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实践的高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1 〕这一论述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根本的方向和艰巨的任务。
长期以来，我党一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然而在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中却不断出现静止、孤立或盲目超越中国实际的本本主义研究方法。更有人把理论当作一种高高在上的、单纯炮制文章的自由职业，同生动的实际保持着远远的距离。造成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然而就理论思维本身看，在如何面对实际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大量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则是必须引起重视的深层问题。不清理深层思维中的混乱，理论联系实际的愿望就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一、理论和实践对立的现象和本质
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理论通常被理解为是从实践的感性基础上抽象出来再加以提炼制作的产物，仿佛大地蒸发水份凝成的云彩，总是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这种感觉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无形之中放到了天与地的对立模式中。尽管伟人们不断强调理论走向实际的重要性，但是由于从经验到理论的过程和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不同，前者用毛泽东的话，是一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过程，其概念的抽象和内在的逻辑演进带有理论的可操作性；而后者却是一种超理性的领悟和对混沌系统的整体预感，带有非理性的神秘色彩。因此，长期以来，“攀登理论高峰”的观念成了理论工作者追求的可见目标，而更难以攀登的实践高峰却并不显现在理论工作者的视野中。
此外，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被理解成一种简单的检验过程。即理论怎么说，实际就怎么做，做成功了，说明理论是正确的，做失败了，便证明理论是错误的，或者说这种理论还没有揭示事物的本质，还不够高明。这种观念在大量的科学工程实践中似乎是普遍适用的经典。比如在一些管理严格的日本公司，只要工程制作严格按照设计进行，出了重大错误，设计人员几乎只有自杀一条绝路。这种严峻的事实表明理论对于实践的绝对凌驾地位。
但是机械和工程学上的这种实践服从理论的关系当它作为一种普遍的观念被沿用到其他领域，特别是较高层次的社会科学领域时，形而上学的毛病便产生了。因为前者依据的基础是性能不变的建材，后者依据的基础却是变幻不定的社会和人及其相互关系。即使最抽象最根本因而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人性，放到具体社会生活中也是一条变幻流动的河：当一个人饥寒交迫、生存危机时，人性会表现对物质的渴望；当一个人生活富裕、精神安宁时，便会厌倦物欲，崇尚艺术和审美。同样情况下，有的人温饱思淫欲，有的人富贵不能淫；有的人贫贱生贼心，有的人清贫志更坚。面对这样一种变动的基础，理论势必不可能采取静止的形式。但是任何理论，总是要通过语言和文字的形式来完成的，它们作为约定俗成的概念，在根本上就是静态的。我们知道，静止的形式是无法真实表现变幻流动的形式的，但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理论，又必须要把握生动的实践才可能真正成为科学。这样，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先天的矛盾。要在社会科学领域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如果不想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那么就必须要认识和驾驭这种矛盾。
全部社会科学的最高领域是哲学，全部哲学深奥的本质是矛盾，要真正认识和把握复杂社会运动中理论与实际的矛盾，无疑是一道高深的难题。这层道理打个通俗的比方就显得明白了：如果我们把从实践的经验上升到理论的过程看作把真人描绘成一幅逼真的图画，这固然是一种不容易攀登的艺术高峰；但要从静止的理论进一步走向完全发展变化了的生动的现实，则好比让画中人变成生活中的真人，这是一个更不容易攀登的高峰，其艰难之历程常常只能依靠神话故事去描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的原因，长期以来，对于社会科学领域实践的高峰人们不知如何去攀登，“攀登实践的高峰”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命题。其实，理解这个命题的关键，在于解开本体论内含的一个基本矛盾。
人们常常把“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简化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事实上，这种简化在认识上无形中造成了一种混淆。我们知道，人的机体与人的灵魂是不一样的，当灵魂与机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机体就是活生生的人；当灵魂与机体分离的时候，机体就成了僵尸。化为文字的理论只是一种静态的“机体”，如果把它与活的灵魂混为一谈，那么就在逻辑上用死的东西取代了活的东西，必然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人的灵魂是什么？这是一个千古之谜。理论的灵魂是什么？这同样是一个难解的谜。但不管怎样难解，灵魂无非是一种系统的高级运动形式，随着这种系统运动的不断进化，依次表现出思维层面适应、调节、归纳、演绎、发明和创造的能力。理论界把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来描述。这种描述并非要给出一个静态的定义，而是给人们一种活的思维原则。但正因此，习惯于静态概念的理论思维常常感到这两句话无从定义，不能把握，在实际运用时一千个人可以得出一千个不同的结果。于是，什么是正确的实事求是？那些是错误的具体分析？从灵魂的形式上根本无法判断。结果就出现了一种互为前提的尴尬局面：为了判断灵魂的正误，人们需要求助于理论的结论；而为了摆脱结论的僵化和形而上学，人们又要求助于活的灵魂。这是一个极难解开的两难逻辑循环。正是这种两难，迫使理论去攀登实践的高峰，但这是一个令当今整个中外哲学困惑的难题。
二、知行关系的文化差异和认同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即是知和行的关系。从人的现实生活中看，知与行是人所具有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功能。虽然在中国古代有“先知后行还是先行后知”，“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等观点的争论，但在根本上都没有背离知行统一的观点，故明朝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2〕。而在知行合一论中，中国人更注重的是行。 如王廷相指出：“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3〕。 王夫之认为：“知行相资以为用”〔4〕，强调“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 “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学， 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5〕。
不过，中国古代的知行合一说是以经验理性为特征的，这种理性重经验的体悟，缺乏科学的分析和逻辑的建构。因此它无法形成一套独立于经验之外的纯理论体系。这在根本上是受“天人合一”的思维方法所左右的。
相反，西方文化在古希腊时期就与中国天人合一的思维方法不同，他们追求世界最终的本质。因为实际上没有这种终极本质，逐渐地他们形成了一系列与实际相分离的概念的本质来代替真实世界的本质，并且根据概念的内在逻辑建构起了一套逻辑体系去解释世界。由于这种解释在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功，使西方文化在近代成为强权文化，令长期在知行统一中自我陶醉的东方文化为之臣服。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经历了理论与实际的长期分离发展后，当它们在近代结合起来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种成功使中国知行合一的文化所产生的结果相比之下显得非常落后，于是近代中国也纷纷学习西方逻辑，逐步进入了西方理论与实际相对分离的发展轨道。近代中国相应出现了“知行分行”的理论。如《孙文学说》中记载了孙中山的这个观点：“科学愈明，则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6〕近百年来， 随着西方文化的日益东渐，中国文化中也建构起了日趋庞大的理论机构和理论系统高高凌驾于实际领域之上，形成了同西方理论与实际对峙不相上下的规模。
由于理论与实际分离的模式在近代科学领域的结合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近代西方文化对自己的理论能够把握真实世界充满了自信。但是康德的哲学首先打破了西方人的这种盲目的自信，康德发现西方文化中纯粹逻辑的思维只是人们头脑中用概念建构起来的抽象世界，这个世界与真实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就是说理论在根本上是无法与实际结为一体的。这个结论震惊了整个西方哲学和科学世界，最初只是在思想深刻的少数人中间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随着现代科学的深入发展，即使最充满自信的物理学领域，也开始发现大量微观世界的真实形式除了不断依靠概念的假设去接近之外，根本上是无法直观反映和把握的。这种理论与实际的分离现象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严重存在已成了整个西方社会各种无法克服的异化现象的根源。而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际上就提出了警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
那么，怎样解决理论思维与实际运动相脱离的倾向呢？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实践论断：“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8 〕显然，实践总是指人的实践，在实践中理论与实际化为了个人的知行合一形式，这样，问题似乎又回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上。现代西方哲学中不少代表人物对东方文化中“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思维特征大感兴趣，企图从中寻找解决西方理论思维与实际运动有机结合的道路。
然而，这条道路在东方文化中是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林语堂早在1949年就用英语在美国出版了《老子的智慧》，向西方人介绍了中国古代在知行统一中一个难以完成的神秘环节。他在介绍庄子《知北游》的思想时说：“语言文字重视的是内容和意义，有的意义可以表达，但有的意义是无法表达的。世人因重视语言，便把它记载在书中，以文字流传下来，殊不知这种文字常常已失去了真正的价值，因为最珍贵的东西往往是意外之意。”〔9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活的灵魂，它不是静止的语言文字和经典结论所能反映的，而是要靠人们在实践中去领悟的。庄子举了一个桓公与车匠论读书的例子，车匠认为读古人书只是读留下的糟粕，桓公要其说出道理，否则处死。车匠以自己的体会说出一番道理：“就以我做的事来比喻吧！做的轮子太紧，便带涩；太松，又会不牢固。要做得恰到好处，必须心手合一才可。但是这种心手合一的感触，不是能用言语表达出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能把这门手艺传给我儿子，让他继承我衣钵的缘故，以致我年已七十，还在这里制轮。”〔10〕这种思想在禅宗中同样存在，如一则禅宗故事说：无尽藏尼向六祖慧能讨教经文，慧能说不认识字，请念出来，藏尼大奇，问他不识经文何以解得其中精奥？慧能手指月亮问藏尼此为何物？藏尼回答后，慧能说：“手指可以指明月之所在，但手指却不是明月，看月不必一定透过手指。”释道早就发现的理论与实际的这种无法消除的距离，与康德关于思维与物自体相隔在两岸的理论是同出一辙的。正是有识于此，禅宗在创立的时候，便有如下十六字诀：“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然而，中国古代关于理论与实际相分离的神秘主义理论所借以表明的两个实例，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实践中都已解决了。现代车辆的生产，通过严格的设计和工艺，已能将经验中无法表述的感觉系统发挥到了最佳的高度；人们对月亮只能靠感觉和描绘的神秘距离也已被高精尖的登月飞船连接了起来。这里，由小生产者个人经验中知与行的神秘的统一到现代化过程中设计理论与制造工程两个庞大分离系统的科学统一的转化是通过一个全新的手段来实现的，那就是高度严格的程序化过程。今天，社会科学理论与实际之间如何建立自己高度严格的程序化过程，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实践必须攀登的高峰。
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实践
今日中国的社会科学虽然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理论系统，但它与迅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却是巨大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思维要与社会实际的发展运动真正结合起来，不可能由某一个伟人事先设计出一套总的结合程序让各种学科去对号入座。这是一个由理论工作者自觉面对实际进行复杂再思考的艰苦创造过程。看不到这个过程的深刻性，不把这种创造看成一种攀登高峰的追求，整个理论界就不会形成自觉的联系实际的学风。长期以来，由于理论分科的过细，单个人在企图成为某个学科专家的追求中，不断把理论从具体的复杂的联系中抽象出来，独立起来。于是，在表面上庞大的社会科学理论系统中，许多专家的研究常常是处于单干状态，或者是单学科小集团状态。学科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理论工作者往往满足于发表专业论文，提出单科见解，而将是否采纳，能否实施的问题留给执政者或应用者去思考。
而另一方面，实际部门所遇到的问题都是综合性的。任何一个实体都有自己内部的领导管理、经济体制和文化教育等一系列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它们在整体社会（大社会）中承担的分工角色与它们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整体（小社会）性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要发展自己在大社会中的角色份量，使自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协调自己小社会的结构，提高在大社会中的竞争能力，这是由两个社会层次构成的系统工程，探索和协调这个系统工程本身就是一门高深的综合性社会科学。随着中国改革向股份制深入，以往在统一指令下盲目经营，成败均由国家承担的局面将消失，每个具体实业的发展或消亡取决于自身合理决策和竞争能力的因素将日益增加。这就要求具体实业的领导人都能迅速成为英明的决策者和社会科学的实践家。没有经营者的这种转变，股份制的形式作为一种手段和方法就会象其他各种现代化手段和方法一样，一旦错用，其损失将不可估量。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前中国的股份制改革，其背后的意义必然触及整个实业领导层的素质改造和提高，这就将会带出整个社会科学与实业发展真正结合的深层次理论变革。如果社会科学庞大的分门别类的专门家各自只提出单科领域的高见和良方让实际工作决策者去综合，那么无异于把成千上万份零部件的设计图纸堆在施工者面前而没有一份总设计图，会令施工者头脑发昏一样，社会科学家们不断提出单科结论，实际上是把最困难的理论综合留给了实业家，自然会令日理万机的实际工作者感到无所适从。这正是当今中国实际领域应该最需要社会科学的时候，恰恰出现了对社会科学理论普遍冷落的原因。
要改变这种状况，当然需要社会科学理论首先作出努力。在这方面，社会科学理论并非没有意识，当代社会科学家们针对分门别类的学科与现实系统不相吻合的缺陷，不断创造着各种各样的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边缘学科，企图把现存分散的、各自为阵的学科统一起来。但是令理论界自己也感到困惑的是：尽管理论家们努力寻求综合和统一，理论发展的结果却是更加迅速地扩展着学科的分裂。各种企图统一传统学科的新兴综合学科非但没有完成统一和综合的任务，相反，它们自己也纷纷以一门独立的学科挤身于传统学科的领域欲抢占一席之地，并且发展迅速，在很短的时期内，其数量之大竟超过了传统分类学科。理论表面的虚假繁荣，反而遮挡了实际发展的真正出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建立综合学科的方法本身并没有脱离原来分类科学的思维方法。这种用旧方法去拯救旧方法的努力，如同拉着自己的头发企图离开地面一样徒劳。
理论来源于实践，因而对理论的统一只有回到马克思指出的实践道路上，只是这种旨在统一理论的现代实践不同于单个人的经验性实践，中国实际改革的系统发展需要中国社会科学的系统建构，这无疑是中国现有社会科学理论本身面临的一场严峻的改革，这场改革不是顺着概念逻辑的发展去思想，而是顺着现实运动的发展去攀登。因为在逻辑推理上很快可以达到的合理状态和理想境界，在实际运动中不知要付出多少努力才只能推进一跬半步。不认识这种区别，理论必然会超越实际，最后脱离实际。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11〕事实证明邓小平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成功，已为中国社会科学如何攀登实践高峰做出了榜样。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应当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真正的贡献。
注释：
〔1〕〔11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 第14、15页。
〔2〕王守仁：《传习录下》。
〔3〕王廷相：《与薛君采》。
〔4〕王夫之：《礼记章句》卷三十一。
〔5〕王夫之：《尚书引义·说命中二》。
〔6〕《哲学大词典·中国哲学史卷》，“知行分行”目。
〔7〕〔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16页。
〔9〕〔10〕林语堂：《中国哲人的智慧》，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