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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还处在紧缩阴影下的宏观经济，似乎在国家统计局一季度运行数据公布的一夜之间，变得热气腾腾：GDP增长10.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2％，进出口总额增长25.8％……按照国家统计局发言人郑京平的说法，尽管增长速度仍然处在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区间内，“但许多关键数据已经全面逼近增长区间的上限。”
特别是投资和信贷增长，与2004年相比，大有“卷土重来”的架势。例如，一季度全国城镇固定投资增幅超过35％的省份竟达到16个，30个行业投资增幅超过40％的达到16种，包括前年以来调控的重点领域——钢铁、房地产、电解铝、焦炭和水泥等。同样“火爆”的是信贷，一季度新增贷款1.26万亿元，超过全年2.5万亿元贷款预期目标的50％以上，引起了宏观调控部门高度重视。
尽管目前来自政府的信号，依然是对投资和信贷的温和预警，宏观调控还处在密切观察期，但调控压力逼人。尤其是对此次发展速度较快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国家发改委4月中旬以红头文件对过热行业拉响的调控警报， 近日央行研究局副局长张涛公开讲话中提出“央行可能将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控制信贷增长”，正在对其“中部崛起”和“加快西部发展”的“十一五”抱负，形成了或大或小的反冲力。
“一个饱汉，一个饿汉，都只给两个馒头，怕噎着饱汉就只能让饿汉吃亏，这不能说是公平吧？”西部某省经贸委官员对中央新的宏观调控政策动向颇为敏感，他直言不讳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未来的宏观调控不能拿全国的标准、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的标准要求中西部的发展，否则‘加快西部发展’就成了奢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张立群甚是理解这位官员的“饿汉吃亏论”，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这其实是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的老问题，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直接造成我国经济结构严重的东西差距矛盾。”
而且，最近几年，区域差距仍然在拉大。但从去年的数据来看，中部出现了难得的加快迹象。因此，这些地方官员对调控压力的敏感，在张立群看来，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中央决策层应该重视的问题，“未来的宏观调控政策制定，一定要充分考虑中西部地区发展的特点和现实环境，因地制宜而非‘一刀切’。”
区域“鸿沟”正在深化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多年来一直从事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发展的研究，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区域之间的差距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差距持续扩大上。这种区域差距在任何的国家、任何的发展阶段都存在。尽管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区域协调发展，并且将其当作国家重要的战略方针，但我国区域差距问题一直存在，其扩大仍然在继续。”
他告诉记者，从“十五”期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尽管国家在中西部地区投入很多，但是总体上来看，经济总量、经济要素仍然在向东部发达地区集中，这种集中化趋势仍很明显。”以2000～2004年为例，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份额分别是52.49％、52.79％、53.43％、54.07％和54.17％，一直在持续的增加，而中部、西部、东北则略有下降。“这反映出在本轮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还是在东部沿海地区”，他说。
张立群进一步补充说，“在这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市场所起到的作用更加突出，城市化、工业化更多是通过市场作用进行调节和推进的。在这一背景下，地方政府运作资源的能力也与市场的作用有某种‘正’相关的关系。比如，东部发达地区运作资源的能力要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能够动用的资源也要多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从而使得地区经济差距拉大成为一个难以避免的现象。”
当然，这也是经济规律使然。陈耀解释说，根据研究测算，每当经济周期处于经济增长的高峰期时，也是区域经济差距很大的时候。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的实际情况来看，与这个研究结果符合，“因为地区发展的差距与经济周期有一定的相关性，这也决定了地区经济差距拉大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加快的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基于此，张立群下了一个直接的判断，“总的来说，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态势在这轮增长中是突出矛盾之一。”
调控要有益于区域协调发展
多年的基层调研，使得陈耀很了解地方官员的心理。“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要缩小经济增长的差距，像中西部这样的经济落后地区，其发展的速度应该高一点。如果发展速度比较低，那么东中西之间的差距还是会继续拉大的，只有发展速度超过东部，差距才能够表现为缩小的趋势”，这位区域经济学会理事长和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认为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
“但是在实际上，这其中的情况很复杂”，他告诉记者，这涉及到实际发展目标与规划发展目标的关系。从规划上来讲，各地在规划指标时，都希望能够定得高一些。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制定了7.5％的目标。现在各地制定的目标都高于此，也与国家这个目标制定得过低有关系。
“实际情况也可以看到，‘十五’期间的年均增长是9.5％，去年增长是9.9％，今年预计也至少在9.6％以上，这样的增长速度远高于规划中的速度。国家制定这样的指标，也是希望各地不要再去攀比速度，但是实际上，各地根据这几年的发展情况，希望能够高一些。”陈耀认为，“从国家来看，也不必过多的干预，只要不是片面追求速度、追求GDP的话，在合理的基础上将指标定得略高一些， 也是对当地加快发展的一种鼓舞。”
“现在中央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那么宏观调控也应该遵循这个指导原则。”陈耀认为，刚性的“一刀切”式的调控完全可以通过把握好有利于科学发展观、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几个发展要素，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
其一，“地根”不能放松。“现在各地都在叫苦，沿海不少地区都反映说土地的指标太少，与需求差距太大，要求国家放宽‘地根’。”陈耀认为，国家一定要把握好土地这一关，要逼迫地方、特别是发达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土地利用率，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集约型的发展，“因为东部沿海地区的‘率先’发展，也体现为可持续的‘率先’发展。”
相反，中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土地资源优势比较明显，特别是西部地区，过去本身投资就不足，现在对于沿海地区的土地严格控制，沿海地区的某些产业要向中西部转移。这个时候，他建议，“要适当地对于中西部地区有所区别对待，这对于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有利的。”
其二，管好信贷“闸门”。陈耀指出，各地出现的房地产行业投资过热与信贷的增加是相关的，“但对一个行业或某些地区和中心城市的信贷收紧，不应该殃及所有，应该有所区别。”
其三，环保指标。他认为，“要管好环保，对项目的审批、上马，要引入环保指标，加强调控。”
区域协调要摆正关系
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张立群认为关键是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发展规划的关系。
首先地方发展要服从于中央提出的大政方针，包括“科学发展观”的思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路，不能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
其次，从中央的角度来看，也要兼顾各地方的不同发展情况。“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比较高，其发展观念自然已经开始转变了，其发展重点已向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市发展水平提高等方面转变。而中部、西部如果没有工业和产业发展，其就业、财政等问题都解决不了。”
其三，处理中央、地方的关系，还需要完善市场的体制和机制。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其中包含着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实现职能的转变。“政府的定位要定准，政府该干的事情不能推，不该干的事情一定要放。”
其四，从中央政府来看，在这轮增长中，对于全国性的长期发展规划要下更大的功夫。张立群认为这一点很关键，“现在的‘十一五’规划是到2020年，实际上包括更长远的发展规划，中央政府也要下工夫。”比如，50年的城市布局的规划；生态含氧区域的规划；人口达到15亿后、城市化率超过60％以上时，城市如何布局？资源环境应怎样支撑？道路交通网络如何规划等等，“国家应该在这些长远规划方面下工夫，通过这种规划来协调各地方的发展，来引导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他说。
其五，要发挥好各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将其保护好、引导好。“在大的方针政策制定了之后，各种政策要有一定的弹性，要给地方政府一定的自我发展的空间，结合地方情况处理问题的空间。”张立群认为，中央政府一定要以身作则，消除政策的刚性、呆板和脱离实际。
陈耀认为还需要消除一些观念和方法的误区。他告诉记者，“地区间协调发展的目标其实不主要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区域差距其实也不主要是经济之间的差距。从国际上来看，地区之间的差距最主要的是公共服务水平之间的差距、人们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
他认为，现在有些理解和认识是存在误区的，“从国外的情况来看，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的差距在各国都存在，但是其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医疗、文化设施等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之间的差距则很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几乎没有多大的差别。”在他看来，这是我国今后要缩小区域差距的一个着力点。
他还指出，在考核指标上，各地区之间不仅仅要考核增长速度，还要考核能耗、排污指标，这样的增长才是全面的良性增长。此次“十一五”规划《纲要》已经提出，要缩小的差距主要是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实现的增长是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发展的增长。陈耀认为，“尽管问题不少，但我们已经走上了正确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