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腐败谈科学规范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科学论文,学术腐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腐败现象概述
近几年来，“学术腐败”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并且已经被列入全国政协会议的议题，可见人们对此的关注。但何谓“学术腐败”，至今尚无一个明确的界定。学术界以及社会公众似乎对此并不介意，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学术腐败的种种不良表现，诸如“伪学术”活动的猖獗，学术被金钱、权力污染等腐蚀社会风气的严重不良后果。无论硕士、博士还是博士后点的建点或导师的遴选、评估过程中的不正之风；有职有权者利用公款出书，出了书，评职称便有了资本，又可参加评奖，有了奖项，便可作博士导师、拿政府津贴，甚至成为“有贡献的专家”；文凭的贬值现象严重，花钱不但可以买假文凭，也可买真文凭；领导同志挂名，通过自己从未问津的科研工作沽名钓誉(李昊“政协委员的愤慨”，《南方周末》2000.3.24)。抄袭剽窃增多，几成公开之势；大学教材低水平重复；翻译界严重的“毁容”问题……(杨守建，2001)，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有学者曾试着将学术腐败划分为三大类型：其一是各种学术评选活动中的腐败。如最为普遍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又如硕士点、博士点的增设和评选，也早已成为人人心照不宣的“公关大战”。其二是“学霸现象”。这里所说的“学霸”，并不是仅仅指学术权威的霸道作风，而是泛指所有利用权力之便而在学术活动中以权谋私、行使霸道的行为。其三是“以官谋学”。即指具有一官半职者，利用职务之便来谋取学术名称和学术利益(李运转，2001)。实际上，这一分类方法还仅仅是从“权力”角度对学术腐败进行的粗线条的归类，难以囊括所有的学术腐败类型和现象。但总而言之，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种种学术腐败行为，不仅玷污了象牙塔的圣洁，且其负面影响已迅速蔓延至整体社会风气之中。
科学规范理论回顾
透过种种学术腐败现象，我们可以发现，从科学、客观的角度来讲，这其中大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科学越轨问题。
对于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也有人称其为“科学不端行为”，即指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出现的违背科学共同体行为规范、弄虚作假、抄袭剽窃或其他违背公共行为准则的行为(王锋，2002)。事实上，所谓的“不端行为”也就是越轨行为，就象人类社会不能杜绝犯罪一样，科学界也不能杜绝越轨行为。
科学社会学创立创始，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就意识到科学活动中会存在越轨行为，且名之为“欺骗行为”，但他认为科学社会具有高度有效的自我控制和自我治理功能，因此“科学编年史上不存在欺骗行为。”(默顿，1982)因此在此理念下，随后在关于科学共同体如何运作的一系列文章中，默顿并没有给越轨行为一个适当的位置，这显然与科学的现实运行情况不符(盛华根，2001)。对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默顿提出的科学共同体的准则即规范：普遍主义、共有主义、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
1.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即真理性的学说(truth-claims)不管其来源为何，都服从于先定的非个人性的标准，只要求与观察和早已被证实的知识相一致。普遍主义规范在科学职业生涯上要求向有才能的人开放是其另外一种表达形式(默顿，1942)。2.对于公有主义(Communism)，默顿认为，科学上的重大发现都是社会协作的产物，因此它们归属于科学共同体。科学家对他们的知识“财产”的要求限于承认和尊重。在这里，默顿承认，一旦把这种对承认和尊重的制度性重视当作科学家对自己的发现的唯一的财产权利要求，那么对科学的优先权的关注也就成为一个“正常”的反应了。3.关于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默顿认为，“科学作为专门职业中的一类，通常把无私利性作为一个基本的制度性要素。无私利既不等同于利他主义，也与利己主义行动无关。”对此，默顿进一步指出，正是对大部分动机的不同形式的制度性控制决定了科学家的行为。因为一旦制度要求无私利的行动，它就以惩罚为代价要求科学家遵从这一规范，而当这个规范被内在化之后，它就以心理冲突为代价。4.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cism)，默顿认为，有条理的怀疑主义与科学的精神气质的其他要素都有不同的关联。它既是方法论的要求，也是制度性的要求。这些规范以规定、赞许、许可和禁止的方式表达。它们借助于制度性价值而合法化。
对于科学的规范结构，可以说默顿的研究最基本也最具权威性。但有学者认为，这只是一种理想类型，科学的规范结构并不是科学家所实际遵守的行为准则的真实写照，因此科学中存在着与规范结构不尽吻合之处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理想类型”的功能只是提供一个原点，提供一个参照系，由此可构建出理论模式，然后据此进行经验的调查(顾昕，1988)。以后英国社会学家齐曼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条诚实性的准则。我国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诚实是科学道德规范的核心问题。诚实作为科学的社会规范，主要不是指个人品质，而是指对科学活动进行控制的制度和独特方式(张彦，1990年)，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了科学规范结构，将上述规范分为两类，把“具有普遍的倡导功能和特殊条件下禁止功能”的规范称作第一类规范，如无私利性、公有主义和有条件的怀疑主义等。这类规范具有一定的权变性，即并不是违反这类规范都是对科学、社会有害的，都是必须禁止的，相反，由于其倡导功能，违反第一类规范的行为有时反而得到提倡。例如，公有主义的禁止功能否定科研人员对科学发明、发现享有占有权，但其倡导功能却鼓励申请专利和保护知识产权。第二类规范“具有普遍的禁止功能”，没有权变性，无论在何种情形下，跨越了它便构成越轨，就会受到科学共同体和社会的谴责，普遍主义、诚实性的科技道德伦理等规范便属此类。上述的分类可用图一来予以概括(参见图一)：
这两类规范的划分为我们分析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提供了一个原点。因此，有学者据此将科学越轨行为分为两类：越轨行为Ⅰ和越轨行为Ⅱ(盛华根，2001)。其中，越轨行为Ⅰ是指科研人员违反了具有权变性的第一类规范(如无私利性、公有主义、合理的怀疑主义)的特殊的禁止功能；越轨的行为Ⅱ是指违反了不具有权变性的具有禁止功能的第二类规范(如诚实性、普遍主义、科技道德伦理规范)的行为。
至此，我们对科学越轨行为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然而我们更为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控制科学越轨行为?如何遏制学术腐败?
科学越轨行为控制探讨
如何遏制学术腐败，控制科学越轨行为，就目前的讨论来看，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观点：
1、偏重于评价系统。有学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在杂志社、出版社全面建立符合学术规范的学术评审制度——专家匿名评审制度，才有可能改变学术界的混乱状况(曹树基，1999)。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陈平原教授也认为，匿名评审制度(包括研究课题、博士论文、学术期刊等)的引进与逐渐推广，有利于培养正气，从制度上杜绝各种歪门邪道(陈平原，2000)。
2、借助于媒体。有学者认为，媒体与学术实际上是分不开的，从舆论监督在司法公正中的作用可以看出，媒体在学术批评中应当且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对于学术不规范文章的批评、揭露，旨在唤起人们的注意。为遏制当前学术界大量存在的违规现象，需要营造一种氛围，这单靠学术刊物是不够的，媒体的作用不可忽视(宗和，1999)。
3、诉诸于法律。目前，我国有效制止严重科学越轨行为的法律制度还很弱，难以起到惩戒作用。单有防范机制还不够，还必须有惩戒措施。目前，虽然在著作权法中，已明确将因抄袭造成的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规定为违法行为，列入应被制裁之列。但在著作权立法与执法上，制裁偏轻，打击不力(王锋，2000)。因此，有学者呼吁，加大对抄袭剽窃等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打假”不能“假打”(杨玉圣，1998)。
4、寄予体制变革。对于学术腐败，不少学者指出其病因在于体制之弊。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王守昌甚至猛烈地抨击了这种体制之弊，将其比喻为“逼良为娼”、“就是讲品牌、讲重点、这个那个‘工程’、这个那个倾斜政策害了学校风气。”(王守昌，2000)总之，许多学者们建议变革体制，如：建议教育部设立质量监察司、打假办；建立网上查假热线，把恢复高考以来的各级毕业文凭入网；建议建立科研项目评审、成果鉴定方面的法规；改变学术职称和行政级别对等的政策等等。
5、综合防治。有学者认为，打击学术腐败要双管齐下。学术腐败的产生有两个大背景：利益驱动与法制不健全。从国外经验看，道德重建与制度建设必须同时进行，前者是要在科学工作者的内心确定一个自我防范机制；后者则是为了营造一个公平环境，让诚实的人感到安心，让作奸犯科者揪心(北京青年报，2000.3.1)。还有人从另外的角度提出，学界的“自我清洁”必须双管齐下，在杜绝“假冒伪劣”的同时，更加关注并扶植健康力量的成长(陈平原，2000)。
纵观上述种种观点，笔者认为，遏制学术腐败，控制科学越轨行为，最根本的一点还是要立足于行业自律，即在科学界内解决科学越轨问题(当然，强调此点并非意味着排斥其他)。正如加斯顿所说，“科学与其他社会建制不同，它缺乏发达的正式控制机构。”加斯顿认为，科学的非正式控制机构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科学家的社会化过程；第二是科学的职业特点，即科学是一种专业自足体，“科学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是潜在的督察员。”；第三就是科学的奖励系统，科学家为了获得科学同行的承认，必须遵循科学共同体的规范，将其成果写出来加以发表，以接受科学同行的评判。这几种社会控制机制相互结合使科学保持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笔者认为，要控制科学越轨行为，首先要使科学活动在这三个方面加强行业自律。从第一个方面即科学家的社会化过程来看，一般来说，科研人员的社会化过程基本上是比较顺利的，这一点无需赘言。但为什么往往在获得同行的承认之后(或承认过程中)，有些科研人员却会受急功近利思想的支配，产生剽窃成果、夸大事实、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等不良行为呢?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涉及到科研人员的继续社会化问题。笔者认为，对科研人员而言，继续社会化的过程中尤为重要的是在科学界这个大的生存环境中，培养和强化自己的科学道德意识。而如今的许多科研人员在其成长过程中却忽略了科学道德的学习和如何做一个诚实的科学家的素质培养，以至于在某些名利及个人欲望驱使下明知故犯，铤而走险，这是一个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
关于第二个方面，即科学是一种专业自足体，“科学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是潜在的督察员。”科学共同体的功能表现在：能形成持续的科学研究能力，对科学成果进行同行评议，为科学家提供更多的学术交流的机会等(张碧晖，1991)。但事实上，我国科学领域在这一方面是做的远远不够的。其突出表现在：缺少科学道德规范的建设机制和监督机制，对科学越轨行为揭露不力甚至有意庇护，使得科学共同体的基本使命之一，即保持科学的公正和纯洁难以得到落实。业内的科研人士尚且如此，又怎能将监督的重任过多地推到普通社会公众身上?
第三，科学的奖励系统。在这个方面，讨论最多的便是同行评议制。张彦认为，在科学界，一个有效的社会控制系统必须由科学规范和科学评价两部分组成。唯有科学评价系统具有去伪存真的鉴别、选择能力，因此对于科学的良性运动，这种社会控制的功能是科学道德不能替代的(张彦，1995)。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对后者的认识很不充分。关于同行评议制，仍需进一步改进和探讨。当然，以上三个方面的科学界的业内自律要得以实施，不仅仅需要科学共同体自身的努力，同时也需社会力量的支持。
余论
关于遏制学术腐败，控制科学越轨行为，加强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科学界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展开了积极的讨论。笔者现将其中一些典型观点归纳整理如下。
1、学术“失范”有哪些
杨玉圣认为，学术“失范”现象突出表现为如下方面：其一，缺乏尊重他人成果的学术意识；其二，缺乏健全的学术评价机制；其三，缺乏学术积累和问题意识；其四，自说自话，难以与国际学术接轨；其五，低水平重复与学术泡沫化；其六，学术道德败坏，其中不断泛滥的抄袭剽窃之风最为令人头疼(杨玉圣，1998)。
2、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应当包括什么样的内容
陆学艺和景天魁对社会学规范化的学术建设的具体论述，代表了多数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看法。他们认为，在科研方面规范化的学术建设涉及到：①操作层面，如为研究者认同的研究方法、在撰写论文时要交代学术缘起、要有注释和文献目录等；②知识层面，要有基本的、大致为学者所接受的理论和概念系统，以便在同一种话语体系中进行学术对话和交流；③道德层面，研究者应当具有自律精神，应当有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学术道德和学术品格；④科研管理层面，课题论证要符合严格的程序和规范的格式等等(陆学艺、景天魁，1997)。
3、学术规范由谁定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认为，学术规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层次，在更深的层次上，规范不是那么容易确定的，也不是由哪一个或哪一群人来确定的，它是一定范围内的相对共识。我们所能认定的共同规范，除了某些基础层次的以外，大概应是学术创新这一条，有了这一条，就会有学术进步。其次，学术规范应包括哪些内容、应具有什么基本原则、应该如何运作和执行，都是需要大家不断认同的问题，而且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切不可视为什么人的独家发明，更不可将其等同于学术法庭，视为凌驾于一切学术之上的无贰权威(赵世瑜，1999)。
4、学术规范的应用范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究所蔡昉关于学术规范的应用范围的观点是值得一提的。他认为，当我们难以做到对整个学术界应用一种比较严格的学术规范，或者说这样做的成本太大时，可以着手做的事情是，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应用较为严格的学术规范，目的是构造一个具有较大创新能力和创新概率的科学研究“毛细管”。权当是一种竞争，学术规范是否必要，有没有生命力，最终由实践来说话。
5、聚焦学术批评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认为，要使学术批评能正常地开展，就得就事论事，就学术而学术，而要做到这一点，自然离不开学术规范(葛剑雄，1999)。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伯重认为：学术批评，有规矩而无定式，即在学术批评中，批评者有“行内”和“行外”之分，但批评则无“外行”与“内行”之别；学术批评的内容，可有侧重点的不同，但没有“旁枝末节”之说，任何学术成果在学术批评面前应当一律平等(李伯重，1999)。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苏立则谈了学术批评中的学术标准。他说：在我看来，一是要鼓励学术批评，促进学术批评和对话的发展；但一个同样重要并可能的追是要超越目前的学术的、半学术的批评和对话(苏立，1999)。
总之，基于对学术腐败、科学越轨行为的探讨，有学者预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如何培植良好的学术氛围，建树学术规范，加强学风建设，仍将成为新世纪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井建斌，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