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合作方式及其对中国的利益——基于历史经验的模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经济合作论文,中国论文,模型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9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建议成立一个“东亚经济集团”(EAEG),东亚开始了经济合作的探索。随着世界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发展,东亚经济的一体化合作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其中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届中国-东盟“10+1”会议上,中国与东盟达成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共识,是东亚经济合作最大最受关注的成果。
2002年11月,在第六次中国-东盟“10+1”会议上,双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按照该协议中国首先与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及泰国在2010年实现零关税,与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在2015年实现零关税。于是,一个拥有17亿消费人口、GDP近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1.2万亿美元(注:李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及其意义”,《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1卷。)的自由贸易区开始浮出水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在按既定的日程安排逐步推进。
为了不落在中国后面,日本2002年1月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在2003年12月东京举行的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发表了《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达成计划在2012年建成FTA的协定。韩国也宣布要加快与整个东盟建立FTA的谈判进程。2003年,韩国在东盟峰会上提出了就签署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的建议,并开始与新加坡就双边自由贸易进行谈判。中国-东盟“10+1”关系的发展竞争性地提升了另两个“10+1”的进程,使整个东亚经济合作以3个“10+1”的形式得到了快速发展。
而东盟加中、日、韩(“10+3”)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发展并不顺利。2002年在第六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总理朱镕基提出适时启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可能性研究的设想。2003年10月在巴厘岛三国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的联合宣言》,确定了三国合作的基本框架和前进方向。但这之后“10+3”的合作方式一直没有取得重大的实质性进展,只是停留在意向的书面文件层面。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有了具体日程表,日本、韩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安排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东亚经济合作主要以3个“10+1”模式运作。
国内很多学者认为“10+3”的经济合作模式对中国来说是比3个“10+1”更优的选择,中国应积极推动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但“10+3”模式有很多障碍,而3个“10+1”模式现实可行且正在逐步深化中。对中国来说,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真的很重要、很迫切吗?由于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及其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中国有必要牺牲一些政治利益来换取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吗?
抛开复杂的政治、边界等因素,单从经济学角度,在东亚建立一个包括中国、东盟、韩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自由贸易区”(“10+3”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还是中、韩、日三国分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3个“10+1”模式)对中国经济有利呢?
当前对于“10+3”还是3个“10+1”模式能为中国带来更多经济利益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定性分析上,没有用数据进行量化的模型分析。本文通过建立经济模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经验分析,并得出了结论。
二、模型的建立与回归
1.模型的假设前提与建立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comparative advantage)和要素禀赋学说(H-O),一国由于具有不同于别国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从而需要进行国家间贸易,通过贸易实现要素的互补,从而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将会获得经济利益,社会福利提高,对各国来说属于正和博弈。因此这里我们用对外贸易的增长额来表示经济利益的取得。中国对某国或地区贸易的增长与中国进出口总额增加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我们用这种联系来衡量中国与该国或该地区贸易自由化后,两国间贸易额的增加对我国能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
为了简化模型、便于操作,我们假设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全部是优势互补贸易的结果,外贸总额的增长一定会为中国带来经济利益。同时假设与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外贸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等效的推动作用。这样,我们只要通过经验分析,就能求出中国与东盟外贸增长对中国的外贸总额促进作用大,还是中国与东盟加日、韩外贸增长对中国的外贸总额促进作用大,就能知道对中国而言,何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更有经济利益了。
这里,我们假设中国对某国或地区的进出口额与中国外贸总额存在线性关系。模型的基本形式是:Y=aX[,1]+bX[,2]+cX[,3]+e,
其中Y为中国外贸总额,Xi为中国与i国的贸易额,系数为两国贸易额增长对促进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如果历史数据代入能通过模型检验,说明这个模型是正确的,两者之间的确存在这种关系。从而可以确定哪种自由贸易区形式对促进中国外贸增长有利。
2.样本的选取
在数据选取方面,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对外经贸关系进入了稳定增长的新阶段,所以中国进出口总额以及与各国贸易额截取了1994~2003年的数据。
在东盟十国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与中国的经贸往来相对其他五国要密切。2001年他们的进口额和出口额各占东盟总进出口额的94.56%和93.36%(注:陈建军、肖晨明:“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贸易互补性比较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第22页。),且这五国作为东盟创始国,已统一了内部关税(注:菲德尔·拉莫斯(Fidel Ramos):“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挑战、机遇与潜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62页。)。另外,按照《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规定,中国将首先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及文莱在2010年实现零关税。所以选取中国与这五国的经贸数据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从《中国统计年鉴》中截取1994~2003年的数据得表1。
表1 1994~2003年中国与东亚各国的贸易额单位:亿美元
中国进出
与日本与韩国
与新加坡
与泰国
与马来西 与菲律宾
与印尼
与东盟五国
口总额贸易额贸易额贸易额贸易额
亚贸易额
贸易额贸易额贸易总额
2366.2
479.0553 117.21650.4973
20.2368
27.39717.48126.4074
132.0196
2808.6
574.7122 169.8104
68.9847
33.6252
33.5159
13.0591
34.9032
184.0881
2898.8
690.5829 199.9266
73.5051
31.4524
36.1413
13.87337.0844
192.0562
3251.6
608.334
240.5655
87.8806
44.1692
44.1692
16.6645
45.1457
238.0292
3239.5
578.9918 212.6433
81.5433
42.6432
42.6432
20.1311
36.2792
223.24
3606.3
661.7398 250.33885.6333
42.1561
52.7934
22.8681
48.2998
251.7507
4742.9
831.6399 344.9977 108.2067
66.2404
80.4487
31.4173
74.6377
360.9508
5096.5
877.2783 358.9573 109.1899
70.5096
94.2508
35.6432
67.236376.8295
6207.7 1018.998
441.0257 140.3078
85.5695 142.7051
52.59479.348500.5244
8509.9 1335.568
632.2282 193.4862 126.5475 201.27393.9952 102.2886
717.5905
数据来源:由相关的《中国统计年鉴》截取数据整理而得。
3.回归分析与检验
首先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即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而为中国带来经济利益,在模型中表现为促进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的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表示为:
Y=aX[,1]+e[1]
其中Y为中国外贸总额,X[,1]为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进出口额之和,a为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的进出口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e为截距项。把表1的数据用EVIEWS软件(4.0版)进行OLSE(最小二乘)回归可得:
Y=10.6912X[,1]+876.1338[2]
t (58.0511) (13.2155)
R[2]=0.9976, F=3369.929, D-W=1.7652
[2]式的拟合优度R[2]、F值、t值和D-W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的进出口额之和与中国外贸总额存在[2]式这样的线性关系。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即系数a为10.69。
接着分析“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即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如果“东亚自由贸易区”建成,中国对东盟、韩国、日本的贸易额都会有较快速度的增长。这种情况下多边贸易的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可表示为:
Y=aX[,1]+bX[,2]+cX[,3]+e[3]
Y为中国外贸总额,X[,1]为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贸易额之和,X[,2]为中国与韩国的贸易额,X[,3]为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a、b、c为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e为截距项。把表1中的数据用EVIEWS软件(4.0版)进行OLSE(最小二乘)回归可得:
Y=10.5657X[,1]-0.8586X[,2]+0.6008X[,3]+710.7631[4]
t (4.1615)
(-0.2776)(0.6724) (2.591203)
R[2]=0.9978, F=906.6773, D-W=1.5861
[4]式的拟合优度R[2]、F值、X[,1]的t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但是D-W检验和X[,1]、X[,2]的t检验不通过。检查发现第三、第四期有异常值,估计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引起的波动。引入虚拟变量D[,3]、D[,4]克服第三、第四期异常值。再次回归得:
Y=6.5930X[,1]+1.3258X[,2]+1.9494X[,3]-318.9418D[,3]
t (2.7151)
(0.5182) (1.3017) (-1.7116)
-162.7867D[,4]+340.2428[5]
(-1.4725) (0.8083)
R[2]=0.9993, F=1109.576, D-W=2.7008
可以看出[5]式引入虚拟变量后拟合优度R[2]、F检验、t检验和D-W检验结果都不错,t检验值也比[4]式有很大的改进,其中拟合优度R[2]、F值、X1的t值远远超过其临界值。由回归结果得知,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存在[5]式的线性关系,他们的边际产出分别为6.59,1.33,1.95。即从历史经验分析,中国对东盟、韩国、日本贸易额增长1亿美元,中国外贸总额分别会增长6.59,1.33,1.95亿美元。
三、模型结论并实际情况结合分析
1.模型分析
从上面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和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促进双方贸易额的增长速度,而贸易额增长与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其边际产出达到10.69,即从历史经验分析,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增长1亿美元,中国外贸总额会增长10.69亿美元。
如果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韩国、日本的贸易额都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这种贸易额的增长同样与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不过边际产出值会发生变化。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下降到6.59,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分别只有1.33和1.95。把三个边际产出加起来也只有9.87,小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模型中的10.69边际产出。
就是说,从历史数据的模型结果看,如果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各增加1亿美元,中国外贸总额只增加9.87亿美元。而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增加1亿美元,中国外贸总额就可以增加10.69亿美元。由于前面假设外贸总额的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有相同的推动作用,所以,抛开其他因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1”模式)对中国对外贸易推动作用更大一些,从而获得的经济利益更大一些。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利益
上面对两种自由贸易区形式进行了在严格假设条件下的模型分析,但是现实情况比这个模型复杂得多,模型只是在某种层面上对现实有指导意义,复杂的实际问题要具体分析。下面结合实际情况分析两种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随着东盟国家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复苏,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贸易额均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2002、2003年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的贸易额比上年分别增长了32.83%、34.37%(注:由《中国统计年鉴2004》相关数据算出。)。2003年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的贸易额达到717.59亿美元,东盟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东盟第六大出口市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TCD=(Xab/Xa)/(Mb/Mw),用于衡量两国的贸易紧密程度,TCD>1表示联系紧密)从1993年的0.87上升到2001年的1.18(注:陈建军、肖晨明:“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贸易互补性比较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第23页。),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正在快速加深。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逐步深化,加上东盟国家希望减轻自己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性,扩大彼此间以及与中国的贸易规模。相信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会得到快速发展,并通过模型中的边际产出效应对中国外贸总额造成10.69倍的扩张,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据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估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赢(WIN-WIN)的。建成自由贸易区后,中国对来自东盟进口商品的需求每年将增加10%,即130亿美元左右,中国对东盟的出口每年也将增加106亿美元。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东盟和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分别提高0.9%和0.3%。
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不只通过上面模型中的双边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自由贸易区内投资政策的优惠将会促进区域内相互投资增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中国不断向海外扩张的跨国企业提供了增加其在东盟投资的可能性,东盟国家已成为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外投资第一目的地。市场范围的扩大及市场协调机制的建立将使自由贸易区吸引更多的外部资金流入,其数量超过二者单独吸引投资的算术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可以增强该地区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声音,削弱美国和欧盟对WTO的控制,取得国际贸易的公平环境。
一些非贸易领域的合作对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很大促进作用,如: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和经济一体化将使中国西部的贸易、旅游、运输、电力和信息等与东盟的五个成员国有机融合,做大做强,并可能培育出若干区域的经济、金融和物流中心,真正实现中国和东盟的“双赢”。可以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很好前景。
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不足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优势
虽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但亦有美中不足之处。比如:它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水平提高没有太大帮助,而这又是中国长期竞争力提高的关键。由于模型的局限性,这种情况无法反映出来。
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方面的近似性将会制约双方贸易和经济的发展空间。由于中国与东盟的产业结构的近似性较强,而且都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和东盟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产品都存在一定竞争性关系。根据一家研究所对东亚地区各国制成品的贸易特化系数(TSC=(Xi-Mi)/(Xi+Mi),其值越接近1贸易结构越趋同,越接近-1贸易结构越异化)的估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相关系数都分别在0.8与1.0之间(注:陈凌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背景、意义与未来”,《东南亚纵横》,2002年8月,第43页。)。东盟国家中只有新加坡与中国的相关系数为负数。双方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都集中在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虽然双方的贸易会有较快的增长,但进一步的分工,特别是产业间分工受到了制约。
从上面的模型分析可以知道“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外贸总额的推动作用没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即从经济和贸易角度看,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需求更迫切些。中国与日本、韩国的经贸关系比与东盟的经贸关系要成熟,所以双边贸易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即使中日韩建立自由贸易区,其双边贸易发展速度也会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慢。所以从短期看,“东亚自由贸易区”为中国带来的利益没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
但从中日韩的产业分工看,中日经济关系以互补性为主。日本的国际资本密集型和研究开发、专有技术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有优势。中日两国的经济互补关系十分明显,具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分工的一般特征。中韩之间也具有较高的经济互补性,产业分工基本反映了各自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禀赋条件。三国经贸合作的加强有利于各国产业优势的发挥。
贸易关系是对外经济关系的一部分,从吸收国外投资、技术引进等非贸易经济角度看,中国需要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目前还处于东亚经济“雁行模式”的中后部,也就是说中国产业在整个东亚产业结构链的中、低端。一国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决定了它的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中国要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就应该积极推动与处于“雁行模式”前部的日本、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关系,吸收他们的先进技术、管理模式等,从而提高中国的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产业结构链中的位置。从这个角度中国应积极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另外,与这一地区建立全面的自由贸易区,不仅有利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对稳定中国周边的政治安全也有重要意义。
四、政策建议与前景展望
1.政策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对中国而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短期经贸利益比较大。东亚经济合作方式对中国来说首选的是发展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关系,其次才是整个东亚的自由贸易区。中国应当采取的政策是以积极姿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各项协议和日程安排逐步落实,从而实现中国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使另两个“10+1”得以竞争性地提升,从而加速东亚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利于中国提高科技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从长远的战略眼光看中国对此应加以支持。
2004年中国第一次取代日本成为第三大贸易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日本和韩国的诱惑无疑是不可抵挡的,他们都不愿意与这个潜在的大市场失之交臂。所以即使中国不积极推动FTA的建立,他们也会为之努力。另外,中日、中韩对东盟的出口相似度指数(ESI,其值越接近0出口结构越不相同,越接近100出口结构越相同)分别达到77.96和85.62(注:李鸿飞:“中日韩对东盟出口产品趋同化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第51页。),说明中日韩对东盟出口结构趋同,中国对东盟出口并不处于非常劣势。
所以,中国不必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作出太大的牺牲和让步。东亚地区的复杂历史、政治关系的现实,使得中国应该在不过多牺牲政治、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发挥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应有的作用。这样的一种政策安排才能为中国带来利益的最大化。
2.前景展望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展顺利,按照目前的态势,可以在既定的日程内完成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中国也将从自由贸易区中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
但“东亚自由贸易区”还停留在书面上,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障碍。各国对构建的方式和态度不同,这影响了“东亚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上希望以自身为主,担心中日韩首先建立自由贸易区,再吸收东盟加入,会使其失去主导权。所以东盟不愿积极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10+3),而是希望保持现有的3个“10+1”形式。
目前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关键因素在于日本(注:杨义瑞:“日本对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立场浅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5期,第71页。)。日本的目标是“建成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自由贸易区”(注:" Japan' s FTA Strategy" ,Economic Affair Bureau,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Japan,October 2002.part5.)。日本认为它是最直接受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国家,因为中国的竞争使得曾给日本带来高速增长的诸条件消失。担心国外农产品冲击其市场也是日本在区域合作中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有部分日本学者还认为,日本关税水平很低,又有农业等敏感问题,日本没有必要在短期内参与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总之,日本由于外交战略、切身利益和对中国崛起的担心等因素,所以在签署FTA上的步伐缓慢。
韩国希望推进东亚的区域合作,但并不希望以东盟为核心推进东亚地区的合作,而希望以中日韩为主推进合作。由于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对于日本提出缔结日韩自由贸易协定,韩方态度谨慎。韩国重点保护的农业问题也是其推动FTA的障碍之一。
各国关税差距较大,这也是“东亚自由贸易区”建立的一大障碍。目前中国的平均关税为10.4%,东盟六国(注:这六国为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及泰国。)之间的平均关税已降到2%,韩国为7.9%,日本为2.9%(注:徐长文:“加快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和平与发展》,2003年第1期,第27页。)。早在1998年韩国就提出建立日韩FTA,但随后韩国的学者指出,由于日韩两国总体关税水平差异较大,如果取消关税韩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将大幅增加,对其经济造成较大冲击,此后韩国对日韩FTA的态度变得谨慎。
影响中日韩达成自由贸易区协议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他们在政治、历史、边界等问题方面的分歧。日本篡改教科书和国家元首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一直是中日、韩日关系的绊脚石。最近中日的钓鱼岛争端,日韩的独岛之争,日本政府授予其民间企业东海油气试采权,以及日本入常等问题使中日、日韩关系处于历史的低谷。中国外交部也认为中日关系处于建交以来最低谷。这种双边关系的不稳定,必然会影响到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虽然“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很多困难,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直接促进了日本、韩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步伐。从东亚合作发展的经历看,东亚各国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经济合作日益加强,相互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加上世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影响,东亚各国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是大势所趋。
可以预期,虽然当前日本与中、韩的关系处于低谷,但总体发展的趋势是东亚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国家间合作、依赖不断加深。相信东亚经济合作模式,将会通过东盟与中、日、韩的3个“10+1”的方式传递,推广到整个东亚(“10+3”),东亚地区的经贸关系将更加密切。“东亚自由贸易区”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建成,并成为能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比肩的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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