解南宋时期的实际语音仍然是有帮助的。
胡氏所说的宝应谢珏《通鉴直音》，“自燕板行而南”，还有庐陵郭仲山及闽本直音，都没有说明它们是依哪里的“土音”，其语音系统我们不得而知。史炤的《释文》我们也只能藉助胡氏《辩误》所提及的若干条目略知其一二。而且，连史炤其人，我们也不甚了解。不仅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胡氏《辩误》中也没有明言，只不过他在文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史炤是以“蜀人土音”为之音，我们可以推定，史炤大概是四川人，或者至少是操的四川方音。
迄今为止，在我们所见到的宋代及元初的各种韵书中，《切韵》音系的全浊上声字没有读为去声的记录（少数又音字除外），胡氏也是据此而来订正史炤之误的。元朝泰定年间，周德清的《中原音韵》首次将全浊上声字归入去声，于是，目前的音韵学研究者便都认为汉语全浊上变去这一重大的声调变化，是在元代完成的。众所周知，语音的发展是渐变的。任何一项语音变化，特别是比较重大的变化，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浊上归去见于《中原音韵》，并不等于这一变化就完成于《中原音韵》问世的那个时代，更不能说这种变化是产生于那个时代、并在短期内完成了的。此外，我们姑且还不去说《中原音韵》归纳前代元曲作者用韵规律的性质。因此，浊上变去的变化见于史炤的《释文》之中，即这种变化始于比《中原音韵》早大约200年的南宋时期，是完全可能的。[1]
注释：
[1]关于全浊上声字变为去声的问题，李新魁先生认为“汉唐时代已经发生，后代续有发展”（《汉语等韵学》41页），又说全浊上声字“在唐时已变入去声”（《古音概说》99页），史存直先生认为这种演变“至迟当在盛唐时期”（《汉语语音史纲要》50页），罗常培先生说“自唐时既已发生”（《汉语音韵学导论》82页），但是，他们的论证都不够充分。王力先生认为“浊上变去”在晚唐—五代之际，但他的重要论据之一是宋张麟之《韵镜》凡例《上声去音字》中的一段话。我们姑且不说《韵镜》作者很可能就是宋代人，而张麟之为之序例则肯定是南宋嘉泰三年（1203年）的事。这段话，只能进一步证明南宋时浊上已经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