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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问题常见诸报端，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以达赖为首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鼓吹西藏“独立”，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也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对此，人们极为关注。为了使人们对西藏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笔者将收集的史料进行整理，写成了这篇文章。
一、西藏与内地的关系
吐蕃是西藏高原上一个古老的民族，是现在藏族的祖先。公元六世纪，吐蕃进入奴隶制社会。当时兴起于今天山以南地区雅隆河谷一带的吐蕃部族首领囊日论赞把势力扩展到拉萨河流域。至少在唐朝以前吐蕃和内地就建立了友好关系。公元七世纪前期，囊日论赞的儿子松赞干布做了吐蕃的赞普①，统一了西藏高原上的的许多部落，并迁都逻娑（即今拉萨），创造了文字，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朝。由于松赞干布几次向唐朝求婚，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宗室女文成公主入藏成婚。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今黄河上游扎陵、鄂陵两湖）迎接，以婿礼会见李道宗。文成公主入藏时，随行人员中有大批工匠、乐队，还带有蔬菜的种子，精致的手工业品以及医药和生产技术等方面的书籍。后来吐蕃派贵族子弟钦陵等人到唐朝都城长安学习，又从唐朝聘请了处理文书的儒士和酿酒、造纸、制墨的匠人，使内地与藏区的经济、文化得以交流，促进了藏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日喀则的铜匠自述其祖师为文成公主②。至今西藏人民仍称文成公主为“阿姐甲莎”③。
唐仪凤元年（676年），吐蕃赞普弃芒松芒赞（松赞干布之孙）死，文成公主派大臣论塞调傍向唐报丧，唐高宗派朝臣宋今文参与弃芒松芒赞的葬礼。公元八世纪，吐蕃王朝的区域扩展到甘肃、青海及新疆南部和川滇西部。藏族人民与西部汉族及其它民族人民有了更广泛的接触和经济文化交流。唐中宗时期，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又向唐求婚。景龙四年（710年）唐中宗派左骁卫大将军杨矩护送宗室女金城公主入藏成婚。吐蕃大臣尚赞咄率千余人迎接。唐长庆元年（821年），吐蕃派官员论纳罗到长安请求与唐会盟，唐朝即派宰相、尚书等重要官员与吐蕃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并立会盟碑一块（今已不存）。第二年，唐朝又派大理卿刘元鼎等在拉萨与吐蕃官员会盟。长庆三年（823年）在拉萨大昭寺前树立了会盟碑。碑文用藏汉两种文字，强调“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至今这块会盟碑还树立在大昭寺前。它是汉藏两族人民友谊和团结的历史见证。公元九世纪中叶，吐蕃分裂成无数小部落，战争持续了四百多年，成吉思汗征服甘肃、青海等地后，窝阔台汗封其子阔端汗于凉州（今甘肃武威），以西藏、甘肃、青海等地为其领地。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阔端汗进军西藏，邀请藏传佛教各派尊敬的教主萨迦班直达去凉州。萨迦班直达带领他的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于宋淳祐六年（1246年）到达凉州。淳祐七年（1247年），萨迦班直达与阔端汗会面，建立了西藏政教势力与蒙古王室之间的政治联系，奠定了元朝中央对西藏进行管理的基础。元世祖忽必烈的诏令和萨迦班直达的命令“并行于西土”④。萨迦班直达于宋淳祐十一年（1251年）在凉州去世。八思巴依附忽必烈。元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尊封八思巴为国师，大宝法王、帝师。中统五年（1264年），元朝中央设立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区行政事务的机构——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由八思巴负责。总制院下设机构有：一、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主管今甘、青两省；二、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主管今四川阿坝、甘孜大部及西昌一部；三、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⑤，主管西藏的卫、藏、阿里等地。“在元朝中央帮助下，八思巴结束了当时西藏内部的割据状态，创建了强有力的地方政权。八思巴还奉元代皇帝之命，创立和完善了蒙古文字——八思巴文”⑥。元朝以后，吐蕃前往元朝的僧侣不绝于途。元泰定二年（1325年），西台御史李昌奏报：这年正月到七月，奉元一路（今甘肃至陕西）吐蕃僧侣就往返185次，驿站供马840多匹。各驿站馆舍为此容纳不下⑦。
元朝的疆域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要辽阔。为便于统治，元朝政府实行了行省制度。这是中国实行以省为单位的区域管理制度的开始。从元朝起，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的版图。
帕木竹巴为元、明两朝西藏山南地区的政权。元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年），封帕竹万户长降求坚参为大司徒，赐印信。帕竹遂管辖卫藏大部分地区。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封帕木竹巴政权的扎巴坚参（1374-1432年）为“灌顶国师”。永乐四年（1406年）加封为“灌顶国师阐化王”，受命与阐教王等共同修复元代藏区的驿站，便利了西藏与内地的交通，密切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阐化王扎巴坚参等人于永乐七年（1409年）资助宗喀巴创办并主持了祈愿会（即传召大会）于拉萨，促进了格鲁派的形成，并使其成为西藏的执政教派。修建于公元七世纪的西藏布达拉宫内，除保存有大量的雕塑、壁画外，还有许多明清两朝的敕令、印鉴、礼品、匾额等实物。这些都是历史上西藏与内地密切关系的物证。
明朝基本沿袭了元朝对西藏的管理办法。召曾经受元朝封号的僧侣入朝，重授官职。自洪武五年（1372年）以后，经常有西藏僧侣前往北京朝见皇帝，获得丰赠和厚遇。回赐仅茶叶就达十余万斤。明朝又在西北、西南设茶马司，维护和扩展西藏和内地的驿道。这些措施促进了茶马互市的发展，西藏与内地联系更为密切。
清朝在中央设理藩院管理西藏事务，又派驻西藏正副大臣。民国时期，中央设有蒙藏事务管理机构，选西藏代表参加国会议事，任命驻藏办事长官，对西藏的管理大为加强了。
二、西藏的宗教
西藏的宗教与佛教有密切的联系。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西藏原有一种土著宗教，名为“本教”，又叫“钵教”或“笨教”，俗称“黑教”，是古代藏区奉行的一种巫教，崇信鬼神和自然物（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相似）。七世纪佛教传入藏区后，本教与佛教互相排斥。但后来本教受佛教影响，遂成为喇嘛教的一支——白本教。在偏僻地区人们仍信奉原本教，称为黑本教。直至现在，在西藏、四川阿坝、甘、青藏区以及印度、尼泊尔等地，仍存在着本教寺院⑧。
喇嘛教是佛教的一支，主要传播于中国蒙古族、藏族等地区。关于佛教和喇嘛教在西藏的兴起和传播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西藏佛教最早兴起于公元七世纪，比内地佛教的兴起要迟。
佛教产生于尼泊尔，最初在印度传播。西藏离印度比内地虽近，但大概有号为“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阻挡的缘故，所以佛教未从印度先传入。
公元七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为妻。他还有一个妻子，名墀(chí)尊，尼泊尔人。文成公主和墀尊都信奉佛教。松赞干布受其二人影响，也信了佛教。公元八世纪，天竺僧人寂护、莲华生才到西藏传播显密两宗佛教。但到公元九世纪，吐蕃赞普郎达玛禁止佛教流传。直到公元十世纪后期，吐蕃出现了封建领主，佛教才以喇嘛教的形式得以复兴。所以喇嘛教的兴起是佛教与西藏原有本教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斗争的产物。十三世纪后期，由于元朝统治阶级的扶持，上层喇嘛开始掌握政权，并将该教传入蒙古族等地区。元世祖忽必烈中统一年（1260年）继承汗位后，即封西藏萨迦派领袖八思巴为国师。元至元一年（1264年）设释教总制院，命八思巴兼领院事。元朝还在西藏设立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在西藏正式建制，行使主权。至元五年（1268年），忽必烈派员入藏，清查户口，确定赋税，以吐蕃故地为皇七子奥鲁赤的世袭封地。这时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⑨。
喇嘛教的主要教派有黄教（格鲁派）、红教（宁玛派）、白教（噶举派）、花教（萨迦派）等。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为宗喀巴。宗喀巴，本名罗桑扎巴，青海湟中人。藏族称湟中为“宗喀”，宗喀巴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他致力改革喇嘛教的腐败状况，提倡僧人严守宗教戒律，规定学经次第，严密寺院组织。自其创办和在拉萨于永乐七年（1409年）主持大祈愿会（传召大会）并建甘丹寺以后，格鲁派形成，并成为西藏执政教派，在蒙藏地区广为流传。此后明成祖曾多次派使者召见宗喀巴。永乐十二年（1414年）宗喀巴派其弟子释迦也失前往北京。次年释迦也失被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他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返回西藏，用明政府资助的财物在拉萨修建了另一著名寺院色拉寺。宣德九年（1434年）释迦也失再次进京，被封为“至善大慈法王”。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黄教）的两大活佛。土默特蒙古的俺答汗于明隆庆四年（1570年）同明朝建立了和好关系。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明万历六年（1578年）应顺义王俺答汗的邀请，达赖活佛在青海仰华寺被俺答汗赠以“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万历十五年（1587年）明朝封达赖活佛为“朵尔只唱达赖喇嘛”，并召其进京。第二年达赖喇嘛在进京朝觐途中圆寂。这就是达赖三世。因达赖一世和达赖二世是追认的，所以达赖三世是实际的达赖喇嘛活佛的开始。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达赖五世在班禅四世的襄助下，凭借和硕特蒙古固始汗的兵力，一举消灭了噶举派（白教）的藏巴汗，建立了格鲁派政教合一的地方封建政权。清顺治九年（1652年）达赖五世到北京朝觐。次年，顺治帝册封达赖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地位。此后达赖转世，必经中央册封成为定制。在西藏布达拉宫西大殿，绘有达赖五世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进京朝觐场面的壁画。在达赖十三世灵塔殿内，绘有达赖十三世觐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壁画。这些都是历史真实的反映。清顺治二年（1645年），和硕特蒙古的固始汗尊称格鲁派领袖人物罗桑却吉坚赞为“班禅”，这就是班禅四世。因前三世是追认的，所以班禅四世是实际的班禅活佛的开始。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清朝册封班禅五世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立了班禅的地位。此后历世班禅必须清朝中央册封，成为定制。如1940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坐床和1949年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坐床，均遵循旧制，由国民政府审批，并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亲往主持典礼。
三、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
唐朝末年吐蕃发生混乱和分裂。直到元朝，蒙古领袖成吉思汗在北方建立蒙古汗国后，才和他的后继者先后消灭了北方诸政权，并西进吐蕃，结束了西藏的混乱状况。清朝在中央设都察院和理藩院。其中理藩院是清崇德三年（1638年）在蒙古衙门的基础上改设的，原属礼部，顺治十八年（1661年）改与六部同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称理藩部。这是清朝中央专门管理蒙古、西藏、新疆各地少数民族的机构。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准噶尔部叛军占领拉萨。康熙帝派两路大军入藏平定了这次叛乱。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册封12岁的噶桑嘉措为七世达赖喇嘛。次年派平逆将军延信等人率领陕、甘满汉官兵及青海蒙古诸部，将达赖护送到拉萨。同年9月15日在布达拉宫举行了盛大的坐床典礼⑩。雍正三年（1725年），清政府派川陕兵二千进藏平叛。平叛后，封后藏首领颇罗鼐为贝子，总理西藏事务。雍正五年（1727年）派大学士僧格、副都统马拉为驻藏正副大臣，分驻前后两藏，对西藏事务实行监督和管理。
乾隆中叶，在印度的英国殖民者两次派人进入西藏，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通商条约，未能得逞，便唆使廓尔喀（今尼泊尔）的封建主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和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两次入侵西藏。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皇帝命福康安率满、汉、蒙、藏、索、伦、鄂伦春等族大军一万余人入藏反击，经过激战，驱逐了侵略军。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其主要内容是：〈一〉、“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所有政教官员，均属于驻藏大臣领导；〈二〉、西藏大小官员俱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和班禅协商派出；〈三〉、达赖、班禅及各地活佛转世，必须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金瓶掣签决定；〈四〉、在西藏驻常备军三千名。其中前藏驻军一千名，后藏驻军一千名，定同、江孜二处为军事要地，各驻军五百名；〈五〉、西藏的对外交涉，由驻藏大臣办理；〈六〉、驻藏大臣总理西藏的财政。《钦定西藏章程》的颁布，是对西藏行政、宗教的一次改革。其重要意义在于：加强了中央对西藏的管理，密切了内地与西藏的关系，有利于国防和社会的安定。
近代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受到了破坏。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公使威妥玛借马嘉理案与李鸿章订立《烟台条约》。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经甘肃、青海、四川进入西藏到印度，也可以从印度直接进入西藏。
班禅九世在维护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1905年11月至1906年2月，英驻后藏军官卧克纳借口英王太子在印度召见，率英军50人挟迫班禅九世到印度，妄图迫班禅签订不平等条约。班禅在印度见英王太子时，卧克纳让班禅行跪拜礼。班禅不从，并说：“我只在大清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仍行执手常礼”。卧克纳威逼班禅签订不平等条约，班禅坚决拒绝。卧克纳“贪功心切”而“谋事未成”，又耗费巨资，后被英政府撤职(11)。班禅九世在印度的言行表现了高度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
1911年中国爆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武昌起义。西藏部分农奴主乘内地混乱之机，宣布“驱汉”令，企图脱离祖国。达赖在英军护卫下于1913年1月在拉萨宣布“独立”。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英国控制的中、印、藏三方代表会议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西藏代表提出了西藏自治的五项要求。英国代表麦克马洪也提出中国政府应承认西藏独立，自昆仑南定塔以南至新疆、青海全部，甘肃西部，四川康定，云南阿墩子以西为“西藏国”。中国代表当即予以拒绝。麦克马洪又提出折中方案：金沙江以西为外藏，独立；以东为内藏，中藏共管。中国代表又加以拒绝。1914年7月3日，英国和西藏代表私自订立“西姆拉条约”。中国代表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国民政府披露了在西藏问题上中英交涉的经过，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反帝怒潮，强烈遣责英帝国主义在西姆拉会议上分裂中国的罪行。
在这次会议上，英国代表麦克马洪与西藏代表私自换文划定中印东段边界，这就是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这条边界线把中国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入了英属印度。当时中国代表和中国政府均不承认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1936年，英国殖民者将“麦克马洪线”作为未定标界画入地图。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于1953年将本国领土的北部边界推进到“麦克马洪线”。1954年印度政府将此线作为“已定界”画入地图，并把划为印度领土的领土命名为“阿鲁纳卡尔”。本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中印边界一度紧张，发生战争。其原因也是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1972年印度政府把“阿鲁纳卡尔”地方作为中央直辖区。1986年12月8日至9日，印度议会两院通过决议，将“阿鲁纳卡尔”直辖区上升为“阿鲁纳卡尔邦”，正式作为印度领土的一部分。这充分说明西藏少数分裂主义者给祖国造成了重大损失。他们的行径受到了中国人民包括广大藏族同胞在内的坚决反对。
在西藏问题上，美帝国主义者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达赖喇嘛于1987年9月19日抵达美国访问，并于9月21日在美众议院人权小组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所谓西藏问题的“五点计划”，即要求变西藏为所谓“和平区”，同时无中生有，要求什么“放弃中国在西藏的人口迁移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民主自由”，“放弃把西藏作为核武器的生产地和核废料的倾泄地”(12)。9月24日达赖在印第安纳大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实际上，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13)。对于达赖的这种违背历史事实的宣传，印第安纳大学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联谊会主席丁健当即表示坚决反对。他说：“我们认为，达赖喇嘛关于西藏是个独立国家的提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是破坏汉藏人民团结的”。9月25日晚达赖举行演讲会，印第安纳大学的正副校长都没有出席(14)。可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却倒行逆施，于同年10月6日通过了所谓“西藏问题”的修正案，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说什么中国“从1950年10月7日开始就以武力占领西藏”，“在1959年至1979年之间消灭了100多万藏民”等等，并要求美国政府在今后两年中，每年向达赖等人提供不少于20万美元的援助(15)，公然要求美国政府插手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内政。达赖在美国公开鼓吹西藏独立，妄图依靠外国的力量达到分裂祖国的目的。美国国会的几个议员，围绕所谓“西藏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主要事实是：〈1〉、他们策动参众两院通过欢迎达赖访美的决议，并让达赖利用国会讲坛发表鼓吹“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论。〈2〉、1987年9月22日，佩尔等8名议员又联名给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写信，公然支持达赖9月21日提出的旨在搞“西藏独立”的五点计划。接着在9月30日，众院人权小组兰托斯、波特以及罗斯等人又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了这封联名信。〈3〉、同年10月6日美参议院通过了佩尔提出的一项所谓“西藏问题”的修正案，诬蔑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人权，并公然要求美行政当局插手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佩尔等人一再粗暴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中国人民，包括藏族人民在内，都感到极大的愤慨，表示强烈的谴责。
四、关于拉萨骚乱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美国议会中某些人支持达赖分裂祖国的五点计划和达赖的策动，拉萨发生了骚乱。
1987年9月27日上午10时许，拉萨市有21名喇嘛和其他5个人举着画有雪山狮子的旗子喊着“西藏独立”等口号在八角街、人民路一带游行，并在大昭寺广场向围观的人发表煽动性的演讲。随后继续游行到自治区人民政府前，还打伤了一些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公安部门将这些人收容审查。事件不到一小时就平息下来(16)。10月1日，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为配合达赖分裂祖国的活动又在拉萨制造了更大规模的骚乱。这天正当拉萨市民欢度国庆之时，10多名披着袈裟的人和数十名身份不明的人到位于闹市区的八角街游行。他们举着“雪山狮子”旗，呼喊“西藏独立”的口号。当公安人员进行制止时，他们公然欧打公安人员，纵火烧了八角街公安派出所的房子，烧毁和破坏了一些汽车。他们还用石块砸公安人员和在场的群众，并有人抢了公安人员的枪支，向公安人员和群众开枪。据统计，在这天的骚乱中，有6人死亡，19名公安人员受重伤。公安人员严守上级命令，没有开枪。围观群众在傍晚散去(17)。
事件发生后，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阿沛·阿旺晋美发表谈话。他说：“这伙人的目的是妄图分裂祖国的统一，破坏西藏的安定团结”。他还说：“闹事者十分孤立，不得人心，应依法严肃处理”(18)。
西藏宗教领袖、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于1987年9月24日到青海省视察工作。同年10月8日班禅在青海发表讲话，严厉谴责少数分裂主义者在拉萨制造骚乱事件，破坏祖国统一和安定团结的罪恶行径。他指出：“要依照法律严惩首恶，深挖幕后操纵者。西藏和其它藏区人民一定要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定团结作出贡献”。班禅副委员长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他说：“1980年到现在，我去过西藏阿里、青海玉树、果洛以外的所有藏区，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西藏及其它藏区贯彻落实了党的宗教、民族和统战等政策，平反了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错案，妥善解决了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藏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教育有了发展，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得到尊重，开发和修复了西藏著名的哲蚌、色拉、甘丹、扎什伦布四大寺等相当数量的寺庙”。“广大藏族同胞心情舒畅，热烈拥护、衷心感谢党的政策”(19)。
班禅副委员长在青海的讲话还阐述了西藏不能被分割出去的历史事实和自己的政治立场。他说：“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元朝以来一直存在着的客观事实。汉族、藏族及其它民族一道，经过长期英勇奋斗，组成了平等、互助、团结、和睦的民族大家庭，结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密关系。西藏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之内，符合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20)。
班禅副委员长还揭露了少数人在拉萨闹事的实质。他说：“国外分裂主义集团策动在拉萨骚乱有两个险恶的目的：第一，与他们在国外进行的分裂主义活动相呼应，相配合，妄图向世界表明国内有支持他的力量；第二，唆使极少数喇嘛在骚乱事件中当先锋，妄图诱使我们党和政府收起藏族群众最满意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犯‘左’的错误，对宗教采取压的办法，使广大信教群众同党和政府对立”。他指出：“参与骚乱事件的极少数喇嘛，根本不能代表广大活佛、喇嘛。绝大多数活佛、喇嘛是反对这次事件的，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21)。
与班禅额尔德尼的态度相反，拉萨事件发生后，流亡于印度的达赖喇嘛于1987年10月7日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公然表示完全支持这次分裂祖国的骚乱，并号召拉萨的闹事者继续骚乱下去。达赖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阐述他在美国宣传的“西藏独立”的“五点计划”，说明他当时在印度的活动是他于同年9月下旬在美国分裂祖国的言行的继续。
正当达赖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的时候，大约600名流亡印度的藏民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船艇俱乐部的草坪上举行集会，扬言在达赖喇嘛领导下要采取行动。同年9月29日，10月3日，10月15日，流亡印度的一批藏民还在新德里举行了分裂祖国的游行(22)。
拉萨骚乱发生后，同年10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消息：10月7日晚上12点，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负责人在拉萨饭店约见15名外国记者，宣读了限定他们在48小时内离开西藏的有关通知。这是一批来自美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记者(23)。
这些记者以“目击者”的身份，作了大量的关于西藏问题的报道。但是有些报道也多少揭示了拉萨骚乱的一些真像和实质。主要表现在：〈1〉认为拉萨骚乱与美国和美国一些议员支持“西藏独立”有关。达赖在美国的演讲触发了这场骚乱。〈2〉美联社在报道西藏三大寺庙喇嘛的声明时，引用其中的话说，他们“事先计划好了”这场骚乱。表明拉萨骚乱是有组织的预谋活动。〈3〉记者们还报道了一些游客亲眼看到两名西方人大喊大叫，向派出所扔石头；一些外国人在拉萨街头张贴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的所谓“决议”的标语；一些外国游客，特别是医生，除了到参与骚乱的人家中看病外，还聚集各种药品，以备进一步骚乱之用。
五、结束语
西藏问题是中国人民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当今世界上比较敏感的问题。那么西藏会不会从中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呢？笔者认为决不可能，也不现实。原因是：〈1〉、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已在历史上形成水乳交融的关系，不可分割。〈2〉、由于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正确，受到了西藏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西藏广大人民生活在祖国的大家庭感到无比幸福。他们坚决反对把西藏割裂出去。〈3〉、虽然美国、印度等一些国家中有一部分人支持“西藏独立”，但作为一国政府，不会对分裂主义者以物资和大量人力支持。所有的大国都有自己的少数民族问题。美国一些要员曾是西方国家中主张西藏独立的直言不讳的先锋，西藏叛乱分子的暗中支持者，但美国政府则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印度政府也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由此可见，帝国主义者和达赖喇嘛的分裂行径，决不会导致西藏的独立。
注释：
①藏语“赞普”是“王”的意思。
②见《青海历史纪要》第89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甲莎”意为“汉妃姐姐”。
④见《元史》卷二○二，列传八九“释老”。
⑤乌思藏：元明两朝对西藏前后藏的称谓。其中“乌思”指前藏，“藏”指后藏。纳里速古
鲁孙：元政区名。其辖境相当今西藏阿里及拉达克地区。
⑥见《人民日报》1994年1月27日4版。
⑦见《元史》卷八七，志三七。
⑧见《藏族原始文化的核心——本教探究》，《西北史地》1992年第1期第3页。
⑨参考《人民日报》1988年10月7日4版。
⑩见《文史杂志》1988年6期31页。
(11)见《近代史资料》总62号，72-99页。
(12)见《人民日报》1987年9月23日6版。
(13)见《人民日报》1987年9月28日6版。
(14)见《人民日报》1987年9月28日6版。
(15)见《人民日报》1987年10月8日6版。
(16)据新华社1987年9月29日电，见《人民日报》1987年9月30日1版。
(17)见《人民日报》1987年10月3日1版。
(18)见《人民日报》1987年9月30日1版。(19)见《人民日报》1987年10月9日1版。
(20)见《人民日报》1987年10月9日1版。
(21)见《人民日报》1987年10月9日1版。
(22)见《人民日报》1987年10月16日6版。
(23)参考见《人民日报》1987年10月9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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