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和状元问题的若干史实澄清
——兼与陈福季先生商榷(下)
朱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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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颇具中国特色的科举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中国科举制始于隋唐而止于清末，历经约1300年，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选拔人才(主要是官吏)的一种方法。科举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且影响深远，科举制培育了中国人浓郁的考试文化。状元是科名中的最高荣誉，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状元情结就极为浓厚，致使国人对状元形成了崇拜心理，状元也就成为人们时常谈论的热门话题。梳理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沿革，搜集整理了历代状元情况统计概况并澄清了有关状元方面的若干史实。
关键词 ：科举(贡举)；常举(常科)；制举(制科、特科)；恩科；武举(武科)；童生试(童试)；岁考(岁试)；科考(科试)；县试；府试(州试)；院试；生员(秀才)；贡生(贡监)；监生；解试；乡试；举人；解元；省试(礼部试)；会试；贡士；省元；会元；殿试(御试)；进士；状元(状头)；分场榜首；三元；连中三元；状元宰相(宰辅)
6 历代状元宰相探微
宰相初为君王辅政大臣之泛称，始见于《韩非子·显学》。宰相是自秦汉以来对辅佐皇帝、统领百官、综理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现代汉语词典》对“宰相”的解释是“中国古代辅助君主掌管国事的最高官员”。宰辅和宰弼通常也都是指与宰相官职相当的执政大臣，有时也包括副宰相。宰相的具体职名、职权范围因时因人而异，历代不同。隋代以尚书省正副长官尚书令、尚书仆射为真宰相(即名副其实的宰相，又称首相、主相，其次则称副宰相、客宰相或副相[1])。唐初以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三省长官尚书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为真宰相。唐太宗以后，渐以其他官号参知政事。唐初武德和贞观期间，参议朝政、参议政事、参知政事(北宋前期演变为副宰相)、参知机务、同掌机务、参预朝政、参议得失、专典机密(专知机密)、参掌机密、平章政事、平章国计、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门下)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平章事、政事堂)等都属宰相之列。唐玄宗以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正式宰相职衔，宰相多至4人，1人为首相。五代沿袭唐制。北宋前期以同平章事为真宰相，元丰改制(宋神宗赵顼元丰年间是指1078-1085年)后，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后改为太宰)以及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后改为少宰)为宰相；后又以太师、太傅和太保为真宰相。唐宋时期宰相名号制度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变迁过程。[2～3]辽代实行南北分治，设南北宰相府，各置左、右宰相。金代以尚书省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为宰相。元代以中书省丞相、平章政事为宰相，以左右丞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明清时期发展为近代内阁制，以内阁大学士为宰相。明代初期，置中书省左右丞相，1380年罢中书省，不设宰相，相权归皇帝，皇帝总揽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户部隋代时称民部，隋唐时六部为尚书省下属机构，元代起改属中书省)，又置诸殿阁(明代：华盖殿/中极殿、谨身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清代：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明成祖以后大学士渐得参预政务；明仁宗、宣宗以后，其职兼崇，号为内阁，内阁官员称(首席)大学士(有别于翰林学士)，内阁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宰相，称辅臣，居首者号首辅(又称首揆、元辅)，六部尚书亦是宰相官衔。清沿明制。雍正以后实际由无品阶的军机大臣(军机处)执行宰相职权，清末由内阁总理大臣行使宰相职权。从制度和法理上来说，自1380年起，宰相制度已被废弃。
隋唐时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三师(太师、太傅、太保，正一品)、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正一品)一般不再是宰相。在两宋的两府制中，中书省主文，枢密院主武，两府长官为宰执(相当于宰相和副宰相)。宋代先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平章事、尚书左右仆射、左右丞相、侍中为宰相，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相及枢密院枢密使(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称执政，合称宰执。
明英宗(1435-1449年和1457-1464年在位)时规定，非进士不能入翰林院，非翰林院士不能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和吏部右侍郎，非翰林院士不任。明代内阁成员约有90%出自翰林院。
笔者总结出陈文1在状元宰相方面描述所存在的几处不当或错漏：①断定张文“唐代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55人”(含崔某)说必源出于王鸿鹏等《中国历代文状元》一书，未免武断。据笔者所知，周腊生先生就恰巧采用“155人”(亦含崔某)说，即《唐代状元奇谈·唐代状元谱》中的151人再加上后来考出的贾统、姬温、李岑和杜诗礼4人。何况出自不同的学术观点或视角，学者们经自己甄别后亦可采用多种形式的组合，以便补充完善。即便同为“155人”说，周腊生和王鸿鹏等的具体名单仍差异很大(详见表3)，差异率达12.26%。②笔者搜集整理的历代状元宰辅人数统计表见表4，显然，张文中的“状元宰相在历朝中有八十余人”之说并非毫无依据，尤其是周腊生的“86人”说，较为全面可靠。需要提请注意的是，3个不同的名单中均包含数量不等的官至副宰相及其相当官衔者。关于唐代状元宰辅的人数，若在周腊生10人名单的基础上再加上齐映则刚好是11人，这种说法还是有点道理的，故张文中的“11人”说并无大不当。王鸿鹏等的“13人”说则漏洞很多。③唐代状元宰辅名单除周亚非《中国历代状元录》以外，“其他书均无载”。此说显然失察，《中国历代文状元·附录7 历代文状元位至宰辅表》中就清清楚楚地载有13人唐代状元宰辅名单。④将882年状元宰相“崔昭纬”误作“崔昭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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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周腊生和王鸿鹏等基于唐代姓名可考状元名单的差异表
注1：文献[4]中胡乱地将敬播、裴枢、白敏中和李安都“考证”为山西状元，这些都是难以站得住脚的。
注2：周腊生考证出贾餗是803年而不是822年状元。[5]
表4 历代状元宰辅人数统计表
注1：周亚非(出自《中国历代状元录·附录5 历代状元位至宰辅者统计表》)所列8人：郭子仪、齐映、李程、李固言、孔纬、孙偓、崔昭纬和陆扆，其中郭子仪是武状元宰相，分场榜首齐映则只能勉强算作状元宰相。周腊生在上述6人的基础上，增加常衮、贾餗、郑昌图和苏检4人。[7]王鸿鹏等(出自《中国历代文状元·附录7 历代文状元位至宰辅表》)的13人名单：娄师德、郭震、张九龄、常衮、齐映、李程、李固言、白敏中、孔纬、孙偓、崔昭纬、陆扆和苏检，其中娄师德、郭震、张九龄、齐映和白敏中5人并非状元，遗漏状元宰相贾餗和郑昌图。
注2：周亚非所列4人：张俭、杨佶、王棠和张孝杰。王鸿鹏等增加6人：石用中、吕德懋、杨又玄、梁援、赵廷睦(赵庭睦)和韩昉。周腊生又增加3人：高正、张克恭和李石。
注3：周腊生的名单比周亚非多出3人：杨砺、王嗣宗和苏易简。
注4：周腊生的名单比周亚非多出2人：郑侨和陈文龙。
清代共产生状元114名，其中江苏省高达49名，占比为42.98%，遥遥领先于其他各省。在江苏省49名状元中，苏州府又多达25名(其中吴县和长洲县各7名，元和县3名，常熟县6名，昆山县和嘉定县各1名。1724年升苏州府属太仓州为直隶州，嘉定县划归于太仓直隶州，归属于太仓直隶州的4名状元，即镇洋县的毕沅和陆增祥以及嘉定县的秦大成和徐郙未计入)，占比为51.02%。清代苏州府状元人数位居全国各府之冠。[12]文献[13]中误列入安徽安庆府太湖县1796年状元赵文楷而遗漏苏州府嘉定县1713年恩科状元王敬铭。1667年状元缪彤通常作吴县人而非长洲县人；1715年状元徐陶璋祖籍昆山县，但通常作长洲县人。
7 状元使者问题探源
张文言“洪钧是我国历史上唯一担任过出国使者的状元”。陈文1称“洪钧并非惟一出国的状元使者”。依笔者浅见，他俩争议的焦点是在于对“使者”的定义和理解不同而引发。2005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使者”是这样解释的：“奉使命办事的人(现多指外交人员)”。简而言之，张文中的“使者”仅指外交人员(即近现代驻外大使馆中的中高层外交官员才算)，洪钧是毫无疑义的出国使者，其“唯一性”也基本符合历史事实，故张文中的描述并无不当。陈文1属吹毛求疵，且反而多有不当，因普通出国和因公出国参观考察不能称之为“出国使者”，短期出使藩属国亦不宜称为“出国使者”。
休宁县号称“中国第一状元县”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江苏省、苏州市和吴县(春秋时为吴国都，公元前221年设置，696年析置长洲县，取长洲苑为名。1724年自长洲县又析置元和县，三县同城而治，后又从吴县析置太湖厅和靖湖厅，1912年三县两厅复并为吴县。1995年撤县设立吴县市，2001年改置为吴中区和相城区至今)分别号称是“天下状元第一省”、“天下状元第一市”和“天下状元第一县”(状元之乡)则是名副其实的。历史上出产于吴县的文状元至少有32位，其中唐代8位(归家5位加3位寄籍者：杨凝、陆扆和苏检)，北宋1位，南宋2位，明代4位，清代17位(吴县和长洲县各7位，元和县3位)。[11]
1887年洪钧在返乡为母守孝期间偶遇傅彩云(安徽黟县人，原名赵彩云，即后来的苏州名妓赛金花)并将其纳为妾(三姨太)，傅氏全程陪同丈夫出洋履职。曾朴的《孽海花》[与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近十年之怪现状》系其续篇)和刘鹗的《老残游记》合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以状元郎金雯青(影射洪钧)与名妓傅彩云的婚姻生活故事为情节主线，将30年间重要历史事件的侧影及其相关的趣闻佚事，加以剪裁提炼而熔铸成名篇。
明代状元吴伯宗(名祐，以字行，1334-1384)和任亨泰(字古雍，生卒年不详，1388年状元)分别于1377年和1395年先后奉旨出使安南国(曾称交趾，今越南北部)。清代状元赵文楷(字逸书，号介山，1761-1808，赵朴初是其第6世孙)于1799年被选定为大清正使，赐上卿鳞蟒服、白玉带，领圣旨带队出使琉球国(今日本冲绳县)。可是，安南和琉球均是当时中国的藩属国，且仅是短期因公出国，可不纳入“出国使者”范畴。
(1)从全球高程异常模型(EGM96 、OSU91A模型)中查取，也可以从国家高程异常值图上得到，这两种方式的精度通常在分米到米级之间，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生产的需要。(2)从地区似大地水准面精化模型中得到，河北省似大地水准面精化分辨率为2.5′×2.5′,城市、平原地区的精度能达到±5.0 cm以内,山区、高山区的精度能达到±15.0 cm以内。
企业内部的和谐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企业文化。在企业文化比较完善之后，企业管理层可以逐步减小其影响力。企业管理者的权力应随着企业组织的和谐程度递减，只要企业可以保持监督约束的权力，其他的权力就应该尽可能地下放。
消除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将定向耦合器3端口和4端口的测量数据均等效为被测发射机端口的发射数据，然后进行对消.
晚清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1905年7月16日慈禧颁发上谕，派遣镇国公载泽、兵部左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和湖南巡抚端方4人为出洋考察政治大臣，主要目的是考察国外宪政以便为立宪做准备，后加派商部右丞绍英为出国考察大臣。同年9月24日上午他们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准备离京启程时遭遇革命党猛士吴樾炸弹案袭击，其中载泽和绍英受伤，出洋计划随之搁浅。原定出国的徐世昌已获任新设立的巡警部(1907年更名为民政部)尚书，绍英因在谋杀案中受伤较重，均未能成行，10月26日清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府丞李盛铎替代。12月2日，戴鸿慈和端方启程前往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俄国考察；12月11日，载泽、尚其亨和李盛铎启程前往日本、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考察。五大臣出国考察的路线由德国驻华公使代拟并安排。文献[8]中关于这段历史的描述多有不妥：①“为了节约时间和经费，五大臣出洋考察分途进行，载泽、徐世昌、绍英(后来加派的)一行前往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戴鸿慈、端方一行前往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俄国。”全文对中途因故换人之举未作任何交待，读者很容易误解他们均已按原计划成行。②“考察政治大臣们除了考察既定的出访国家，还参观了几个小国，一共周游了14个国家，1906年7月回到国内。”实际上，当时只有四大臣完成考察任务后按期归国，李盛铎因留任驻比利时公使，并未随队回国，1909年冬才回京复命。陈文1中将“载泽”(1868-1929)误作宣统皇帝溥仪之生父“载沣”(1883-1951)，显系马虎草率之举，令人不胜唏嘘。
8 关于安徽休宁籍状元人数的澄清
安徽黄山市休宁县号称是“中国第一状元县”，共出产过19位状元(详见表5)：南宋2位，明代3位，清代14位(其中黄轩、汪如洋、王以衔和戴兰芬4位系恩科状元)；文状元17位，武状元2位(南宋程若川和明代黄赓)；祖籍休宁而寄籍外地者15位，本籍者4位(程若川、黄赓、清代黄轩和清代吴锡龄)。[9～10]2005年秋建成的中国状元博物馆位于休宁县海阳镇旧县衙遗址上，辟设状元文化广场，其中的“状元文化展”主要展示了千余年来的科举文化、休宁籍19位状元生平事迹以及有关的地方民俗文化。
表5 安徽休宁籍(含寄籍者)状元一览表
注1：沈坤(字柏生，号十洲，1507-1560)中式状元时是南直隶淮安府大河卫(今淮安市楚州区河下竹巷街梅家巷)人，祖籍苏州府昆山县，另说祖籍徽州府休宁县城西门凤湖街。沈坤“寄籍安徽太和”说纯属臆撰。
张文中说休宁县本籍和寄籍状元共19人，仅清代就出13人(实为14人，本籍者仅2人)。陈文1无视张文中“寄籍”(其范围和外延是很宽广的，视野并不能只局限于安徽本省内)2字的存在，竟然眼界狭窄、孤陋寡闻地胡乱质疑休宁籍的清代状元人数，实乃一笑柄也。陈文1中写作正确的“汪绎”却在陈文2中被误作“王绎”，实属不该。
清代史学家和外交家洪钧(字陶士，号文卿，1839-1893，人称“状元大使”)是江苏苏州府吴县人，1868年中得状元(据传原拟取王国钧为状元，因其名不为慈禧所喜，遂改取洪钧)，出任过湖北省提督学政，主持过陕西、山东乡试，并视学江西，官至兵部左侍郎。1889-1892年奉命任清廷驻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荷兰王国四国公使(使臣)，他利用在国外接触到的西方资料补证《元史》而成《元史译文证补》30卷(因书未竟而卒，故其中10卷有目无书)，对元史研究颇有贡献。
科举制主要以真才实学取士，相比于举荐制(察举制)和贵族政治世袭制来说，显然是进步了，也更符合三公(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和近现代的人才考用通则，有人甚至将科举制列为继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和火药(黑火药)之后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31]科举制是中国现代高考制度的雏形，它曾被日本(实施时间较短)、[32～34]高丽(今韩国和朝鲜)、安南(今越南北部)和占城(又称占婆，今越南中南部)等国效仿过。[35～37]英国是世界上首创现代文官(公务员)制度的国家。18世纪中晚期科举制传至英国，1855年和1870年英国政府相继发布2个枢密令，标志着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基本建立。[38～40]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无不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影响，因此中国科举制乃成为英国文官制度的渊源。[41]公务员制实是科举制的回归与升华。因科举制存在先天性缺陷(没有解决顶层设计的机制)，故近代西方国家普遍选择议会选举制加公务员制。近代日本果断地放弃科举制而全盘西化，与其说明治维新造就了日本近代化，不如说亚洲第一个国会(1889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而成为亚洲首个立宪国家，这是亚洲首部成文宪法，同年帝国议会创制贵族院和众议院并于次年开始运作)令日本崛起。[42]
9 有关状元和诺学方面的其他史实澄清
张文中的其他几处不当或错漏：①元代状元中“除张起岩当过正三品礼部尚书外，大多未担任要职”。实际上，1315年状元张起岩官至江南行台御史中丞(正二品)和翰林学士承旨(从一品)；1342年状元宰辅陈祖仁官至翰林学士(正二品)、太常礼仪院使(正二品)和荣禄大夫(从一品)；1345年状元宰辅普颜不花官至知枢密院事(从一品)，是元代状元中做官最大者。②“文天祥是宋代最后一名宰相”。实际上，陆秀夫才是宋代(南宋)的最后一名宰相。文天祥(右丞相兼枢密使)、陆秀夫(左丞相)和张世杰(太傅兼枢密副使)并称为宋末三杰。③“西夏状元李遵顼发动宫廷政变，还做了十五年皇帝，即西夏神宗”。实际上，李遵顼于1211-1223年在位，只做了12年(或说13年)皇帝。④将1622年宰相状元文震孟(官至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误作“文震梦”。
文献[14]针对文献[15～16]中苏州状元占比和诺学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质疑和指谬，但并未完全弄清楚疑点，在此笔者特予以补充和完善。陈文将“《百年诺奖回眸与启示》”误作“《百年诺贝尔回顾与启示》”，粗心大意和想当然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根据笔者的统计标准和方法，自1946年和1950年起，美国的诺奖和诺自科奖得主人次首次分别超越英国。自1951年和1955年起，美国的诺奖和诺自科奖得主人次首次分别超越德国。自1959年(1958年两国刚好持平)和1967年起，英国的诺奖和诺自科奖得主人次首次分别超越德国。至此，美国、英国和德国前三名的格局始定型，至今未变。朱文“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玻尔领导的丹麦哥本哈根物理研究所，都曾取得许多尖端成果，涌现了10多个获奖者”欠准确，卡文迪许实验室官网统计的数据是29位(末位获奖者是克卢格/1982CH)。出自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学研究所(1921年3月3日成立，1965年起更名为尼耳斯·玻尔研究所，仍隶属于哥本哈根大学)的诺奖得主也有20余位(包括进修生、访问学者和临时工作人员等)。朱文“皇家学会年迈的院士们却迟迟不肯承认，直到他获得诺贝尔奖6年后才不得不承认”应是“皇家学会年迈的院士们却迟迟不肯承认，直到5年多后他获得诺贝尔奖才不得不承认”，因狄拉克(1933PH22)于1928年首先提出狄拉克方程，5年多后才荣获诺奖。
红树林鳉鱼栖身于腐烂的树枝之中，它们进化出一种类似脚的东西，能在树干上爬行，捕捉幼小的昆虫。它们还可以离开水6个月，依然安然无恙地生活。
于晓明一行实地察看部分脱贫攻坚项目并深入了解项目带动扶贫情况，进村入户询问贫困群众生产生活状况，与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亲切交流、征求意见建议，召开座谈会听取兰陵县脱贫攻坚总体情况及下步工作打算的汇报。
阎文中的描述“清代的状元约一半出在苏州”显然是错误的，应修正为“清代江苏省的状元一半多出在苏州”。笔者醉心于诺学研究，粗略阅读阎文，发现它在诺学方面还存在以下一些错谬，特罗列明示如下(统计数据均截至2000年。笔者并未对文中所有涉及诺学方面的统计数据和信息描述予以一一甄别，特此说明)：①“据初步统计，100年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个人和团体(和平奖)达716人次之多，其中获得自然科学奖的约有467人(次)，获得科学和经济学奖的约有513人次”。这段话中存有以下不当或错漏：(i)将诺文奖和诺和奖得主统称为“科学家”，很是不当。(ii)诺奖得主总人次是PH+CH+PM+LI+PE+ES==162+135+172+116(含组织机构得主19次)+88+46=719而不是“716人次”。(iii)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经济学可不纳入自然科学范畴，但有时亦可纳入广义的自然科学范畴)得主总人次是PH+CH+PM==162+135+172=469而不是“467人次”，相应地“513人次”系“515人次”之误。②“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理与医学家和经济学家分别约有163、134、171和46人次”。前3个数据都有误。且163+134+171=468，与前述“467”不自洽。按阎文自己的描述，美英德法4国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合计是209+67+57+25=358人次，与稍后的“357”又不自洽。行文如此不严谨，有失作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的职衔和身份。③“如印度、巴基斯坦、捷克和冰岛等国也都有1位科学奖获得者”。此处“冰岛”(至今尚无诺自科奖得主，其唯一的诺奖得主是拉克斯内斯/1955LI)显系“芬兰”之误。[17～18]迄今，印度、巴基斯坦、捷克斯洛伐克(今捷克和斯洛伐克)和芬兰仍然也各自只有1位诺自科奖得主，分别是拉曼(1930PH)、萨拉姆(1979PH32)、海洛夫斯基(1959CH，今捷克人)和魏尔塔南(1945CH)。④根据阎文中的描述推断，瑞士、荷兰和加拿大的诺经奖得主人次分别是1、0和1，实际情况则分别是0、1(简·廷伯根/1969ES22)和2(维克瑞/1996ES22、斯科尔斯/1997ES22和蒙代尔/1999ES，前2位获奖时均拥有加拿大和美国双重国籍)，迄今瑞士尚无诺经奖得主。⑤阎文说苏俄(俄罗斯)的诺自科奖得主是10人次，实为11人次：切伦科夫/1958PH31、弗兰克/1958PH32、塔姆/1958PH33、朗道/1962PH、巴索夫/1964PH32、普罗霍罗夫/1964PH33、卡皮察/1978PH31●、阿尔费罗夫/2000PH32、谢苗诺夫/1956CH22、巴甫洛夫/1904PM和梅契尼科夫/1908PM21，[19～21]可能是遗漏了当时的新科得主阿尔费罗夫。⑥按阎文描述，理论科学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人次占比不会超过7%，此言未免失之偏颇。文献[22]中将诺物奖、诺化奖和诺医奖的获奖成果分别归纳为110项、107项和117项，其中理论成果合计为40+27+24=91项，占比是27.25%，这个统计数据比较可信。尽管它并非是按诺自科奖得主人次来统计，但仍然足以证伪阎文中“不足7%”的论断。文献[23]P26中的说法亦是一个佐证：“就以物理学奖为例，从1901-1979年，得奖项目中属于实验技术的或者基本上是从事实验性工作的项目约占60%，理论性的或基本上属于理论性研究的约占40%。近年来，在获奖项目中，理论研究所占的比例有增高的趋向。”⑦“诺贝尔奖的竞争中我国尚未实现零的突破”。此言谬矣，杨振宁(1957PH21，1964年3月23日入籍美国，2015年9月30日起放弃美国国籍而恢复中国国籍)和李政道(1957PH22，1962年入籍美国)早就实现了中国人诺奖零的突破。[24～27]
文献[28]中描述说：“美国最早授予博士学位的耶鲁大学在19世纪六十年代只授予了两名”。但据笔者考证：1861年耶鲁学院(今耶鲁大学)授予其3名毕业生(Eugene Schuyler；Arthur Williams Wright；James Morris Whiton)PhD学位，他们是北美历史上首批PhD学位获得者。虽然在接下来的2年时间内，又有4名博士生从耶鲁学院毕业，但博士生培养体系并未在美国得以建立。1876年霍普金斯大学的成立对美国博士生培养体系的形成具有开创意义。
文献[29]中描述说：“据统计，清代徽州本籍和寄籍考中的状元就有19名，占全国的17%。以府计，清代苏州府状元最多(不包括太仓州)，有24名，如果去掉其中6名具有徽州籍的状元，苏州府实有状元18人，比徽州府尚少1人。”正是作者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历史学教授李琳琦对“历史”有所疏忽而遗漏了苏州府嘉定县状元王敬铭。此外，去除苏州府被寄籍者状元且对其寄籍者状元失察，从而造成对比标准不一致，这种比较方法颇为武断，显失公允，不科学也不合理。清代徽州本籍状元4名，寄籍者状元15名。前已述及，清代苏州府的状元人数实为25名，其中具有徽州籍的6名状元是徐元文(1659年)、汪绎(1700年)、汪应铨(1718年)、潘世恩(1793年)、吴信中(1808年)和洪钧(1868年)。[30]
10 科举制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科举制及状元文化是中华民族不可忽视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但状元中真正成大器的甚少。在科举盛行时，状元及第可光宗耀祖、官运亨通，被称作“独占鳌头”和“大魁天下”(天下第一)，素来是文人士子们所梦寐以求的莫大荣耀和平生幸事。五言律诗《神童诗》，旧传为北宋晚期汪洙所作，实系经历代编补修订而成，其中的主要名句有：①“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含义是：所有行业都是低贱的，只有读书入仕才是正途。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状元和进士及第后的形象写照。③“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此乃古人所云的人生四大喜事也。
南宋时，连续3届状元竟然出产于同一个县——福建省永福县(766年置永泰县，北宋时改名为永福县，1914年恢复原名至今)，这种情形是空前绝后的(历史上的状元大户吴县和长洲县亦未出现过这种盛况)。①1166年状元萧国梁：永泰县陈山头(古名翀峰，今永泰县岭路乡陈山七门村)人。②1169年状元郑侨：兴化县(979年析莆田县、仙游县、福清县和永泰县而置，1448年被撤销，各复归本治)福兴里(1448年被并入兴泰里)浔阳(又作寻洋)人，云顶峰下兴泰里龟岭(今仙游县象溪乡菜溪村北溪自然村，永泰、仙游和莆田都在争当状元故里，“今永泰县赤锡乡双桂村龟岭”说恐不确)有其宅，永泰县梧桐镇现有郑侨墓。③1172年状元黄定：永泰县龙屿(今福清市一都镇龙屿村，龙屿村古时曾称龙溆村)人，祖籍兴化县广业里游洋乡(今莆田市涵江区庄边镇)。实际上，郑侨并非永泰县人，故有人认为“一县三状元”系“一山(今瑞云山森林公园位于莆田市涵江区大洋乡境内)三状元”之讹传。又有人根据古籍所载“萧居翀峰，郑居龟岭，黄居龙屿，三地都在瑞云山下，旧皆属兴化县也”认为“一县三状元”中的“县”是指旧兴化县(早已不存)。顺便指出，五代吴时(920年)置兴化县，1987年撤县设市，县级兴化市现隶属于江苏泰州市。
她身上湿漉漉的，抬脚间，有水从裤脚滴下来，手臂上沾着指头大小的绿色浮萍，头上还有麦麸，偏她走路时顾盼生姿，看不到一点狼狈。看到她的男人女人都呆了。
科举制积弊甚多，且后来逐渐僵化而演变为“八股考试”(八股文实是中国人最恶劣的精神枷锁)，其弊端更是凸显，最终成为束缚中国教育、科技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羁绊，使中华民族由此而逐步走向衰落。科举制之所以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其根本原因在于将选仕制度、育仕制度与儒学紧密结合，使“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读书做官成为读书人的唯一追求目标，儒学成了独尊的教学内容，其结果是学校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和作用，完全沦为科举制的附庸。读书人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创造力，成了唯师、唯书、唯上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明代《增广贤文》，又称《昔时贤文》《古今贤文》)的“书呆子”。[44]当今学人普遍认为：科举诱导士子，理学束缚人心；科举不罢，社会痼疾难除。
从某种意义上说，秀才、举人、贡士和进士可看作是一种学位制度。据核物理学家张文裕教授(1935年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1938年获该大学物理学PhD，其博导是卡文迪许实验室第4任主任卢瑟福教授/1908CH)介绍，正是西方人把中国科举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学位制。1930年代张教授在英国留学时，英国实验物理学家科克罗夫特(1951PH21)就亲口对他表述过这层意思。[43]
1999年9月24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1986CH32)应邀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堂举行的新亚书院成立50周年校庆之中国文化专题讲座，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化与教育》的演讲，其中专门谈到了“科举的幽灵”(也许是套用政治上的“共产主义的幽灵”之说而来)：“如果我们今天要提出一个危害教育最深的传统遗产，那便是由‘科举制度’留下来的考试文化，用考试来衡量教育的效果。科举误尽了天下人才，这也许是这四五百年来中国渐渐落后在西方国家的主要原因，一直要到1905年才正式‘废科举，兴学校’。……知名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经对大学入学考试对中学生的全面性损害，提出了简单有力的批评。他认为学生在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的过程中，是‘以智害德’、‘以智害体’、‘以题害智’。”[45]
中国“应试教育”的思想观念和教育模式由来已久，其根源可追溯到隋唐时期创设的科举制，科举制和私塾对中国历史和教育的消极影响非常大，故有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体制和科举制度大大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排斥了科学思维和技术勃兴，严重地限制了中国社会成员创新力潜能发挥的空间。”[46]
中国历史上为何没能发动一场工业革命，其症结就出在儒教，即所谓的“孔子之祸”。儒家思想倡导礼仪，尊敬师长成为中国统治者的工具。儒学著作被纳入科举考试，致使社会上的佼佼者无不埋头于咬文嚼字。儒家思想严禁冒险无疑是在扼杀创新能力，从而使得整个国家丧失了活力和进取心。[47]
11 结束语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人才考试选拔制度，它将读书与做官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制度化。北宋第3位皇帝宋真宗赵恒(997-1022年在位)曾作《劝学诗》(又称《劝学文》、《励学篇》[48～49])，全文如下：“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此诗用来劝勉学子们读书上进，投身科举考场以博取功名，尽管这首诗所表现出来的功利性极强，但它在民间仍广为流传并不无裨益。
图3为不同壅水高时有水关门工况下卧倒门液压缸启闭力变化曲线。由图3可知，在有水关门过程中，液压缸仅输出推力，最大推力出现在关门终了时，壅水高为0.8，0.7，0.5 m时对应的液压缸最大推力分别为1 327.7，1 136.4，769.1 kN。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闸门每次启闭时启闭机均未超载，在壅水高为0.7 m时，液压缸的最大推力已超过1 100 kN，可以认为，实际启闭过程中壅水高不超过0.7m。
科举的社会流动是评估科举制功能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与公案。在这一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首推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Ping-ti Ho，1917-2012)及其皇皇巨著——《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1962)。[50]
清末民初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和孔教教徒陈焕章(字重远，Huan-chang Chen，1880-1933)在11岁参加广东高要县(今肇庆市鼎湖区)童生县试，稍后参加府试，相继考中。次年参加广东学政主持的院试，被录取入高要县学而成为秀才。1903年在乡试中中得举人，1904年参加中国科举制的最后一次会试和殿试，中进士，朝考点内阁中书，入进士馆。1907年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1年以《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编号：11c5)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PhD。陈焕章是中国首位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中国经济学者，同时具有中国传统最高功名(进士)和西方最高学位(博士)，以贯通中西而闻名。[51]1911年清廷监国摄政王载沣曾特别授予伍连德医学博士(获1935年诺医奖提名，开启中国人获诺奖提名之先河)以“医科进士”学衔功名，领陆军蓝翎顶戴军衔(相当于少校)。[52]
因中文对“状元”一词无限制地外延扩大现象愈演愈烈(对“状元”含义适当延伸笔者并无异议，如全国第一名、全国冠军或同行业中全国最杰出的人才等)，甚至把它等同于普通的“第一名”或“冠军”，故“状元”(包括连中三元)的使用有泛滥成灾之势，如“全乡养猪状元”、“售粮状元”、“扶贫状元”和“某省/某地高考理科/文科状元”(省级高考状元只相当于乡试解元)等，连续3次获奖或评优竟然被称为“连中三元”，这些都是错误或不规范的用法，亟需正本清源，以净化中文的使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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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安远(1964-)，男，湖南邵东县人，工学学士(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北京金自天正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560)市场营销中心销售总监和高级销售经理，高级工程师，兴趣和涉猎领域广泛，长期醉心于诺学研究。E-mail：146187779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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