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论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形式与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撰述论文,中国史论文,清末论文,开端论文,教科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清末新式学校的建立和学校教育的逐渐展开，亟需新的历史教科书以适应历史教学和历史教育的需求。以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为内容的历史教科书纷纷出现。在20世纪初期，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已经开始着手于新型中国通史的撰述，但是因为诸多条件尚不成熟而少有成书，同时期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却颇有成就，实际上成为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清末历史教科书的出现对晚清民初时期中国史学所产生的影响，已经为研究者所关注。较早涉及于此的是俞旦初在1982-1983年发表的《20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①和周朝民于1983年发表的《戊戌变法后的中国历史教科书》②一文，前文以“新史方案的提出和中国历史的重新编写”为节题，介绍了几部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文则阐述了戊戌时期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缘起、旨趣及特点。此后，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③一书，有“新式历史教学与教科书的编纂”一节，把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作为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组成部分，较为全面地叙述了历史教科书的出现与发展情况。刘龙心著《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④一书，详论“重编国史运动对历史教育的冲击”之问题，分析了不同“意识形态”在教科书中的反映。与之相近的还有李孝迁新近出版的《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⑤一书，对清季汉译历史教科书的版本、流传做了细致的梳理，对深入了解当时国人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所受到的影响颇具启发意义。此外，还有多篇文章，均对该问题进行了讨论⑥。
可见，论者对清末历史教科书在新史学思潮中的发展、新学制的建立、新旧史学的碰撞中所产生的影响、所起到的作用等问题已经非常重视。本文意在讨论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与当时的中国通史撰述之间的关系、清末历史教科书在编纂形式和历史观点上所反映出的特点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作为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开端的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所产生的多种影响，并对以往相关研究略作补充。
一、编纂历史教科书与撰述中国通史的同与异
20世纪初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有意撰述中国通史，夏曾佑、刘师培等人写出了中国历史教科书。清末“新史学”思潮除了宣传进化史观、激烈批判旧史学、倡扬“民史”、鼓吹“群学”之外，还蕴挟着撰述中国通史的学术要求⑦。无论是改良派的梁启超还是革命派的章太炎等，他们对于“新史学”的要求，是将史学中的批判矛头指向当时的旧制度、旧政体，批判旧史学的实际意图，是为了唤起民众的爱国心，保种保国，救亡图强。这样的撰述目的，十分明确地体现在他们所要求撰述的中国通史中，也贯穿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旨趣之中。
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说：“盖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自由。知其不足……其于本国独详，则使其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仅明于盛衰存亡之故焉。”《普通新历史》中写道：“我国国民之眼界，断不可仅注于内国数十朝之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众警醒振拔之标准。”⑧汪荣宝写的、封面注有“学部审定”字样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同样强调晚清以来“忧患时期”的“每战必败，每败必丧失权利无算”的状况，以及“西力之东侵，遂如洪水猛兽，一发而不可制”的危机局面，故“易称易之兴也，传曰多难所以兴邦，意者异日中兴之机，殆在此欤”。与此相应的是，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历史进化观念反映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总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意在明确“人群进化之理”。汪荣宝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绪论”中说：“历史之要义，在于钩稽人类之陈迹，以发见其进化之次第。务令首尾相贯，因果毕呈。晚近历史之得渐成为科学者，其道由此。夫人类之进化，既必有其累代一贯之关系，则历史亦不能于彼此之间，划然有所分割。”可见，同时期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受到“新史学”思潮的影响痕迹亦非常明显。缘于晚清时代需要，既然同为撰述中国历史，无论是撰述中国通史还是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在指导思想上多有一致，都体现出比较强烈的救亡图强的自觉意识，在表现形式上也都力图趋新，故论者多将二者等同视为20世纪初中国历史撰述的重要部分。
然而，撰述中国通史和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在编撰性质上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两者在材料的使用、内容的安排、框架的设计以及思想意识倾向等方面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
撰述中国通史较之编纂历史教科书显然更为繁难。近代以来的通史撰述不仅在整体观念上要有宏观把握，并努力体现现实社会的致用需求，而且因其体大思精而需要在各个方面有周全的考虑。章太炎在1900年手抄本《訄书》中所增第五十三篇《哀清史》后就有《中国通史略例》一文，并以此与梁启超等人通信讨论，说明他已经开始考虑撰述中国通史。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显然是为撰写《中国通史》而草就的，他1902年写的《三十自述》称：“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可知他在1901年前后已经写出了一小部分相关文字，再从《中国史叙论》的行文中可以推测，此当为《中国通史》的“叙论”部分⑨。所涉及的史之界说、研究范围、书名、地理、民族、纪年、分期等内容，无不是撰写新型中国通史所必须先行解决的基本问题。陈黻宸的《独史》也阐述了撰述新的中国历史的理论、方法及体例大纲⑩。梁、章在当时对完成通史撰述颇有信心，但是在接受进化史观之初的20世纪初期，在未及消化新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并缺乏运用新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进行充分的局部研究的情况下，撰写一部贯穿古今的、期待值甚高的、完整的新型中国通史并非易事。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没有如期完成(11)。
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主要为应新式学校教育的急需，不仅在技术层面上的要求较低，而且在思想观点上也不会太过激进。以公认编纂水准最高的夏曾佑的《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例，章太炎说，此书发明的“只有宗教最多，其余略略讲一点学术，至于典章制度，全然不说，地理也不分明，是他的大缺陷。”周容评论说，该书内容，完全是纂录二十四史加以编制而成。蔡尚思认为，该书实多节录原文，使一部分不读古书的学生误认为自铸伟词。钱穆说，该书全篇收入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而此三表均多谬处，夏氏对之全无校正，“直钞三表，聊充篇幅，最为无味。”(12)其他历史教科书的同类问题更为严重，主要表现为纂录史料过多、“撰述”意识不足、内容比例失当、体裁结构陈旧、疏于考证、讹误较多等。清末历史教科书常以“最新”题名，说明处于摸索阶段的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一直处在变化更新的状态中，而夏曾佑的书在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并由中学教科书升格为“大学丛书”之一种，也说明在编纂历史教科书时，把握内容繁简难易程度上的不确定性。
在史学思想方面，“清末各地历史教学由于受到清政府‘中体西用’教育宗旨的不同程度的束缚，其中仍掺杂着不少封建主义的东西”。如陈庆年在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序》中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其所以示人者如此，则圣人欲此散见之事实使之归于系统。”“夫治史而不言系统纲纪，亡矣。”“若夫史之为用，则圣人固又言之曰：‘疏通知远，书教也。’”“书之为教即史之为教，以史教天下即以疏通知远教天下。”
那些经过“学部审定”的历史教科书代表的是官方认可的观点，见解一般趋于平和。“学部审定”之陈庆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设目以政治事件为主，关注历代民族关系史以及各少数民族政权，均予平等眼光视之。朱维铮说：“教科书需兼顾知识性、系统性，要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加以身处秘密状态必须的谨慎(指刘师培等当时的状态——引者)，因而这类著作，虽然都显示作者力求以新式教科书为模式，使结构和内容，都有别于八股式的高头讲章，见解却都比较平和，罕有激烈的议论。”同时期的新撰中国通史的计划，则多含否定君史、抨击旧史的言论，甚至会表现出一些偏激的民族观点。刘龙心认为：“清末民间重编国史运动整体所呈现出的意识形态，与清廷官定版本下重编的历史教科书是有着极大的不同。”清末历史教科书并不能完全体现当时中国通史的撰述意图，历史教科书在数量和种类上却远多于中国通史。
时下一些论著将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与中国通史合而论之，对二者的相同处更加重视，对二者的相异处则有所忽略。区别中国通史撰述和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进而认清两者的相同与相异之特点，再行考察相关问题，是讨论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时候所应该注意的。整个20世纪的中国通史撰述收获极多，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当是引领20世纪中国通史撰述的主要先导之一，即具有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创性意义。但是历史教科书毕竟是以用于历史教学为编纂目的的，关注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中国通史的撰述之不同点及其相互关系，更可得见当时新旧史学转换的种种特征在历史撰述中的具体表现。
二、编纂形式与内容观点的新与旧
早期新式外国史书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主要途径以来自于日本为主，1901至1903年间翻译出版的日本史地类书籍达120余种(13)。早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直接受到日本史书的影响，在内容、分期上模仿痕迹甚重。如《普通新历史》(1901年)在“凡例”中直言该书以“《东洋历史》为蓝本，取其序次明晰、记录简要，足备教科书之利用。原书虽称东洋史，为亚细亚东半洲诸国人民盛衰兴亡之历史，则全以我一国为枢纽，其余皆参附耳。今就原书增删取舍，以合我教科书之用”。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受到日本史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有学者认为柳诒徵的《历代史略》(1902年)“大约是我国最早的第一部历史教科书”(14)。柳曾符说：“(柳诒徵)阅读《支那通史》，而逐日修改四、五条。”“从次年正月十三日起，他开始钞《历代史略》……这样我国第一部历史教科书就诞生了。”“此书全书六卷，元代以前系译自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元、明两朝则由先祖自编而成。”(15)可知该书大部分就是钞自《支那通史》，故称其为“我国第一部历史教科书”，并不准确(16)。况且，在历史教科书编纂尚不成熟的早期阶段，冠“第一”或“最早”之名也无太大意义。周予同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说：“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书中虽没有说到这部书(指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引者)，但他受日本东洋史研究者的影响仍是显然的。”“夏氏这部书，于开端几节，述种族，论分期，以及以下分章分节的编制，大体与《支那通史》一书相近，而内容精审过之。”1909年，由“学部审定”、“中学堂师范学堂印”的两部历史教科书，即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17)和汪荣宝《中国历史教科书》(原名《本朝史讲义》)同时出版。两书当为配套同出，陈书和汪书的叙事内容相续，一为明以前的历史，一为清朝当代史。编纂者都说明他们受到日本桑原骘藏《东洋史要》的影响。陈书“序”中称赞：“桑原骘藏之书尤号佳构，所谓文不繁、事不散、义不隘者，盖皆得之。”但是“后序”说：“桑原骘藏《东洋史》……顾其为书，世界史之例耳，而于国史所应详者，尚多疏略。”
针对历史教科书的实际用途，再借鉴日本相关史书的内容与体裁，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在体裁体例和分期观点上表现出的特点最为突出。
为后人所普遍称誉的，是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在编纂形式上采用的所谓章节体。不过，在当时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者看来，他们似乎并未刻意使用章节体，而是以使用传统的纪事本末体为主。较早出现的几部历史教科书均为纪事本末体形式，应该是作者考虑到编纂历史教科书是为了更适合于在新式学校用作历史教学的教材的缘故。1903年商务印书馆组织编纂的《历史教科书》“序”称：“《钦定学堂章程》由大学以至小学无不有史学一科，而大学堂复有编纂课本之议……(旧史书——引者)不宜于教科矣。编纂新本，迄未颁行，商务印书馆主人辑为是编，以应急需。”该书分上、中、下三册，7卷，从太古之“三皇制作”到清末的“两宫回銮”，为纪事本末体。1902年，王舟瑶编历史讲义《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共7章，上起三皇五帝，下迄隋唐五代，采用的是新式“章节体”，不过王舟瑶认为章节体就是中国固有的纪事本末体(18)。1904年，姚祖义编《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四卷(册)，每卷分60课，从“历朝国统”、“上古时代”至清末“戊戌政变”、“拳匪大乱”、“两宫回銮”，均以事命篇，与纪事本末体无异，虽为“最新”的历史教科书，但是从内容和形式上看没有太多新意。1904-1906年间，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了1、2、3册。分上古史、中古史和近古史(未写)，上古史分传疑时代和化成时代，中古史分极盛时代和中衰时代，各时代之下仍采用纪事本末体。夏曾佑说过：“五胡之事，至为复杂，故纪述最难。分国而言，则彼此不贯；编年为纪，则凌杂无绪，皆不适于讲堂之用。今略用纪事本末之例，而加以综核。”夏氏本人即将其书视为纪事本末体。当时商务印书馆介绍夏书的广告中也这样说：“以十三经二十四史为主，而纬以群籍，其体裁则兼用编年纪事两体，其宗旨则在发明今日社会之本原，故于宗教、政治、学术、风俗、古今递变之所以然，志之独详。”陈庆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分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起自西周以前，迄明；汪荣宝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共3编26章，从述及满族先世始，至太平天国失败止。两书各部分谋篇命章与纪事本末体相同。
从以上近十年间出现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结构内容看，因教科书的性质而大多自然采用了纪事本末体，这样可以把史事讲得完整和清楚，可以更加方便地使用于课堂教学中去。又因为接受了进化史观，并且吸收了日本学者所撰史书的分阶段观点(上古、中古、近古)，在划分历史发展时期的大框架上要有所体现，因此以篇、编或章的形式表示历史分期，而在具体阐述过程中仍以纪事本末为之。就全书的整体内容而言，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者并未真正体味到所谓章节体的特点而刻意加以运用。因此，仅从编纂形式的角度对当时历史教科书有使用章节体而突出其史学新意，似有过誉之嫌。
不过，在历史教科书中划分历史阶段的分期观念，以及受此影响而在历史叙事方式等方面的改变，所展现的由旧趋新的发展趋向，其学术意义则不可忽视。陈庆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仿桑原骘藏书分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三大阶段，介绍该书的广告称：“是书已经学部审定，其评语云，略据日本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为底本，而取为中史之用，与原作旨趣稍殊，事义较详。”汪荣宝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虽为“本朝史”，同样是对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的分阶段观点“姑用其说”：“日本文学士桑原骘藏，尝据中国本部之大势，参考旁近各族之盛衰”，分上古期、中古期和近古期，而以清朝建立三百年以来为近世期。“欲使学者先今而后古，详近而略远，以养成其应变致用之知识……特取本朝史为讲述之始事”。夏曾佑以其卓越的史识，在他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做得最为出色。周予同说：“夏曾佑在中国史学转变的初期，是将中国正在发展的经今文学，西洋正在发展的进化论和日本正在发展的东洋史研究的体裁相糅合的第一人。”夏曾佑把进化思想和公羊三世说相结合，体现在历史发展的阶段划分中，既重视政治、经济、典制诸内容，也关注地理、文化、民族、宗教、风俗等方面。不仅在观点、内容、体裁各方面是当时历史教科书中的佼佼者，而且对以后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的撰述与研究都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夏书在当时作为历史教科书出版，在后来作为“大学丛书”再版，1955年三联书店重版，2000年被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中之一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再行出版，即说明其学术价值被认可的程度。近有学者评价称：“夏氏史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乃是历史阶段性思想。他宏观把握历史发展脉搏的能力之强，历史抽象力之高，让人惊叹。教科书《凡例》、《古今世变之大概》是其高度概括之作。经过划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过程即眉目清晰、便于把握了。他所运用的上古、中古、近古模式，也突破了传统史学完全依照王朝体系来划分历史的框格。夏氏能够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试图整体把握历史走向，这在社会形态理论尚未为人所知之晚清，确属第一流的史识。”1905年刘师培出版了《中国历史教科书》，内容虽仅止于西周，也受到好评。刘师培认为“近日所出各教科书，复简略而不适于用”。他比较中西史书体裁：“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盖区分时代，近于中史编年体，而分析事类，则近于中国三通体也。”刘书除了“所编各课，于徵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外，最大特点就是“分析事类”，该书涉及的古代地理、古代封建、古代政治、古代官制、古代田制、古代商业、古代刑法等部分，在传统史书中可见，而古代伦理、古代风俗、古代衣服、古代工艺、古代饮食则颇有新意。以夏书的划分时代纵向阐述和刘书的分析事类横向归纳，合而观之，则新型历史撰述之横纵交叉、灵活多变的章节体特点隐然可见。
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开始涉及进化、系统、因果、科学等词汇和概念，这些都是突破旧史学藩篱的关键因子。进化思想否定了旧的循环史观和倒退史观，系统观念开始突破了王朝更替的历史叙事模式，因果律有助于深层次、多层面去探讨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科学意识则强调在历史研究中重证据、重材料、实事求是，启发人们拒绝相信不可信的旧史成说。尽管这些内容在多数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表现得并不十分充分，但正是在历史教科书中开始具备了运用进化史观划分历史阶段的分期观念，才使得上述诸多新的史学观念在历史撰述中有机会孕育其中，也使得纪事本末体的传统编纂形式有可能向章节体形式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转变。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对新型中国通史撰述的影响即体现于此，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在此意义上成为新型中国史撰述的开端。
三、余论
辛亥革命以后，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仍持续不断，通过编纂历史教科书所引发的对中国历史诸问题的新见解，不仅反映于历史教科书中，还通过其他方式有所表现。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顾颉刚和王钟麒(伯祥)合著的《现代中学本国史教科书》。1922年3月，离京返苏(州)的顾颉刚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着手编纂这本教科书。在搜集编书材料、拟定教科书目录的过程中，顾颉刚对古史问题又进行了一番深入研究和思考，在他头脑中积蓄已久的疑古思想逐渐明晰起来。顾颉刚说：“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的了。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着看，忽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的问题！”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由此而形成。顾颉刚疑古学说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而编纂这部历史教科书当是促成其通盘考虑古史系统的真伪、进而提出引起轩然大波的“层累说”的直接机缘之一。
为了编纂这部历史教科书，顾颉刚曾写有《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一文。文中认为，编纂历史教科书应注意以下几方面：(1)明事实，求因果。“所以历史书的好坏，就以说明事实明了与否，说明事实的因果确切与否为断。”(2)从大众的意志中而不是名人的意志中求得时势走向。“我们总先得把大多数人的意志说明，把时势的由来看定，然后名人的事实始有一个着落。”(3)旧史书为古人的成见所蒙蔽，不审定史料，宣扬三代为黄金时代，使之深入人心，造成了人们好古薄今、由信古而变为迷古。新教科书要严密地审定史料，指示进化的路径，排斥复古观念，“使学生知道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未来。”(4)“在剪裁上，我们的宗旨，总是：宁可使历史系统不完备，却不可使择取的材料不真确、不扼要。”(5)“编纂教科书也要使得它成为一家著述。我想了许多法子，要把这部教科书作成一部活的历史，使得读书的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的活动，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兴味。”
这些看法，可以视为是借鉴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编纂中存在的问题而在民国初年对编纂历史教科书的各项要求的新总结。顾颉刚认为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应阐明因果关系、指示进化路径、重视群体作用、否定正统观念、把握历史真实，要“成为一家之著述”。《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9月和1924年2月、6月陆续出版上中下册)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现代等五期，从分期观点和叙述内容上看，“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史的整体看法，一是注重民族间的关系，二再由此扩大到中国与西方世界之关系，三则由此民族间之文化冲突与融合，推动着中国史走向世界史，形成进化的历程”。在表现形式上，各历史发展阶段包含有政治、民族、社会、文化诸方面，横纵阐述灵活丰富，显然已走出了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以纪事本末体为主的局限，对章节体的使用已臻成熟。
注释：
①俞旦初：《20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连续刊载于《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4期和1983年第2期，后更名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收入俞旦初著《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②周朝民：《戊戌变法后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③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④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台北：流远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⑤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⑥如：史广洲：《中国历史教材近代化的进程》，《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储著武、汤城：《历史教科书与新史学——以夏曾佑、刘师培为中心探讨》，《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舒习龙：《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编纂思想析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李孝迁：《新旧之争：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东南学术》2007年第4期；等。
⑦参见张越：《“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
⑧普通学书室编：《普通新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13年。按：原书作于1901年。
⑨如在“纪年”一节之末，谓“故本书纪年，以孔子为正文”等，可见此文即为其撰述“中国史”的“叙论”。
⑩原载《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2期，收入《陈黻宸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11)章太炎计划写的《中国通史》为“百卷之书，字数不过六七十万，或尚不及，尽力为之，一年必可告竣”(章太炎：《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68页)。此计划未能实现。梁启超在写出《中国史叙论》之后，“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页)。又及，齐思和在1936年发表的《改造国史之途径与步骤》一文中，仍慨叹“年来新国史之需要，日益迫切。而标准之通史(学校课本与民众读物，又当别论)，迄未出现者何耶？此岂尽由于中国史家之不努力哉……依现代之标准，一国之通史，已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胜任，而有待于专家之分工合作。”(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1936年5月1日，收入《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14页)。
(12)以上诸条材料，均引自李洪岩撰《夏曾佑传略》(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一文，在此向李洪岩先生致谢。
(13)见胡逢祥：《20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学术月刊》1994年第9期。
(14)张舜徽说：“当清末罢科举、兴学校的开始时期，江楚书局最先出版了一部《历代史略》，从唐虞三代编起，至明末止，共为六卷，而每卷各分篇章，用流畅的文辞，较有条理、有系统地把历代事迹叙述出来。由纲鉴的旧形式，一变而成为教科书的新形式，这大约是我国最早的第一部历史教科书，可惜此书没有标明编著者姓名和刊印年月，我们无从考见其详细情形了。”(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举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页)。
(15)柳曾符：《柳诒徵早期的三部历史著作》，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第198页。
(16)王家范在《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一文中认为，称《历代史略》是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若从本土编著的角度说，笔者以为此说显难成立”(《史林》2003年第6期)。
(17)据周朝民《戊戌变法后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一文记陈庆年书出版于1903-1904年，笔者未见该版本，只见1909年所出的“学部审定”之版本。
(18)参见李洪岩：《史学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