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教育路径分析
谢碧霞
（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
[摘 要] 在香港爆发的激烈街头运动中，青年是其中的主力，青年正成为影响着香港“一国两制”政策有效实施和强化地区国家认同感，实现人心回归的“关键人群”。香港事态的日益严重也显示出香港青年国民教育存在的问题。加强对青年的教育引导成为增强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感的关键路径。增强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教育必须建立系统化的“大教育”体系，从端正理念、多主体推进、完善内容架构、优化技术推进手段等多通路着手调整教育结构，既要着眼宏观设计，自上而下地建构持久发展模式，强调多主体的协同并进，加强工作合力，又注重内容充实，细化国家认同的具体指向，同时也需要强调教育的实效性，优化技术手段，形成增强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顺畅教育通道。
[关键词] 国家认同；香港青年；国民教育
2019年6—7月，香港爆发了持续近两个月的游行示威活动，其暴力行径触及“一国两制”的底线，而青年是这场激烈街头运动中的主力，成了“政治图谋的棋子和炮灰”[1]。香港事态的日益严重也显示出香港青年国民教育存在的问题。在香港青年成长的关键时期，“热爱国家、热爱祖国，应该是青年开学上的第一课。但是在香港的许多学校、许多课堂里，这一课却非常遗憾地缺失了”[2]。
1.4.2 胰岛素功能相关指标 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空腹C肽（FCP）、餐后2 h C肽（PCP）、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胰岛β细胞功能指数（HOMA‐β）的变化，其中FCP、PCP使用酶免疫磁分离法测定，HOMA ‐IR=FBG ×FIns/22.5，HOMA ‐β=20×FIns/（FBG‐3.5）。
青年作为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教育是青年社会化的重要渠道，青年通过教育，开始形成了对自身群体身份以及社会“实然”状态的认知，产生了对社会“应然”图像的想象力，并且在掌握知识技能和行动能力的同时产生了建构社会的强烈愿望进而催生出具体的行动。教育不仅深刻地雕琢着青年的思想也影响着青年的行动。增强青年的国家认同感，教育是重要且关键的一环。国家身份的认知、民族情感的维系、传统文化的传承、国家核心价值的凝聚、发展理念的共识等需要通过教育这一手段在港澳青年群体中进行渲染和扩散，形成对国民身份的正确认知，自发形成浓厚的国家情感。然而，由于“去殖民化”教育和国家认同教育的缺失，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呈现出明显的“多面性”和“混合性”的特征，对“公民权”或“爱国主义”等概念呈现出明显的工具主义[3]甚至是自由主义[4]，在身份认同上“左摇右摆”，在心理和认知上“模棱两可”[5]。
面对着香港社会的严峻形势，加强对青年群体的教育引导已是刻不容缓。增强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教育必须建立系统化的“大教育”体系，从端正理念、多主体推进、完善内容架构、优化技术推进手段等多通路着手调整教育结构，既要着眼宏观设计，自上而下地建构持久发展模式，强调多主体的协同并进，加强工作合力，又注重内容充实，细化国家认同的具体指向，同时也需要强调教育的实效性，优化技术手段，形成增强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顺畅教育通道。
一、端正理念：正确处理公民教育与国民教育的关系
长期以来在殖民政府“疏离”教育的理念指导下，在回归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地区的教育体系一直袭用“非政治化”的办学原则，有意淡化国家意识。步入二十世纪80年代，在回归的过渡时期以及回归后，公民教育的地位得到了提升，逐渐成为学校青少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关于国家认知等内容只是作为一个细小的板块被融入了公民教育当中，国民教育并没有在教育体系中确立起独立的一席之地。强公民教育弱国民教育的状况使得与国家认同相关的知识及情感传递并未能在回归后得到全面地铺开，教育层面的“去殖民化”工作难以深入开展，香港青年国家认同中“多面性”“混合性”特征也很难得到彻底地扭转。
事实上，虽然国民教育与公民教育对“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追问与回应，两者都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形式，都是为了实现对个体与国家关系的有效引导。但“国民教育”与“公民教育”在教育的侧重点上是存在区别的。具体而言，“国民教育”是国家本位、集体本位的体现，主要从公民与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关系出发，强调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命运共同体的内部“同质性”，是对“作为公民，我应当做什么”的回答，隐含着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等特征所具有的特殊主义取向，体现的是现代国家的民族特征。“公民教育”则主要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出发，关注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让人们知道如何有效地协调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既捍卫自己的权力，又履行对国家、社会应尽的义务，强调“作为公民，我能做什么”，蕴含着平等、自由、人权等普遍主义取向，如对宪法、法律的承认与维护，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公民精神的承认，强调现代国家的民主特征[6]。
1)第1顺序位为进口初落水靠LNG码头的船舶或进口初涨水靠油品码头的大型油船。这主要是因为LNG船舶和大型油船的操纵特性和泊位特点导致靠泊窗口时间比较短，因而优先进港，且靠泊过程中，为安全起见，参照《海港总体设计规范》其他船舶需保持超200 m的净间距通过。[10]
第一，中央政府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供给。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对全国性法律包括《基本法》的解释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是“高度自治”，但不是“绝对自治”。面对“港独”势力抬头的严峻局面，中央政府要进一步明确依法治港的原则，树立《基本法》的权威，强调“一国两制”中“一国”的权威和优先地位，划清教育的底线和红线，坚决杜绝“港独”势力在校园里的渗透。与此同时，要充实香港地区开展青年国民教育的政策供给。具体表现为：积极为香港学校与内地学校建立姐妹学校、开展城市交流活动提供政策及资源支持；在国家层面推动落实《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中的“港澳台青少年交流工程”，以青少年实习实践、体验营、训练营和形式多样的交流考察活动作为香港青年课堂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教育的形式，并以督查落实《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为契机，明确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形成推动增强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合力；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上，做好合理的规划，加强湾区内城市教育政策的协调与配套，推动湾区教育的融合发展，加速香港青年学生与内地学生的双向流动。
第三，丰富国民教育中的经济、科技、体育、社会等非政治元素。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特征，青年在成长阶段的发展诉求使其更为关注身份归属及国家认同中的工具性价值，他们希望通过将自己编入较为优越的社群，来获得自信与优越感[10]。但近几年来，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都有所提升，但是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发展演变的趋势并非与国家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完全一致，其国家认同并未如预期般“水涨船高”。深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香港青年对国家发展的“体认感”和“获得感”偏弱，使其对国家发展产生“距离感”。“获得感”需要国家的相关政策予以支持，而“体认感”则可以通过教育进行强化。具体而言，即在教育过程中改变国家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单向度的传播形式，而将青年真正地“代入”到国家发展当中，例如邀请成功在国内创业就业的香港年轻人以同龄人的身份通过故事讲述的方式展现国家发展为香港青年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单一的图片展以外短期的交流活动外，要创新交流的形式，举办科技交流营、三地青年科技竞赛、体育小将夏令营等等，丰富学生对国家发展的多层次体验。
第五，推动家庭的有效参与。“育善在家”，家庭是培养民族与国家情感的起始之地，家庭教育是影响青年思想道德情感的重要途径，也是开展国家认同教育的重要资源。香港本土出生的青年已占到了青年总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对祖国家乡故土缺乏深刻的认知，也就难以建立深厚而强烈的情感，但香港曾经作为祖国的一部分，青年们的父辈、祖辈或是在祖国出生，或是有在祖国的亲戚关系网络，他们与祖国千丝万缕的情感关系以及他们对祖国历史以及国家发展进步的切身体会使其国家认同感要较青年强烈。在这种情况下，要积极为家庭的国家情感教育提供条件。例如学校在开展青年认同教育时，可以通过设置学习的主题如父母眼中的中国历史与现在，以探究或口述历史的形式，鼓励学生与家长共同完成；在开展青年内地交流活动时，可以将参加活动的主体延伸扩展至父辈甚至祖辈，大手拉小手，青年与父母共同感受祖国的发展变化，从而产生强烈的情感认同。
在香港国民教育进程相对停滞的情况下，一方面，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强化国民教育的地位，继续争取将国民教育放在更加显著的核心地位，改变过往将“国家”与“个人、社群、社会、世界”并列的政策框架，改变过往将“国民身份认同”与其他价值观并列的表述方式，明确国民教育的根基性地位。另一方面，善于在既有的教育课程中“添砖加瓦”，增强国家认同教育在公民教育中的有效权重，并进一步将国家认同教育的元素扩散至历史、地理等课程中，完善教育体系。
二、参与主体：多重合力的协同并进
国家认同教育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教育目标的协同、教育资源的投入、教育环境的营造、教育手段的运用等各个教育环节需要多方主体的参与，正如香港《学校公民教育指引（1996）》所言，“正如人生经验的多样性，也就会有各种不同的公民教育媒体，如政治媒体（如政党、利益集团、社会行动组织）、社会和福利媒体（如社会福利组织、慈善组织）、经济媒体（如银行和公司）、宗教媒体（如教会、庙宇）和教育媒体（如学校、图书馆、兴趣小组）等。”增强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需要建构协同并进的工作体系，大力推动多方主体各司其职，有效分工，形成工作的合力。
国民教育与公民教育对于香港地区的现代社会建设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框架原则意味着香港教育主要肩负着两大功能：一是完成国民身份的认知，确立对“一国”的明确认同，强化中华民族意识，建立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归属感和价值认同；其次是作为特别行政区的居民，了解在基本法框架下个体的权力与义务，维护基本法，推动社会自由、平等发展，建立现代文明社会。因此，国民教育与公民教育是相辅相成的，是建立负责任的现代成熟公民的重要渠道，也是“一国两制”下港澳地区开展青年社会化教育的重要内容。
第二，特区政府守土有责，明确教育导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职责，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依法对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别行政区负责，增强青年的国家认同是特区政府应尽的职责，也是维护《基本法》权威，推动“一国两制”落实的必然之举。特区政府要对“港独”等分离主义势力实行“零容忍”态度。2009年，澳门立法会已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有关澳门特别行政区内就国家安全等多项条文做出立法指引，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法》，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也要坚决“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尤其是要警惕学校中违反《基本法》、有损“一国两制”实施的行为，及时地进行依法处理。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已于2017年被列入香港、澳门基本法附件三中，香港、澳门要积极做好本土立法，特别是在学校等教育领域加强对国歌、国旗、国徽等国家象征符号的宣传和推广；在政府有关课程设置等教育指引中要突出强调国家的地位，将国家身份价值教育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巩固并扩大“爱国爱港”学校的比重，引导学校在教学环境中通过升国旗、唱国歌、讲授普通话等营造有利于提升国家认同情感的氛围；选好配齐公民教育课程师资，公民教育、公民教育专业性强，课程体系具有连贯性、体系化的特征，对于教师的知识储备和授课技能有较高的要求，目前存在着专职教师配备不足、代课老师流动性大等问题，影响了国民教育和公民教育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政府要积极摸清师资配备的底数，加强对国民教育、公民教育的资源倾斜；探索建立全社会协同推进青年身份认同教育的体系，通过资源倾斜、政策扶持、资助计划等壮大“爱国爱港”团体力量，推动全社会形成青年国家认同教育的良好环境；在特区政府里要培养和壮大具有管治能力的爱国者队伍，尤其是对于主管教育工作的政府官员要选择坚守“一国两制”政策，具有爱国情怀，熟悉中国国情，了解中国事务，对推动青年国家认同教育有抱负、有责任心、有能力的人员担任，将维护《基本法》权威、推动青年国家认同感提升作为评价教育部门工作效能的重要标准之一。
第三，强化学校的教育引导功能。学校是青年接受教育的重要场所，也是开展国家认同教育最正式、最系统、最有效的途径。引导好、发挥好学校作为青年国家认同教育的重要阵地作用，是增强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关键性环节。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要支持和鼓励香港地区各阶段学校与内地学校建立姐妹学校，在国家认同教育上不仅可以“联课”开展，还可以跨地域“联校”开展，通过多向比较分析深化对国家的理解，加深对国家的情感；对于学校开发国民教育校本课程要给予足够的指引与支持，要改变过往敏感性议题交给学校及教师讨论、自行解读的做法，邀请对中国历史及现状、未来发展路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有深厚知识素养的“爱国爱港”学者研发公民教育、国民教育的素材和案例，在教师如何理解素材、如何解析案例上提供充足的指引；推行“培训者培训计划”，资助更多的香港、澳门教师前往内地进行交流学习，尤其是积极培养承担国民教育、公民教育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将前往内地学习培训作为教师继续教育的重要组成。
第四，发挥社会组织的活力和创造力。作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香港拥有较为成熟的社会组织体系，社会组织除了提供经济利益之外，在服务提供、倡导、集合及争取利益以及作为公民参与的媒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香港的民间组织广泛地分布于经济、文化、宗教、法律、政治、医疗、福利、环保以及慈善等领域，在发展目标上分为“利益为本（interestbased）”“发展导向(development-driven)”以及“议题导向(issued-oriented)”[7]。澳门社团组织种类繁多，分为工商类、工会类、专业类、教育类、文化类、学术类、慈善类、社区类、乡族类、联谊类、体育类、政治类和其他类等13类[8]。社会组织点多面广，专业性强，而且很多社会组织深扎社区，居民对其认受度高，在政治、社会等领域具有一定的议题设置能力，对社会舆论具有导向作用。因此，增强青年的国家认同教育必须要获得社会组织等社会媒介的支持并发挥其正向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政府要通过“服务质素标准”等制度，除了对社会组织服务的专业性、规范性进行评估之外，要敦促社会组织自觉遵守《基本法》的规定，尤其是所从事的活动严格遵守“一国两制”的法律框架；另一方面，要拓宽利用社会媒介开展青年国家认同教育的思路，壮大“爱国爱港”社会团体，对“爱国爱港”的社团除了进行物质性资源（资金或设施）等的直接投入外，设立国家认同教育项目专项，以购买服务的形式，积极鼓励社团创造性开展国家认同教育，在爱国宣传片制作、两地交流项目、国情知识竞赛等内容上发挥社会组织专业的优势，为青年了解国家提供多样化的渠道选择。
但在“一国两制”下，“一国”是根本，也是核心。香港特殊的殖民历史境遇导致了与祖国长时间的分离，香港与中国内地先赋的、原生的情感以及同根同源的亲缘文化纽带未能在有效的社会互动中实现巩固和强化，在较长时间内有关国家认同的集体记忆建构缺失，关于国家的历史想象趋于模糊甚至匮乏。2011年，香港“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迫于压力被“永久搁置”，期望通过建立国民教育独立学科地位，增强国民教育在教育体系权重的努力未能成功，香港学校公民教育政策由公民教育转向国民教育的尝试遭受挫折。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民教育推行的艰难既有殖民历史的原因也有政治形势的影响，要有效地增强青年的国家认同，就必须有啃硬骨头的心理准备，排除万难，坚持把国民教育放在主导性、关键性的位置，公民教育不能弱化更不能取代国民教育。
三、内容架构：纵横结合的国家认同教育体系
香港青年群体的国家认同是在一定的时空系统中历史活动过程的产物，是在长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沉淀形成的身份输出，因此国家认同教育不能回避历史；但同时今日国家之发展、政治体系之建构、文化之传承发展、经济科技之进步也无不作用于青年的国家认同，因此国家认同教育离不开现在。可见，在内容架构上，国家认同教育必须建构起纵横结合的教育体系，纵向以国史教育为核心，横向以现今国情为支撑。具体而言，这一体系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图1A为预测的miR-219在野生型PRKCI 3′UTR上的结合位点以及突变型PRKCI上的突变位点。本研究显示，在含有突变型PRKCI 3′UTR的HEK293细胞中，pre-miR-219细胞组与对照组细胞的PRKCI报告基因载体的荧光活性相近。而含有野生型PRKCI 3′UTR的HEK293细胞中，pre-miR-219细胞组与对照组细胞相比荧光活性明显下降(图1B)，说明miR-219基因能够下调PRKCI的表达(P<0.05)。通过PCR及Western blot检测到转染miR-219的SCC-15细胞中，miR-219可以抑制PRKCI的表达(图1C，图1D)。
（一）纵向体系：以国史教育为核心
国家/民族乃是时空的集合体，它不仅以其确定的领土展示空间性，而且在其前赴后继的历史中体现时间性[9]。确立对国家或民族历史的认同是个人在时间序列中找到自己的归属定位。对国家产生“根源感”，是国家认同的重要构成。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断，中华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加强对中国传统历史的教育，能够使学生产生对国家的自豪感，巩固香港青年群体的归属感和国家认同感。
针对港澳青年赞同性国家认同即对国家政权系统及其国家制度安排层面的认同较弱的实际情况，在国史教育中，除了传统历史文化教育外，更应该加强对国家近代史以及现代史的教育，并加大这部分内容在国史教育中的比重。近代史教育应着重讲授1840 年到1949 年期间，中国人民探索救国，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促使学生感受中国共产党在错综复杂、极其艰难的环境背景下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艰辛与伟大。通过对这段苦难辉煌的建国历史教育在香港青年群体当中建构起关于祖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中的历史记忆，尤其是推动青年自觉地传承革命年代香港青年“家国一体”，积极参与爱国救国运动的情怀。此外，国史教育中还应该加入国家现代史的内容，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变化，了解中国人民建立政权、巩固政权、探索与发展中国，使中国走向富强、民主、独立的曲折发展历程，推动更多的青年理解国家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建立的特殊历史境遇及其历史必然性，提高对国家政权系统的支持，从而增强赞同性的国家认同。
（二）横向体系：以现今国情为支撑
第二，加强中国青年文化的传播教育。传统文化是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重要情感来源，但现代文化尤其是青年中的文化“时尚”、文化“潮流”更能贴近青年的生活体验，推动中国内地青年与香港青年之间产生“共同话题”，从而引起香港青年的认同与共鸣。在教育环节中，要积极地为中国青年文化的传播创造环境。一方面，要推动三地青年文化的共享。随着中国内地现代化、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内地青年与港澳青年之间在现代文化上的重叠面越来越多，“同”也日益大于“异”，三地青年文化的共享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要积极引导在公民教育、国民教育的相关教学素材和案例中增加关于内地青年流行文化的内容，在学生具体实践教学时，可设立相关的探究性主题，鼓励青年关注“抖音”“微信”“贴吧”“Bilibi”等内地青年的文化聚集地，体验内地青年的流行文化，感受内地青年文化与香港青年文化的异同。另一方面，要为三地青年文化共建创造条件。目前，港澳地区已有超过500所的学校与内地学校缔结了姐妹学校，特区政府也为参加计划的公营学校及直资学校提供资助，支持促进姐妹学校活动的多元发展，在姐妹学校的交往互动中可以考虑把青年文化的共建也作为重要的议题，以“体验”为中心，通过“浸入式”的教育方式，为香港青年提供关于国家现代文化的时尚体验。
他们都说，那是一个平头的男生。丸子总共也不认识几个男生啊！平头的男生？她想到的只有一个，她的前男友。或许他是出于愧疚，想要给自己点补偿吗？
第一，加强以宪法、《基本法》为核心的政治认同教育。《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律渊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法制基础，也是规范青年行为的法律框架，是青年行动的准则。因此，在香港青年的教育体系中，首要的就是要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基本法》的宣传和教育，要结合青少年的认知特点，设计宪法、《基本法》的通俗读本，举行《基本法》知识问答比赛、短片拍摄设计大赛、话剧演绎等多种方式，让青少年了解宪法和《基本法》的制定过程、基本内容、政策考虑等，在让青少年熟悉宪法和《基本法》的基础上，能够理性地思考维护宪法以及《基本法》权威对于促进特别行政区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在行为上自觉地遵守法律规定。除此之外，还要根据不同阶段的青年学习特点，介绍中国现行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给香港青年提供全景式的政治图像，让他们能够更清晰更准确地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这些制度设计背后的初衷，在具体的教学方式上面，可以参照“模拟联合国大会”的公民教育形式，对较高年级的学生进行“模拟人大会议/政协会议”，围绕国家发展的热点问题，请青年学生扮演来自香港或者其他省市代表，遵循会议的议事规则，通过撰写议案、会议讨论等方式发表意见和看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过程中，使港澳青年可以通过亲身经历熟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体认国家政治体制。另外，在青少年教育当中，也要及时地宣传国家关于特别行政区的最新制度及政策安排，尤其是重点宣传国家的穗港政策，例如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对香港的区域定位，青年在湾区就业创业学习生活的利好安排等，使他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国家发展的脉搏。
今日中国的情况与香港青年的学习、工作以及日常生活紧密相连，青年对国家的感知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现今国情的认识和理解。而国家作为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其政治、文化、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都会作用于青年群体，使青年的国家认同出现多面性，增强青年国家认同的工作也必须更加细致，多处着力。
其中，xmin0为基年中25个城市该指标的最小值，xmax0为基年中该指标的最大值。如果某项数值小于基年的最小值，该项指标就会小于0。
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第二章第十二条规定，单位内部控制的控制方法包括：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内部授权审批控制、归口管理、预算控制、财产保护控制、会计控制、单据控制、信息内部公开八个方面，在此主要以预算控制为例分析。而预算控制分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及预算评价三个主要环节。
四、技术路径：优化教育的方式
开展国民教育增强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不仅要抓住其“核心”，更得其“法”，即在坚持国民教育的目标和原则下，要讲究开展国家认同教育的“艺术性”，在推进的过程中要有一定的“章法”。香港“国教科”引发争议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要推行国民教育① 2011年6月份，针对“国教科”对学生家长开展的民调结果显示，43%家长支持政府在小学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约三成表示不支持，支持者认为培养国情认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很有必要；不支持者中大部分认为现有科目内容已包含国民教育，七成人赞成应包括批评内地政治的内容。引自：逾四成学生家长支持国民教育.http://www.hkdailynews.com.hk/news.php?id=170669。
2012年8月，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对香港教师的调查也显示，74%的受访教师赞成加强国民教育，但同时又反对开设“国教科”，认为“国教科”并不是真正的国民教育。引自：七成教师反对必修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支持真正国民教育要求当局撤回文件.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http://www.hkptu.org/education/?p=4096
2012年9月，香港教育评议会公布“对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的意见问卷调查”结果，83%（平均值）的校长及教师赞成学校推行国民教育，并有八成学校已开展国民教育。引自：83%支持推国教70%教师校长反罢课.引自：文汇网.http://paper.wenweipo.com/2012/09/06/YO1209060001.htm#jtss-tsina. ，而在于国民教育推行的形式。若“不得其法”，不仅会削弱国家认同教育的实效，而且会使青年心理上严重的排斥情绪，产生逆向的效果。因此，国家认同教育方式在技术层面的改进和优化至关重要。
现在通用的铝电解槽预焙阳极导电装置是由铝导杆、铝-钢爆炸焊接复合块和铸钢爪通过焊接组合而成的，主要起传导电流和承载阳极碳块重量的作用，以导电为主[3]。铝-钢爆炸块是连接铝导杆和钢爪的部件，铝-钢复合爆炸块导电率对导杆寿命及能耗都有一定影响。主要研究钢浸镀铝对导电率影响，从而为改进铝-钢复合爆炸块生产工艺寻找新的加工方法。
第一，建立国民教育工作审视专责小组。青年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对象，因其思想状态还不稳定，也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因此要提高国民教育的实效性，就必须定期对青年的思想状况及兴趣爱好特点进行系统分析，动态调整国民教育的手段。目前，为加强市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及国民身份认同，香港建立了一些国民教育的专门工作委员会或专责小组。例如2004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民政事务局辖下的公民教育委员会与青年事务委员会合作，成立“国民教育专责小组”，负责制定在学校以外向普罗市民推广国民教育的策略及计划。2010年，公民委员会也委托“精准市场研究中心”对委员会各项国民教育推动活动进行民意调查，并透过聚焦小组讨论，探讨市民认为最有效的推广国民教育活动模式，为日后制定国民教育推广策略提供参考。这一举措能够有效地提高国民教育工作的精准度。但为推动国民教育评估工作的持续化、常态化、细致化，应该在此基础上推动建立国民教育工作审视小组，开展定期或即时性的国民教育审视，每年或每两年对国民教育的指导思想、内容框架、工作手段、实际效果等方面进行全面审视和评估，对社会上出现与国民教育相关的争议或讨论时，要及时地开展民意调查，了解问题所在以便更好地回应质疑。在参与主体上除了公民教育委员会、青年委员会等国民教育具体实施者外，更应该加强两类人士的参与：一是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即邀请不同年龄阶层的青年群体、一线国民/公民教育工作者、不同类别学校的校长，听取他们对国民教育最直接的体会和感受，并从具体实践角度提出意见建议；二是专业人士的参与，主要指青年研究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具有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制定审视工作的具体指引，制定民意调查的方向和内容，开展分类评估，提高审视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第二，精准投放国民教育资源。青年人对不同传播媒介的黏性和信赖度具有明显的年龄阶段特征，根据香港公民委员会2010 年11 月“国民教育推广活动”意见调查报告，15—24 岁认为有效的国民教育推广模式依次是：内地交流团（69.6%）、电视节目/电视宣传片（66.9%）、派发政府活动/设施入场券（49.3%），25—39 岁则认为电视节目/电视宣传片是第一有效的（72.5%）、其次是内地交流团（64.5%）、电台宣传（59.7%）。因此，在不同的传播媒介上要根据该媒介主要聚集的青年群体的年龄特征进行精准的国民教育资源投放。例如24岁以下青年群体认为有效的国民教育推广模式中，内地交流团是第一有效的，派发政府活动/设施入场券是第三有效的，这意味着这一年龄层的青年群体更加偏好具体可触摸的真实体验；而无论是15—24岁，还是25—39岁的青年群体都认为电视节目/电视宣传片是较为有效的，意味着相对于正式刊物、宣传册子/单张、网页、电视问答比赛而言，电视节目/电视宣传片等图像化的直观表达形式更加容易为青年所接受。换言之，虽然进入信息化时代，作为“网络原住民”的青年是高度依赖于网络，但在信息技术提供的更自我的思想空间和任何领域的巨量知识下，人们在获取信息时更会习惯性地被兴趣所引导，将自己的认识桎梏于蚕茧一般的“茧房”当中，即出现所谓的“信息茧房”。青年在网络游走中更加偏向选择一些轻松的、有趣的、符合自身兴趣爱好或是爆炸性、夺人眼球的信息内容，国民教育相关的主题网页往往很难争夺青年的眼球，其实际效用也将受到了影响。因此，虽然与老一辈相比，当代青年对电视的黏度有所减弱，但在青年家庭生活当中，虽然青年不一定专注于电视的内容，但由于家人收看电视的习惯，爱国宣传片在电视节目中的播放会使国家认同的元素融入青年的生活体验当中，潜移默化地发挥影响。可见，在国民教育资源投放渠道的选择上不能依据青年的信息获取习惯地做出简单的判断，而应该从青年具体的生活体验出发，研究不同渠道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做出精准的投放选择。
第三，优化国民教育素材设计。教育素材是开展国民教育的工具和手段，在传递国民教育信息的同时，也是链接国家认同价值观传授目标与作为受众的青少年之间的重要桥梁，国家认同的抽象价值观需要通过教育素材予以具象化，而青少年对国民教育的观感更多地聚焦在教育素材上。香港“国民教育科”所选用的教材《中国模式》是“反国民教育”运动的重要导火索，而教育局制作的“我学会了唱国歌”“中华好儿女第一步”等教案因其幼稚、煽情而受到严重质疑。教育素材的设计是否恰当已经成为国民教育顺利开展的核心。因此，应该在国民教育教育素材的设计上，应该更加细致、谨慎。与此同时，公民教育、国民教育科因涉及的学科范围广、内容多、专业性强，也要求教师具备跨学科问题研究能力，教师教学压力大，因此从减轻教师负担的角度来看，教师也欢迎科学化的、可供课堂借鉴参考的教育素材。因此，主导教育素材的设计可以成为青年国家认同教育的重要切入点，起到引导话题的重要作用。在具体操作上，要加大对教育素材研发设计的力度，除了发挥教育、心理、社会学、政治学等跨学科专业人士的作用，还要善于吸收社会上在视频设计、艺术设计以及流行漫画等方面备受青年人喜欢的设计人群，发挥他们在设计上的专业特长，改善教育素材呈现的形式；同时可以考虑举办国家认同教育素材设计大赛等，分为教师组和学生组，鼓励教师积极围绕国家认同主题设计教案，同时引导青年学生发挥教育中的主体性作用，在“参与式”的体验中以青年人的视角设计青年人喜欢的教育形式。
第四，强化国民教育阵地建设。针对青年的国民教育不仅需要青年在课堂上的学习体验，更需要走进学生的身边，产生生活体验，即从空间上，国民教育需要从学校扩展至更广阔的社会，从时间上，需要从上课时间延伸至课堂外时间，为开展青年国家认同教育营造全方位、立体式的“浸润”体验。实体性的阵地建设则可以为国民教育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拓展提供常态化的保障。2004年，由香港政府与香港教育者工作联合会筹办的“国民教育中心”正式成立，采用“多感官体验学习法”来设计教学内容，为中小学开展国民教育提供支援服务，亦开放予市民参观，同时也举办国民教育日营，透过展览与工作坊，让学生认识国情。下一步，应致力于进一步将国民教育阵地社区化，通过扎根社区，深耕社区，走进青年，深入青年，在体验项目设计上更加“接地气”。在内容上，可以提供国学公益培训，或定期针对国情、国家发展的战略部署如粤港澳大湾区等举行时事讲座，或是邀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走进社区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等等；在资源支持上，可以考虑政府以项目的方式作为社区文化营造的重要内容，对社区国民教育中心予以一定的资助，同时整合同乡会、爱国爱港社团组织等各类资源，为社区国民教育中心提供支持。
第五，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契机，推动教育融合发展。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推动教育合作发展”，并提出了鼓励港澳青少年到内地学校就读；推进粤港澳职业教育在招生就业、培养培训、师生交流、技能竞赛等方面的合作；加强基础教育交流合作，鼓励粤港澳三地中小学结为“姐妹学校”；研究开放港澳中小学教师、幼儿教师到广东考取教师资格并任教；支持各类教育人才培训交流等多项措施推动湾区城市实现教育融合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加速了湾区内青年的交流互动，为粤港澳三地青年的多向流动提供了重要的发展空间，湾区内的教育融合发展，也为港澳青年进入广东和内地高校学习提供了更多机会，增加了他们留在内地实习、就业、创业的机会，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三地文化交流、多元文化共存和共享价值体系，是增强港澳青年国家认同，促进港澳青年人心回归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战略框架下，应进一步细致谋划，强化粤港澳大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机制建设，例如可以探索率先组建聚集三地青年研究学者、教育专业人士的人才队伍，集合三地高校、青年研究院所的学术力量，建立智库集群，从国家层面设立专项课题项目申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鼓励港澳高校、科研院所单独或跨地区合作，以增强大湾区青年融合发展、湾区发展与国家认同教育等为主题深入研究，提出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政策建议，充实粤港澳大湾区教育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鼓励香港、澳门特区政府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关于“推动教育合作发展”的规划，在教育层面提出具体的工作思路，尤其是公民教育、国民教育与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实现有机结合提出工作指引，深化港澳青年对湾区发展的认识，也便于港澳青年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做好自己的学业、就业、创业路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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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Paths Analysis on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Hong Kong Youth
Xie Bixia
[中图分类号] D676.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297（2019）04-0043-09
[作者简介] 谢碧霞，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青少年发展与共青团工作、港澳青年工作。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增强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实施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8BSH081）；中国青年研究会2019年重点课题“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智库集群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2019A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戴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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