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质量研究的新贡献——谈《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质量论文,经济分析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人口学者的视野中，“人口质量”（同我们耳熟能详的“人口素质”一词并无本质区别，只是表述不同）一直是人口研究领域一个引人瞩目的方面。早在本世纪30年代，我国近代人口研究先驱之一的陈达先生就明确提出了要从优生和教育两个方面“改善人口的品质”（所谓的人口品质也就是现代意义的人口质量范畴）；至50年代，马寅初先生在著名的《新人口论》中再度关注了人口质量问题，指出：“我国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之两不相称，几乎无人不知。”并认为：“必须大力提高人口质量，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知识水平。”进入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全面开禁，沉寂多年的人口学研究重又蓬勃起来，并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了长足的发展。
人口质量研究在80年代虽然一度成为热点，但严格说来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笔者所指的“突破性”其标准是系统的、有说服力的、能很好指导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人口质量理论的建构。相对于属于形成人口学范式的人口统计和数理人口学，人口质量研究是滞后。这不仅体现在有关人口质量的概念纷争硝烟未散，而且也体现在对PQLI（即“生活质量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可用来测度人口质量存量，因而国内学者又称“人口素质指数”，该指数由美国学者莫里斯等于1975年率先提出），莫衷一是的同时又没有更好的测度方法问世。总之，在研究热过一阵之后，终因几个关键性问题的悬而未决而归于寂寥。
对人口质量的探讨最有意义的当推经济科学，人口学意义的“人口质量”概念其实就是经济学意义的“人力资本”范畴，这方面，人力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甚至已经有过构建“人口质量经济学”的尝试。而在我国，新近问世的《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朱国宏著，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一书也在这方面付出了值得称道的努力，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前所长张开敏教授曾有画龙点睛的扼要点评，他认为，这部论著的出版是有意义的：“从理论上说，小而言之，为人口经济学填补了一块空白；大而言之，为人口质量经济学的建立做出了贡献。”笔者拜读之余，相信此言不虚。
朱国宏博士现为复旦大学人口所副教授，在人口质量、人口迁移、人口控制、人口转变等诸多领域皆有卓越建树。《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是朱国宏在其硕士论文基础上稍加修饰而成的专著。
朱国宏的研究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在其它论著中，他也非常关注人口发展及人口研究史的阶段划分和特征概括。这种历史意识使他的学术有一种厚重感，由于注意了学术的承继关系，从而能使自己的研究在历史的沃土中开放出思想的花朵。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历史的实践中，生活在历史潜移默化的影响中。我以为，历史意识是真正的学者所必备的一种优良素质，而无论其专业和学术背景是多么不同。
在某种意义上《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一书是对以往研究的一种总结，也是在总结基础上的一种探索，而无论是总结还是探索，皆有力透纸背之处。以笔者管见，他在人口质量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一、长期来，我们对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的人口质量思想缺乏系统的把握，而朱国宏细致严密的条分缕析使我们第一次看清了人口质量研究清晰的历史脉络。譬如，朱国宏从历史的大视野清晰地指出：“人口质量概念形成的脉络大致是：人种贵贱——通种——淑种——改善人口品质。在这一脉络中，人口质量被逐步加深认识，并最终形成了人口质量概念。”同样，朱国宏对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也做了中肯的评论。毫无疑问，朱的这种研究结束了长期以来人口质量知识支离破碎的格局，从而为以后更深入、全面的分析奠定了很好的学术基础。
二、朱国宏率先指出了权威的《人口理论教程》中所罗列的人口质量衡量指标的五点不足，这是一种有说服力的“破”，最终则为朱国宏自己及其他学者在人口质量存量的测度方面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三、在分析方法上，朱国宏选择了广有影响的人力资本理论作为分析人口质量问题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这在国内人口学界是首次尝试。特别是朱在量化分析中付出了宝贵的努力，一系列探索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譬如，他通过对人口质量测度方法的改进，发展出一种改造的PQLI，就是用“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等教育以上人口的比重”指标代替识字率指标来改造PQLI，旨意是使指数值能够体现出教育结构的影响，从而提高了PQLI的灵敏度，在人口质量存量的测度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再如，朱用总生产函数方法定量测度了中国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另外，还首次尝试应用个人的和社会的内部收益率方法来分析我国人口质量的投资问题，等等。
四、朱国宏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了中国人口质量存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较有明显的“超前性”，并对中国人口质量在存量上超前提高但在贡献上却偏低的现象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析——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制度分析”。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决不简单，并非人口质量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越大。因为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人口质量的贡献不仅可能降低，而且贡献本身可能被阻断。朱国宏的结论是：“因为制度性因素的障碍作用，中国人口质量在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过程中也就出现了转化速度慢、水平低的效率不高的情况。”制度性因素主要有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管理制度和教育制度。朱国宏的分析为新一轮的改革导向——“制度创新”再次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五、首次提出了“人口质量的质量”问题，指出人口质量的贡献取决于“人口质量存量上所体现的人口质量”是否正好满足一定阶段上的经济增长要求。这一观点使我们轻松地走出了“人口质量存量越高，则对经济增长贡献越大”的认识误区。这是因为人口质量存量是指数衡量的一种水平标志，它可能是实际人口质量的准确标示，也可能只是标示了人口质量的表面水平。直言之，人口质量本身不能体现其内部结构。换句话说，人口质量存量所表示的人口质量，一部分能够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而另一部分则可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如果只注重提高人口质量存量水平而忽视“人口质量的质量问题”，那么，就极可能使提高人口质量与发展现代化相脱节，从而不能利用人口质量的提高来促进现代化的发展。显而易见，“人口质量的质量”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性，是当今改革需要加以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国宏的努力为消除人口质量理论的贫困做出了贡献，但也有不足处。譬如，国宏将人口质量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以经济增长而不是经济发展为参照系是可以讨论的；再如，一般的人口质量不同于特殊的劳动力质量，笼统地谈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恐失之表面；还有，有些探讨失于学究气，国宏过分关注了对理论史的回溯和评述，而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落墨不多，分析不够展开，过分渲染理论的学术背景，反而削弱了对主题的实证分析。
应当指出，人口质量的研究领域是深广的，系统的人口质量理论迄今仍未完成。这里，笔者愿提出几个命题性的问题以期确立今后我们研究的基本理论构架：首要的问题是，人口质量内在的结构性联系如何？其次则有人口质量和人口数量的关系如何？人口质量和人口控制的关系如何？人口质量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人口质量和社会进步的关系如何？人口质量和生态演进的关系如何？再大而言之，人类的人口质量和人类文明的兴衰关系如何？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也呼唤巨人的时代。我们期待着，期待着大手笔的集大成，就在这世纪之交的辉煌起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