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投资必须与物质资本投资相适应*_人力资本投资论文

人力资本投资必须与物质资本投资相适应*_人力资本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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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集约型经济增长需要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相适应,适应的标志是两种资本投资的社会边际收益率比较接近。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人力资本投资更重要。人力资本投资之所以在我国被忽视,不仅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特点有关,也与现行制度有关。为了增加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政府首先应该对人力资本投资有正确的认识,其次是承担人力资本投资的责任,最后是改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

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大规模的物质资本投资。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们越来越强调技术进步而忽视投资。然而,投资不仅包括物质资本投资,而且包括人力资本投资,这两种形式的投资,对技术进步和集约型经济增长影响很大。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政策探讨。

物质资本是以厂房、设备和原材料等形式体现的生产资料,而人力资本则是通过教育、训练和卫生保健等形式获得的,是凝结或体现在人力资源上的技术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存量。这两种形式的资本都是通过投资形成的。

经济增长既需要物质资本,也需要人力资本。合理的经济增长过程,实质上是两种形式的资本在数量上增加和质量上提高的过程,也是两种形式的资本投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过程。一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只进行物质资本投资,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即使它能够获得先进的物质资本,也会由于缺乏合格的技术人才、管理专家和操作人员,而使物质资本投资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从而降低物质资本投资的效率。在这种情况下,物质资本投资越多,它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差距就越大,从而物质资本投资的边际效率就越低,新增加的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少,经济增长必然要采取资本投入多、有效产出少、经济效率低的粗放型方式。相反,如果只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没有相应的物质资本投资,经济中也会由于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与凝结了较多人力资本的劳动力相结合,而导致人力资本相对过剩,使那些受过较多教育和训练的劳动力只能从事简单劳动,并出现失业现象。这样,人力资本投资越多,其投资边际效率也就越低,缺乏物质资本便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在现实世界中,只进行物质资本投资的极端情况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片面强调物质资本投资而忽视人力资本投资的情况却比较普遍。一些发展中国家往往误认为物质资本是本国最缺乏的生产要素,因而在短时期内从国外引进大量的物质资本,由于缺乏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结果使花费大量投资引进的先进设备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和维护,运用同样设备,生产效率有的还不到国外的1/3。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是制约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也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般认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的。然而,技术进步并不象索洛假定的那样:“犹如天赐之物,没有任何成本,完全独立于资本积累或经济系统中的任何其它变量”[①a],而是需要通过教育和培训投资、研究与开发投资、固定资本的更新与技术改造投资,乃至技术含量更高的基本建设投资才能够实现。因此,技术进步实质上是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相适应才获得的,凝结在新生产出来的投资品中或新教育和训练出来的劳动力身上,并主要通过投资活动作用于经济增长。离开了两种形式的投资,就不可能实现技术进步,也就不可能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从这一意义上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否定投资的作用,而是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投资概念和新的投资方式:由只重视投资的数量,转为更重视投资的质量;由只重视新增加的净投资,转为更重视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由只重视物质资本投资,转为更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使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相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能否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两种形式的资本投资是否相适应。

现在的问题是,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角度看,两种投资相适应的标志是什么?

如果把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各种具体活动看作是彼此独立的投资项目,它们都由于放弃目前的消费而能够导致未来产出的增加,则国民经济中存在许多这样的项目:修一条铁路,建一座电站,增拨一笔教育经费,实施一项卫生计划,如此等等。如果按照项目的社会收益率,对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项目分别进行排队,则可以得到一定投资总量下两种形式投资的边际效率。显然,在投资效率能够得到准确评价的前提下,当两种投资的边际效率相等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两种形式的投资也达到了最适应的程度。因此,当一种形式的资本投资边际效率较低时,就应该增加另一种形式的资本投资,直至两种投资的边际效率比较接近。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例如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一般都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的起点上,物质资本投资至关重要。然而,研究以教育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与一国经济发展关系的外国学者发现,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不是在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之前,而是在此之后。也就是说,先有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然后才有经济的发展。例如,英国在18世纪末就是当时世界上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尤其是在苏格兰地区,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各个层次比较完善的教育体系,因此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而工业革命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些技术革新又是从苏格兰地区开始的。德国在18世纪末还是个贫穷落后的地区,从腓特烈大帝开始,德国建立了基础广泛的初等教育体系,后来这种教育体系又被推广,建立了当时世界上在理工科方面最好的大学,此后德国经济便有了迅速的发展。此外,瑞士、荷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也都是先有教育的发展,然后才得以在19世纪末迅速地向工业化国家迈进,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

那么,为什么以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人力资本投资,通常先于物质资本投资及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相反呢?这是因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以划时代的创造发明为基础的一个过程,而创造和发明需要一定的知识和技术基础,从而需要教育及其它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只有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才能够增加社会的知识和技术存量。当这些知识和技术存量被开发和利用,即与物质资本投资相结合时,才能实现经济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对现代经济增长过程的历史分析也证明:“知识扩展的速度和领域都明显地影响着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结构。”[①b]可以设想,如果没有18世纪苏格兰教育体系的建立,瓦特就不可能对蒸汽机进行重大的改进,蒸汽机也不可能在工业和交通运输中及时得到广泛应用,工业革命的发展就可能受到影响;如果不首先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就不可能有西欧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是那些率先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推动力,而且也是落后国家或地区摆脱贫困、实现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这是因为:(1)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通常需要利用外部的知识和技术基础,落后国家或地区要发展经济,更需要利用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知识、技术和经验,而教育水平的提高、文盲数量的减少和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正是落后国家或地区能够鉴别、吸收和应用现代知识和技术的先决条件,也是进行大规模物质资本投资的先决条件,因而要发展经济首先必须进行人力资本投资;(2)与知识体系的传播相伴随的是社会的价值观念、公众的思维方法和国民的生活方式的变革;对传统社会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过程。如果没有教育的普及,传统的惯性就很难克服。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育是打破落后的传统,建立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摆脱愚昧落后姿态,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3)与打破停滞状态所需要的大规模物质资本投资相比,落后国家所需要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基础教育投资,通常采取少量的、分散的、循序渐进并与当前消费密切相联的方式,从而使教育的发展有可能先于大规模的物质资本投资。当由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知识和技术存量达到一定程度后,物质资本投资的效益便有可能充分发挥,这也是人力资本投资先于物质资本投资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尽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在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通常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政府应该努力使这两种投资相适应,但是在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起点上,人力资本投资通常应该先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这一说法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

我国是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的适应程度,对我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及增长绩效影响很大。

然而,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投资明显滞后于物质资本投资,主要表现为:(1)由政府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从教育方面看,我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3.2%,而世界平均水平为5.5%,我国的比例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8%,不少发展中国家,例如埃及、巴西、墨西哥等都比我国高。[②b]由于教育经费不足,目前我国各类学校的办学条件都非常紧张,世界银行考察发现,我国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儿童成为文盲的可能性与10年前一样大,而贫困儿童上中学的可能性反而比10年前更小了。从卫生方面看,由于进行了卫生部门的财务改革,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用于保健部门的经费大约下降了1/3。[①c](2)由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识还不够强。受传统体制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国民还没有意识到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的责任,而改革初期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这一事实,又容易使人们忽视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因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儿童失学率仍然很高,有相当一部分后备劳动大军仍然是没有凝结多少人力资本的简单劳动力。

对造成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相对滞后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其中最流行的一种解释是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低。但这种解释缺乏说服力。假定提高了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否就意味着由政府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会大幅度增加,至少仍然保持其在财政支出中的现有份额呢?不一定。问题的实质在于,相对于各种各样的支出需求,政府财政收入总是有限的,关键在于它的价值判断: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较次要的;哪些必须优先安排,哪些可以稍后考虑。一些地方领导在物质资本投资面前表现出难以抑制的阵阵冲动,而在人力资本投资面前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无动于衷,都足以说明关键还在于政府领导的价值取向。人们很难设想,竟然以拖欠教师工资的方式进行物质资本投资的领导干部,在掌握了较多财政收入后会自觉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本投资被忽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这与人力资本自身的特点又不无关系。从资本的存在形式看,物质资本是有形的,而人力资本是无形的,物质资本的有无和好坏可以很容易观察和直接进行比较,而人力资本则不然;从资本的投资来源看,物质资本直接由传统意义上的储蓄转化而来,明显地具有积累性,而人力资本中相当一部分与日常消费有关,它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直接消费,而不被看作是投资从而被人们忽视;从资本的一般功能看,物质资本属于硬件,缺乏这种资本生产过程通常无法进行,经济中便会出现失业,而人力资本属于软件,尽管低素质的人力资本与高效能的物质资本相结合必然导致后者的低效率,但毕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从资本的形成过程来看,物质资本投资的形成周期较短,而人力资本的形成较长,人力资本形成过程的缓慢性也容易使人忽视其重要性。

然而,忽视理应由政府进行的那部分人力资本投资的根本原因,是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内容、评价方法和提升制度不完善。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提升要看他们的政绩,而政绩又狭隘地集中在容易测量的所谓硬指标——经济增长速度上,而增加物质资本投资对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最简单、最迅速和最容易,因而成为地方政府官员增加政绩的最好方法。尽管这种方法通常以经济的高增长、低效率为代价,而且不利于经济的长期、持续和有效增长,一些地方官员也在所不惜。

至于应当由个人进行的那部分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除了传统体制的影响外,主要还是由于市场中的垄断因素导致人力资本价格偏低,进而导致投资的个人报酬率严重低于它的社会报酬率,影响了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为了使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相适应,需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一)提高各级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认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曾经尖锐地指出,低估人力资本的作用,忽视人力资本投资是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人物所固有的思想倾向。[①d]事实上,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其中的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相当巨大的。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旨在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能否获得成功,最终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大军。

根据国外的经济学家对58个国家在1960~1985年间实际GNP决定因素的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果国民受教育的平均年数增加1年,一般会使GDP的水平提高3%。一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验表明,初等教育的平均社会收益率大约为26%以上,中等教育的平均社会收益率大约为17%,高等教育大约为15%。[②d]据世界银行对我国进行的调查分析,一个农村家庭的户主多受一年教育可使家庭副业收入增加10%,虽然对从事农田作物的人的私人收益没有明显的影响,但社会收益要比私人收益高得多。妇女受到一定的教育,会明显地有利于晚婚和总生育率的下降以及儿童存活率的提高。[③d]国民中儿童的入学率过低,文盲率过高,必然会使社会付出极大的代价,例如人口增长过快,国民的健康状况无法改善,农业新技术难以推广,以及农业就业机会减少,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社会发展水平低等等。

(二)政府应承担人力资本投资的责任

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许多经济问题都是政府干预造成的,然而,根据世界银行对过去20年的观察,许多社会进步都是政府行为的直接结果。要使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相适应,政府就必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家长在决定是否送孩子上学时通常考虑以下因素:家庭的收入、上学的费用、上学的机会成本以及对家庭经济可能会做出的长期潜在贡献。在贫困地区,家庭的收入水平极低,学费对居民来说是较重的负担,尽管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较低,但上学的机会成本总是大于零,而上学后为家庭的长期潜在贡献一般远不及对社会的贡献。这些都是贫困地区儿童入学率低而辍学率高的重要原因。只要政府对于贫困地区的儿童提供少量的学习费用,就可以使这些地区的儿童入学率大大提高。那么,增加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大约需要多少费用呢?据世界银行估计,如果要在我国的贫困地区普及6年初等教育,在整个90年代每天大约需要增加10亿元的经费;如果再在贫困地区建立基本的卫生服务体系和卫生基础设施,实施10项主要的公共卫生计划,还需要10亿元的费用。[④d]两项加在一起,需要中央和省级财政每年多支付20亿元的经费,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然而它只占目前财政收入的0.5%左右,估计占不到整个90年代平均每年财政收入的0.3%。

当然,政府的责任不仅是对贫困地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但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重大责任。从另一方面来看,政府从中得到的长期潜在收益无疑也将是巨大的。中国经济不可能在大部分地区贫困的情况下持续高速增长,贫困地区在政府不愿承担责任的条件下也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政府承担起应该承担的人力资本投资责任,不仅有利于集约型的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三)政府应改善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

要使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相适应,首先必须改进对政府官员的评价、考核及提升方法。尽管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从支出投资到获得收益的时间一般都比较长,而现有制度要求政府官员显示其政绩的时间一般又比较短,因此他们通常都把物质资本投资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因此在对政府官员进行考核时,不能仅用经济增长速度一个指标,而必须把社会发展指标,特别是教育和卫生发展的速度、提高的水平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至少应该把人力资本的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实绩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对于那些用公共支出中的人力资本投资费用进行物质资本投资的官员,应该明确规定不仅不能提升,而且必须处罚。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的相互协调和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

在政府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广开人力资本投资的渠道。“在许多国家,政府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固然很重要,但单纯依靠政府是不够的。几乎任何地方的教育资金都需要——也可以——从公共部门以外筹集。”[①e]在政府增加支出强度的前提下,鼓励企业、团体、个人办学或捐资,组织申请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都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对于那些希望受到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的人,也有必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希望工程的实施,已经证明广开人力资本投资渠道的重要性,但无论如何,这并不意味政府责任的解脱。

人力资本投资系统内部的改革也是必要的。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教育体制和卫生体制的改革已是刻不容缓。在发展基础教育的同时,应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在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发展成人教育。在任何一类学校,几乎都存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材料和教学方法的问题。对于经费投资巨大的高等教育,目前应该考虑合并一些大学,使之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应大幅度地精简高校的行政管理机构,分流行政管理人员,实行后勤服务的社会化,从而提高办学效率。在卫生方面,应对公费医疗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提高公共卫生支出的效果。

*本文是“九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转换增长方式与调整投资方式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负责人是杜两省,课题组顾问是林凌和汪祥春,主要参加者有卢昌崇、王询、于立、原毅军和孙开等。

注释:

①a David W.Pearce:"The Macmillan Dictionary of Modern Economics",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1,P.111.

①b 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

②b 《中国统计年鉴1992》第878页。

①c 世界银行:《中国:90年代的扶贫战略》,中国财经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84~85页。

①d 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②d Psacharopoulos,George(1985):"Returns to Education:A FurtherInternational Update and Implications",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XX(4)

③d④d 世界银行:《中国:90年代的扶贫战略》,中国财经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75页;第73页、第92页。

①e 阿德里安·费斯波尔:《金融与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季刊1990年3月号,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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