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性资源与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关联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联性论文,集群论文,竞争优势论文,资源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一般认为，马歇尔理论或外部经济性是涉及产业集群施益于集群企业（注：为简便起见，本文将处于产业集群内部的企业简称为“集群企业”，以之与不处于某产业集群内的“非集群企业”相区分。）的最早论由。最近，学者们使用无法交易的相互信赖等诸如此类的术语来试图涵盖无形且复杂的集群内部的各种资源和关系。顺承这一脉络，Harrison（1991）指出，产业集群带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已经远远超出集聚经济性。在此基础上，战略学者们试图将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阐释整合人RBV（注：RBV（resource-based view）：基于资源的观点或简称资源观。）理论当中。当将RBV 理论引入产业集群分析层面后，各产业集群在竞争优势及区域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的不同，则可归结为其所拥有的共享性或集体性区域资源之间的差异。相关研究通过理论结合个案的研究方法将集群企业与非集群企业在经营状况或财务绩效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归结为系统性资源、网络性能力或产业集群效应等作用的结果。然而，由于个案现象随着选取对象的不同而存在极大差异（Harrison,1991），因此，案例研究的理论价值常常受限于研究者对个案带有随意性的选取（Paniccia,1998）。鉴此，本文旨通过数理统计方法验证系统性资源、网络性能力或产业集群效应等诸多被本文所统称为共享性资源的资源类别对集群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而验证共享性资源与集群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相关关系。
二、理论背景
近年来，产业集群以其在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而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大量有关产业集群的研究工作多数是从产业经济学或地理经济学角度出发，以集群整体为研究对象，就“集群而论集群”，极少有致力于运用新近的企业战略理论对产业集群为其内部的集群企业所能够产生的益处加以阐释的相关研究。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的基于资源的观点，为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一些有关产业集群的研究已经指出了战略资源观与集群分析相结合的切入点，认为基于资源的理论与方法，对存在于产业集群内部而集群企业外部，具备获取李嘉图租金特性的一类资源进行分析与研究，剖析其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是阐释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极具前景的研究方向（Enright,1999; Molina-Morales,2001; Wilk,2003）。
RBV理论强调企业内部资源及能力的不同导致了企业之间的差异性。顺承RBV理论这一核心要义，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同样也决定于其所能支配和利用的资源和能力。与一般企业所不同的是，集群企业相对外部非集群企业扩大了其所能够支配与利用的资源和能力范围，这些资源和能力不仅局限于集群企业内部，而且还存在于整个产业集群层面为所有集群企业所共享。在不同的研究中，这些共享或集体性资源被提炼并提升为高层次能力、高级要素、系统性资源或集体战略性资源、网络能力或网络性资源、以及产业集群效应等概念。基于RBV 研究产业集群的学者们用诸如以上所列举的单个概念对集群层面具备获取李嘉图租金的各种资源和能力进行抽象，借此将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导入RBV理论框架， 试图探求产业集群或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
基于RBV理论探求集群资源对群内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进而提出共享性资源（shared resources）概念的正式研究，当属西班牙学者F.Xavier Moli-na-Morales其顺承Enright（1999）提出的“不存在任何阻止将RBV理论运用于产业集群分析层面的障碍”的思想，较为明晰地基于RBV 理论提出了影响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共享性资源概念，认为共享性资源是指存在于产业集群内部而集群企业外部，为整体集群所特有而又不被群内任何单体企业所独占，为集群企业所共享却对群外企业具有排他性的一类具备获取李嘉图租金特性的异质性资源（Molina-Morales,2001； 吴晓波、耿帅、徐松屹，2004）。基于此种理论思想，Molina-Morales和Mart' nez-Fernández（2004）两位学者又撰文进一步阐明集群企业凭借共享性资源获取竞争优势的理论观点。这为本文试图通过数理统计方法验证共享性资源类别的存在性及其与集群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相关关系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三、假设
（一）集群企业与非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差异
许多学者对产业集群对集群企业运营绩效的影响作了大量研究工作。Decarolis和Deeds（1999）对美国区域集群的研究表明，区位化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在对意大利产业区的研究中，Enright（2001）较为概括性地指出，在意大利，集群企业的经营状况一般要比集群外部同类企业表现得更为良好；Paniccia（1998,1999）运用绩效的宏观经济变量和社会变量指标对许多意大利产业区进行了比较研究， 这些研究为产业区内的企业具有高绩效提供了有力支撑；Signori （1994）也通过将产业区内部与外部的企业进行对比分析，对Prato零配件企业的财务绩效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Becchetti和Rossi（2000）对意大利个案的研究也同样表明了产业区对区内企业出口绩效的正面影响。另外，Molina-Morales（2001）在研究地理集中对企业影响的分析中，以西班牙陶瓷制品产业集群为例，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产业区内部企业相对于外部企业具有明显的高绩效水平。所有这些研究都为集群企业具有相对非集群企业优越的竞争优势水平这一推断提供了理论及实证支撑。为进一步验证该推断，需要尽可能排除其他影响，将对比对象限定为处于同一产业分类并在具有相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内的集群企业和非集群企业，对此推断的假设如下：
H1—1：对处于同一区域经济内的相同产业，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具有明显不同于且高于产业集群外部（非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
产业集群层面的资源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产生影响的结果，并非是使得在这种影响之下的所有集群企业具有相同的竞争优势水平。诸多个案研究表明，无论是集群企业之间，还是其与外部非集群企业之间，在财务绩效水平等方面都存有较为显著的差异水平（Rabellotti & Schmitz,1999）。从资源观的角度来理解，这是企业和集群分别作为不同层面的资源集合体所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即便是接受这些差异水平存在的事实，如果产业集群层面的资源对其内部集群企业竞争优势存在普遍影响的话，诸如集体学习、共同的知识与信息获取渠道等类似具有共享性的资源将对集群企业个体的竞争优势差异程度产生限制性影响，那么当将集群企业与集群外部企业（非集群企业）进行对比时，这两组研究对象在竞争优势差异程度上应该有不同的表现。具体假设如下：
H1—2：对处于同一区域经济内的相同产业， 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的竞争优势差异水平明显低于产业集群外部（非集群）企业。
（二）共享性资源与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
为了基于共享性资源对影响产业集群优越性的解释要素进行更加精确的分析，Molina-Morales和Mart'nez-Fernández（2003）将对共享性资源的研究聚焦于集体声誉、企业间紧密的资源交换与组合和当地机构的参与等3个方面资源要素展开了实证性分析，较好地剖析并验证了基于共享性资源的集群企业价值创造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又引入了常被相关研究所提及的构成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另外3类重要资源要素，分别为集群企业间的相互信任、集体学习与知识共享网络及企业间高度的竞合互动氛围。下面将分别对六类共享性资源要素与集群企业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1.集群企业与集体声誉
虽然声誉可以存在于高于企业层面的产业、战略群组、种族网络，甚至是国家或大洲等各种不同群体层面，在这些群体内部的企业也会或多或少地受到上一层次声誉的影响，但是，产业集群所具备的集专业化分工、群内组织相互关联以及协同与溢出效应等于一体的组织特性，不仅使得集群企业更加易于形成并享有高度的集体声誉，而且也使得产业集群层面的集体声誉相对其它层面的声誉对其内部的集群企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另外，集体声誉作为集群内各活动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对独立于集群内部个体企业而存在，为整体集群所拥有但不为任何群内企业所独占，其作为一项集群企业可以共享的重要无形资产，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会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对集群外部企业（非集群企业）是较为微弱的。据此，假设如下：
H2—1：对处于同一区域经济内的相同产业，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共享性集体声誉的水平明显高于产业集群外部（非集群）企业。
H2—2：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竞争优势水平与共享性集体声誉的相关度显著高于产业集群外部（非集群）企业。
2.集群企业与企业间资源交换与组合
资源交换与组合畅通与否直接取决于资源交换各方主体相互了解及相互信任的程度。长期处于同一地理区域范围内且从事相同生产经营活动的集群企业，基于长久以来形成的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彼此间往往极为了解且相互信赖，极大地促进了集群企业间资源交换与组合活动的频繁发生。基于资源交换与组合，集群企业之间不仅可以以较低的成本通过有形资源的交换与组合进而逼近资源最优化配置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可以更为高效地进行隐性知识和技术诀窍等无形资源的交换组合与优化配置，这些知识与诀窍正是当今最重要的企业竞争优势获取源泉。可见，资源交换与组合使群内企业不仅可以直接利用自身直接占有的资源，而且可以间接地利用更多的群内非自有资源，这从很大程度上扩展了集群企业优化配置资源的边界和效率。据此，假设如下：
H2—3：对处于同一区域经济内的相同产业，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资源交换与组合水平明显高于产业集群外部（非集群）企业。
H2—4：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竞争优势水平与企业间资源交换和组合的相关度显著高于产业集群外部（非集群）企业。
3.集群企业与企业间高度的相互信任
集群企业间高度的相互信任不仅被认为是促进产业集群产生并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也被认为是产业集群这种特殊组织形式所具备的优越性之重要基础。在非经济要素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项研究来自于社会学的网络模型。与企业的科层结构不同，产业集群所形成的是网状的关联性结构。网络模型认为区域内各种企业间的联系不仅仅起源于经济内容的驱动，相反非经济内容（例如相互信任）常常成为最主要的驱动要素。这种相互信任的关系根植于集群的社会网络中。集群企业彼此间具有高的信任度，而在非集群企业间这种信任度是较低的，这就使得集群企业具备了比非集群企业更多的竞争优势（徐进，2003）。据此，假设如下：
H2—5：对处于同一区域经济内的相同产业，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相互信任的水平明显高于产业集群外部（非集群）企业。
H2—6：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竞争优势水平与企业间相互信任的相关度显著高于产业集群外部（非集群）企业。
4.集群企业与集体学习和知识共享网络
实际上，马歇尔关于产业区的理论早就隐含了产业集群为集群企业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组织学习和知识共享网络。一方面，产业集群拥有专业化的劳动力资源，而专业化使得这些劳动力所掌握的技能相对“集群专有化”。掌握“集群专有化”技能的劳动力是隐性知识的主要载体，在集群外部很难有较大适用性的“专有化”技能在限制其所有者流出集群的同时，也限制了非集群企业对集群层面知识的共享。另一方面，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交往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长期居住在同一区域内的人们不可避免地打破企业边界进行相互交流，集群内部浓厚的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使得人们的交流在相似的语言、文化背景及价值观下更加顺畅。集群企业间的集体学习和知识共享在该高效交流网络中顺利进行的同时，无疑扩大并增强了每个集群企业的知识基，使得集群企业相对于非集群企业获得了更为强大的竞争优势获取源泉。据此，假设如下：
H2—7：对处于同一区域经济内的相同产业，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的集体学习和知识共享网络水平明显高于产业集群外部（非集群）企业。
H2—8：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竞争优势水平与集体学习和知识共享网络水的相关度显著高于产业集群外部（非集群）企业。
5.集群企业与企业间紧密的竞合互动氛围
集群企业之间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既竞争又合作。作为竞争与合作共存的矛盾统一体，产业集群这种特殊的组织环境赋予集群企业相对集群外部（非集群）企业享有并更加适应这种紧密的竞争与合作的互动氛围，并且在竞争与合作的反复互动中，又不断强化竞合互动的良好氛围。长期竞合互动的受益经历极大限度地降低了恶性竞争与欺骗行为的机会主义。同时，对竞合对象的了解不仅成为竞合互动氛围得以长期维系的基础，而且使得集群外部相对陌生的企业难以融入集群企业的竞合互动圈，也就难以共享企业间紧密的竞合互动氛围所带来的益处。据此，假设如下：
H2—9：对处于同一区域经济内的相同产业，产业集群内部企业间的竞合互动活动水平明显高于产业集群外部（非集群）企业。
H2—10：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竞争优势水平与集群企业之间的竞合互动水平的相关度显著高于产业集群外部（非集群）企业。
6.集群企业与当地机构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主客观两方面确保了当地机构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促进作用明显。一方面，由于集群内部的各类组织和机构（特别是民间组织和机构）基本上都是为配套产业集群经营活动而设立并行使职能的，因此，它们的活动往往融入并被整合进整个集群经营活动当中，这从客观上增加了当地机构紧密参与和支持集群企业经营活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无论是政府性还是非政府性的当地组织或机构，其“命运”都与产业集群息息相关。政府性机构可以通过产业集群对当地经济的促进而获取良好政绩，非政府性机构由于其成员往往就是集群内部的企业，所以其更加积极主动地帮扶于集群企业，这从主观上增强了当地机构参与和支持集群企业经营活动的意愿。据此，假设如下：
H2—11：对处于同一区域经济内的相同产业，当地机构对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经营活动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水平明显高于产业集群外部（非集群）企业。
H2—12：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竞争优势水平与当地机构的积极参与和支持的相关度显著高于产业集群外部（非集群）企业。
以上将各类共享性资源要素分开论述仅是为了描述清晰起见，并不意味着各资源要素单独孤立地起作用，相反，它们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往往是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假设是用来探讨共享性资源与集群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关联性而非因果性的，也即以上假设仅用来验证共享性资源与集群企业竞争优势是相关的，而不是用来验证共享性资源“导致”了集群企业竞争优势。
四、统计分析
（一）数据收集
鉴于本研究所涉及的各变量多较难量化测定，因此本文基于大量文献并结合实地调研信息，依照量表形式进行了问卷设计，并对数据进行7级Lik-ert量表打分法处理，数字1—7依次表示从完全不同意（或不认可、低）向完全同意（或认可、高）过渡，4为中性标准。除了需要进行处理的共享性资源要素及企业竞争优势各变量，数据处理过程中还引人了哑元变量用以判定样本企业是否属于集群企业范畴，并对可能对企业竞争优势产生较大影响的企业近3年的销售收入水平、近3年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和企业成长年龄3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处理。为尽可能降低不同产业大类及不同经济发展区域对统计分析的影响，且考虑到所需的部分信息只有企业中、高层才可能了解得比较全面的事实，本研究问卷全部在浙江省内各地区对制造业企业中、高层管理者进行发放。
通过Internet网络搜索、教育培训机构、管理咨询机构、个人关系网络、以及携问卷直接走访等方式共发放问卷1939份，回收496份，回收率为25.6％，其中有效问卷294份，问卷有效率为59.3％。本次数据收集所涉行业类别广泛。依据中国2002年制造业行业分类代码划分，采集到的有效样本企业共涉及25个4位小类代码、22个3位中类代码、16个2位大类代码。其中，仅集群企业样本所涵盖的2位大类代码共占总体制造业31个2位大类代码的51.6％，超过半数，故统计分析中可以将制造业在类内的行业细分类别对统计结果的影响进行忽略处理。
（二）集群企业的识别
考虑到我国产业集聚多为城镇县域经济（或称“块状经济”），“一镇一业，一乡一品”的特色经济现象逐步成熟的现实，本文采用我国邮政区划的县域地理范围为研究的基本区域单位，也即以我国邮政编码的前4 位为划分依据划定集群企业所属的基本区位单元（注：例如，专业生产铝制标牌和徽章的金乡镇的邮政编码为325805，属于苍南县325800大类，因此，对铝制品标牌和徽章产业集群的地域划定将限定为温州苍南县；又如，以制造低压电器闻名的柳市镇的邮政编码为325604，属乐清市325600大类，因此对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的地域划定将限定为温州乐清市，等等。）。在此基础上，采用意大利学者提出的Sforzi-Istat多步法（Sforzi,1990; Istat,1996）判别标准（注：该县域区划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时便可被识别为产业集群：第一，生产制造工人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专业化分工于同一个特定的制造产业；第三，企业的雇员主要集中于生产制造工厂，且员工数不超过500人（浙江省人口密度约为意大利人口密度的2倍，故对原有250人的标准相应提高至500人）。），对所采集到的样本企业进行识别区分。具体来讲，首先是依据研究浙江省产业集群的相关文献资料（注：主要参考了王辑慈（2003）对浙江省产业集群的识别及2004年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规划对浙江省各地区产业集群（或块状经济）的划分。）对企业样本做出初级判断，然后根据Becattini（2002）所建议的学者的分类必须充分考虑实践者意见的提法，用企业在问卷中自身认定的结果对以上判断进行核实，核实成功率达80％以上。最后，根据企业所在地的邮政编码进行归类，结合依据文献的初级判断及核实结果和邮政编码归类情况，通过访问当地政府相关产业门户网站、查寻当地统计年鉴及对当地产业主管部门电话访谈和直接造访等方式，对样本企业（特别是依据文献资料初级判断结果与企业自身认定结果核实不成功的样本企业）是否是集群企业进行进一步判断（注：以对浙江绍兴诸暨大唐镇的袜业集群判断为例：大唐镇制袜企业的邮政编码多为311801，属311800行政区域内。目前，大唐镇围绕袜子的生产制造，各企业专业化分工于纺丝、加弹、印染、后整理、包装材料等一条产业链的多个生产环节。全镇有总人口57320人，其中有3.2万余人在4500余家袜业企业、1600多家配套企业从事生产制造活动，生产制造工人比例达55.8％，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外，当地从事制袜的企业员工平均数在5人左右，也远远低于500人的限定。综合考量以上各标准，可以判断邮政编码前4位为3118的从事制袜生产活动的企业是集群企业。对其他集群企业的判定不再一一列出。）。最终对有效样本企业的集群和非集群企业判定结果为：集群企业171家，占总有效样本的58.2％，非集群企业123家，占总有效样本的41.8％。
（三）数据处理
采用SPSS12.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鉴于本研究重点针对变量间的相关性及样本组之间指标的比较性进行考察，且考虑到各共享性资源要素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相关可能将受到其他共享性资源要素的影响，故采用SPSS12.0中的描述性分析模块、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偏相关分析模块以及判别两组样本指标均值差异性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块进行统计分析。具体来讲，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然后通过数据浓缩法，对测度同一变量的多个指标数值求取平均值，之后为有效测度控制变量及其他变量的影响，进行了各变量之间的偏相关分析。统计结果分别汇总于表1、表2和表3中。其中，P指代企业竞争优势，包括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水平，R指代集体声誉，E指代企业之间资源交换与组合，T 指代企业间高度的相互信任，L指代集体学习与知识共享网络，C指代企业间紧密的竞合互动氛围，I 指代当地机构的积极参与和支持。Leverage、Size和Age为控制变量，分别代表企业的财务杠杆、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
表1和表2是分别为对集群企业和非集群企业各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信度分析和偏相关分析的统计结果。对于集群企业（表1所示），各变量Cronbach's α系数的最小值为0.85；对于非集群企业（表2所示），各变量Cronbach's α系数的最小值为0.70。无论是集群企业还是非集群企业，各变量的C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0，在可接受范围内。另外，通过因子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法对问卷设置中用以测度企业竞争优势的5个内生显变量和测度集群企业共享性资源要素的23 个外生显变量进行因子分析，KMO值分别为0.857和0.892，均大于通常所认为的阀值0.7，适合做因子分析。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为作为因子，结果分别得到1个因子和6个因子，与指标设置时变量的构面一致，且其累积因子负荷分别为0.70和0.811，均大于Hair等人（1998）所建议的0.5，说明本研究具有基本的构面效度。因此，可以认为样本数据是一致和有效的。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α系数、偏相关系数（集群企业a，样本容量N＝171）
Variable Mean
S.D. α系数 P(偏相关
(变量)
(均值) (方差) 系数)
P 5.17 0.86
0.891
R 5.08 1.03
0.970.393(**)
E 4.95 0.84
0.890.396(**)
T 4.99 1.16
0.980.288(**)
L 5.00 0.77
0.910.506(**)
C 4.94 0.92
0.880.491(**)
I 4.71 0.80
0.850.306(**)
Leverage 3.69 1.51
-
-0.112
Size 5.32 1.09
-
0.164(*)
Age
5.03 1.41
-
0.161(*)
注：**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2- tailed) ;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α=Cronbach's α for all multi-item variables。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α系数、偏相关系数（非集群企业b，样本容量N＝123）
Variable Mean
S.D. α系数 P(偏相关
(变量)
(均值) (方差) 系数)
P 4.17 1.01
0.701.000
R 2.53 0.98
0.760.125
E 3.52 0.83
0.710.135
T 3.76 0.98
0.860.190(*)
L 3.65 0.93
0.800.303(**)
C 3.04 0.89
0.790.038
I 4.10 1.00
0.720.203(*)
Leverage 3.68 1.45
-
0.116
Size 5.33 1.11
-
0.175(**)
Age
5.06 1.46
-
-0.071
注：**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2-tailed) ;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α=Cronbach's α for all multi-item variables。
考察表1和表2中各变量的均值和方差水平可见，被调查企业样本的规模（Size：以员工数衡量）及年龄（Age ：以企业创立至今的时间衡量）水平均处在同行业较高水平，其均值都明显高于中性值4；企业的财务杠杆（Leverage ：以资产负债率衡量）水平均处在同行业平均水平以下，其均值都略低于中性值4。 集群企业与非集群企业在此3个控制变量上的均值水平与方差水平差异均不大。 集群企业样本的竞争优势水平及各共享性资源要素水平的最低均值为4.71，均明显超过中性值4， 表明集群企业样本的竞争优势水平处在同行业较高水平，集群企业对各共享性资源要素的存在及感知也处在较为赞同的水平；非集群企业样本除了在竞争优势及当地机构的参与和支持两项的均值超过4之外，其它共享性资源要素水平均值均在中性值4以下，表明非集群企业对大多数共享性资源要素的存在及感知是不明显的或负面的。
考察偏相关分析中的控制变量，无论对集群企业还是非集群企业，财务杠杆与企业竞争优势水平均不显著。集群企业的规模和企业年龄与其竞争优势水平均显著相关，非集群企业仅企业规模与其竞争优势水平显著相关。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由于对企业竞争优势测度的问题设置中含有创新类指标，企业规模与企业的创新绩效水平往往关系显著；而对于集群企业和非集群企业在企业年龄维度上表现的差异，可以从集群企业所处的特殊网络中找到解释。集群企业往往建立在由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各种复杂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中，企业存在的年限越长，其占有和能够利用的这种社会网络资源往往就越多，进而对竞争优势获取的正面影响也越大。非集群企业对于社会网络资源的运用则差异性较大。
表3表明，集群企业与非集群企业在p＜0.01的水平上，竞争优势的差异水平是统计显著的（F[，p]＝85.663）。另外，考察表1和表2中P的均值和方差水平可见，集群企业竞争优势均值水平明显高于非集群企业（Mean[，ap]＝5.17＞Mean[，bp]＝4.17），而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方差水平明显低于非集群企业（S.D.[，ap]＝0.86＜S.D.[，bp]＝1.01），说明集群企业不仅具有高于非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水平，而且集群企业竞争优势水平差异的离散程度也较非集群企业集中。由此，假设1—1和1—2得到验证：对处于同一区域经济内的相同产业，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具有明显不同于且高于产业集群外部企业的竞争优势水平，且集群企业竞争优势差异水平明显低于非集群企业。
表3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ANOVA）
Variable
sum of
df[*] Mean FSig.**
Squares Square
P Between Groups 74.3291 74.329 85.663 0.000
Within Groups
260.308
300
0.868
Total
334.637
301
R Between Groups 480.203
1 480.203 466.199 0.000
Within Groups
309.011
300
1.030
Total
789.214
301
E Between Groups 152.829
1 152.829 216.892 0.000
Within Groups
211.390
300
0.705
Total
364.219
301
T Between Groups 112.017
1 112.017 94.3730.000
Within Groups
356.089
300
1.187
Total
468.105
301
L Between Groups 135.343
1 135.343 188.126
0.000
Within Groups
215.827
300
0.719
Total
351.170
301
C Between Groups 268.383
1 268.383
321.174 0.000
Within Groups
250.690
300
0.836
Total
519.073
301
I Between Groups 27.6731 27.673 34.462
0.000
Within Groups
240.902
300
0.803
Total
268.575
301
注：*df为自由度；**sig.为显著性水平。
综合考察集体声誉、企业之间资源交换与组合、企业间高度的相互信任、集体学习与知识共享网络、企业间紧密的竞合互动氛围、以及当地机构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各变量相关指标在表1、表2和表3中的统计结果，在p＜0.01的水平上，集群企业与非集群企业以上各变量的差异水平都是统计显著的（F[，r]＝466.199，F[，e]＝216.892，F[，t]＝94.373，F[，1]＝188.126，F[，c]＝321.174，F[，i]＝34.462）。在两组样本数据差异水平显著的前提下，考察表1和表2中各变量的均值水平可见，集群企业各变量的均值水平明显高于非集群企业（Mean[，ar]＝5.08＞Mean[，br]＝2.53，Mean[，ae]＝4.95＞Mean[，be]＝2.53，Mean[，at]＝4.99＞Mean[，bt]＝3.76，Mean[，al]＝5.00＞Mean[，bl]＝3.65，Mean[，ac]＝4.94＞Mean[，bc]＝3.04，Mean[，ai]＝4.71＞Mean[，bi]＝4.10）。由此，假设2—1、2—3、2—5、2—7、2—9和2—11得到验证：对处于同一区域经济内的相同产业，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共享性集体声誉、资源交换与组合渠道、企业间高度的相互信任、集体学习与知识共享网络、企业间紧密的竞合互动氛围及当地机构的积极参与和支持等6方面水平， 均明显高于产业集群外部企业。
同时，考察表1和表2中各变量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偏相关水平可见，集群企业共享性资源各变量与其竞争优势水平均显著相关，而非集群企业仅在集体学习与知识共享网络和当地机构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两项上与其竞争优势水平显著相关。即便如此，其相关水平也较集群企业低（P[，al]＝0.506＞P[，bl]＝0.303，P[，ai]＝0.306＞P[，bi]＝0.203）。由此，假设2—2、2—4、2—6、2—8、2—10和2—12得到验证：对处于同一区域经济内的相同产业，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竞争优势水平与共享性集体声誉、资源交换与组合渠道、企业间高度的相互信任、集体学习与知识共享网络、企业间紧密的竞合互动氛围及当地机构的积极参与和支持等6 方面的相关水平统计显著并明显高于产业集群外部企业。
五、结论
本文研究的主题是共享性资源的存在性及其与集群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关联性。为了通过统计分析验证共享性资源的存在性及其与集群企业竞争优势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将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和外部企业进行了对比分析。分析结果与理论预期相符，对处于同一经济区域内的制造业企业，产业集群内部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水平明显高于集群外部的非集群企业。该统计结果支持了理论假设，并与前人通过不同方法所做的类似实证研究结论相吻合（Decarolis and Deeds,1999; Paniccia,1999; Signori,1994; Molina-Morales,2001）。同时，集群企业竞争优势水平方差统计量的离散程度明显低于集群外部企业，说明在产业集群内外部企业之间着实存在一类差异性因素，这类因素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水平的影响较非集群企业显著。本文将该类因素抽象为共享性资源。在接下来对比6 类共享性资源要素在集群企业和非集群企业的强度均值的考察中同样发现，对处于同一区域经济内的相同产业，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共享性资源水平均明显高于产业集群外部企业，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产业集群内共享性资源的存在性。
另外，通过将6 类共享性资源要素分别与集群企业和非集群企业竞争优势作相关性分析，使共享性资源与集群企业竞争优势存在显著关联性的理论假设得到验证，说明共享性资源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确实存在较大影响。同时，集体学习与知识共享网络和当地机构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两项企业外部资源与非集群企业竞争优势存在相互的关联也表明，非集群企业也享有企业外部资源对企业竞争优势带来的好处。不过非集群企业享有的这些外部资源形成原因差异较大，有的可能是通过战略联盟网络形成，有的可能是通过与当地机构结成长期帮扶关系形成。因此，非集群企业所享有的类似于共享性资源的外部资源表现形式和随机性都较集群企业要大，较难将其归为一类进行研究。
总之，本文采用Molina-Morales（2001）的提法，将相关研究所提及的高层次能力、高级要素、系统性资源或集体战略性资源、网络能力或网络性资源、以及产业集群效应等用以表述存在于特定集群与集群企业之间，为集群企业所共享但对群外企业具有排他性的一类具备获取李嘉图租金的异质性资源，称为集群企业的共享性资源。通过对共享性资源存在性及其与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相关性的数理统计分析，使集群企业受益于共享性资源，共享性资源的确为集群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这一论断得到验证。然而，本文在提炼共享性资源要素方面主要通过借鉴相关文献，并未提供一个对共享性资源要素进行甄选的理论框架，这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另外，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对集群企业基于共享性资源获取竞争优势的机理研究也将是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方向。
标签：集群效应论文; 竞争优势理论论文; 相关性分析论文; 样本容量论文; 集群技术论文; 差异分析论文; 样本均值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