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语汇的外文翻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文论文,语汇论文,中国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了张伯瑜教授《中国音乐术语的英译问题与解决方法》（《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3期）文章后，启发良多。伯瑜教授的文章触动、激活了我多年来对于这一问题思考的神经。中国音乐语汇的英译问题，或者更大范围地讲，将中国音乐语汇翻译成所有外文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也是我国音乐学术水平发展到今天应该正视并投入精力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上个世纪的80年代，音乐学术界曾经进行过外国音乐语汇统一中文译名的讨论，沈阳音乐学院还编译出版了《音乐译名汇编：意英德法俄日——汉》一书（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今天我们能够开始关注我国音乐语汇的外文翻译问题，充分说明了我国音乐事业的巨大进步与发展。中国音乐语汇的英译，乃至中国音乐语汇的其他外语语种的翻译，是一项让世界了解中国音乐、向世界展示我国灿烂音乐文化的重要工作，也是传播中国音乐文化中一项十分具体、实在的工作。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派出到世界各国、各地区学习音乐的人不在少数，很多人也学成归来。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积极主张吸收外域音乐文化的声音，而倡导向世界推崇中国音乐文化，弘扬中国音乐文化对于世界的贡献和影响的人则不多。至少，我们在理论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是很有限的。因而，中国音乐语汇的外文翻译工作未能得到关注也是自然的事情。今天，非常高兴看到具有海外留学经历，而又情系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伯瑜教授，从“中国音乐语汇的英译”这个很具体的实际问题着手，关注、倾力于中国音乐文化对外传播的工作。笔者从伯瑜教授的文章中，读到了一些有必要在音乐学界对于“中国音乐语汇的外文翻译”进行一番讨论的问题，特别是笔者觉得，我们有必要对于中国音乐语汇进行外语翻译的观念和思路加以研究和讨论。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音乐语汇的翻译工作，绝对不仅仅只是精通外语的音乐学人的事情，这项工作需要多方面音乐专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得以完成，因此，笔者不忌讳自己平凡不高的外语水平，附和伯瑜教授做一篇文章，谈谈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
一、严格限制中国音乐语汇的意译
外文翻译上的音译和意译是人们早已熟悉的两种翻译方法，而文学翻译上所讲求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人们也十分熟悉。但是，各个学术领域都应该具有各自具体的学科性质和特殊情况，语言、文学上的那些翻译原则也许并不一定完全适合所有学术领域。事实上，我们今天仔细揣摩一些学术领域的语汇翻译情况，确实还存在着一些可圈可点的问题。譬如，一直以来，对于外语的固定人名、地名基本上都是采用音译的方法。我们基本上没有对外国地名、人名的中文译名进行音译的问题提出过质疑，即使像New York （纽约）具有固定语意的名词也没有翻译成“新约克”。但是，在我国地名、人名的外文翻译上，却并不是一直坚持音译这样的原则，即使像我国“长城”、“故宫”、“前门”等有着广泛世界影响的文化、文物等固有名称词汇的翻译，也没有能够按照其本身的汉语读音进入英语词典中。“长城”被翻译为“The Great Wall”（伟大的围墙），“故宫”被译为“The Imperial Palace(Porbidden City)”（皇帝的宫殿），“前门”是“Front Door”。尽管这些词汇已经成为英语中的习惯词汇，在英语词典中都能够找到这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词汇，但是，笔者总是认为这种追求原来词汇词义内涵的意译翻译方法是欠妥和不可取的，甚至，有时候会引起翻译的混乱。何况，像“皇帝的宫殿”指的就是中国皇帝居住的宫殿吗？学生学习了“The Great Wall”这个单词，可能很难把“长城信用卡”翻译成“Changcheng Credit Card”，但是，如果翻译成“Great Wall Credit Card”，可能又会让人觉得可笑。甚至，像中学教科书把颐和园依据译者理解的意思，按照意译方法翻译成“The Summer Palace”（夏宫），更是不可理解，这个在英语词典中找不到的词汇，却让学生学习和记忆。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俄国把“Kremlin”翻译成“克里姆林宫”那样，坚持采取“Changcheng”、“Gugong”、“Qianmen”等直接音译的翻译方法。我们暂且不去论这其中所存在的一种民族文化精神和尊严，即使纯粹从学术层面讲，也给我们带来许多不便。尽管目前一些意译的词汇已经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翻译，但是，我们应该尽快努力工作起来，想办法去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现象。特别是像我国音乐语汇的外文翻译工作，目前开展的还不是十分充分，那么，更应该积极总结和吸收其他领域翻译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从一开始就使得这项工作能够科学、合理，并符合中国音乐本身的民族文化属性。另外，我们还应该重视这项工作能够在遵循规范的学术标准下开展起来。
尽管从汉语的外文翻译上讲，音乐语汇的翻译问题，的确也不可能仅仅是音乐界的事情，不过，就中国音乐语汇的翻译而言，在翻译观念和具体操作上可能还是与其他领域的情况有所不同。譬如，我们首先必须坚持严格限制中国音乐语汇意译的范畴。笔者主张对于中国音乐固有的语汇词汇，应该尽量少采用意译的手段，特别是我国传统音乐中的乐器、人名、音乐形式、种类等固有音乐语汇名词词汇的翻译，都应该直接按照汉语的原有发音进行翻译。可能一些较为复杂、音乐理论性太强的语汇的翻译，会让我们有一些为难。但是，我们如果仍然坚持音译的做法，问题就很容易得到解决。特别是不可以采取加以繁杂解释的翻译方法，来对这些语汇进行说明。这种繁杂解释的翻译方法，一是具体实施起来没有规律可循和章法所依；二是这种做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音乐语汇的英译问题，这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且不说学者在写作音乐理论文章的时候，不可能考虑常识性的解释问题，即使我们所进行的翻译工作，也不可能是为了给外国人解释文章中的词义。虽然我们能够做一些解释性的工作，但也绝对不可能做得面面俱到。何况，太多的解释肯定会影响学术论文本身的质量和风格。在实际具体的文章翻译中，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翻译文章的意思，提供准确的音乐语汇名称。譬如，类似“黄钟”、“曲牌”等这样的音乐语汇，其中肯定包含了许多中国文化方面的内容，但是，也绝对不可以采用意译的方法，企图让外国人从文章中就能够读懂我们的音乐内涵是不现实的事情。如果许多包含比较深刻中国文化的音乐理论语汇，我们要根据意思去翻译，会带来不少的麻烦。甚至，某些问题是棘手、难以得到真正解决，也就很难阻止把“九宫”翻译成“Nine Palaces”类似例子的继续发生。所以说，文学翻译上所谓“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可能不是完全能够适合音乐语汇的翻译。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按照外语的习惯去解释和琢磨怎么依据词汇的意思进行翻译。特别是乐器、人名、音乐形式、种类等语汇的翻译更没有必要从词语的意思上去进行翻译。我们要坚持音译的原则，坚持原读音的翻译原则。譬如，我就主张，并坚持把“通俗歌曲”这样的词汇，翻译成“Tongsu Song”而不写为“Popular Song”。
至于该不该把音乐术语中的人名、乐器名、书名以及其他术语区别对待，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做更仔细的工作，等今后再论。
二、规范中国音乐语汇音译的拼音方案
笔者倡导中国音乐语汇要广泛采用音译的方法，并尽快要从学术上加以规范。特别是那些乐器、人名、音乐形式、种类等固有词汇的翻译更要进行直接的音译。不过，音译工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也许由于汉语拼音所采用的注音字母，同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等一样，采用的都是罗马字母系统，音译起来似乎相对比较容易。这种以罗马字母作为注音字母的语言，在世界上也的确具有广泛的影响。我国目前也实施着这样的注音方法，因此，对于把中国音乐语汇进行这个注音体系的翻译也是适宜的。只要遵循世界通用注音规则，重视中国音乐语汇汉字拼音注音的规范和统一使用方法，我们一般还是能够把握住翻译的尺度。不过，对于把中国音乐语汇进行阿拉伯语、梵文字母、蒙古字母、西里尔字母、日文假名字母、朝鲜字母等语种的注音，可能翻译观念和意识上的不同定位就很明显地显示了出来。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解决好罗马字母注音上的相关学术问题，同时为其他外语语种提供解决的基础。笔者倡导音译中国音乐语汇，强调罗马字母注音的音译原则，也能够同时解决其他语种和不同注音体系的问题。但是，我国有着科学合理的汉语拼音方案，应该严格按照这个方案注释我国的音乐语汇，这样便于任何外语语种和水平的音乐学者的对外音乐文化交流。其实，注释方案的问题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不过，以往我们大多纠缠在语言的对等翻译上，事实证明，我们绝对应该首先按照汉语拼音加标注。我国的汉语拼音方案采用了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按照音素化的拼音原则拼写我国语音的拼音方案。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自此，这个方案成为拼写汉语的国内标准。而且，汉语拼音自从1958年进入小学语文课本以来，一直被列入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之中，成为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四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汉语拼音在我国人民的学习和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977年9月，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决议，建议“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法的国际标准”。1982年8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经过投票决定了汉语拼音是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因此，笔者倡导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音乐语汇。
决定了拼音方案，接下来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把音乐语汇的称谓加以规范，可能首先要在音乐学术界展开对于规范中国音乐语汇外文翻译的研讨工作。特别是对于那些固有音乐词汇和没有任何争议的语汇做准确的拼读工作。
首先，在音乐人物名词的翻译上，我们应该坚持采用汉语拼音拼写方法。虽然目前世界上流行的有英国人设计的威妥玛式、美国人设计的耶鲁式等拼写方法。但是，这些拼写方法就我国汉字语言而言，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陷，因此，并不适用于我国音乐人物名词的翻译。只有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音乐人物名词，才能够解决人名拼写法的标准化问题。不过，使用汉语拼音拼写音乐人物名词时，要熟练掌握拼写规则，避免出现拼写错误。以下依据汉语拼音方法拼写几位历代知名音乐人物的名字：
师旷(shīkuàng)、孔子(kǒngzǐ）、公孙尼子(gōng sūnnízǐ）、蔡邕(càiyōng)、嵇康(jīkāng)、万宝常(wànbǎocháng)、李龟年(lǐguīnián)、陈旸(chényáng)、姜夔(jiāngkuí）、朱载堉(zhūzǎiyù）、徐上瀛(xúshàngyíng)、华秋苹(huáqiūpíng)、青主(qīngzhǔ)。
采用汉语拼音拼写音乐人物名词的翻译方法也适用于我国乐器、形式、种类等固有音乐词汇的翻译，而且，运用起来十分便利。套用汉语拼音拼写音乐人物名词的拼写规则便可。我们应该让世界知道我国音乐史上固有的乐器、记谱方法、音乐形式、音乐种类等等。以下依据汉语拼音方法拼写中国音乐史上常见的乐器名称、记谱方法和几种典型的音乐形式和种类：
八音(bāyīn)、曾侯乙编钟(zēnghóuyǐbiānzhōng)、籥(yuè)、篪(chí)、弦鼗(xiántáo)、古琴(gǔqín)、工尺谱(gōngchěpǔ)、减字谱(jiǎnzìpǔ)、乐悬(yuèxuán)、法曲(fǎqǔ)、唱赚(chàngzhuàn)、杂剧(zájù)、鼓子词(gǔzǐcí)、元曲(yuánqǔ)、花儿(huāer)。
关于音乐著作、乐谱，以及音乐作品名称的翻译，也完全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依据汉语拼音方法直接拼写。也许看上去要复杂或者困难一些，特别是那些名称比较冗长的作品，也许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或者音乐学界要做一些学术性的研讨。但是，诸如：《乐记》(yuèjì)、《声无哀乐论》(shēngwúāilèlùn)、《教坊记》(jiàofāngjì)、《唱论》(chànglùn)、《碣石调幽兰》(jiéshídiàoyōulán)、《神奇秘谱》(shénqímìpǔ)、《阳关三叠》(yángguānsāndié)、《茉莉花》(mòlìhuā)、《东方红》(dōngfānghóng)等等简明扼要、一目了然的名称做直接的音译应该比较简单。至于那些作品名称比较冗长的翻译，笔者仍然坚持直接音译的方法。因为，除了上述理由外，笔者还在写作该文章到一半的时候，于2004年10月到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进行为期一年学术访问的时候，调查、了解了日本音乐语汇的外文翻译的情况，并研究了日本音乐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做法，同时，也证实了自己的主张和观点。
日本文化中的很多称谓都是直接采用日语读音注音。像日语中的“着物（和服）Kimono”、“艺妓Geigi”、“柔道Jiudou”等词汇，都以原文的读音进入到英语的词汇之中，根本无需做任何的解释。试想，如果把“和服”单纯解释为妇女穿着的宽大晨衣，肯定会更让那些不熟悉日本文化的人莫名其妙。而日本在翻译自己传统音乐语汇的时候，也基本上采用以罗马拼音字母进行标注的方法，譬如“能 Nou”、“歌舞伎Kabuki”、“雅乐Gagagu”、“尺八Shyakuhati”、“三味线Shyamisen”、“演歌 Enka”等等，都是直接采用日语读音，然后采用罗马拼音字母进行标注读音。
甚至，就连歌舞伎《白浪五人男》(Shiranami Gonin Otoko)、《鸟边山心中》 (Toribeyama Shinjuu)、《恋飞脚大和往来》(Koibikyaku Yamato Ourai)①等十分复杂的剧目和比较冗长的作品名称，也都完全以日语的读音使用罗马拼音字母标注出来。虽然在这些名称之后也有类似简单故事情节或者主要人物的解释；虽然一些日本的固有名词也能够在英语的词典中找到，有的作品名称也做了一些解释，但事实证明，这样的解释仍然呈现复杂的情形，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而且，对于一些很专业方面问题的解释更是越解释越不清楚。所以，无论是我国还是日本，这种解释的工作都不太成功。再譬如，我国的民族代表性乐器二胡，翻译成日语主要有两种，一是“ERHUエルフ”，一是“NIKOニコ”。第一种就是汉语拼音的音译，第二种的发音则属于意译。“ニ”日语发音“NI”，日语当用汉字使用“二”，其意思也与汉语相同；“コ”日语发音“KO”，日语汉字写“胡”，其意思就不很单一了。两个字结合起来解释更费周折，很显然，意译的做法存在的问题很多。因此，尽管把中国的弓弦乐器解释成所谓的琉特类乐器，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翻译成琉特类乐器，显然是不太妥当的做法。
之所以以日本为例，除了本人对于日本这些音乐的熟悉之外，更重要的是日本的这些音乐语汇也基本使用汉字，日本这种直接采用日语读音做外语翻译的做法，给我们的刺激和影响很深，因此，其可供参考的经验很直观和直接。
也许把所有中国音乐术语都采用拼音方式解决，从术语内容上看似乎确实没有做什么翻译，但实质上这是一种十分智慧的做法和改变，何况把方块汉字变成了罗马字本身也算是翻译了。
三、编撰外国人用中国音乐语汇的词典
既然有了大量采用汉语拼音注音的中国音乐方面的词汇的存在，当然应该有一本带有汉语拼音注音的《中国音乐词典》，用于解释这些音乐词汇的词典。
我们必须承认，外文的翻译，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译，还是音译，也无论翻译的如何正确和优秀，都不可能彻底解决外文翻译上的所有问题，任何被翻译的外文词汇，都不可能做到对于原始文字词汇百分之百的精确解读。许多语种的翻译家都希望自己所翻译的词汇文字，能够准确包含原文词汇的意义。有的翻译工作者甚至不惜做一些词汇内容方面的解释性工作。但是，严格地讲，这种行为已经不属于外文翻译的工作范畴，而是属于解释学的学科领域。
就中国音乐词汇的外文翻译而论，无论怎么翻译都不可能完整地表达“曲牌”、“小令”、“九宫”、“黄钟”等词语的意思和内涵。因此，我们应该清楚，中国音乐的这些词语的翻译问题，不仅仅只是翻译家所能够胜任的工作，翻译学应该有别于解释学的工作。也就是说，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外文翻译上的问题，而是需要进行解释的工作。因此，也许编撰一部供外国人了解、使用的中国音乐语汇的辞书，可能有助于许多问题的解决。笔者认为，是否应该首先有一部带汉语注音的《中国音乐语汇词典》？我们急迫需要编撰一部专门为外国人了解我国音乐方方面面问题的辞书，可能这才是能够根本解决音乐语汇的英译问题，乃至其他语种的翻译问题。为此，笔者首先想到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辑的《中国音乐词典》，但是，很明显这部词典不适合担当和完成这项任务，主要的是其内容太烦琐和太复杂。譬如，“曲牌”这个词条的解释就绝对不是简明扼要的样本。从这个角度讲，目前我们还没有一部简明扼要的针对中国音乐的乐种、乐曲、乐器的辞书，当然，更没有一部专门为外国人了解我国音乐编撰的辞书。但是，这样的词典一定要有，而且，这本词典要尽量做到单一层面的解释，各个音乐专业的人参与编辑。这本词典一定要基本囊括中国音乐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学术概念；每一个词条，一定要做到既简明扼要，又解释准确到位，词条一定要按照成熟的学术成果写入。这本辞书应该囊括中国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等等多方面的基本音乐知识和常识，特别是在注音上要十分准确，注意多音字的拼读。譬如，要特别注意类似嵇康《声无哀乐论》中的“乐(lè)”与“乐(yuè)”的等等问题。
有了简明扼要、带注音的《中国音乐语汇词典》，下一步才能够把这本词典用其他外语语言翻译过来，也就是进一步做真正的外语解释工作。毫无疑问，外文翻译肯定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具体的许多语汇和词汇，在翻译的时候一定需要精心的琢磨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目前，我们不缺少外文水平高的音乐学者，而是缺少在新形势和新环境下，对于翻译观念和思路的共识。就目前学界在这方面的学术水平来说，达成共识应该已经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了。但是，提出涉及语言、音乐、文学等多学科的解决方案仍然存在许多困难，需要有组织的研讨和研究课题的支持。不过，如果能够在目前正在进行修订编写的《中国音乐词典》中，加上汉语拼音的注音，也许是一个比较便捷的方法。
结语
写完关于中国音乐语汇外文翻译，回头也不禁想到老问题——外语音乐语汇的中文翻译。既然我们能够把我国的音乐语汇直接做音译的翻译，那么，是否可以也采取直译的方法翻译外语音乐语汇。在当今这个信息社会中，新的音乐形式的出现和新音乐语汇的诞生，要一一做到完全理解是不现实的事情。特别是对于当代音乐中出现的许多新的音乐形式和许多语汇，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慢慢解释和消化。因此，直译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其实，一些国家对于外来文化采用直译的方法是很多的。且不用说当今出现的新名称，即使像美国总统所在地的“White House”（白宫）这样的名称，日本也采用的是与原音读音一样的直接音译的方法“ホワイト·ハウスhowaitohausu”，而没有把其翻译成白色的宫殿。事实上，日本对于其他语汇的翻译也都是采用的这种直接音译的翻译方法，大量外语原声电影、电视作品，标示的日语字幕均采用这种方法。
凭着对于中国音乐文化的浓厚兴趣，又受到伯瑜教授文章的启发，谈了点自己的想法，也许有些想法和说法还不成熟，希望友好同仁赐教。
补白：该文已经写作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其间多次与《音乐研究》编辑部的陈荃有博士交换意见，多次修改。直到今年10月9日我去杭州参加第十四届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年会当天，还收到了编辑部寄来的关于再次修改的七点建议。为了得到学术界更多的意见，于是我在传统音乐年会上宣讲了该论文。与会学者基本认可文章的看法，吴学源先生还举了有人把“葫芦丝”翻译成“葫芦做的丝线”的例子，说明音译的重要性；杜亚雄说由于有了高厚永先生论“曲牌”的文章后，今日的美国和西方才开始接受“曲牌(qǔpái)”这个词，说明我国音乐语汇的翻译的确需要做仔细的工作，这些意见在我的文章中都做了论述和强调。
注释：
①〔日〕岸边成雄《日本传统音乐》，音乐之友出版社 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