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有益探索的中断——重评东欧各国1948年前“特殊道路”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有益论文,年前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东欧各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一些领导人从本国实际出发，对本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进行独立探索，提出了人民民主道路，具有开创意义。但在冷战开始的形势下，苏联领导人通过成立共产党情报局，开展对所谓“民族主义”的批判，强使这种有益探索中断，转而推行苏联模式，使东欧各国后来的发展付出沉重代价，留下深刻教训。
【关键词】 冷战 共产党情报局
人民民主道路
不少思想家和革命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东欧各国共产党在本世纪中叶也曾进行过深入探索，但其中第一次在1948年被迫中断了。尽管这些国家在1989年以后发生了急剧变化，但是在1948年前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依然是值得注意的大事，从回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总结历史经验来说，仍不失其深刻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1 人民民主道路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各国获得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这些国家今后将往什么方向发展，按什么道路前进，就成为各派政治力量和政党面临的首要问题。共产党（在有些国家称为工人党）明确主张这些国家将来应当向社会主义发展，同时构想和提出了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道路。
东欧各国是否要走苏联的老路，照搬苏联的模式？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此必须清楚地作出回答。这时，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提出要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独立地探索本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他们中有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波兰工人党中央总书记纪哥穆尔卡、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铁托、捷克斯洛克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哥特瓦尔德、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主席皮克等。尽管他们的具体提法有所不同，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方面的共同特征：
1.1 充分注意本国在政治、经济、文化、 历史等各方面的特点
季米特洛夫在1946年2月指出：各国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 要“根据本国的历史、民族、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寻找自己的道路”。他在同年9月进一步说：“对各国人民来说，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但什么时候、用多长时间以及通过什么途径，这些问题都是具体的”。〔1〕铁托也在同一年说过：“每个国家内部发展的特殊条件和性质， 决定了到达和实现更美好制度所走的道路的特殊性。”哥穆尔卡在1945年12月即指出，在人民民主政权下，可以用和平手段向社会主义过渡。随后在1946年11月他对党内一些人打算沿着苏联走过的路走的观点提出尖锐批评，说他们“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会从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具体的历史形势中得出正确的结论”〔2〕。 在德国东部（当时苏军占领区，后于1949年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活动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内，中央书记处成员阿克曼也著文对当时的德国和1917年时的俄国在政治、经济和阶级状况等方面作了比较，认为德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将不同于苏联的道路。皮克充分肯定阿克曼的论点，认为德国东部完全有可能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道路”。
显然，他们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把普遍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做法，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要求。如果把它与民族主义混为一淡，那才是不懂马克思主义。
1.2 具体阐述了人民民主道路
东欧各国的人民政权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特殊形势下建立的。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共产党单独掌权外，其他国家的政权都采取各反法西斯民主政党联合政府的形式。因而共产党要同其他民主政党保持政治联盟，同时争取确立对国家的领导。
季米特洛夫就此指出，保加利亚确立的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而是人民民主政权。保加利亚向社会主义过渡“将通过人民民主和真正的议会体制来实现。”哥穆尔卡也具体分析了苏联与波兰发展道路的重大区别：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通过不同斗争方式实现；波兰人民民主不同于苏维埃民主，波兰存在几个民主政党；苏维埃把立法职能和执行职能合于一体，在波兰两种职能分开。他由此宣布：“我们选择波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称之为人民民主道路”。
季米特洛夫和哥穆尔卡等领导人所以特别提出人民民主与苏维埃的区别，不仅因为他们注意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要充分考虑本国的特点，而且试图避免苏联式无产阶级专政的某些弊端。他们主张团结国内各阶层人民，重视统一战线和同政治联盟者的合作。即使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季米特洛夫仍然批评那种削弱和取消祖国阵线的倾向。哥穆尔卡也强调，波兰工人党参加情报局不会改变它同国内各联盟党的关系。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季米特洛夫曾着重指出，战后的变革使得实现社会主义对于许多国家已不是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反对国内其他从事生产的社会阶层的问题。“当有朝一日在我们保加利亚也出现我国人民从今天的社会制度向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问题时，依靠人民的共产党人将不是在同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进行斗争来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同他们一道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全民的历史性事业”。〔3〕
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问题，季米特洛夫、哥穆尔卡还提出了其它一些可贵的思想。他们设想这种过渡将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应当逐步推进。他们不同意采取苏联那种强制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办法。波兰工人党中央领导层起初也曾一致同意不按苏联做法实现农业集体化。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45年5 月还明确宣称：“波兰工人党从未提出集体化口号，而且在自己的纲领中也没有提出集体化的要求。”〔4 〕哥穆尔卡曾主张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对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认为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应当充分运用市场调节机制。在论证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特征时季米特洛夫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应当“通过一切手段”促进生产力发展，“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5〕
总之，东欧一些共产党领导人所阐述的人民民主道路，其主要之点就是依靠本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广泛团结全国各界人民，同各民主政党保持政治联盟，逐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
1.3 提出和执行逐步前进的政策和步骤
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要经过较长时间，因而战后初期没有急于推行过激的社会主义改造步骤。
季米特洛夫在1945年11月就强调：要使人民最终获得解放，只有实行社会主义；但在目前条件下，保加利亚所要解决的任务只能是“人民民主性质”的。在1945年4 月初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联合政府刚成立时，哥特瓦尔德也曾明确地警告党内干部，鉴于当时形势和群众的觉悟程度还不成熟，不要过早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和消灭资本主义的口号。他说：最近的目标不是苏维埃和社会主义，而是真正彻底实现民族民主革命。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等人虽未提出本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问题，但也在防止采取“左”倾过激措施，批评“左”的宗派主义。
东欧各国在刚解放后进行了民主改革。在政治上，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都废除了君主制，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同时，各国致力于经济恢复工作，进行了土地改革，对私营工商企业还没有采取急速国有化步骤，只将法西斯分子、纳粹德国帮凶、投敌分子的产业实施国有化，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大都没有提上日程。
当然，采取稳步而渐进的政策并不意味止步不前，而是更好地为向社会主义前进创造条件。正如季米特洛夫所说：“我们的伟大的中心任务，即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任务解决得越好，我国人民、一切正直的爱国者就会越稳妥越顺利地通向社会主义的解放之路。”〔6〕
1.4 明确提出要突破苏联模式
季米特洛夫在1946年2月就说：“各个国家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 将不会照搬相同的模式，不会完全按照苏联的道路”，保加利亚共产党人“一定能找到我们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7〕。 铁托也说：“不必要也不可能在所有国家都走苏联那样的道路”。哥特瓦尔德曾特别强调根据本国情况努力探寻“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捷克斯洛伐克政策”。如前所述，哥穆尔卡激烈批评照苏联老路走是“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这样鲜明地提出突破苏联模式，独立探索本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对于受共产国际的某些教条多年影响的东欧各国共产党来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可以称之为一次不小的思想解放。
2 国内外诸因素的影响
上述东欧国家共产党探索本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的活动，到1947—1948年间就被迫中断了。是什么原因中断的？是不是这种探索在国内碰了壁、行不通？
确切地说，就国内环境而言，这种探索很难说没有现实可能性。前已述及，这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曾充分考虑本国的现实与历史状况。他们不仅注意到本国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特点，也注意到解放不久的群众觉悟程度，因而探索的总体设想比较符合本国的客观要求。同时，各国共产党提出和执行的实际政策也相当稳妥，各国的步骤并不相同，速度有快有慢。例如，在南斯拉夫动作就快一些，在土地改革以后已开始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其他国家则限于土地改革。工商企业的国有化程度在各国也有很大差别。这些改革得到国内大多数人的支持，没有遇到严重障碍，取得了成效。
在政治上，南斯拉夫共产党由于战时领导人民坚持反法西斯游击战争，战后不久便在国内居领导地位。其他国家情况要复杂些。有的国家（罗、波等）共产党起初不仅在议会中、而且在联合政府中都还不占多数；在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党的势力甚至还占据某种优势。右翼政治势力在西方国家支持下力图控制局面，在东欧国家建立西方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或者农民政党掌权的国家。共产党同民主政党（特别是右翼势力）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东欧各国共产党同左翼政党和派别加强合作，民主改革又采取稳妥步骤，因而联合政府依然存在，改革也在顺利推行，各国政局相当稳定，没有出现骚动。虽然在有的国家（保、匈、波等）曾经以间谍罪、颠覆罪惩罚过个别亲西方的政党领导人，以至把个别党排除出联合政府，但并没有出现民主党派制造的严重政治事端。多数民主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左翼）仍旧同共产党保持政治联盟关系。共产党在此期间提高了声望，组织上也得到很大发展，到1947年中，保加利来、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的共产党实际上已在政府中逐步居领导地位。
事实表明，人民民主制度在趋向巩固，没有遭到严重阻力或抵抗。人们有理由推断：借助人民民主制度，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能的。而如果这种探索继续进行下去，那么很可能在历史上创造出一种新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模式，即由人民民主向社会主义稳步转变，而避免急剧转折。
但是，东欧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由于冷战开始而恶化了。这些国家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新压力。1946年3 月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演说，攻击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断言东欧各国“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向苏联和东欧各国发出挑战。在此之前，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提出“遏制”苏联的战略，主张以强硬政策迫使苏联退却。同时，西方列强表露出公然的反共立场，支持东欧各国的右翼势力。大国之间的尖锐对峙，不免会对东欧小国的共产党的政策带来一定影响，激起它们采取某些对应的激烈行动。
然而，东欧各国总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改变，实际上主要是由于受到另一方面的直接压力，那就是苏联领导人在冷战开始后的形势下不再容许东欧各国按原来的路子走下去。
无论是在大战期间，还是在战后，苏联领导人考虑的首先是苏联本国的安全和利益，这其中虽然有些出于对各国革命的利益的考虑和想法，但不可否认也有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因素。他们在与西方盟国共同作战时，就早已要求盟国承认东欧各国战后应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是为了维持同盟关系，为了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顺利结束，斯大林“主张在红军帮助下刚解放的国家不要急于行动”。在战争结束之初，苏联领导人一面竭力保住自己在东欧各国的主宰地位，同时“采取暂时限制刚解放的国家（其中包括保加利亚）的社会革命性变革的蓬勃进程的方针”〔8〕，以免刺激西方盟国找借口插手东欧事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战争结束前后出现了关于人民民主的设想。虽然现在还没有确切资料说明是谁首先提出这种设想，但从一些回忆材料可以看出，斯大林最初是积极支持在东欧各国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的。据赫格居斯回忆，匈共领导人“还在回国以前，就坚信，他们回国是搞人民民主，而不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来的”，尽管他们的“政治概念是一个苏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斯大林确实是作了明确、认真的指示”，而“匈牙利的领导人是认真执行斯大林关于建立‘人民民主’制度这个指示的”。〔9 〕贝利康也回忆说：“从莫斯科回来的捷共干部总是避而不谈社会主义，反而提出令人奇怪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口号”。〔10〕哥特瓦尔德在回忆1946年7月访苏情况时还提到， 斯大林对他说，捷克斯洛伐克可以有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而不需要经过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
不难发现，斯大林确曾认为东欧各国可以有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东欧一些共产党领导人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在苏联领导人允许的情况下进行。这不仅影响探索的深度，而且决定探索进行的时间。斯大林仅仅把人民民主当作某种策略，并非真的允许东欧各国可以完全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但是，季米特洛夫、哥穆尔卡等领导人却是把人民民主看成是一个历史时期、一条历史性的道路来认真探索的。这种探索当时已经触及许多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揭开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实际上试图开创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新道路。他们的一些思想甚至是相当深刻、极有见地的。然而，既然苏联领导人只从策略上考虑，那么一旦形势有变化，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的探索也就不会再被容许了。
在冷战气氛不断加剧、美国先后提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之后，东西方对抗急剧尖锐。在1947年7 月初苏联对马歇尔计划尚犹豫不决时，波兰、保加利亚等国曾根据苏联原先的意向，决定参加英、法等欧洲国家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季米特洛夫在7月4日对苏联大使说：拒绝参加这些国家的会议，就为指责它们在政治上缺乏独立性提供依据。〔11〕苏联领导人十分耽心美、英等西方列强在东欧施展影响得以成功，同时也对东欧国家独立性的加强感到忧虑，终于下令它们都不得参加巴黎会议。斯大林还把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哥特瓦尔德等人紧急召到莫斯科，严厉要求他们取消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他警告说：“你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没有人怀疑这一点。然而你们却以自己在巴黎的参与被当作反对苏联的工具。无论是苏联，还是它的政府对此都不容许。”〔12〕
苏联领导人由此决定对西方列强实施坚决对抗，对东欧各国也进一步加强控制，强制要求它们对国内外政策作急速转折。赫格居斯对此回忆说：“1947年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原来斯大林指示要加速党一统天下的进程。要用一切办法把持不同观点的人从政权中排挤出来。斯大林同时还指示要加速农业合作化速度。”〔13〕这就是说，斯大林根本改变了原先的主意，要东欧各国放弃人民民主制度，立即无条件地全面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显然，东欧各国共产党一些领导人原先对本国走向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探索也只得中止。
3 在重压下逆转
苏联领导人迫使东欧各国不参加马歇尔计划以后，紧接着又采取行动，在当年9月底迅速组成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1943年共产国际解放后，斯大林并没有放弃继续指挥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想法，曾几次试探恢复某种国际机构。现在斯大林便用冷战既已开始这个时机，把这种机构成立起来，以便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抗。
共产党情报局的成员党是斯大林亲自确定的，它们包括苏联和东欧六国的共产党（只有德国统一社会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除外），加上西欧的两个大党——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14〕选择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加入情报局，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控制这些党进而控制这些国家。如果哪个国家、哪个党（或其领导人）敢于违抗苏联领导人的意志，便可以通过情报局斥责那个国家的共产党“背叛”马列主义加以制服，还可以动用国际机构“纪律制裁”。
尽管共产党情报局对外宣称只负责交换各党活动情况，仅在必要时经协商一致共同行动，但实际上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情报局成立后不久，东欧各国便实行政策大转折，立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要求在短期内实行国有化，在政治上也加紧排斥和打击同盟者。在对外政策上，它们更加听从苏联领导人的摆布。斯大林还曾十分粗暴地当面责难季米特洛夫在外交行动上“不同苏联商量”。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东欧各国的控制，苏联领导人随后又选中独立性最强的南斯拉夫作靶子。1948年6月， 他们操纵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不仅指责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反对苏联”），而且攻击它的国内政策（“把党溶化于人民阵线”、“富农党”等），进而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背离马列主义、陷入民族主义。南斯拉夫共产党对本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被作为“民族主义”全盘否定。情报局还实行组织制裁，把南共开除，甚至煽动南共党员推翻铁托为首的党中央。
苏联领导人通过共产党情报局对南共实施残酷斗争的恶劣先例一开，东欧各国共产党紧跟着就对“民族主义”展开批判。哥穆尔卡因积极坚持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在当年8—9月间被中央全会指斥为“右倾民族主义”，撤去总书记职务，后来又被吊销党证、关入监狱。季米特洛夫也被迫作检讨。在斯大林无根据地责难科斯托夫有“民族主义”之后，季米特洛夫又不得不在中央全会上开始批判自己的这位战友。在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也都批判过“民族主义”。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内，阿克曼被迫作了自我批评。至于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那里还进行了对“铁托分子”的审判。在东欧大多数国家共产党内这样紧张的气氛下，还要继续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殊道路，实在是难上加难了。
极为可贵的是，季米特洛夫在生前（1949年7月2日病逝）还作了最后一次努力。1948年下半年，他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性质、作用和前景等重要问题作了认真探讨，说明人民民主制度的国家是“劳动群众（工人阶级领导的绝大多数人民）的政权”，“其使命是保障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他仍然指出人民民主制度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有重大区别，并且坚持认为，由于战后形势的具体情况，“为我国，也为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提供了不通过建立苏维埃制度而借助于人民民主制度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15〕
然而，掌握着最后决定权的斯大林还是对季米特洛夫送来的提纲，作了“某些带根本性的修改”。由于他本人先前积极支持人民民主的主张，东欧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如季米特洛夫）现在仍在采用人民民主制度这个概念，因而他表示同意可以继续使人民民主的提法，但他又特别强调必须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项职能。他还说：人民民主制度和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后来这就成为人民民主制度的经典定义。
在此之后，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便多次发表文章，反复宣传斯大林所下的定义，着力宣称人民民主制度要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职能。它还判定人民民主国家“特殊的”发展道路的“可怜理论”是“违背与歪曲了列宁主义的、无视苏联的历史经验的理论”，其提倡者是“隐蔽的与公开的民族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
因此，不能孤立地仅仅从字面上看斯大林的定义，而要看到它实际上根本改变了人民民主制度的性质和任务。人民民主制度下存在的统一战线、多党政治联盟和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都被抹去，代之而来的是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立即加速社会主义革命。人民民主只保留了名称，或徒具形式。这其实是对东欧洲一些国家人民民主道路的根本否定，也标志一些党的领导人对本国特殊道路探索的完全中止。事实上，东欧各国的历史正在发生急剧转折，苏联模式被普遍照搬过来。各民主政党、甚至是左翼政党在强大压力下被迫取消或有名无实；无视本国实际、照抄苏联做法的强制农业集体化在各国展开；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审判”几年中接踵而至，带来严重后果。
当时，只有南斯拉夫是唯一例外。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顶住了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党情报局施加的巨大压力，坚持探索自己的道路。尽管南斯拉夫在后来的探索中有重大失误（说到底，它的失误主要还是由于离开了南斯拉夫是经济与文化落后的多民族联邦制国家这个最根本的国情造成的），但是，南共领导既不屈服于苏联领导的高压，也没有倒向西方，是值得充分肯定和称道的。
为什么南斯拉夫能坚持，而东欧其他国家却退缩了呢？南斯拉夫不直接与苏联接壤，也没有苏联驻军，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历史传统与素质，其中自然也包括领导人的政治、理论素养。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历史上有较强的独立传统，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又英勇地带领各族人民顽强作战，赢得很高的声望。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铁托得到卡德尔等人的坚持支持，只有极个别人盲目追随苏联。因此，南共领导在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对共产党情报局坚决抵抗。
至于东欧其他各国共产党，虽然也有自己的斗争业绩，但其中多数缺乏独立精神，多年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波兰共产党原本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性，但因1938年被共产国际强令解散而受挫伤。特别要指出的是，相当多领导人长期居住苏联，脱离国内人民的斗争，盲目崇信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把苏联的做法和经验神圣化。可以说，象季米特洛夫那样善于独立思考、有创见的领导人当时是绝无仅有，而与拉科西类似的教条主义者却不乏其人。从莫斯科回来后，拉科西、格罗等人在匈共，安娜·波克、卢卡等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中都大权在握；在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中贝尔曼、明茨等人也占多数。其他一些党也有相似情况。
东欧多数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在战后依然习惯性地听从苏联领导人的意志。斯大林出于策略考虑指示搞人民民主，他们就跟着认真照办，但并没有象季米特洛夫、哥穆尔卡等人那样坚持深入探索。随后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他们便随着急转弯。批判“民族主义”之风一刮，他们又全然不顾自己原先关于人民民主的言论，严厉打击那些进行独立探索的同志。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外来压力诚然巨大而可畏，但这些国家的党及其领导的这种状况（包括政治经历、素质和心态）是本国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探索被迫中断的内在的根本原因。如果当时进行的独立探索在党的领导层中得到充分支持，又依靠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抵制外来的各种压力，并且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踏实地进行，并非注定不会有所作为，也不致于立即发生逆转。
回顾1948年前后东欧一些国家对本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探索被中断的史实，有深刻的经验与教训可以记取。东欧各国后来的挫折大都发端于此，不难从这里找到根子。在历史付出了沉重代价以后，人们可以从中领悟到许多真知。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在历史长河中还只占很短一段时间，成功与失败的经验都有等总结。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要求人们不断研究它的发展规律。世界各国情况千差万别，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必定会有各不相同的特殊道路。各国人民（包括领导人）要勇于排除各种阻力，从本国实际出发坚持不懈地探索。在这种探索中，人们既要认真吸取外国的有益经验，更不可忘本国的国情和自己独立思考的精神。
The Broken off of a Beneficial Exploration
——More on "special road" in some East European countriesduring 1945—1948s
Sun Yaowen
Abstract:After the victory of anti- fascist war,people'sdemocratic government was established in some East Europeancountries.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own countries , someleaders independently explored a special road , people'sdemocratic road ,which would be leading forwards socialism.That was very creative.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however,Soviet Union Leaders criticized the so called"nationalism"by organizing 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brokeoff the beneficial exploration,and began to carry out SovietUnion' s pattern in these countries instead.Thus developmentof these countries was very costly and left a very serious lesson.
Key Words:Cold War,Cominform,people's democratic road.
注释：
〔1〕〔3〕〔5〕〔6〕〔7〕〔8〕〔15〕甘乔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的晚年》，东方出版社1990年，第32～33页，101页，32页，222页，32～33页，101页，106页，310～311页。
〔2〕刘邦义：《论哥穆尔卡的“波兰道路”》， 《世界历史》1988年第1期。
〔4〕普塔辛斯基：《哥穆尔卡沉浮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第151页。
〔9〕〔13〕《赫格居斯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 第94～96页，87页。
〔10〕贝利康：《永无尽头的春天》，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52页。
〔11〕〔12〕纳林斯基：《苏联与马歇尔计划》，（俄）《近代现代史》1993年第2期。
〔14〕格皮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产生的》，（俄）《近代现代史》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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