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代际传递的中介机制：一个概念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型论文,机制论文,中介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1－0140－08
父母和未成年孩子谈话时，常叮嘱孩子“在外面要小心，不要什么人的话都信”、“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上当受骗的都是实诚人”，这一幕几乎发生在每个家庭的亲子对话或沟通中。父母的谈话究竟要传递给孩子什么呢？谆谆告诫的背后是其关于人性、他人可信赖程度的潜在看法。应否“诚实守信”的问题，无疑是社会核心价值观和个体价值观不可或缺的内容。诚然，我们要“以诚实守信为荣”，但这一核心价值观是否能够落实到个体生活和内心层面呢？父母究竟在塑造孩子“诚实守信”的价值观方面起到了什么作用？这就涉及到信任在家庭背景下发生的微观过程，即信任从父母一代向子女一代传递的过程和机制。本文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梳理有关信任的相关研究，探明信任的家庭来源和影响因素，并尝试勾画出信任代际传递的机制和过程。
一、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
信任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主题之一。有研究者统计，社会科学类英文学术期刊中以信任作为关键词或者出现在摘要中的次数从1990年的129次上升到了2005年的1956次[1]。从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检索，题目中包含“信任”的文章，1990年有9篇，2000年有167篇，2005年有836篇，2010年有1692篇。学术界之所以关注信任，主要因为信任被认为是一种最主要的社会资本，可以减少市场经济中的交易成本，简化交易程序，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促进宏观经济的增长[2]。正如Knack和Keefer对29个市场经济体的研究所显示的：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差就会带来1.15％的经济增长[3]。
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者因此关注不同国家的信任水平及不同时期各国信任水平的变化。例如，跨国全球指标数据库(Shared Global Indicators Crossnational Database)中对全球7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信任度追踪比较研究，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对亚洲5个国家和地区近25年间信任水平变化进行了研究[2]，美国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针对不同种族群体的信任水平做了比较分析[4]。这些针对国家或社会群体进行的信任调查通常询问被试赞成“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还是“与人交往时必须小心”，这一问题不涉及具体的信任对象和具体的信任情景，它所反映的是人们基于对人性的基本认识而做出的道德判断，研究者将其称为“普遍信任”[5]。国家或群体层面的普遍信任水平能够标定该国家公民或群体成员如何评价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可信程度，会影响社会的组织和运行效率。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个体接触的是具体的人际关系，信任水平是因交往对象而异的。当我们基于自己的人际经验决定是否信任别人时，这是一种特殊的或个别的信任，如对父母的信任，对朋友、同学、邻居、同事的信任，对不同行业专家、从业人员的信任，对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国籍的人的信任[6]。个体的特殊信任水平与交往情景、交往经验、交往的风险程度等因素有关。例如，Thompson等人追踪考察了儿童患者的父母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建立过程，结果表明，被试最初对医护人员的信任与普遍信任水平相当，随着交往经验的增加，了解了医护人员的工作态度、治疗方案制订、护理行为等情况，对医护人员的特殊信任开始建立并发展起来[7]。跨文化比较研究结果也显示个体会根据交往主题、风险程度来权衡是否信任某些个体，如父母、朋友、政府职员、佛教徒等[6]。可见，特殊信任强调信任水平因信任对象的不同而异，受特定情景下交往经验的影响。
有关特殊信任的实证研究发现个体在不同风险情境中都非常信任自己的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信任对象逐渐从家庭成员扩展到其他亲戚、熟悉的朋友、同学和同事等群体中[6]。这意味着个体对他人的信任最早源于家庭，将父母作为信任对象，而后才可能形成对其他个体和人群的信任。尤斯拉纳在总结普遍信任在个体身上的起源时也曾指出人们对他人及环境可靠性的预期有其家庭根源，可能与个体早期与父母的交往经验、父母的信任水平以及家庭环境有关[4]。这些证据表明，或许存在人际信任在家庭中从亲代向子代传递的现象。
二、信任的代际传递现象
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指父母的能力、观念、行为、社会地位等传递给子女的现象。子女在各方面与父母越相似，代际传递效应越强。在实证层面上表现为父母特征与子女相应特征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且亲代特征对子代相应特征有一定的预测性。目前的研究已发现个体发展中的许多变量，如攻击行为、不良教养行为、少女早孕、依恋模式、离异、教育成就[8,9]等都存在代际传递现象。
然而，目前关于信任代际传递的研究相对较少[10]。早期的信任代际传递研究基本都是由美国学者开展的。例如，Katz和Rotter从大学生群体中挑选出信任得分在正负0.5个标准差以上和以下的200名大学生作为被试，并用同样的量表测量了其父母的信任水平以考察父母和子女信任水平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表明，父母与子女的信任水平确实存在一定关联，但父亲和母亲对子女信任水平的影响不同：父亲的信任水平对儿子的影响更大，但对女儿的影响很小(仅达到边缘显著水平)；母亲对儿子和女儿信任水平的影响程度相似，但高信任和低信任子女的母亲信任得分差异仅达到边缘显著水平[11]。Luhmann对大学生及其父母的小规模调查研究得到了比较确定的结论：“父母的信任感是孩子信任他人最强的决定因素”，而且这种影响可能从个体早期开始，或许早在儿童8岁时就已经形成了他们对世界的稳定看法[12]。尼米－詹宁斯社会化研究(the Niemi-Jennings socialization study)分别在1965年、1973年和1982年对青少年及其父母的价值观和社会态度进行了大规模追踪调查，它被认为是早期信任代际传递研究中最可靠的数据来源。该调查结果显示父母的普遍信任水平与子女信任水平存在关联。其中，1965年对711对父母和子女的调查发现，如果父母是高信任者，那么其子女相信陌生人的可能性就高出9个百分点；父母较低水平的信任能预测其子女的低信任[13]。1973年和1982年对这些青少年家庭的追踪调查结果表明：如果父母在9年前具有较高的信任感，同时对自己群体之外的成员有较积极评价的话，其子女信任他人的概率是76.9％；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那些父母早年信任感较低，对自己群体外的人评价消极，子女成为信任者的概率仅是33.7％[4]。
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信任存在代际传递现象。Rotenberg对加拿大50个小学生家庭的实验研究发现，母亲的信任水平能够预测子女的信任水平[14]。最近德国社会经济调查结果再次证实信任存在代际传递性。该调查包括12000个家庭，且取样代表了德国人口分布状况。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母亲和父亲的普遍信任水平能显著预测子女信任水平，回归系数分别为0.23和0.16[10]。可见，信任代际传递的直接证据虽少，但这些证据却足以告诉我们信任的代际传递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那么，信任的代际传递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发生的呢？国外的追踪研究结果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提示。尼米－詹宁斯社会交往研究发现在影响个体信任水平的众多因素中，预测力最强的并不是个体当前的状况及其所处年代的特征，而是他们儿童期形成的价值观和父母许多年前的信任感和教育。在Wuthnow的访谈研究中几乎所有被试都把自己的信任态度描绘成他们在儿童时代学来的性格特征，而不是成年后才有的[15]。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将目光转向个体的早期成长环境，考察个体信任是如何发生的，父母、家庭在信任水平的传递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上文区分了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二者内涵、产生基础及在真实生活中的应用情境均不相同，所以个体两种信任的来源和代际传递机制可能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将分别综述与两者各自关联的家庭因素。
三、普遍信任代际传递的中介因素
普遍信任被认为反映了人们对世界、人性的基本看法，一旦形成不易改变。各种生活事件和境遇对普遍信任的影响不大，即使我们发现某些个人、群体甚至是大多数人有不可信的行为时，我们也不容易从信任者转变为不信任者。因此，普遍信任被认为是个体相对稳定的价值观。现有理论和日常经验表明，普遍信任有其家庭根源。
普遍信任的形成或许首先要追溯到婴儿期的亲子依恋。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早就指出，在会说话前，婴儿就通过与母亲的接触，体会到了母亲在满足自己基本需要(如饥饿、舒适)方面是否“可信”，从而发展出“信任”品质，克服对他人的不信任或疑虑感。后来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对他人有积极的看法，通常有较高的人际信任，而不安全依恋个体的信任水平较低[16]。正是这些早期与父母的交往所产生的信任体验经过内化进入到个体的内部认知系统，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人际关系原型，影响着个体对他人的信任。可见，早期亲子互动质量对个体普遍信任存在一定影响。然而，近期的实验研究却发现两者间的关系比较复杂，而非直接预测。Corriveau等人对147名4－5岁儿童的研究发现，安全依恋儿童——即与父母建立高水平信任的儿童在问题解决情景下会根据成人所提供线索的正确程度来选择信任母亲或是陌生人，而逃避型依恋儿童则较少考虑实际线索并盲目相信陌生人，抗拒型依恋儿童也经常忽略线索并作出拒绝陌生人观点的选择[17]。这似乎意味着个体早期对父母的信任并不能直接预测其信任水平，但会影响其排除人际关系干扰，充分加工信息作出信任判断的能力，减少其盲目信任或不信任他人的可能性。由此可以推论，信任水平不同的父母可能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通过哺乳、环境布置、照看模式等养育行为影响了子女在环境中的安全感，以及对他人的信任态度，从而培养出信任水平各异的儿童。
除个体早期亲子依恋的影响外，个体世界观，尤其是乐观主义的世界观也被认为是普遍信任的最好预测源之一。也就是说，那些相信未来比过去好、未来的一切都能如愿的个体更相信大多数人是可信的。美国多项大型社会调查结果都支持这一观点。例如，美国1987年的“社会普查”结果表明，那些相信下一代人会比自己生活得更好的个体相信他人的可能性要比其他人高出18％；1992年的“美国全国选举研究”结果也显示，相信20年内生活会更好的人信任他人的可能性比悲观主义者高出10.4％[4]。那么，乐观主义为什么会影响个体的信任水平，它又是如何让信任代际传递实现的？Seligman从“解释风格”角度阐释了乐观主义世界观对信任代际传递的贡献：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的世界观早在儿童期就已经形成，这导致他们对同一事件的解释不同，因此会有不同的信任水平[18]。例如，高信任者对自己群体内外的人都持积极的看法，他们认为未来很美好，自己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生活，从陌生人那里能获得机遇，学习到新东西。而低信任者则认为外部世界很危险，自己难以掌控，因此对前途悲观，害怕陌生人争夺资源，担心自己被陌生人利用。综上所述，信任的代际传递可能遵循这样一个路径：秉持乐观主义世界观的父母更容易成为普遍信任者，其乐观主义的世界观也影响了子女的世界观，使得子女对世界、对他人的看法也与其父母类似，信任水平由此实现了代际传递。那么，乐观主义的世界观从何而来？有人认为是遗传自父母的，也有人认为是青少年期形成的，但无论如何乐观主义世界观的建立都需要父母的关爱。
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关爱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亲子沟通以及对子女的教养方式上。父母通过“言传”和“身教”传递了自己对人性的看法和信任观念。1996年的美国“佩尤费城调查”结果显示，那些高信任的被试报告父母很少警告他们不要相信他人[4]。不仅亲子之间有关信任的直接沟通会影响子女的普遍信任，有时仅仅是与子女谈话或者更一般的沟通特征、沟通模式都会对子女信任产生影响。尼米－詹宁斯社会交往研究对711名青少年的调查发现，父母与子女对话的数量、子女影响家庭决策的程度、子女在交友和活动内容方面的自主权、子女与父亲的亲密程度等都能预测子女的普遍信任水平[14]。具体来说，如果一个青少年的父母具有信任感，而且他本人又能够影响家庭决策，能够决定与谁交朋友，能自由地表达与父母不同的意见，他成为信任者的概率会很高，约为76.7％；若不具备这样的亲子沟通环境则这个青少年信任他人的概率就只有42.8％。综上所述，亲子沟通在信任代际传递过程中的中介路径可能有两条：第一条为直接影响路径——父母通过与信任有关的亲子沟通直接向子女传递其信任信念，沟通越多，父母的信念和态度也更多地传递给子女；第二条是相对间接的路径——与信任无关的亲子沟通模式影响子女信任水平。那些在亲子沟通中，被允许发表不同意见，能做决策的孩子逐渐发展出对环境的控制感，而这种控制感能很好地预测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结果也发现个人对环境的控制感和父母的信任水平共同影响，经过长期积累能够产生出高信任的青年人[4]。
与此类似，父母不同的教养方式会塑造儿童对自我、对他人、对环境的不同看法和感受，从而影响其信任水平。早期研究发现如果父母使自己的孩子自我感觉良好，就“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孩子在与他人打交道时的自私程度”[19]。尤斯拉纳对1992年美国全国选举研究结果的再分析显示，高信任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喜欢孩子有好奇心”、“喜欢孩子勤于思考”、鼓励孩子与较多邻居说话；而那些鼓励孩子服从和礼貌的父母信任水平则较低。可见，高信任与低信任的父母在子女教养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那么，不同教养方式会对儿童信任产生怎样的影响？教育领域曾有观点认为，父母在个体早期(甚至是子女5岁时)的教养方式能转变为子女未来的态度和信念。有关家庭教养方式对子女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如果家长过于严厉或过于疏忽，孩子就会对陌生人保持较高警惕性；如果父母具有信任感、宽容、参与集体活动、与邻居说话，会对孩子有示范和引导作用，使孩子能接纳不同于自己的人，对邻居、集体、家庭外的个体产生亲近感，从而形成较高水平的普遍信任[20]。国内研究也表明，生活在养育方式较积极的家庭中的个体人际信任度较高；而拒绝、否认型养育方式则与子女的人际信任呈负相关。
综上所述，子女早期体验的亲子依恋质量、乐观主义的世界观、亲子沟通状况、父母教养方式等因素可能是普遍信任代际传递的中介变量，有助于解释父母信任水平和子女信任之间的相似性。
四、特殊信任代际传递的中介因素
特殊信任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没有与他人的交往经验，没有形成关于他人的信息，人们就不可能产生特殊信任。因此，亲代和子代间特殊信任水平的相似性可能主要是由两代人社会交往范围、交往经历的相似性造成的，这种相似性具体包括共同的家庭、居住在同一城市或社区、处于相同的社会阶层、工作类型相似、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相似。由于缺乏特殊信任代际传递的直接研究文献，下面将着重介绍影响特殊信任水平的各因素，以期找到特殊信任代际传递的可能中介变量，间接说明特殊信任的代际传递机制。
首先，与被信任者的交往经验对特殊信任的影响。交往过程中，特殊信任的形成和发展通常是基于被信任者的行为表现。例如，Thompson等人对就诊儿童家长对医护人员的特殊信任产生及发展过程进行了追踪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交往次数的增加，家长对医护人员开始产生特殊信任；当对医护人员的技术表现、护理行为等有了更多了解，家长的特殊信任开始发展，变得更高或更低[7]。近来，心理学家集中研究了幼儿的选择性信任，结果发现无论他人当前提供的信息正确与否，幼儿都会根据他人以往是否提供过错误信息来决定拒绝或者信任对方提供的信息[21]。可见，个体早期的特殊信任也是以交往经验为基础的。此外，有研究者指出特殊信任的建立和发展水平与具体情境有关。牛江河与辛自强的研究考察了被试在借钱、积极信息和消极信息交流等三种交往情境中的特殊信任水平，结果发现不同交往情境中个体信任的对象不同[22]。张建新等人曾设置了“辅导功课”、“保管钥匙”等交往情境来考察被试的特殊信任水平，结果表明被试会根据被信任者在特定交往情境中的能力、以往交往频率等因素来决定是否信任对方[5]。其实，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特殊信任大都是在特定情境中表现出来的，如在医院中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法律咨询时对律师的信任、面对数学题对教师的信任、分享隐私时对朋友的信任等。通过交往经验个体可以了解被信任者的能力、特征或品质，建立对他们的信任，这种特殊的交往经历逐渐转化为个体对某个被信任者或者某类被信任者的特殊信任，个体在类似交往情境中会调用这些经历，表现出较高的特殊信任水平。
其次，人际关系属性对特殊信任的影响。人际关系属性即个体与被信任者之间的人际关系类型，如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熟人、陌生人等。不同的人际关系属性可能因熟悉程度不同、交往深度不同而影响个体的特殊信任水平。1996年美国费城的“信任和公民参与调查”发现，人们更信任家人、朋友、同事、老板，而对邻居、陌生人的信任水平则较低[4]。牛江河和辛自强对加拿大和中国成年人特殊信任的研究也发现，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对配偶、父母、子女等家人的信任最高，其次是有过共事关系的朋友、同事、老板等熟人，最后是与自己没有直接交往经验的陌生人[22]。人际关系属性的影响可以用个体和被信任者的相似性来解释，因为某些人际关系属性本身就体现了关系双方存在某些相似。例如，亲人关系意味着双方存在血缘或亲缘关系，同事关系意味着双方有共同的工作环境，朋友关系意味着双方的核心价值观相似。相似的个体更可能成为一个群体，研究表明同一群体内的成员往往以赞许的眼光看待本群体的其他成员，认为他们值得信任、诚实并具有合作精神；而其他群体的成员则被看做是充满敌意的。进化博弈论模型也支持以上观点，信任和支持同类人是进化的结果，也是特殊信任的基本特征[23]。
第三，父辈替代性经验对个体特殊信任的影响。除了直接的交往经验之外，个体也经常通过观察他人(尤其是父母)的信任关系和信任事件间接获得信任经验。例如，Franklin等人对完整家庭和离异家庭子女信任感的比较研究表明：完整家庭和离异家庭子女的普遍信任没有差异，但离异家庭子女对自己的恋人、未来配偶及婚姻的特殊信任较低。相对于父母离异，父母离异前的婚姻冲突对儿童的特殊信任，包括对父母的信任、对恋人或未来配偶的信任都有显著的影响[24]。有关离异代际传递的追踪研究也表明，祖辈或父辈的婚姻状况及婚姻中的信任感可能通过社会学习等机制延续到子辈或孙辈家庭中[8]。正如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所说，人类有替代学习能力，这使得个体之间的交往经验已不再是个体经验，它能为群体中每一个成员所共同拥有，从而实现个体经验在不同个体之间进行沟通和传递[25]。由此可见，父辈与他人交往的特殊经验可能成为儿童与人交往的原型和范例，通过示范作用，转化成儿童的特殊交往经验，从而影响其特殊信任，也由此实现了特殊信任的代际传递。
综上所述，特殊信任的形成主要以交往经验为基础，具有较强的对象性和情境性。所以，特殊信任的代际传递可能更多源于亲代和子代的交往范围和交往经历的相似性。如果父母总是在某些情境中表现出对邻居、同事或其他熟人的特殊信任，那么子女通过观察学习习得了这种建立特殊信任的模式，同时获得了某些替代性的特殊经验。当子女在人际交往中遇到类似情境时，他们会调用从父母那里获得的特殊人际经验判断自己是否应该相信某些个体，同时运用已经习得的特殊信任模式来建立自己的信任圈，从而实现特殊信任的代际传递。
五、总结：信任代际传递的中介模型
上文引证的资料只是说明了信任代际传递的可能中介因素，但从理论上如何解释这种传递机制呢？以往代际传递研究通常有两种观点解释传递现象：一为“遗传说”，一为“教养说”。“遗传说”认为可能是父母将某种稳定的能力、个性特质或倾向通过基因传递给子女，从而驱使子女以与父母类似的模式来思考和行动，最终使其发展结果与父母十分接近，实现代际传递。而“教养说”则主要强调各种“后天”过程的作用。父母的价值取向、社会态度和行为方式可能通过与子女的交往、对子女的教导，通过子女对父母的模仿传递给子女。例如，父母营造的家庭氛围、阅读习惯等能够解释教育成就的代际传递；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日常沟通作为中介变量促使个体认知能力的代际传递。
对于信任来说，研究者通常将普遍信任看作稳定的价值和行为倾向，其传递可能存在生物遗传路径。最近，美国和瑞典学者进行了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的对比研究为信任代际传递的“遗传说”提供了实证支持[26]。他们的研究表明遗传能够解释成人普遍信任变异的32％(瑞典被试)和16％(美国被试)。或许存在这样一种基因能够决定人们对外界和他人的看法，并通过生理遗传传递给下一代，实现普遍信任的代际传递。因特殊信任的产生要以交往经验为基础，因此没有理论依据和实证证据表明特殊信任存在生理遗传路径。遗传因素不能解释信任的全部变异，说明在生物遗传之外还存在其他间接传递路径。
上文有关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的影响因素的众多研究都为信任代际传递的“教养说”提供了实证支持。虽然这些研究仅为信任的代际传递提供了间接证据，但它们却为未来研究探寻传递过程的中介变量提供了依据。根据目前已有研究我们可以大致推导出以下两个假设：第一，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的代际传递机制不同；第二，信任的代际传递过程中存在众多中介变量。图1是我们根据现有理论观点和文献提示建构的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的代际传递过程模型。由于现有实证研究大多以说明信任存在传递现象的事实为目的[10，18]，并未涉及对传递机制和传递过程的描述，因此，图中的传递路径多为旁证，还需要那些将父母和子女的信任水平、中介变量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中讨论其影响路径的实证研究给予直接的验证和支持。下面将结合图1和已有研究结果说明信任的代际传递机制研究中已得到确证的影响路径和有待实证检验的路径，以期为未来研究指明方向。
图1 信任的代际传递机制概念图
首先，图1中表示父母信任水平对中介变量影响的路径a和a’是信任研究中被社会学关注，而被心理学长期忽视的部分，也是未来信任代际传递微观过程研究需要重点补充的内容。目前，有关路径a和a’的证据多来自社会学的大规模调查，结果较为稳定。调查结果明确指出信任水平不同的父母其教养观念、教养方式、乐观主义世界观、亲子沟通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4,18,19,20]。而父母信任对亲子依恋质量、家庭功能等心理学专有变量的影响则缺少实证证据，还需要未来心理学研究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不过，心理学中有关信任的理论阐述却为路径a的存在提供了支持。例如，Rotter指出普遍信任是个体对非特指的他人或团体的可信赖性的普遍期望，类似人格特质[27]，它影响着个体对环境和事件的看法，也影响着个体包括教养观念、乐观主义等在内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而群体信任的研究结果也为特殊信任影响交往经验的路径a’提供了证据。例如，研究表明对特定个体和群体的高度特殊信任会引导人们更多进入其熟悉的高信任的交往情境和人际关系中，从而限制了其交往范围，导致人们缺乏与异质群体成员交往的经验[28]。
其次，图1中连接中介变量和子女信任水平的路径b和b’是目前得到心理学实证支持较多的部分[5,6,7,21,22,24]。对普遍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以儿童和大学生为被试考察亲子依恋、教养方式等与个体信任的关系。虽然国内的这类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这些研究多数因缺乏对普遍信任来源的理论思考而致使其对结果的分析仅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上，对中介变量和个体信任水平作用方向的解释也时常出现矛盾。所以，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需要在理论统合的基础上梳理出研究脉络，对各种中介路径进行有计划的检验。特殊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证据多来自国外学者。他们多以成人为被试研究交往经验、信任情境等在特殊信任产生过程中的作用，较好展示了特殊信任产生和发展的机制。
最后，除了借助中介变量解释信任的代际传递之外，一些重要的外源性影响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即图1中的路径c和c’。在信任研究中，教育背景、收入、职业、社会阶层对个体信任水平的影响始终为社会学研究者关注。社会学者将这些因素看作社会分层的指标，考察社会结构、资源分配等宏大社会特征对人们信任的影响。虽然有证据表明路径c和c’的确存在，且这些外源性变量还会影响某些信任传递路径，如受教育水平不同的个体对交往经验的解释不同，从而影响其信任水平[4]；但是，社会学者并不关心这些因素如何在家庭中发挥作用，以及这些因素经由一些怎样的过程让某些个体变得更容易信任或者不信任他人。遗憾的是，关注个体信任家庭起源的心理学研究者们又常常忽略掉这些变量的影响。因此，今后有关信任代际传递的实证研究应该将社会学的宏观视角和心理学关注微观发生过程的研究传统结合起来，以便完整地描述信任代际传递的机制。
此外，模型中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因产生基础不同，传递机制也存在差异。但是，两者可能有着共同的中介变量：早期亲子交往经验。亲子交往在影响子女普遍信任的同时也是子女最初的交往经验，帮助他们形成了最早的特殊信任，即对父母的特殊信任。在普遍信任的中介变量，如父母教养方式、亲子沟通中可能渗透和透射着父母对特殊交往经验的理解，因此也会影响子女的特殊信任水平。同样，父母在陌生情境中以普遍信任信念来指导自己与他人的交往，这些交往事件在成为父母和子女的特殊交往经验，帮助形成特殊信任的同时，也向子女传递了父母的普遍信任信念。可见，虽然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代际传递的路径不同，但在真实生活中，两者的发展轨迹可能出现交织，并相互影响。
综上，本文并非只是要综述文献，而是要在此基础上提出信任代际传递的中介模型，揭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代际传递的不同中介因素以及一些外源变量的影响。这个模型目前还主要是基于文献推导出的概念模型，虽然模型中的某些路径有大量实证资料支持，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模型仍然需要实证检验，这应该是今后研究的方向。若能证实该模型，则对有效解释个体信任的家庭起源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能对信任的家庭教育提供实际指导。
收稿日期：2012-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