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90年代知青文学的再度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青论文,年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知青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兴起始于1978年夏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其时，上山下乡运动尚未正式落下帷幕，对这段特定历史的近距离观照，决定了初期知青文学的情感基调和价值取向在于展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坎坷命运。从叶辛的《蹉跎岁月》到甘铁生的《聚会》，无不着力于揭示知青命运的悲剧性。即使是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这类具有理想主义光彩的篇章，也只是在逆境中不甘沉沦的挣扎和奋斗，是悲壮的青春颂歌。这时期知青文学作者注目的焦点常在于上山下乡运动得以推行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些作品“可以使我们具体地感受到作为这一场‘革命’的指导思想——极左路线，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何等深重的灾难”〔1〕。因此， 知青文学在其初始阶段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相通，甚至不妨说是它们的重要组成部分。“伤痕文学”因最初的一篇知青文学《伤痕》而得名绝非偶然。
80年代中期，知青文学创作突破“插队的故事”的封闭性框架，也不再拘囿于对“文革”左倾路线的政治性批判而进入深化阶段。作为知青形象的参照，知青文学的审美视野中纳入了更多非知青的人和事，从而能以较为广阔的人生画面多角度、多层次地揭示知青自身形象的历史位置。更重要的是，一些作家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将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人类现象来把握，使知青文学具有了超越题材的意义。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写知青王一生的人生两大追求：“吃”和“下棋”，展示了知识、文化与精神追求的被压抑乃至扼杀，也表现出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顽强生命力。小说的意旨已大大超越了知青的生存现实，作者本人也声称“我是写人生，不是写知青”。陆天明的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中的谢平，作为上山下乡运动最坚决的鼓动者和实行者，在十四年经历坎坷的知青生涯中，“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的巨大困惑一直伴随着他。作者是通过对人生哲理的思索、探究来表现一代知青的悲剧。围绕着对人的命运的探索、思考，知青文学在走向深化。
80年代后期，知青文学在震撼了无数当年的知青和非知青的心灵之后步入低谷，鲜有引人注目之作。
进入90年代，知青文学创作又逐渐掀起高潮。这次潮头由三股创作潮流构成，并在取材角度、主题意蕴、情感倾向、表现形式诸方面均有异于这之前的知青文学作品。
二
90年代知青文学的创作潮流之一是纪实作品大量出现。许多当年的知青拿起笔为自己知青生涯中感受最深的人生片断留下了真实的记录。各地结集出版并引起较大反响的实录文本有《北大荒启示录》、《草原启示录》、《辉煌的青春梦》、《青春无悔》、《知青档案》、《红土地白月亮》、《红土热血》、《苦难与风流》等。这些主要由非作家的知青写下的生活实录文本记载了当年知青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以往的知青文学的典型化真实相比，这些“并非虚构的故事”拒绝想象和艺术加工，舍弃了慷慨激昂的政治批判和道德判断，淡化了片面的理想化色彩，也不刻意追求深层的文化意蕴，只是直陈式的叙事，赤裸裸地展示了原生态的真实，有着一种毛茸茸的生活实感，仍然可以让读者体味出社会环境、文化传统、政治形态对人的影响和制约，以及作者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在《命运列车》〔2〕中， 杜九生对知青生活的感受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罩定了他。他从室徒四壁、绝粮断炊的插队点逃回家，得到的不是家庭的接济和安慰，而是居委会让他进“学习班”反省的勒令。父母是现管的“反革命”，为了避免去给父母当陪斗，他借了朋友的户口去卖血以筹集逃跑的路费，“血，是我父母给我的；也正因为父母，我又逼它倒流出来。”即便有了卖血钱，连夜逃回千里之外的插队点的归程也历尽了艰辛。作者历久而弥新的往事回忆和人生体验，分明透视出时代的荒谬、知青生活的艰难困苦，让经历过和没有经历过那一时代的人感受到心灵的震撼。
知青纪实文学没有精心谋划的结构，也不以花样翻新的表现手法去出奇制胜，语言的运用更不见得有多高明，但却以青春经历、人生体验的纪实赢得了读者。究其原因，《知青档案》的编者所作的分析言之成理：“人们已愈来愈厌弃那些空洞的说教，虚假的故事，轻浮的玄虚。唯真实——历史的真实，人事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方才具有真正的艺术生命力。知青纪实文学正是在这一坚实的基础上，体现了实在，多调，有味的特色。”〔3〕
三
《中国知青部落》、《中国知青梦》、《热血冷泪》之类力求对上山下乡运动作全景扫描或大视野观照的长篇纪实作品的出现，是九十年代知青文学的第二股创作潮流。这些全景式作品与知青纪实文学在摒弃虚构、崇尚纪实方面有共同特征，但又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知青梦》的作者邓贤称：“我完全无意在这里对知青运动的功过是非和我的同龄人对待历史的种种态度评头论足。我只想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4〕事实上， 邓贤的感情倾向和价值判断在作品中是异常明确的，但他道出了全景式知青文学的追求：着力于“上山下乡”运动历史过程的真实再现。上述三作不约而同地将取景镜头对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生活，特别是导致全国知青大返城的云南知青罢工狂潮，以此作为展现一代中国知青生活的切入点。这些作品，不同于以往的知青文学及知青纪实文学的是围绕上山下乡运动发展经过所作的历史钩沉。诸如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始作俑者北京五十五个中学生以理想主义者的狂热自愿赴云南农场的前前后后；曾震惊全国的残害知青事件的前因后果；云南知青大罢工的源起及经过；王震召见罢工知青进京请愿代表的情景……这些本人均当过多年知青的作者以文学手法所作的历史钩沉，常常在场景描绘、事件记述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浓浓的感情色彩，与一般知青纪实文学通常的冷静观照态度存在着明显差异。
邓贤们在展示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过程时，也融入了自己对这场运动的理性思考。《中国知青梦》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历史性演变中，揭示出上山下乡运动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大革命中知识贬值知识分子受歧视的社会思潮同步。“上山下乡”不是这之前广为宣传的广阔天地可以让知识青年大显身手，更不是这之后的科技兴农传播现代文明；而是让知识分子在准文盲甚至文盲面前莫名其妙地带有原罪感，用农民意识去教化、同化知识青年，把有知识者改造成无知者。思想基础的严重错位导致了文化退化的历史荒诞。于是就有了农场方面对知青理直气壮的宣言：“文盲咋啦？文盲还不是照样领导你们。你们来接受再教育，就是要把肚子里的歪歪墨水吐干净……”〔5〕这场延续了十年，“国家花了三百亿， 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6〕的上山下乡运动最终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从思想认识到政策上来了个急转弯，迅速画上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句号。对于这一切，邓贤从民心向背、社会态势及经济发展态势、国际形势的变化、更主要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思想解放等方面作了细致的剖析，展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与《中国知青梦》相比，《热血冷泪》尽管在语言的流畅优美、细节的丰富生动、情节结构的富于变化以及在整体上形成的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方面要略逊一筹，但在理性思索和史料发掘方面具有特色。作者费声追本溯源，从建国初期开始，历时态地勾勒城市青年下乡务农所留下的足迹，考察、思考“上山下乡”和粮食问题、人口问题、就业问题、教育指导方针的变化、青年理想倡导的历史渊源等方面的关系。在纵向追索和横向开拓的基础上将“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上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政治运动放在历史的座标系上作多侧面的条分缕析。其结论的深刻性、正确性如何姑且不论，就其相关史料的发掘而言，亦可为了解这段历史开拓视野、启发思路。
全景式知青文学给亲历者回顾历史、重新审视历史以启示，也为后来者留下了真实可信的形象历史。若干年后，若有谁要了解、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全景式知青文学将是可信又具体的史料，而知青纪实文学则提供了当事人的真切感受，两者互为参照、相得益彰。
四
当“上山下乡”的终极动作——“大返城”风潮之后，知青融入茫茫人海，失去了其作为群体的外在特征。但非常年代在心灵上刻下的深深印痕将伴随着他们走进今天，走向明天。时隔十多年后，一些作家将目光投向了当年知青们的带有昨天印记的今天，这是90年代知青文学的第三股创作潮流，姑妄名曰“知青后文学”。
与80年代《雪城》等表现返城知青重新寻找自己的生活位置有所不同，知青后文学更注重揭示动荡的年代、历史的荒诞给一代人精神上留下的深远影响，梁晓声借笔下一个老知青之口这样概括回城知青在新生活中的心理感受：“当时代从压抑的岁月里挣扎出来，它挣扎的痕迹便留在了一代人身上……时代的烙印像种在我们身上的牛痘。时代割不掉我们，我们甩不开时代……我仿佛看到——时代和时代的转折之间，夹扁了那么多活的标本。是我的同龄人的身躯。”〔7〕知青后文学正是将知青人物置于现实和历史相沟通的背景上来进行精神剖析。
知青后文学引起广泛注意的是几部长篇小说：郭小东的《青年流放者》、叶辛的《孽债》和梁晓声的《年轮》。后两部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播出后反响相当大。三部作品均将历史与现实相交融，以今天观照昨天，用昨天支撑今天。《孽债》描写被返城知青丢弃在云南的五个孩子十多年后到大都市上海寻找生身父母的故事。这些孩子的出现，引发了已进入新的人生位置的为父者、为母者们复杂的激烈的灵魂搏斗和感情冲突。作品借助一个特殊的年代，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演绎了一出中国的“人性的证明”。但是，五个孩子中四个执意要回云南的，除了梁思凡车祸身亡外均回到了云南，唯一愿留在上海的盛天华反倒进了监狱。这一结局意味着，沈若尘们在匆忙地为知青生涯画上句号时欠下的感情债并不能轻易地画上圆满的句号，反将长久地伴随着他们的人生历程。正如作者对书名的自释：“难以还清的感情债”。
如果说《孽债》中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是靠血缘关系的牵动，因而颇具戏剧性的话，《青年流放者》、《年轮》则更注重精神因素的影响。前者以68年下乡前后，79年返城前后，93年改革开放大潮这三个不同时空的穿插交织写从海南岛归来的广州知青；后者则顺时序大跨度地描述从北大荒返城的哈尔滨知青。两人对知青经历作用于现实人生的久远影响均未采取简单化的单色调的描绘。《青年流放者》写知青返城后的种种迷失，从小说中两个活得最沉重、最具形而上意味的人物麦灿辉和肖邦身上不难看出：知青生活经历已铸成了他们难以更改，又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精神模式。但是，他们个人的精神痛苦和对社会、对历史的整体忧患难解难分，又不能不说，知青生活留给他们的是现今社会中难能可贵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参预意识。《年轮》中郝梅、吴振庆等虽凭顽强的毅力积极进取，但在搏击人生的途程中，知青生活的磨难赋予他们的又显然是一副“沉重的翅膀”。
知青后文学将审视的重心放在知青经历对现实人生的深远影响上。这一影响的特征是特殊年代的上山下乡经历使当年的知青在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上或多或少地滞后于道德观、价值观迅速变化的现实人生，但这种经历同时又是一笔支撑现实人生的精神财富。
五
以纪实文学、全景式文学和知青后文学三股创作潮流汇流而成的九十年代知青文学的再度兴起有它的社会成因。九十年代伊始，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相继出现了“知青文化热”“知青寻根热”。以“魂系黑土地”、“青春无悔”、“历史为平凡作证”等为题的知青生活回顾展在一些城市搞得沸沸扬扬。走上街头，“老三届食乐城”、“知青饭店”、“黑土地酒家”之类的店标不时映入眼帘。1995年元月，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共和国儿女——‘老三届’大型晚会”盛况空前，有记者写到：“1994年似乎是‘老三届’年。在这一年，有无数的‘老插’重返青春的故乡，有‘老三届夏令营’的孩子们踏访父辈留下的足印，有《年轮》播演出各方的真情共鸣……而1995年1月21日的这台晚会， 便成了这一系列活动的一次高潮。”〔8〕
歌德曾说过：“时代给予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真可以说，一个人只要早生十年或迟生十年，从他自己的教养和外面的行动看来，便成为全然另一个人了。”〔9〕十年的上山下乡改变了与共和国同龄的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命运。虽已时过境迁，但知青生涯对一代人内在精神气质的影响，对人生命运的影响将长久存在，由此而孕育出一种社会文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这一文化景观在九十年代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不无原因。邓贤认为：“‘知青文化’的再度崛起并非偶然，它至少表明我们这代人已经超越个人命运和时代的局限，从而有可能以更加成熟也更加深邃的目光去反思整个‘文革’乃至我们民族的全部历史。”〔10〕应当补充的是，在反思社会历史的同时，一代知青也将审视的目光投向自己留下的足迹，“对自己过去的形象进行一番恰当的清理”（费声语）。重新审视历史，重新审视自身，这是九十年代知青文学的两个显著特征。
不能不指出的是，知青文化热及相应的知青文学热的出现与我们身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代有着深层的内在联系。进入90年代，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转轨，使多年来形成的、牢牢制约着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价值观念体系显得捉襟见肘并逐步走向解体，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体系又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构完善。文化的失范和价值的失范，带来普泛性的精神眩晕，道德沦丧和社会丑恶也成为无须争辩的现实存在。因而，寻求生活的新的意义和目标，寻找超越物质存在的精神指归成为一个愈益迫切的社会课题。在这一背景下，一代知青对历史和自身的重新审视与反思并不仅仅是“向后看”，倒是着眼于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所以郭小东才会对他塑造肖邦这一形而上的形象作出这样的解释：“我希望能于一种道德沦丧或享乐主义的泥沼中，峭拔出一种卓尔不群的思想来。”〔11〕
回眸往事时，90年代知青文学的感情倾向亦有一定差异。前述《命运列车》的作者直抒自己对荒诞历史的愤懑情绪：“知青的命运，真像一杯定额分配的苦酒，喝不喝由不得自己。手端这残杯，我要唱首歌，我要对天大喊一声：历史，请把被撕下的那页还——给——我！”相比较而言，在“青春无悔”、“苦难与风流”命题下的一些回忆，感情就复杂得多。有人对往事充满眷恋之情。一位在京郊带职锻炼的知青干部就说：“感谢生活。要不是十年知青生活摔打锤炼，我们这一代人恐怕远没有今天这样成熟。”就知青生活对知青后文学的影响而言，从梁晓声作品和郭小东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情感倾向也引发了一些议论。有人担心这种怀旧倾向会淡化苦难、幻化历史；也有人认为知青作家只有摆脱“知青情结”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我觉得，对“上山下乡”的理性分析和身处其间的个人感受应加以区分。上山下乡运动成为造成世纪之交中国诸多社会难题（如人才断裂带的出现，文化传统的断层，信仰危机的滋生等）的重要原因之一，无须硬要从中寻觅积极因素，硬要有悖情理地去“感谢生活”，为逆境本身唱赞歌。但是，青春岁月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对青春年华的追忆和缅怀是人之常情。很多人在生活挫折、精神苦旅中冶炼出坚毅的性格和出众的才干，成为终生受用、支撑现实人生的精神财富，委实应予肯定，对后来者也不无启示。知青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作、生活环境趋于相对稳定之后的老知青们在记叙自己的青春经历，抒发各自的人生体验。可以说，90年代的知青文学热及相应的知青文化热，是上山下乡的一代“青年流放者”在人到中年时回过头来偿还青春时代给生命历程留下的“孽债”。
展望90年代知青文学的三股潮流，纪实作品因其实在、多调、有味的特色而新人耳目，但微观、狭小的切入视角又使其难以成大器。对于两千万前知青，对于更多的想了解历史真实，想体验父兄辈特殊人生的年轻一代来说，扎根于现实和历史之中，经作家精心编撰的全景式文学和知青后文学，则有望进一步深入、拓展，再创辉煌。
注释：
〔1〕冯牧：《知青小说选·序》，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2〕见《知青档案》，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3〕林文询：《走过老河滩》，《知青档案》的“编者缀语”。
〔4〕〔5〕〔6〕〔10〕见邓贤《中国知青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7〕梁晓声：《年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见1995年1月27日《北京青年报》。
〔9〕见《歌德自传》第10页。
〔11〕郭小东：《青年流放者·后记》，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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