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出场者的身份辨识与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路径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1)03-0005-07
90年来，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中国化、时代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科学阐述，赋予大众化更加重要的意义、更加深刻的内涵、更加明确的要求。因此，大众化再一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然而，人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时长期存在着三个偏向：第一，“大众化”研究与“中国化”反思相互脱节，不理解“大众化”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必然要求和根本实现方式；第二，将“大众化”等同于“化大众”，将大众化的思想主体仅仅封闭为少数专家和权威传播者，而造成对大众本身才是真正历史主体、思想主体的“自我遗忘”；第三，将大众化的行为仅仅等同于“通俗化”，沿着“大众哲学”的路径满足于“面对面”地理论教化群众。因此，从出场学视域观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首先需要提出三个相关追问：第一，出场语境追问：究竟“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语境属于何种关联？第二，出场者追问：我们需要辨识出场主体的文化身份，谁“应当”是大众化的真正出场者或者主体？是大众本身或者是高于大众之上的“赫尔默斯”（权威传播者）？第三，出场行为、路径或形态追问：“大众化”是否等于“化大众”？大众化路径选择的关键是否意味着仅仅在于寻找一种用大众话语来表达和传播理论的方式？或者说，我们仅仅需要专家们“面对面”地产出某种通俗形态的“大众哲学”、“大众理论”？
一、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的本质指向
人们理解大众化的常见偏向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当做两个平行命题而外在地讨论两者之间的关联。在这一视域中，“中国化”似乎就等同于“中国话”，即指涉任何把德文、俄文等外文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成“中国话”的行动过程。而“大众化”就是“大众话”，即指认将理论色彩的“中国话”进一步翻译成通俗易懂的“大众话”。按照这一逻辑，中国的“大众话”当然是“中国话”，但是“中国话”却未必一定是“大众话”。“大众话”充其量被当作“中国话”在非精英阶层传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与精英话语共同构成“中国话”的两种基本形态。这一把两者当作平行存在、只是外在地关联与耦合的理解行动实际地割裂和遮蔽了两者之间内在不可分割的本质联系。对此，我们只有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发生的历史语境，才能真正理解两者之间的本质关联。
“中国化”与“大众化”从原初出场就是一体化的。与西方“原生态”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语境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特殊的认识论矛盾，或面临一个康德式的精神分裂：究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根本来源于西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读者而言，这就是“先天”）呢，或是真正发生于后天中国本土的革命实践？当两者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究竟谁是真理的评判者？[1]
一方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结果，源头在国外，传播的载体则需要理论文本和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艾思奇、王亚南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一批批的“普罗米修士”，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天火”盗译成为“中国话”和“大众哲学”，照亮着被黑暗长夜笼罩着的中国大地。然而，传播行动在指导中国实践活动中很快变成“权威传播者中心论”或“文本中心论”。这一“文本中心论”的解释学逻辑，对应地产生四个重要特征：一是思想主体的权威化。这不仅指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而且也包括能够读懂（用德语、俄语等）国外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的先贤，因为他们最接近文本，就成为传播“放之四海而皆准”真理的“赫尔默斯”。当经典作家“不在场”时，传播者就成为真理和知识的化身，成为可以唯一用“理论掌握群众”的主体。二是他们的主要行为和主要任务就是“化大众”——将深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语言翻译成中国话，或者进一步翻译成大众话，把真理广布于群众之中。在他们面前，大众成为学生、读者、“被动因素”，成为接受理论传播的客体对象。三是文本理论的先验性。对于大众而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本理论具有康德式的先验性，在他们实践之前“普遍真理”就已载于文本、先验在场，问题只在于应用。四是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工人阶级的圣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话语汇集，在时间上可以任意跨越时代，在空间上可以自由跨界平移。赫尔默斯们希望按照国外“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来建设党、指导实践。但是，历史表明：往往这些“普遍真理”的教条布道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却屡遭挫折。当国外教条与中国实践发生尖锐矛盾之时，传播者断然否认理论、文本意义的相对性和条件性，根本否认理论对出场语境所具有的根本依赖性，因此也没有认识到，一旦语境发生变化，这些文本理论就应当随着历史性条件而修正，甚至重新出场。他们总是认为普通党员和群众没有深刻地理解理论和更严格地遵从理论，不够“布尔什维克化”，因此全部任务就在于要“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2]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实践却屡屡表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身，只能产生于中国本土语境、产生于对中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与概括中。70年前，《实践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高度阐述“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的根本原理时，毛泽东同志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出发点问题。因此，当文本理论与中国实践两者发生冲突和矛盾时，需要修正的不是实践，而是理论。“仅限于西欧”语境的许多马克思的文本文献、思想理论，不能被当作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不是无条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话语，而必须要在中国语境当中重新接受实践检验，或者说，在中国本土语境中重新出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按照这一实践解释学的逻辑，也对应地产生了四个鲜明特征：一是思想主体的转换。只有作为中国的革命实践主体的大众，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创造者和思想主体，是他们而不是所谓少数权威，在为自己的解放的斗争实践中艰苦地积累着实践经验，一点一滴地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理论。这是一个思想主体、文化身份的根本颠覆：大众从原先的“读者”、“听众”等客体转变为思想创造的主体。二是标准的转换。真理不再存在于任何先验在场的思想中，而是首先存在于后天的实践生活中。实践，只有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源泉、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外来文本、理论，只有经过实践检验后才可能是真理。三是行为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再是文本思想对大众的简单传播、扩散过程，而是变成大众用自己的血的代价在不断积累真理、检验真理，用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方式阐释真理、运用真理、发展真理，他们是中国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语境中重新出场的真正的创始人。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实践、大众、语境的高度依赖性和非神圣性，即世俗化和非教条化，大众用自己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自由地创造着和撒播着自己活生生的、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不断为他们的实践提供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的头脑，成为实践智慧。他们决不是任何理论被动的接受容器，一堆没有思想能力、只能追求眼前利益的“物质存在”，或者只能产生“工团主义”、“经济主义”的低俗感性存在物。在他们面前，任何理论，包括知识界对他们实践经验的抽象和概括，都必须最终接受他们的检验。
两种解释学模式采取了两种相互冲突的思想路径，从而在中国语境中分别推崇两类思想的主体：一是权威传播者，二是实践大众。那么，两种解释学模式、两个逻辑究竟什么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传播而来的事实；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观点。“结合论”只是暂时地调和甚至掩盖了这一认识论矛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路径仍然要用《实践论》“坚持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观点来解决。[3](P267)实践，只有实践才是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认识的唯一源泉。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路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表明：由“本本主义”即“文本中心论”解释学所由产生的权威传播者主体的所谓主导路线，虽然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是绝不可能成为指导中国实践走向成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范式。在终极的意义上，只有大众，才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的主体，他们不仅是改变中国物质历史的实践主体，也是改变中国精神历史的思想主体。一切理论的源泉来源于他们，只能通过他们的实践检验。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必然归结为大众化，这就是确立大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主体。因为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翻身解放、发展幸福而不断地实践探索、积累经验，在创造和发展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中差异性地重新出场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大众根据他们的生存状况而创造的。传播力图消灭的空间语境的差异、主体理解的“自我遗忘”的差异性，都在大众那里一一得以恢复。因此，中国化决不简单地等于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翻译成为中国话语，也不等于用“大众哲学”在大众中传播。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和主体形态。承认大众及其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旨，必然地与“本本主义”和“文本中心论”的解释学模式及其“权威传播者”中心论相互对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结论。
二、大众与权威传播者：出场者的身份政治与文化逻辑
如果说，历史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在呼唤大众化的相关出场，那么，我们必然要进一步追问作为“大众化”的真正出场者：究竟是权威传播者或者是大众本身？换言之，精英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精神交往文化关系之争的焦点在于：究竟谁是理论的真正历史性创造主体？
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当然存在着漫长的理论谱系，甚至贯穿着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解史或出场史。我们至少需要穿越青年马克思时代关于“真正的哲学与世界”关系、“理论掌握群众”范式的迷雾，然后在哲学革命中发现马克思对现代无产阶级不仅是改变物质世界历史主体，而且必然成为（并不是立刻）精神世界的创造者这一彻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话语；我们需要理解恩格斯的经典名言：“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4](P246)。我们也将重新面对梅林的疑惑：“工人阶级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里每天都取得对资本主义和警察的胜利，它在艺术里却无力反对这种优势。”[5](PP266-267)也要重新面对列宁与卢森堡关于“灌输论”的尖锐争论；更需要审慎思索葛兰西关于新生无产阶级需要“有机知识分子”去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思想，及由此所开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被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无产阶级需要“革命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所“再启蒙”的观点，直到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颠覆和理论解构的激进思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上，在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的各个时期，围绕这一问题都有相当多的争论。在资本强化旧式分工条件下，无产阶级大众究竟在理论、文化上能否成为创造主体，或者说，无产阶级大众始终只是最终实践意义上的应用者和真理判决者？这一问题始终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争论的相关视线中淡出。全面梳理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史，将是理论界面临的重要任务。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权威传播者曾经是话语的主导者。在相对意义上，他们的出场和在场，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前所未有的新事实，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大众中传播的主体条件之一。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第一媒介就是依靠各位早期觉悟的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传播大众的权威传播者。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大众本身的出场方式所使然。在资本全球化造就的“工业资本—劳动”和“西方—东方”统治结构的构境中，本土无产阶级大众比本土资产阶级，甚至比本土知识分子都更早地成为现代工业和现代社会的进入者。是西方资本最先打碎原初的纯粹传统社会结构，从而将一批传统族群外在地造就而成本土无产阶级大众。他们的出场，是外国资本最先输入的产物，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西方发达的工业文明不仅向东方输出商品生产和资本，而且输出文化和思想。全球统治结构不仅建立在物质控制体系上，也建立在精神控制体系上。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历史的优越性，其中就包括对东方的全面统治。然而，早期的资本全球化工业和生活方式对传统濒临绝境的小农经济而言，是具有先进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资本全球化在用商品和大炮打开古老封闭的中国大门的同时就在实现着“世界历史性”的事业，资本的侵略扩张的残酷本性和开拓世界历史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同在，滴血贪婪和改变世界的伟业并存。西洋文化表现为一种异己的资产阶级文明。而此时，被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羁绊束缚下的新兴本土无产阶级暂时还没有能力超越传统，甚至没有能力理解和识别西洋文明，更不可能自发形成自己的独特的意识形态。真正的历史出场者无论从阶级形态或从思想自觉来说都还处在从旧族群向新大众蜕变的初级阶段。“大众”还不能真正具有历史的本真内容和阶级形态，无论就“心脏”或者是“头脑”即思想来说依然是演变成长中的群体。汪洋大海式的旧式小农被资本全球化和封建势力变成了破产的无产者，但是还没有被锻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大工业无产阶级。而要上升为这样的阶级大众，则不仅需要物质生产和阶级运动对躯体的锻制，更需要思想在灵魂深处的自觉催化。新的出场者既是历史的锻造者，也被历史所锻造。此外，繁重的苦力劳作和知识水准的低下，也使理论创造所需要的素养相对缺乏。“心脏”暂时还缺乏直接变成“头脑”的能力，“体力—脑力”二元社会迫使下层苦力大众需要借助于外脑（所谓“有机知识分子”）来实现自己的思考。相比之下，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却可以借助于知识渠道最先获得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因此成为中国的普罗米修士，盗马克思主义之星星之火广播于中国大地。因此，权威传播者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就历史地凸显出来。对于未觉悟、未知者的中国大众，先驱者的知识优势转化为一种传播的权威优势。这一传播不仅在知识层次上造就新文化运动，而且在灵魂上塑造本土的无产阶级，使他们完成理性的自觉，上升为一个阶级，即历史的新出场者。在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大众化的开端和先锋是知识分子，是权威传播者。没有他们，中国本土阶级的成长和觉悟不会如此迅速。
但是，传播者先天地具有明显缺陷。他们的优势来源于知识和书本，也因此过度依赖于知识和书本。他们几乎本能地成为“本本主义”忠实的话语族群。他们的方式专注于文本解读，言必称希腊。受千年“精神贵族—下等苦力”二分传统羁绊的束缚，他们往往是“弱不禁风”，成为“纤纤素手”、穿着长衫的白面书生，只长于精神劳作而短于体力实践，对大众生活相当陌生，对中国社会若明若暗。因此，他们天生是书本的奴隶，缺乏亲身实践的经验。解释世界，胸中虽有千言；改变世界，心中难有良策。一旦理论与实践发生严重的对立，他们会本能地站在理论和文本一边而拒斥实践。这一文本至上的知识态度，在早期传播者身上烙下了天然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印记。
因此，早期的权威传播者只是在真正的历史出场者即大众尚未成为历史主体前的“代位出场者”。他们的先于大众的觉悟和传播行动虽然撬动了历史实践变革的大门，但还不是真正的实践主体本身，他们的文化身份依然属于前实践的一群。“唤起民众”并不等于大众的真正出场。只有大众作为一个历史的新出场者即不仅成为创造历史的实践主体而且作为理论主体辉煌出场，才真正掀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序幕。懂得了这一点，就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谛。
三、“化大众”与“大众化”：两种出场者的行为方式和出场路径
权威传播者在中国面向大众的传播行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而是“化大众”。所谓“化大众”，主要指把书本（知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大众中传播、在理论与大众之间架桥沟通、用理论武装群众的过程。“化大众”的出场形态就是指望能够出产一批用通俗话语表达、解答大众问题、为大众所理解和所喜闻乐见的理论。这一行动方式是必要的，没有这一阶段和方式，就没有真正的“大众化”。“化大众”作为“大众化”的必要前提和阶段，至少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塑造本土无产阶级大众的思想灵魂。马克思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大工业内部两大阶级的对立较充分显现的历史语境中出场。当资本向全球扩张的时候，东方还没有从传统社会襁褓中挣脱出来，现代无产阶级不仅在物质上还处在流散状态，而且在思想上仍然受到传统族群社会形态的严重束缚，尚无能力成为自觉自为的阶级、创造自己的理论意识形态。因此，资本全球化连同批判的否定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都会在后发展国域内广泛传播。传播行动之所以发挥“化大众”作用，是因为它将成为唤醒阶级意识、催生思想自觉、塑造现代无产阶级大众的精神武器，具有难以替代的历史作用。
第二，权威传播者在面向大众传播的过程中不仅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和大众化进程，同时也促使权威传播者转变立场，坚定为中国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奋斗的崇高信念，创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政党。
第三，每当理论脱离大众的需要、利益和愿望，封闭自己而孤芳自赏之时，要求理论重新为了群众、面向群众、服务群众的“化大众”呼声可以部分地遏制理论脱离群众、脱离实践、脱离实际的不良倾向，唤起知识分子的良心，引导知识界和理论界成为真正的“有机知识分子”，增强向民之心和为民之情，更多地关注民生，解答大众疑难，更好地引导大众。
然而，尽管“化大众”开启了“大众化”的序幕，但决不就因此而完全等同于大众化。因为“化大众”的目的恰好在于开启真正的“大众化”的序幕。什么时候大众真正成为精神、理论创造的主体，“大众化”进程才真正开始。群众不仅成为物质世界的创造者、更成为精神世界的创造者，大众化即人民大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才真正获得了完整的意义。问题在于：当大众已经在实践中不断成为主体的时候，权威传播者依然将“化大众”的方式固化，把宣教当做自己在场的唯一行为，总是喜欢充当“为民做主”、“替民做主”的教师爷角色，总是满足于“面对面”地教导大众的快感，总是要求大众放弃思想而盲从权威传播者的“灌输论”解释。“本本主义”、文本中心论和教条主义就此盛行。他们忘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过就是大众自己实践的精神产物，就是大众自己思想的升华。大众不仅有能力、而且有强烈的理论创造的冲动，他们每日每时都在用自己的“大众话”不断地再创造出自己的思想、精神、理论，这些话语相对于权威传播者来说是相对陌生的“他者话语”。结果总是出现激烈的冲突：一方面，权威传播者囿于文本中心论和“化大众”行为方式而走向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大众总是基于自己的实践和经验否决教条僵化的理论，创造新鲜活泼的经验和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实践。因此，“化大众”和“大众化”成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经常发生断裂和冲突的两种范式。
假如我们懂得了“化大众”不过是为了更快地导入“大众化”进程的前提条件和必要阶段，假如我们理解两者的有机衔接恰好表现了一个类似列宁曾经指出的“认识论圆圈”，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把圆圈的某个片段当做永恒的切线，两者之间的冲突可能就会大大降低。如果我们科学地设定“化大众”历史作用的恰当边界，也许我们就可以适时地开启“大众化”的真正进程。但是这一切不过仅仅是假设。我们依然听到许许多多的“权威传播者”以“靶子论”方式面对大众，希望让公众像靶子一样在宣教中应声而倒；还有更多的“面对面”的理论权威话语制造的“大众哲学”计划在设计和实施。其实，两种范式之争的根本原因在于话语权之争。就理论、思想、精神来说，究竟应当由谁在说话？谁应当是话语的主体承担者？谁能够有资格评判和抉择思想话语？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在更深层次上，需要批判地自我反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大众化命题总是被置换为化大众行动？为什么真正的理论创造者即大众角色总是被遮蔽？或被放置在听众对象的位置上？这就需要深度分析造就社会言说结构背后的历史结构。如果说，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前现代国家，缺少文化、缺少知识的大众没有自己的言说地位和能力，始终希望让权威传播者“为民做主”做代言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资本工业化的早期，资本强化着“苦力—脑力”二元结构，因而“心脏”呼唤外脑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成为必然；那么，今日的中国正在成为快速进入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国家，大众正在成长为新的历史出场者，他们则已需要自己成为新的历史声音的言说主体。这是一个新旧历史结构的大转换时代。传播大众正在被大众传播所取代，网络民主正在不断培育和生长出新的言说大众。在各种新媒体不断开拓言说空间的年代，不断崛起新的言说大众，他们与传统的权威传播者之间的影响正在发生地位的改变，力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移。在不断增加的言说空间和平台上，大众话语、大众理论呈现爆炸性地增长，数亿网民等新媒体大众之间海量信息交流已成为他们最好的理论自训班，知识化大众群体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强大。于是，脑力劳动不再是一个少数精英的专权岗位而是普及化的工作，无数大众的头脑正在被解放，基于自己实践、基于本土经验、知识素养良好、理论创造能力很强的新大众正在迅速崛起。
由于面对面的交流，权威传播者再也没有绝对权威可言。在大众相当专业的实践和经验面前，一切过去被奉为神圣的权威都要接受大众的评判，甚至批判。“有机知识分子”正在融入大众，大众在学习型社会中正在成为基于自己实践经验的学习、理解、研究、创造、交流和检验理论的时代主体。在如此语境下，我们今天不能再拘泥于“化大众”的老套路、老形式，而是要认真地思考如何充分地让新言说大众来自主地创造理论，并让大众又好又快地分享理论，在快速便捷、海量发生的精神交往中通过双向重构来不断提升每一个人与整个大众的理论能力。这意味着权威传播者将越来越融入大众，成为大众中言说者之一，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将成为大众不断可以分享、评判的无数思想资源之一；理论创造者构成了相互交辉的星丛，而不再是大地必须围绕的哥白尼式的太阳中心。人们需要不断总结和概括大众的理论创新成果，但是任何成果都不过是这一现代精神交往机制制造的无数认识圆圈中的某一片段。其中，大众成为理论创造的主体，而大众理论、文化和意识形态则是今天的时代精神结构的主体部分。当然，在差异性社会与文化矛盾普遍存在的地平线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体系也将是大众交往实践和精神交往的认同结果而不是先验在场。各种思想的冲突、矛盾和对话，都将在这一机制中发生作用，除了对抗的意识形态，差异性社会的文化矛盾将在包容性发展、文化统一战线与和谐文化建设中得到解决。
因此，面对新时代、新实践、新大众、新语境，倡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再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权威传播者”的“化大众”阶段，而是要勇于超越旧阶段、摆脱旧形式，创造一切条件让新时代的大众真正出场。他们应当成为自由思想、创新理论的主体，他们将充满活力和智慧地创新创造中国当代本土的马克思主义。与以往的理论出场方式和阐述方式不同，所谓大众化，就是将理论的主体还原于大众，将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还原于大众，将理论的阐述方式还原于大众，将理论创新的动力还原于大众；努力营造大众学习型社会氛围，努力培育大众的理论自觉和创新素养，不断促进大众提升创新经验、创新理论的水平。总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出场方式和形态呈现新的差异，这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正含义。
收稿日期：2011-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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