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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和酒，非生活必需品，是部分公民的嗜好物，属奢侈品之类，且人耗过量易成肇事之源，并与人体健康、生态环境及社会安定相悖。历代政府设置专卖机构，采取从严监管和高价经营的政策治理此事，目的在于控制其生产和消费数量，进而增加财政收入养国裕民。细析历史上各个朝代的专卖措施，概莫能外。
烟草专卖始于近代，酒类专卖则已有两千多年，其巨额利润历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源泉。有的朝代专卖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民国时期的专卖收入亦曾占到财政年收入的24%（1996年我国的专卖收入只占财政年收入的9.2%）。1994 年台湾省的《中华民国年鉴》明文记载：“岁入方面系以税课及专卖收入……为主”。我国自从1980年停滞专卖以来，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很大的。例如1996年烟草的税利实现数约800亿元，税收入库500亿元，酒类税利实现数约400亿元， 税收入库只有96亿元，两者税利应缴财政数额约1200亿元，但实际上共入库约680亿元，相差约500亿元。烟酒行业国民收入流失十分严重，从其流失过程分析，有的属于政策性失误，但多数是与违法乱纪行径并存。长此下去，恐怕会逐步形成恶性循环，特别是酒的产销问题，迟解决不如早解决，越迟解决将会损失越大。
酒类停滞专卖16年，不仅财政损失1000多亿元，其生产、销售混乱，假冒伪劣充斥市场，洋酒走私猖獗，投机倒把者大有人在，曾经发生许多问题和恶性事件，群众对此很有意见。特别是大中型啤酒厂的90%左右已被外资控管，导致国民收入外流速度加快，却至今没有相关对策出台。
针对上述概况，我们慎重建议：根据我国现实的烟酒产销实际情况，应该从速恢复酒类专卖管理业务，改中国烟草专卖公司为国家烟酒专卖总局，并且复归财政部管辖，除必要的专卖成本开支外，全部专卖利润上缴国库。与此同时，要与国际烟酒税率接轨，大幅度提高现行烟酒税率，切实强化税收和专卖管理措施。此举事关财政重大增收和保护高税高利的民族工业发展，乃是阻塞国民收入大量流失的一个积极举措，实属亡羊补牢之策。
具体建议，分以下三个方面：
一、改革机构，恢复财政部管理专卖
扩改国家烟草专卖公司为国家烟酒专卖总局。酒类产销过程中巨额商业利润流失，以及每年浪费粮食约250万吨，肇事、 死人等部分社会问题时有发生，究其根源，酒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混乱，没有政府部门专行监管的机构和政策，乃是酿成“酒乱”的关键之所在。
（一）恢复财政部一手抓税收一手抓专卖的职能。
从历史上或解放前后的酒类产销市场分析，只要中央政府在财政部内设置专卖机构，有专人负责并执掌酒类生产与销售的各项专卖政策，即使出现大的酒乱也不难排解，此所谓：不怕市场乱，独怕政府不管。
至于恢复酒类专卖，必须首先要在中央一级恢复专卖的机构，这是解决当前酒乱的关键。而这个中央级的专卖机构归谁管辖，乃是关系酒类专卖能否长治久安方针。
从近几年专卖情况看，由于“烟草商业企业税后留用利润大量过剩，而且带有普遍性”，县一级分公司购置进口高级轿车者司空见惯。缘于此因，现在要求酒类恢复专卖的呼声四起，多家对此管辖权垂涎三尺。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专卖历史沿袭两千余年，有的朝代曾经同时专卖多种商品，但都归属大司农、度支部或户部内的“盐铁使”管辖（都是财政部的前身），从未发现哪一个朝代的哪一个政府，设立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卖机构，也从未发现历史上哪一个朝代的专卖机构设置在财政部之外，或者不属财政部管辖。而1980年烟酒专卖被迫停滞，从深层次的原因分析，正是由于“寓税于价”这条财政收入渠道，没有归财政部管辖的必然结果。如今是，商业部监管专卖曾经给财政造成巨大损失尚未挽回，国内贸易部又欲另外单独自立酒类专卖局，此前车之鉴不可覆辙。
我们认为，酒类恢复专卖，不宜再独立设局，只要在各级糖酒公司、酒类专卖机构、国内贸易部、酒类协会、轻工总会和财政部等有关系统，选调一批懂专卖业务的精干同志充实各级烟草专卖公司，改烟草专卖公司为各级烟酒专卖局即可，该机构的管理办法与国家税务总局相同，专卖局干部的工资、费用和福利待遇等与财政系统干部类同。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巨额的专卖利润，除了必要的成本开支以外，可以全数上缴财政。如以1996年为例，烟酒专卖利润的80%左右可以作为财政收入而入国库。比现在对专卖机构征收33%的所得税，一年可多收约120 亿元。
（二）烟酒专卖只能设一个局，并且应归财政部管辖。
第一，查我国专卖历史2600多年，专卖事业历来都是由财政系统管辖的，并且不论多少种商品同时专卖，中央政府只在财政系统内设立一个专卖机构监管其事，即可达到专卖目的。今天我们要求烟酒专卖为一个局，乃是我国历史上组织机构的精华之属，吸取这一历史经验符合我党古为今用的原则。
第二，专卖的实质就是国家利用流通领域，经营高税高利的特殊商品，旨在控制其产销数量和增加财政收入。国家的法律保护烟酒的产销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而这高额利润由某一单位获取，就显得很不合理。将专卖机构划归财政部管辖，全部专卖利润属于国家财政支配，乃是理所当然，也符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我党办事原则。
第三，据我们了解，在当今世界上，同一个国家不论有多少种商品同时专卖，都只设一个专卖局。比如美国，枪炮、烟草、酒类都专卖，中央只设一个“枪炮烟酒专卖局”，意大利的专卖局长由财政部长兼任，都可从侧面说明这个问题。
第四，扩改国家烟草专卖公司为国家烟酒专卖总局，比新建立一个中央级的专卖机构要简单方便，符合精减机构和精兵简政原则，何况在历史上，或者在根据地时期和1980年以前，烟草和酒类专卖业务本来就是同一个专卖局管理的。
第五，少建一个中央级的单位，每年可以节省不少财政开支。
第六，专卖机构不属财政部管辖，其税后留利水平超过任何单位，是造成部分国民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之一。 例如广西烟草商业公司， 1994年税后留净利达1.67亿元，其过于丰厚的福利使其他不能正常发放工资的社会成员，劳动积极性受打击，进而对专卖政策和政府有意见。
因此，恢复烟酒专卖为一个局，并且归财政部管辖，这是来自历史经验的结论，也是符合我国现代经济发展规律的措施。
（三）烟酒专卖机构脱离财政部管辖弊多利少。
烟和酒，高税高利。在计划经济时期，专卖机构归哪个部管辖，从理论上讲都可以，“反正肉烂在锅里”。但在实践中，单位的经济效益高低与其职工有直接的利害关系。1953年专卖局从财政部移到商业部，到1980年就专卖不下去了。
审视现实，1980年烟酒专卖停滞以后，国家撤消了烟酒专卖的中央机构。1982年恢复烟草专卖，中央到地方重新建置了各级烟草专卖公司，而原来各省市的专卖局，全国有18家至今没有撤消，只是人员大量减少，业务只经管酒类销售，它的主要任务是按当地商业流通政策，对外地酒类运输和销售亮红灯，实施查验和收费，对本地酒类的运输和销售开绿灯，做促销工作。这样做的结果，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对国家专卖十分不利。不但如此，这些专卖机构都划归当地的糖酒公司或副食品等商业公司领导，专卖机构的费用、人员工资、福利，全部由地方商业公司负担，这就决定了它的酒类专卖政策，不得与当地主管商业公司的经济利益冲突。也正因为如此，即使有正确的专卖政策能够出台，往往也缺乏政治权威而难以达到治理“酒乱”的目的。在一般情况下，正确的专卖政策难以出台，可以出台的政策利益大家均沾，“财政稍为吃点亏”？！原因在于：你可占国家便宜，我为什么不可以？这就是因为酒类专卖利润特别丰厚，地方主义、利己主义无不为之作怪，也是专卖脱离财政部管理必然出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
烟酒专卖脱离财政部管辖，以及对烟酒长期实行轻税政策，乃是全国酒厂增至4万家，造成酒类价格失控，及其生产无计划、 流通秩序混乱和洋酒走私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近年来，酒类生产企业合资成风，致使高税高利的国营酒厂60%以上亏本经营。这与商业系统没有执法职能而管理专卖，违背财政收入必须依靠强制性的原则密切相关，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烟、酒这两个高税高利的特殊商品专卖，更加应该复归财政部门管辖。要不然，将来还要出问题。这是因为：专卖本身是财政收入形式，是“寓税于价”的财政收入渠道之一。它具有财政收入强制性的本质，这是几千年社会实践之归结。
二、提高烟酒税率
烟和酒税大利高，通行世界，纯属高增值商品，而且多层次全方位需要，是财政敛财的好对象。为了控制其生产和销售的数量，又为了通过这两个特殊商品的产销过程，增加财政收入和保护本国的民族工业发展，世界各国对烟草和酒类的生产与销售，多设置最高税率，并且实行政府专卖。我国从1994年开始，虽然对烟酒除征收增值税以外也加收消费税，但是，与国外同类商品的税率比较，我国的烟酒税率显得较低。此事，于国于民都不利。
从现实情况分析，世界各国实施烟酒专卖，其税率普遍高于我国，而且有许多国家的烟酒税率比我国高出一二倍乃至三倍以上。1996年我国烟酒税利入库数680亿元。如果把烟酒的现行税率提高一倍， 一年的税收实现数约可增加650亿元。财政部门年年都在研究培植财源， 其实，从我国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分析，可行性最大的财源就在如何提高烟和酒的税率，这是当前易于开发的最大财源。
现在各行各业都着手与国际接轨，那么，我国烟酒税率较低，也应该研究与国际接轨。抓紧提高我国的烟酒税率，从各种情况分析，理由是充足的，也是必要的，并且这个条件业已成熟而时不我待。
（一）与历史上的烟酒税率比较，现行的烟酒税率偏低。
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
甲级卷烟（包括进口卷烟） 税率45%
乙级卷烟（包括进口卷烟） 税率40%
雪茄烟税率40%
烟丝 税率30%
粮食白酒 税率25%
薯类白酒 税率15%
其他酒税率10%
黄酒（从量计征） 240元／吨
啤酒（从量计征） 220元／吨
酒精 税率5%
而我国历史上的烟酒税率，比现在高得多。
例如民国时期《国产烟酒类税条例》曾经规定：国产烟和酒一律从价征税，税率60%—80%，连烟叶的税率都要60%！
与解放后比较，1958年的《工商统一税》规定：
粮 食 酒 税率 60%
啤 酒 税率 40%
饲料粮酿酒 税率 48%
薯 类 酒 税率 42%
糠 麸 酒 税率 30%
复 制 酒 税率 25%
果 木 酒 税率 15%
代 用 品 酒 税率 20%
药 酒 税率 25%
酒 精 税率 5%
再与1959年《工商税率表》对照， 当年的甲级和乙级卷烟， 税率都是66%，丙级卷烟的税率定到63%，丁级卷烟税率60%，连一般烟民不吸的戊级卷烟的税率都定到40%。1979年修正的工商税税率，对有些酒已经有了降低。例如当年的《工商税率表》规定：
粮食生产的白酒、黄酒 税率 60%
啤酒、薯类酒、饲料粮酿酒、土甜酒 税率 40%
糠麸酒、复制酒
税率 30%
果木酒、代用品酒、药酒
税率 15%
酒 精
税率
5%
奈何我国现行的甲级卷烟税率只有45%，今天的人民生活消费水平，远远超过50年以前的标准。这个客观实际，应该是今天建立奢侈品税负的历史依据。
总起来看，我国解放后40多年来，烟酒的税率存在逐步下降趋势，这个问题应该引起中央有关部门注意。
（二）与世界各国的烟酒税率比较，我国现行烟酒税率太低。
先看烟草的税率。总的来说，烟草税在世界上亚洲比较低，例如最低的印度尼西亚，其机械卷烟的税率是50%，其他卷烟为20%—35%；北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们注重身体健康，禁烟呼声时有所闻，政府把卷烟的税率定得恰如其分，各种应市卷烟的税率一般都在60%—80%之间。
我国现行的酒类税率也是偏低的。例如黄酒从量征税，不管企业每一瓶酒出厂价格卖多少钱，税务部门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每吨征收税款240元。 如果把这种从量征税换算成从价征税的税率，绍兴黄酒系列中酒精度17.5度的瓶装“加饭酒”的消费税税率只有3.4%！
从已有的材料看， 日本国的酒类税法明文规定， 凡是酒精度达到15—16度的清酒和果酒，一律按220%的税率征税。 日本的清酒类似我国的绍兴黄酒，税率比我国高数倍！至于不可饮用的酒精，瑞典的税率高到50%，我国只5%，高出10倍； 台湾地区的酒类专卖政策从未停滞过，专卖利润几乎全额归财政支配。
由上可知，我国现行的烟酒税率，无论与历史上比较，或者与国外比较，都显得过份低了。通过这样的比较可以看出：烟酒走私猖獗，外商拼命找中国酒厂合资，酒类市场混乱，其恢复专卖和归财政部管辖的政策难以出台，等等，都与我国的烟酒长期实行轻税政策的失误分不开。
针对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不抵支实况，以及传统的国内外烟酒高税率历史，时至今日，还要对烟酒实施过低的轻税政策，等于纵容国民收入继续大量流失，乃是很不妥当的，应该急速改变。
（三）逐步提高烟酒税率。
解放初期，由于国民消费水平较低，海疆警戒严密，加上烟酒企业都是国营经济，政府对烟酒的产销实施低税政策，确实未见大的问题，只是对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不利。但烟酒出口量小，也没有洋酒洋烟踪迹，情况尚且可以。
6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外交政策胜利，国际地位提高，对外贸易扩大，烟和酒的低税政策，就暴露出它的致命弱点。例如以近几年为例，烟酒产销的税利流失，一年约400亿元， 其中合资酒厂的利润外流一年约数十亿元，烟酒走私的税利流失每年约数十亿元。要改变烟酒产销过程中国民收入大量流失的现实，进而保护高税高利的民族工业发展，以及要切实迅速地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疏通烟酒专卖渠道，积极恢复烟酒的高税政策，乃是与国际烟酒税率接轨的唯一良策，有利于“寓禁于税”的目的之实现。
烟酒税率提高的幅度，应以现行消费税条例为基础，分两步到位，第一步，重点增加粮食白酒和高级卷烟税率，目的在于控制粮食的浪费和增加部分高消费公民的税收。第二步，届时根据各种相关实情再行定夺。
三、恢复啤酒从价征税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我国解放前的啤酒都是从价征税的，税率都在45%—80%之间。解放以后，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也都维持在40%。而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对啤酒实行从量征税法，无论什么牌的啤酒，每吨一律征收消费税220元，根据近年的执行情况分析， 如燕京牌啤酒每吨出厂价1852元，纳税220元，相当于从价征收消费税的11.8 %税率，加上每吨啤酒征收150元增值税， 燕京啤酒这两税加在一起的税率也只有20%；合资的生力牌啤酒，每吨出厂价7720元， 纳税也只有220元。相当于从价征收消费税的2%税率，加上每吨啤酒征收150元增值税，生力牌啤酒这两税加在一起的税率只有5%还不到！？ 一般大中型啤酒企业的成本，每吨都在1000元左右，造成巨额利润让外商轻取，这对于高税高利的民族工业是一种自我摧残。我们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认为应该从速恢复对啤酒从价征税的历史习惯，参考我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对啤酒的征税内容，要求取消啤酒从量征税法，对啤酒改用12%的税率，实行从价征税。这个改革，不但可以保护民族啤酒企业在市场上与合资啤酒企业公平竞争，而且近年内财政每年可以增加收入近30亿元。不仅如此，政府的财政收入将能随着啤酒价格的上涨而增多。
（一）我国的啤酒税率过低。
1996年我国啤酒总产量达到1631万吨，占全国酒类总产量的60%多，跃居世界第二位！为什么大量耗用粮食的啤酒，1996年产量比50年代初竟会增长近600倍！？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府长期以来， 非但没有运用积极的税收杠杆，控制啤酒的生产和消费，反而对啤酒的产销实施过低的低税政策。如今我国啤酒厂共有630家左右，其中年产量在10 万吨以下的占90%多，大中型啤酒厂只有80家左右，而这80来家的90%左右都被外商控股，导致60%多的高税高利酒类生产企业亏本经营，有识之士无不为之忧虑和痛心！
我国啤酒的税率过低是有目共睹的，例如在国外：
美国啤酒每桶31加仑征税9美元
加拿大 啤酒每加仑征税42分
英国啤酒每36加仑 征税15.84英镑
法国啤酒4.6度以下，用0.65至1公升容器装，征税4.5 法
郎，用其他容器装，征税8法郎
瑞典所有的酒类都从价征税，税率一律为50%，并按酒精
成分每增加1度，加税0.38克郎，另外， 每种酒都要
加征36%的加重税
（二）港台地区的啤酒征税情况值得借鉴。
从过去的史料分析，台湾省的烟酒税率历来较高，啤酒从价征税，税率为120%。
我国香港，由于历史等原因，政府实行自由港政策，对进出口货物免征关税，只对资产、遗产、工薪等征收所得税、不动产税，主要对烟酒、饮料水和甲醇征收消费税，加上舞厅税、赛马税、旅馆税和入场税等，税种不多。
香港对啤酒的征税政策，体现着浓重的地方主义和保护主义原则。同样是355毫升的易拉罐啤酒，因产地不同，税率各不相等。
由于国内和香港市场上都有青岛牌和生力牌啤酒，我们以这两种啤酒的不同税率为例，很容易明辨其中的某些问题。
在香港，生力牌啤酒每罐7.10港元，每加仑征税1.60港元；青岛牌啤酒，每罐市价也是7.10港元，每加仑征税却要2.20港元，比当地生力牌啤酒高出37.5%的税率。
易拉罐啤酒每吨116箱，每箱24罐，每罐355毫升。按照2 加仑等于9升，1加仑约重2250克换算，易拉罐啤酒每吨2784罐，相当于988000多毫升，即440加仑左右。易言之，生力牌啤酒在香港纳税每吨704港元。但是，在其分厂所在地保定市，我们按现行税法规定， 每吨只征收220元，同样是生力啤酒厂的啤酒，在国内比在香港每吨少纳税金484元， 而青岛牌啤酒在香港销售，香港税务机关按照他们的税法规定，每吨要征税968港元。这一进一出，每吨啤酒相差1232元。
据行家估算，在香港，生力牌啤酒每吨出厂价约13600港元， 其纳税704港元，相当从价征税的5%左右税率。而生力啤酒在河北保定分公司，每箱出厂价103.8元，每吨出厂价12000元左右，每吨纳税220元， 加每吨增值税约150元，只相当从价征税的3%。如果我们用香港税法征我青岛啤酒的税率去征收生力啤酒的税，那么，生力牌合资啤酒每吨应缴968港元，比现行税金每吨增加748港元。近年来，各种合资啤酒的总产量，每年约600多万吨，如果其中一半每吨税金可以增加700多元，光是合资啤酒的税金，国家一年就能增加财政收入20多亿元。这种补偏救弊之策，增加数十亿税款易如囊中取物。
（三）啤酒应从价征税。
我国现有大型啤酒厂几乎全部被外商控管，而且资金和技术引进十分有限，主要是引进外国的啤酒品牌，使国产啤酒的市场迅速缩小，出现矿泉水市价比国产啤酒高，中国财源大量外流，高税高利的整个酒类企业半数以上亏本经营，已经导致数以千计的酒厂破产倒闭。这样的现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就算从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着眼，提高整个烟酒税率，也是当务之急。
至于啤酒从量征税恢复从价征税，税率用多少比较合适，这个问题必须慎重从事，万万不可大意。
从历史上看，1946年以前我国啤酒的税率是80%。解放后，国家对啤酒征收产品税时，税率一直用40%。今天为了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运转的宏观调控力度，增加财政收入和保护高增值商品的民族经济发展，这个啤酒税率第一步定为12%，乃是寓税于价的成理之事，也是堵塞部分外商钻我烟酒轻税孔穴的有效措施。这项改革一旦付诸实现，对国产啤酒基本上没有税金增减之属，对合资啤酒而言，还是属于低税率，但是就我国财政收入而论，每吨增税约450元，600万吨合资啤酒一年可以增加税收数十亿元。12%的税率，对国产啤酒厂，原来220元／吨， 相当于从价征税的11%左右，应该可以接受。对合资啤酒厂，他们出厂价多数每瓶都在3元以上，利润仍然丰厚，不存在盈利少的现象， 并无大的影响。
第二步的啤酒税率可以恢复到40%，到时候，根据各种相关实情再商讨定夺。
诚然，啤酒从量征税改革成从价征税，过去几年的经济损失，可以换取未来几十年的巨额利税，此所谓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对增加财政收入是急功近利之策，且顺理成章合理合法。
结语
在当今世界上，有的国家设立“烟酒枪炮专卖局”，所谓“枪炮打敌人，烟酒杀自己”，三者相提并论皆从严管制不无道理。可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烟酒专卖，我国独此一家。只是到了近代才流传海外。现今有70多个国家实行专卖（光是酒类专卖，约有30多个国家），且有的国家的专卖法规，在强制性、财政性和科学性方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值得借鉴。
近年来，我国烟草专卖，每年3300多万箱。按现行政策执行，税收和利润的实现数与入库数的差额都不很大，管理基本尚好。但因税率低以及走私猖獗，每年国民收入流失约100亿元。另外， 地方烟厂禁而不绝，其税利流失数额难以估计。
按本报告提高后的烟草税率计算，预计全年税收约可增加200 亿元。
酒类停止专卖16年来，由于产销者的利润特别丰厚，其发展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年代！根据行家测算，近几年酒类税收入库数只有实现数的1/5至1/4。易言之，1996年酒类税收入库数96 亿元， 其实现数约400亿元。湖南省慈利县1990年9家小酒厂共生产1300吨酒，与该县国营酒厂的年产量差不多，这家国营酒厂当年纳税50多万元，而9 家小酒厂的全部税款仅4380元，即可佐证这一论断之正确。现在全国大小酒厂约4万家，由于小厂太多，产销混乱， 很难监管， 造成每年税款偷漏约200亿元！加上合资利润被外商拿走40多亿元和走私税利流失约12 亿元。说明我国现行烟酒低税政策，酒不专卖，烟酒专卖不归财政部管辖，加上中央有关政令地方听而不闻和边关稽查不严等种种不利因素，几乎全部凑在一块，致使我国每年烟酒的国民收入流失大概达到400亿元！ 而扩改国家烟草专卖公司为“国家烟酒专卖总局”，且归财政部管辖，再修改现行税法，烟草税率总体提高65%，酒类税率总体提高一倍，每年的财政收入约可增加450—500亿元。换句话说，按本文实施改革专卖制度的方案，一年的烟酒税收和利润的入库数可以达到1150—1200亿元。
提高烟酒税率又恢复酒类专卖，这个改革虽然对国家大有裨益，但将迫使许多不合格的酒厂和烟厂关闭，影响到与之相关的单位和个人的直接经济利益，因而势必要遭到较大的阻力，包括一些地方主义严重的行政领导也会反对，乃是势所必然。但是，这个改革，使烟酒的产品数量，及其高额的税收和利润，将由政府直接控管，有利于我国彻底消灭烟酒假冒伪劣产品，既能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又能保护高税高利的民族工业发展，一举多得无疑，大方向肯定是正确的。
诚然，提高税率和恢复专卖，将会使大部分小酒厂倒闭或转产，这会导致以酒类为支柱产业的近百个县级财政发生困难。而这个问题，延到将来整顿情况亦然。现在整顿，我们可以用啤酒从价征税增加的税金，补贴3至5年，其基本问题尚可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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