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苏区研究
论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的形成
李 健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摘 要： 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艰难的革命探索催生了早期革命武装的游击战术。在不断粉碎敌人“会剿”“围剿”的军事斗争中，鄂豫皖红军战略战术完成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红四方面军在与敌人进行残酷的军事斗争中，积极总结战役战斗的实际经验，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应势而生。
关键词： 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游击战；运动战；积极防御
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的形成，与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一样，既是当时国内革命战争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武装斗争艰难探索的结果。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成的游击战术，是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的源头与雏形；在不断粉碎敌人“会剿”“围剿”的军事斗争中，红四方面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战术。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残酷的、不间断的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争，丰富和发展了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的内容和形式。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该问题的研究是缺失的。除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和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等著作外，很难看到对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的系统解读和学术总结。为此，笔者试图从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形成的背景和过程、战略战术的具体内容及其经典战例等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一次较全面的梳理，力求复其原貌，并努力发掘其所蕴含的重大历史价值。
一
尖锐的阶级矛盾、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三大起义与革命军队的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早期实践、鄂豫皖边区和川陕边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等，是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形成的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
1927年，蒋介石和国民党背叛革命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工农群众在水深火热中挣扎。面对敌人的屠刀，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退缩，又开始了英勇无畏的战斗。如毛泽东所说：“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1]548三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那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
怎样才能赢得武装革命的胜利呢？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对游击战争规律的总结和研究。1929年4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总结了红军游击战争的经验，“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2]103-104在红军游击战争的作战实践中，毛泽东和朱德率先提出了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3]204这个原则的基本精神是，“依托苏区的有利条件，扬长避短，避强击弱，按照战场的实际情况，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争取战争的胜利。”[4]142基本作战方法是，(1)依托根据地进行战争；(2)分兵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3)避免硬战，专打弱敌；(4)以袭击为主要战斗方法，速战速决；(5)在强敌跟追下，采取盘旋式打圈子方法。[4]138-141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军形成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对其他革命根据地和其他地区的红军部队，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拟定了《秋收暴动计划》。同年11月，成功举行了黄麻起义，建立了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的成立，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建军的起点。”[5]20在这种特殊背景下诞生的红四方面军和它的战略战术，就必然带有十分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的烙印。①
值得一提的是，鄂豫皖地区的特有的地形地貌，对其战略战术的形成也有着较大的影响。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和安徽三省边界的大别山地区。这里崇山峻岭、层峦叠嶂、地势险要。紧密相连的山地，非常有利于红军开展游击活动。同时，这里大部分地区也是丘陵地带，面积宽大，大别山脉为本地区的天然屏障，适合大部队的运动和展开。河流纵横，为丰富的给养提供了保障。另外，这一地区的交通不便又为革命斗争提供了便利。[6]1-2后来红四方面军活动的川陕边地区，主要指米仓山和大巴山之间的陕西南部和四川东北部的广大地区。“在地势上有巴山之天险，扼汉水长江之咽喉，向南发展可以截断长江，虎视武汉；向北发展可以据汉中而制西安；向西发展可以打通甘肃、新疆与苏联联络；向东发展可以联系湘鄂西及鄂豫皖赤区。”[7]70川陕边地区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地势南低北高，易守难攻，非常适合红军实行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
这一切，均对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的形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
鄂豫皖边界地区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诞生地。1927年冬到1930年春，是鄂豫皖边界地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残酷的军事斗争、艰难的革命探索，催生了早期革命武装的游击战术。正是这些游击战术，奠基和成就了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战术。
1927年11月，在著名的黄麻起义中诞生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麻起义是继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没有任何正规军队参加，全是以农民为基本群众……在农民自卫军的基础上组成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是这次武装起义的另一重大成果，它成为后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的最初来源和骨干力量。”[6]43-44黄麻起义后，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被迫撤入黄陂县北部的木兰山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1929年粉碎“罗李”“鄂豫”“徐夏”三次“会剿”后，由徐向前、戴克敏、曹学楷等总结了七条游击战术原则：(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3)情况不明，不与作战。(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次采取突击的方式。(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8]20-21戴克敏还提出了游击队员的“八会”：会跑、会打、会集、会散、会进、会退、会知、会疑。[9]86这些战术原则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红军作战特点和规律。
第1步：根据模糊互补判断矩阵，对同一属性ck(k=1,2,…,m)下各个方案两两进行比较，建立方案之间可能度矩阵：
1928年4月，工农革命军返回黄麻地区组织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革命武装在地处鄂豫两省、三县(黄安、麻城、光山)边界的柴山堡实现了武装割据，成功建立起鄂豫皖边界地区的第一块红色区域。1928年7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柴山堡的尹家咀会议上，将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全师约120人，编为四个大队(对外称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团)。
作为教师，要善于用敏锐的感官捕捉学生学习中的缺失和不足，更要学会用温情和关爱让留守儿童获得更多的自信和积极体验，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鄂豫皖红军创建初期，人少武器差，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根本没有条件打正规战，更不用说打大仗。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游击战就成了鄂豫皖红军的唯一选择。具体的作战方式是多打小仗取胜，积小胜为大胜。1929年5月，中共黄安县委对红军的游击战是这样描述的：“作战完全是袭击、神(出鬼)没、分散集合的各种方式，避免与大敌冲突，但不避免间接的冲突，绝对禁止驻防形式，以行动为退守，避免敌人的包围。”[10]93而中共麻城县委则在报告中指出：“当时的游击组织并无一定方式，有时集合数十人，有时三两人一路，在大军和清乡团密布当中袭杀了不少的豪绅地主和反动分子。有时三五人和数十(人)作战，有时数十和数百人作战，深山密林中，冲锋陷阵由秘密一直达到公开的形式，由黑夜行动，变为白昼袭击。”[10]103据王宏坤回忆：“我们当时的作战指导思想明确，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反正回旋余地大，群众基础又好。作战重点是专拣弱敌打，拣孤立之敌打。再就是打反动民团，反动民团人多枪也多，我们利用夜晚袭击，一攻就垮，缴获也不少。”[11]35时任红11军军长的吴光浩说：“打游击嘛，只要我们机动灵活，会跑、会打，敌人就会象瞎子摸鱼，对我们是毫无办法的。”[6]53-54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当时“敌强我弱，形势逼人。当年坚持过武装割据的同志，都会记得那是一种多么严重的形势，多么艰难的处境。我们仅那么点人，几百条枪。四周都是敌人，凶得很，整天要消灭你，逼得很紧。弱小的红军，要生存下去，得解决在强敌面前，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问题，攻击和防御的战术原则问题。”[9]86-87当时对敌作战的基本战斗队形是：红军部队打前锋，中间是农民赤卫队，最后是手持锄头、鱼叉、鸟铳的农民。
鄂豫皖地区当时面对的敌人主要是国民党正规军，地主民团和反动红枪会等反革命武装。对付不同的敌人，徐向前等人决定采用不同的战术：
对付国民党正规军，主要是打实力较弱的杂牌军和零星的散兵，基本作战方式是打伏击和突袭。国民党正规军的力量虽强，人也多，但队伍成分复杂，实力悬殊也大，且大多数部队是从外线开进山区来“搜剿”，五个指头一伸开，部队力量就分散了，红军就有机会抓住他们的薄弱环节，对落单的个把连或排，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埋伏好兵力，突袭一下，打完就走，瞅准机会再打。
地主民团和反动红枪会是红军游击队早期的主要作战对象。红军的基本作战方式是夜间奔袭、白昼伏击，发动革命群众进行围困等等。一般民团的作战能力都比较弱。然其装备往往比红军好，且骨干成员十分反动，是国民党军队的得力帮凶。有些地主民团的据点，不仅是敌军进攻和分割根据地的跳板，同时还是后勤供应点。红军避开敌人的主力，拔掉这些据点，既可以壮大红军队伍，改善部队装备，增加敌军供应的困难，让入侵之敌变成聋子和瞎子；更主要的是它还有利于发动和组织群众，发展革命根据地。红枪会的情况复杂一些，成员大多数是穷苦群众，有的红枪会还是值得争取的力量。因此，打击的主要是反动派控制的反革命的红枪会。红军游击队往往是选些孤立的民团、红枪会据点，夜间对他们发起攻击，打个措手不及，速战速决，天亮前解决战斗。有时也诱敌出洞，即先派几个人引敌人出来，游击队埋伏在附近的有利位置，出其不意向敌人发动进攻，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三
鄂豫皖地区频繁而残酷的反“会剿”、反“围剿”军事斗争，催生了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战术。
(一)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战术的形成
1930年至1932年12月，是鄂豫皖红军运动战战略战术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革命武装完成了从游击队向正规红军的转变，战略战术也完成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②的转变。
1930年4月到10月，是鄂豫皖边界地区革命斗争进程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第三十一师、第三十二师和第三十三师集中组成红一军，是鄂豫皖边革命武装由游击部队向正规部队发展的重要里程碑。[5]78红一军组成后，除三个师统一了指挥、作战行动可以更加集中之外，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开始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红军不仅能够更有力地打击反动地方武装，而且能够有力地打击敌人正规部队。一次歼灭敌人的数量，已经不只成十成百而是成营成团，并且能够更多地攻克敌人守备薄弱的城镇。红军游击队成长为了正规的红军部队。“这时的红军战术，已由红一军成立前的小规模袭击、伏击，发展到主动地调动较大股敌人于运动中加以歼灭，或是以全歼为目的对驻扎之较大股敌人实施突然攻击。英山战斗的攻据点结合打援兵，杨平口战斗的诱敌前来中伏，花园战斗的清晨夜袭，四姑墩战斗的迂回包抄，都显示了这个时期红军战术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重要发展。”[5]8410月间，中共中央关于将蕲、黄、广三县划归鄂豫皖区和红十五军与红一军合编的决定，进一步加强和统一了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推动了鄂豫皖红军的快速发展。③
李荔等[20]通过计量学分析发现，目前国外病耻感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类疾病：第一类为严重、有传染性的疾病，如艾滋病、慢性肝炎等；第二类为影响外貌及生理相关的疾病，如精神分裂症、癫痫、肥胖等；第三类为不道德或自愿行为引发的疾病，如肺癌、人工流产等。帕金森病在此分类中属于第二类。目前国外关于帕金森病伴发焦虑、抑郁状态或其他心理障碍等已成为临床关注的热点。但就帕金森病患者病耻感研究较少，只有少量对金森病患者病耻感的质性研究，缺乏量性研究。
1.总结了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1933年6月底，在徐向前和陈昌浩的主持下，召开了木门军事会议上。据徐向前回忆，“总结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是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各部队检查了作战中的优缺点，交流了情况和经验，我就作战和建军问题发了言。那时讲话不用稿子，事先想几条，列在小本本上，即席发挥。时隔多年，讲了哪些具体内容，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要点大致有：反围攻胜利的意义，收紧阵地的必要性，川军的作战特点及我们的战术，扩大红军，改编红军，加强政治工作等。”[9]296-297显然，木门军事会议，推动了红四方面军军事经验的总结和战略战术内容的研究。
根据反“围剿”斗争的经验，鄂豫皖红军明确提出了以主力红军的机动作战与广泛的游击战争相结合来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在作战形式上，第一次反“围剿”时已开始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了对付敌人的大规模“围剿”，主力红军集中兵力进行运动作战。一般采取诱敌深入、避强击弱、运动歼敌的战法，经过一个运动防御的作战阶段，伺机转入反攻。随后运动战的思想更加明确，战斗经验也愈加丰富。“围点打援”调动敌人于运动中歼灭之。猛打猛冲，迂回包围，穿插分割等战术都已经形成和发展起来。东西香火岭和四姑墩等战斗就是鄂豫皖红军由游击战转到运动战的重要标志。[5]113-114到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主力红军发展成为近两万人的正规兵团，能够在一次战役或战斗中歼敌三个多团。地方武装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红军成功地采取了集中兵力、外线进攻、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对尚未准备就绪的“围剿”之敌，“先发制人”，予以歼灭性打击。红四方面军以三万之师、经过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歼敌近四十个团共六万余人。仅苏家埠之役、即歼敌三万余人，充分显示了运动战的巨大威力和红军战略战术的灵活性。红四方面军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了近战夜战、奔袭奇袭、围点打援、避实击虚、迂回包围等一系列战术原则。[5]421
一种幻觉开始折磨他。他觉得有十足的把握，他还剩下一粒子弹。它就在枪膛里，而他一直没有想起。可是另一方面，他也始终明白，枪膛里是空的。但这种幻觉总是萦回不散。他斗争了几个钟头，想摆脱这种幻觉，后来他就打开枪，结果面对着空枪膛。这样的失望非常痛苦，仿佛他真的希望会找到那粒子弹似的。
(二)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战术运用
1.围点打援
在木兰山上，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全军三个大队，每个大队20多人，一共72人。以木兰山为中心开展的游击活动，历时三个多月，开始了最初的武装割据尝试和艰苦的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探索。部队人数很少，根据地范围不大，对付敌人的搜捕和进攻，只能采取游击的方式，依托山地、森林，利用暗夜和群众的掩护，与敌人周旋，尽可能让革命的火种保存下来，遇小股或落单的敌人，则歼灭之。尽量靠多打小仗取胜。
围点打援的关键环节，是集中兵力和有效地调动敌人。
第一阶段，红军各部“分兵把口”，独挡一面，节节抗击敌人，零敲碎打，机动歼敌。经历了侯家梁、高壁寨、中魁山、甑子垭、南龛坡、得胜山、杀牛坪等战斗，先后消灭了上万敌人，有力地消耗和疲惫了敌人的进攻部队。同时，红军有组织的战略撤退，陆续放弃了南江、巴中、通江县城，并且将大部队撤入川陕边界的大巴山深处，使敌人产生了红军畏敌怯战、不堪一击的错误判断，达到了诱敌、误敌的效果。“当时二十九军各部的前线指挥官，都错误地认为红军不堪重兵压迫，撤离川境已属必然之势，因而对红军可能采取的其他措施则毫无准备，满以为不待旬日之间，即可‘奏凯回师’，一般都踌躇满志，得意忘形。而此种骄矜之气，尤以左翼纵队为甚……田军左纵队各部队指挥人员，虽对红军主力真正所在及真正意图未能掌握、但贪功心切，骄躁万分，单独向柳林溪冒进。当进至柳林溪、小骡马山、大骡马山之线，才发现红军的有力部队在此布防。根据前线指挥的错误判断，认为这是红军从各方面集中兵力因撤退不及而在此布防的，它只不过是掩护其主力撤退的后卫阵地，如经有力部队加以压迫，不难一举将红军迫离川境。”[15]290在“收紧阵地”的过程中，红军主力逐渐收缩，高度集中，为战役的后一阶段，即集中反攻做好了充分准备。
集中了优势兵力后，也不能与敌人硬拼，也主要靠有效调动敌人，靠外线作战和野战歼敌来消灭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条件下的“围点打援”，就成为了红四方面军经常使用的战术手段。苏家埠战役，就是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时期“围点打援”的经典之作。1932年3月，商潢战役胜利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决定发动苏家埠战役。按照战役设想，红军主力东渡淠河，从侧翼分割包围苏家埠、韩摆渡、青山店据点之敌，以“围点”为诱饵，吸引六安、霍山敌人来援，在都拔河地区设下“口袋阵”，将援敌歼灭。战役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红军主力三个师分割包围青山店、苏家埠、韩摆渡据点之敌；第二阶段，围困苏家埠、韩摆渡，诱打六安、霍山来援之敌；第三阶段，解放苏家埠、韩摆渡，迫使守敌全部投降。整个战役历时48天，全歼皖西国民党守军和援军共19个团和2个警卫旅三万余人，生俘敌总指挥厉式鼎和5个旅长，11个团长及官兵两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炮43门，电台4部，击落飞机1架，取得了红四方面军建立以来空前的伟大胜利。[6]229-231
用徐向前元帅的话讲，“围点打援”是当时的客观情势迫逼出来的！鄂豫皖红军在创建之初兵力少，装备差，没有大炮，攻城力量明显不足。而敌人不仅有优势装备，还占据深沟高垒，凭坚固守。像黄安、商城、苏家埠的城墙，又高又厚，还有吊桥、城壕、栅门、炮楼、城垛子，防得严严实实，像铁桶一般。硬攻不行，只能是“围点打援”，野战歼敌。于是依托根据地，先用小部兵力把突出、孤立的敌据点围住，死死围上若干天，敌粮尽炊断，被迫告急求援。红军则充分运用自己“长于运动，长于野战”特点，根据对敌人救援方向的正确判断，预先选好战场，构筑工事，集中优势兵力，以逸待劳，寻求歼灭敌人的最佳时机。当敌人的援兵匆匆开来，孤立运动在野外时，红军的包围圈已经形成。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红军发起猛烈攻势，将敌人的援兵歼灭。如此守敌必然阵脚大乱，人心惶恐，不战自乱，进而红军部队便能一鼓作气将据点里的敌人消灭。[9]190
2.飘忽战略
“所谓‘飘忽’，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运动歼敌。”[9]137鄂豫皖红军在建立之初，人少武器差，面对力量强大的敌人，只能到处和他们转圈子，飘忽不定，出没无常，避实就虚，搞夜间奔袭，突然袭击，多打小仗、胜仗。以“飘往忽来”制造假象，千方百计迷惑敌人。让敌人不知所为、不知所动。而红军则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与支持下，出其不意地向敌人进攻，打击和消灭敌人。时任红四军军长的旷继勋，⑤曾经对飘忽战略有过这样的表述：“在战术方面，是采取内线作战法，以飘忽的战略乘着敌人不备，突破敌人，使敌人的军事布置处于被动的地位，诱敌出阵而消灭之。”[8]204鄂豫皖红军使用运用飘忽战略的经典战例之一是1931年4月的双桥镇大捷。
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鄂豫皖临时特委决定转入进攻作战，确定了以红军主力突击敌人弱点，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加以歼灭的作战方针。从1931年1月下旬至3月初，红军不断在京汉线上发动攻势，以“飘忽”行动接连取得了磨角楼、新集、李家寨和柳林车站等战斗的胜利，并成功地发动了“六安兵变”。为此，敌人调集重兵，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3月8日，敌第三十四师在师长岳维峻的率领下，孤军冒进，进抵双桥镇地区。隐蔽待机的红军主力决定，趁其不备，突然奔袭并消灭这股敌人。当天夜晚，红军从50里外长途奔袭，于9日拂晓发起攻击，一举歼敌一个团，占领了外围阵地。“岳维峻着慌，亲率两团，在飞机掩护下拼命反扑，战斗极为激烈。我迂回部队抄敌后路配合正面猛攻，敌乃全部溃乱。我军和赤卫队将敌团团围住，纵横穿插，捕捉俘虏，满山遍野红旗挥舞。不到一天，敌三十四师全部覆灭，岳维峻也当了俘虏。”[13]93此役“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五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四千余支，迫击炮十门，山炮四门。”[5]123
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不能是空洞和空泛地开展，要针对小学生的特点，对他们进行 “润物细无声”的熏陶，这样的教育才能浸入孩子们的心脾，影响到思想，触动到灵魂深处。如：通过学校安全橱窗内的安全知识宣传以及楼道安全标语的警示，还有安全黑板报、手抄报等灵活多样的方式,使小学生从多方面多渠道地了解掌握安全知识,在时时处处都重视安全的浓郁氛围下受到感染，从而培养学生重视安全的意识和养成安全的良好行为习惯。
徐向前元帅指出：“随着红军力量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改善，战斗规模的扩大，运动战已成为我们克敌制胜的基本作战形式。无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反攻阶段，部队能够连战告捷，整团整师地歼敌，都和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形式密切相关。我们的防御，是运动中的防御；我们的进攻，是运动中的进攻。有进有退，有攻有防，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措手不及。曾中生同志把这种战法，叫做‘飘忽战略’。⑥”“与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形式相适应，战术也必然有新的发展。这一时期，远距离奔袭、奇袭；集中兵力，击敌一路；围点打援，运动歼敌；正面突击，两翼包抄；近战夜战等等，就已经发展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战术手段。”[9]137-138
四
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红四方面军面对特殊的自然环境、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一方面与敌人进行残酷的军事斗争，一方面积极总结战役战斗的实际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战略战术的内容和形式，积极防御战略战术应势而生。
(一)收紧阵地，待机反攻
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红四方面军在军事上经历的第一大考验就是反“三路围攻”。这一战役不仅是川陕苏区的奠基礼，同时也是红四方面军“收紧阵地、待机反攻”战略战术实施上的经典战例。
“收紧阵地、待机反攻”战略战术在实施上有以下几个要点：
(1)“收紧阵地”是手段，待机反攻是目的。收紧阵地不是简单的撤退，而是为了战略反攻和与敌决战所进行的必要的准备。“收紧阵地”要求实现两个战术目的：一是尽可能地消耗、疲惫敌人，骄纵敌人。二是在分兵御敌的同时，逐步集中部队和兵力，形成“拳头”，适时实施反攻决战。
(2)战略退却终点的选择，必须符合战场的客观实际。川陕革命根据地面积不大，缺乏回旋余地，加之苏区初创，尚不具备军民一体从四面八方袭敌扰敌的条件。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红军的兵力有限，最大限度地保存和集中红军的力量，是取得反“三路围攻”胜利的根本前提。根据地地势南低北高，易守难攻，越靠近大巴山深处，地形就越险要。“所有这一切，都规定了战略退却的终点，不宜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中部，而应选在根据地的后部。一般情况下，反攻决战的文章，也必须从根据地的后部做起。这一点不仅为反三路围攻的胜利实践证明，而且也为后来反六路围攻的实践所证明。”[9]292
(3)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韧性。“如群众暂时不理解，士气受影响，持久同敌人作战，自身的疲劳和消耗增长，回旋余地狭小，物资供应缺乏等。指挥员要有极大的耐力，依靠坚强的政治工作，群策群力，去战胜这些困难。不管打什么仗，困难总是有的。坚韧不拔，熬过难关，就是胜利。”[9]293-294
红四方面军迅速占领通南巴地区的胜利，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四川的统治。1933年1月27日，蒋介石委任第29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命其迅速消灭入川的红军。田颂尧29军进攻红军的部队编为中央纵队、右纵队、左纵队“三路”：中央纵队以第三师及第一路部队属之，右纵队以第一师第二师部队属之，左纵队以第四师第五师及第二路部队及独立旅部队属之，副军长孙震任前敌总指挥。[14]“一月二十八日，田颂尧率部进驻川北阆中，督剿赤匪徐向前部。”[15]279
毛泽东指出：“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是我军从开始建军起十余年以来的优良传统”“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12]1199,1198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实施外线攻击，集中优势兵力，形成突击和进攻的拳头，是关键一环。集中兵力的过程中，根据地难免会受到一些损失，有时甚至会丢失部分地盘。所以，集中兵力时必须痛下决心克服两大障碍：一是军事保守主义，囿于现地，不敢或不愿集中兵力，大胆进攻；二是军事平均主义，分散兵力，四面出击。只有克服这些障碍，把能够集中的部队和兵力尽量集中起来，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要集中三倍以上的兵力，在局部区域或个别战斗中，形成对敌人的绝对优势。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当时红四方面军共四个主力师，每攻一个方向，均动用了四分之三以上的兵力，只留少部分兵力和地方武装应付其他方向的敌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行动。[9]189
第一，对川军的认识：(一)指挥不统一，行动不能一致；(二)战斗力弱，只能一仗，不能持久；(三)一点被破，全线崩溃，且最忌被人包抄；(四)对川地特种地形有些小办法，如道路熟，小部队活跃，和用钱收买冲锋，以及爬山力较强。
(二)军事经验的总结与积极防御战略战术的形成
1933年6—9月间，徐向前为首的一批红军将领，积极总结战役战斗的实际经验，通过讲话和发表文章，产生了一批有见地的军事著述。在这些著述中，他们从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基本的军事知识、游击战争的基本规律以及与川军作战的基本战术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因此,复合溶葡萄球菌酶溶液具有杀菌效果强、起效时间快、稳定、广谱杀菌等特点,按推荐使用方法(每次3～5 喷/0.6～1.0 mL),用于表面或体表消毒具有较好的消毒效果。
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红四方面军下辖第四军和第二十五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兵力近三万人。[5]148-149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第二支方面军建制的部队。④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既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标志，同时又是鄂豫皖红军战略战术成熟的标志。部队在作战行动上更加集中，指挥更加统一，从而为进行更大规模的运动战创造了条件。
课程目标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教师的教学观念、行为及范式等发生改变，这种教学重构最突出的体现是教学目标的变化。
2.关于基本的军事知识。时任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的舒玉璋指出：“战略者为实施军略达战争之目的，运用军队之方略也。师为各兵种混合之集团，无论长期短期皆可单独作战而无憾，故为战略单位。”“战术者行军驻军警戒宿营战斗之方法，必有几个战斗单位，使战斗易获胜利……因之营为战术单位也。”“战斗单位即为一个大而有力之战斗群在战术任务上执行实施其一部分战斗任务……故一连为战斗单位，易于掌握指挥也。”[18]831-832在《军事知识研究》一文中，舒玉璋就火网构成及集中火力、夜间攻击之准备、援队及各预备队用途、传令兵注意几条及电话通信所之位置等问题进行了具体阐述。[18]820-824在《追击要点》一文中，舒玉璋还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一是在敌人撤退时，“即行猛烈果敢之追击，穷其所至，歼灭无余，以完成战绩为要。”二是一旦发现敌人有撤退的意图，务必拖住敌人，“不让敌人乘机逃去，特别是注意晚上拂晓时机(飞机尤宜发挥其能力以活动)。”三是追击部队要分工协作，猛打猛冲，“尽力与敌肉搏，以使其陷于歼灭之地位。”四是如敌人趁夜暗退却，“则在前线之各级指挥官，须事先准备集结兵力，逼近于敌方之适当阵地，并击破敌之残留部队，独断专行以追击。”五是追击部队要不怕疲劳，乘胜追击，“务须一意续行追击，以完成最终之胜利。”[18]772-773
3.关于游击战术。曾中生指出：“我们的游击战争是用少数部队，采避实就虚，飘忽无常，随机制敌的战术，专门去号召广大群众斗争，牵制敌人主力，消灭敌人弱点，截断敌人联络，破坏敌人后方，骚扰敌人周围，而不必固定一个后方或与敌作持久战对垒防御等等。”“(1)找敌人的弱点打；(2)攻击没有准备的地方；(3)要神出鬼没，打到敌人面前，使敌人措手不及；(4)截断敌人的联络；(5)截割敌人的尾子；(6)破坏敌人后方的政治、经济、交通等组织；(7)疲劳敌人，骚扰敌人；(8)发动敌人内部的哗变，至少要使敌人内部动摇，不坚决与我们打仗。”如何以少胜多？基本要点为：1.敌进我退。2.敌退我进。3.敌(住)[驻]我扰。4.煽动敌人。5.阻止敌进。6.迷乱敌人。7.饿敌。8.疲劳敌人。9.欺骗敌人。10.截击敌人。11.袭击敌人。12.捕捉敌人侦探等。13.毒害敌人。14.诈敌。消灭敌人的基本战术为：1.掩击。2.伏兵。3.包围夜袭。4.行动要秘密。5.敌情要明了。6.地势、道路要熟悉。7.侦探的要点。侦探敌情，是要清楚敌人的兵种、人数、企图、番号、谁的部队等。8.攻击精神要特别提高。[18]812,815,817-820
在考核中把开展家校合作作为考核、评估班级管理工作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强调痕迹管理，保证家校合作的实效性。
4.对川军作战的基本战术。主要反映在曾中生《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与川军作战要点》和陈昌浩的《与川军作战的要点》等著述中。
第二阶段是红军的反攻阶段，主要是空山坝决战。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逐次收紧阵地，直至放弃了通南巴三县城，将主力收缩到通江以北方圆百里的空山坝地区。敌人被‘胜利’冲昏头脑，继续分兵冒进。我们在空山坝开了会，认为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集中主力先打南面的敌主力左纵队。为配合正面进攻，还派部队秘密穿插到敌侧后，突然向敌人发起总攻，敌动摇溃退。我们对敌分割包围，经过三天激战，敌左纵(队)十三个团大部被歼，敌中纵队、右纵队也纷纷败退。我军乘胜猛追，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16]8-9历时四个月的反围攻作战取得了完全胜利，“总计毙伤敌旅长杨选福以下官兵14000余人，俘敌旅长杨杰、覃世科、师部参谋长李汉城等以下官兵万余人，缴长短枪8000支，机关枪200余挺，迫击炮50余门。敌田颂尧的部队损失近半，全部退守嘉陵江沿岸。”[17]132
第二，对川陕地形的认识：“查四川地势险阻，除腹地几个道区外，四面均系大山，川东北更甚，每多悬崖绝壁，一条独路通过，且多老林，多深沟，多夹涧，多寨子，重重叠叠，处处险恶。此种特殊地形，兵力不易展开，正面不易强攻，庞大队伍不易运动，笨重机炮不易施使。地势复杂，要点极多，大部攻坚，势不易逞。迂回道路因一山一沟一上一下，约数十里，故联络不易，行军路径特别延长，亦一弱点。但对于我们发展亦有以下的便利：(一)易以小部扼着各方面要点，使各方面敌人不得长驱而进，我主力却在内线周转飘忽，任所欲为，消灭敌人一面，以至各个击破敌人。(二)敌人分兵合进之策无法实现，指挥不易统一，行动不易一致，联络更当困难。(三)便利我小部队游击活动，出没异常。(四)便利我主力间道奇袭或突击。”[18]790
第三，作战的要领：一般原则——共七条，其中了解敌情、主动进攻、把握时机、集中兵力等是十分重要的原则；几个主要战术——共十条，其中“内线作战法给敌个个击破”“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专以飘忽行动击敌要点”“围攻一点消灭援兵”等是经常使用的战术；几个主要战术的制胜法——共十条，其中“敌之围攻封锁及我之制胜法”“敌之分进合击、并进长追及我之制胜法”“敌之重层配备、活动“搜剿”及我之制胜法”“敌之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及我之制胜法”“敌之碉楼、堡垒、城寨、前进工事等办法与我之制胜法”“敌之要能与我主力持久战和我之制胜法”“敌之反革命游击战争与我之制胜法”等，是十分重要的。[18]875-882
陈昌浩还将对川军的作战要点归纳成为十六条，其中“集中兵力于要点，或先破其主力，或先乘敌弱点”“少用攻坚，多用迂回”“多重于消灭敌人。击溃敌人容易，夺取敌之要点也容易，主要是消灭敌人”“死的当活的打，弱者当强者打”等成为了红军作战经常使用的战术。[18]775-777
这些军事著述，是对红四方面军战役战斗经验的系统整理和总结。它不仅对红四方面军的军政整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而且也推动了红四方面军积极防御战略战术的形成。
在高职院校发展过程中，现代学徒制是其教育改革的方向，而工匠精神是高职教育的核心，因此，在具体教学中，院校应该结合实际现状，将工匠精神与现代学徒制合理的结合在一起，有效提升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效果。
积极防御战略战术的形成，既是红四方面军成长壮大的结果，同时也是由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决定的。一是与特殊的自然环境有关；二是敌强我弱，红军既缺乏足够的力量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又缺乏足够的地域空间与敌人进行周旋；三是根据地范围不大，回旋余地有限，不便我军大踏步进退，“飘忽”制敌。
积极防御战略战术的内容——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收紧阵地，待机反攻，决战防御，重点突破等等。其作战形式集中表现为阵地战与运动战的紧密结合。用徐帅的话讲，“我们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不是‘不失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而是逐步收紧阵地，节节诱敌深入；不是不分主次，平均使用兵力，而是有主有辅，以主力集中于主要作战方向，以一部兵力钳制于次要作战方向；不是单纯同敌人拼消耗，拼实力，消极被动，疲于应付，而是充分利用有利地势和红军战术特长，以寡击众，以少胜多，尽量保存有生力量，直至从战略退却转入战略反攻；等等。这正是适合川陕根据地具体条件的战法，是打破蒋介石的堡垒主义新战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有效手段。”[9]373-374[
利用有利地形，以少数兵力和劣势装备同敌人进行逐次抵抗，尽量挫败进攻敌人的锐气，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阵地不断收紧，红军的兵力则逐渐集中。随着敌人占领的地方越多，战线拉得越长，兵力就越分散，补给供应就会更加困难，其进攻的步调和节奏就必然会出现疲惫、缓慢和混乱。一部分狡猾的敌人开始观望和“蘑蹭”，而另一部分骄纵的敌人则开始孤军深入，这就为红军在局部地方形成决战优势创造了条件，战略反攻的时机成熟。
(三)决战防御，重点突破
在理论分析和实战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积极防御战略战术，成就了红四方面军随后的反“六路围攻”辉煌的胜利。这一胜利在战略实施上集中表现为“决战防御，重点突破”。突出特点有二：
第一，利用独特的有利地形，实行节节抗击，有效消耗敌人的实力，并适时实施决战反攻，以达到粉碎敌人步步为营、持久围攻的目的。敌人“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最大特点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革命根据地周围，分进合击，层层筑碉设防，稳扎稳打，逐步压缩包围圈，以达到持久消耗，最后消灭红军主力之目的。在川陕边，要粉碎敌人步步为营、分进合击、持久围攻的战术，最有效的方法，不是主力跳出外线，待机破敌，也不是内线“飘忽”，运动歼敌；而是逐步收紧阵地，实行决战防御。
水库拥有土地、山林、水面等丰富的资源，还有供水、供电等资产，要将资源和资产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必须盘活存量资产，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一是组建股份制公司，按水库供水、发电、旅游等兴利项目组建股份制公司，将其推向市场。二是开展租赁经营和承包经营，水库的土地、山林、水面、房产、设备可由个人或集体租赁或承包经营。三是转让使用权，把水库部分资源或资产在一定期限内的使用权公开有偿出让。四是联合经营，本着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原则，在自愿的基础上，相近或同一流域的水库在供水、供电、旅游等项目上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合作经营，以增加效益。
第二，灵活地集中和使用兵力，充分发挥各部队的特长，真正把钢用到刀刃上去，是以寡敌众、以少胜多的决定一环。所谓兵力的集中和使用，其实就是战斗力的集中和使用。
党支部针对网格内党员的不同特点，实行分类施教，创新活动载体，打造出学习型、帮扶型、公益型、文娱型等多种类型的党支部。“学习型”党支部，把活动的重点放在组织党员学习政治理论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上，为公司老党员政治学习引好路、带好头；“帮扶型”党支部开展“邻里守望”活动，重点对鳏寡孤独和高龄老人等弱势群体实施关照和关爱；“公益型”党支部带领党员在美化家园、治安巡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文娱型”党支部组织老党员唱红歌、讲红色革命故事、走红色之旅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满足了各个层次党员的学习需要，更引导老同志进入家庭、学校、社区、企业发出好声音传递正能量。
实施决战反攻，打破敌堡垒主义的攻防体系，必须注意下列几点：(1)反攻前以最大耐心，最大限度地消耗、疲劳、沮丧敌人。(2)反攻时一个拳头打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准敌人的薄弱环节，实施突然、凶猛、连续的突破，扩大缺口，直插纵深。(3)得手后实行大纵深迂回包围，断敌退路，利用敌人的张惶失措，迅速分割歼敌。
1933年10月，刘湘纠集各路军阀发动了旨在消灭红四方面军的“六路围攻”。这次围攻是在四川军阀刚刚结束了内部争斗，刘湘当上“四川王”以后，联合起来进攻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集中行动。“六路围攻”不仅仅是四川地方军阀消灭川陕苏维埃政权的区域性军事行动，它还是蒋介石政权剿灭中国苏维埃革命统一军事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总计敌人在西北起广元、东迄城口的千里弧形线上，共集中了一百一十余团的兵力，约二十万人，另有空军两队，计飞机十八架。”“四川敌人‘倾全省之兵’进攻仅八万人的红军”。刘湘扬言将在三个月内消灭川陕边区的全部红军。[5]266,288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分东、西两线御敌。红军主力集中在东线，由徐向前亲自指挥，主要对付敌主力第五路；西线由王树声指挥，分别钳制敌之一、二、三、四各路；另外派少量红军监视陕南敌军。红军充分利用川北的有利地形，逐次收紧阵地，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并进行了两次大的反击战和万源保卫战。在敌人到了“再而衰，三而竭”的情况下，先后在东西两线举行了反攻，集中兵力，重点突破，实施大纵深的迂回包围和穿插分割，猛打穷追，各个歼灭敌人。
万源保卫战的战斗空前惨烈：“东方军事快电：刘湘集中其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及廖雨辰师全部残破主力进攻我万源城。三个月来，激战共六次，我们光荣英勇百战百胜的红四方面军，已经把敌人打得破烂不堪，敌死伤已达万人。然其野心未死，在他临死的前夜，复于本月五日、六日、七日，又集中其全部残破主力，共二十五、六团，第七次来猛攻我万源之青山、老鹰砦、大面山、玄祖殿、香炉山、甑子坪、筍子梁，激战三天两夜。我军以无尚英勇与拼死命的决心，首先给敌以猛重杀伤，处处反攻，出击、冲击、肉搏，大小十余次，最后将敌全线击退，追敌十余里。敌之第七旅、第五旅、第四旅、第一旅几完全消灭，廖雨辰全部打得妻离子散。其他如第三旅、第八旅、第二旅及王三春、邓占云各团都打得溃不成军。虽然敌集中机炮射击，飞机轰炸，反动长官及敢死队以炸弹、大刀压迫士兵冲锋，但在我猛烈火力之下，敌全不能进展，死尸成千，血流成河，全无斗志，一击飞退，一退全垮，无有人掩护，十几团乱退乱跑，刘湘失败之惨以这次为最，简直是溃不成军了。”[19]309
反六路围攻“总计毙、伤敌路副司令郝耀庭等以下官兵六万余人，俘敌官兵两万余人，缴枪三万余支、炮百余门，击落敌机一架，基本恢复了宣达战役后的根据地辖区，并扩大了部分新区。”[5]288
在反“六路围攻”战役中，红四方面军总部指挥正确果断。面对强大敌人的疯狂进攻，适当分兵把守，同时在战斗中注意兵力的逐渐集中，最后在战役的主要方向形成有力的铁拳；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打了许多硬仗、恶仗；不囿于一定之规，战术运用灵活，随着战役的进展和变化随时调整作战部署。在战役过程中，敌我双方交织着攻与防、进与退、伸与缩、分散与集中、被动与主动、包围与反包围、突破与反突破、阻击与追击等诸多战斗形态，战场形势千变万化。红军在兵力的保存、集中和使用上，在决战地点、决战时机的把握上，都保持着高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积极防御，重点突破，决战而致胜。
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的形成，显然受到了中国革命基本特点、部队活动区域和主要军事领导人的影响。同时，它也不可避免的烙有其他区域和来自不同红军部队成员的印记。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激烈搏杀中形成的，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战术的最大特点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和变换战术，以实现在作战中的主动性。有什么枪打什么仗，有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实击虚，扬长避短，敌变我变，不拘一格。”[20]877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战术，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党、人民军队和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红四方面军战略战术的经典战例，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重要内容，对新时期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 1929年5月，中共鄂东北特委何玉琳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写道：“红军军事计划是极力企图打通由麻城、商城、罗田以东，到皖省英鹤[霍]界之大山脉一带，准备在军事上没有其他出路时到此屯驻，也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军事割据东由皖英鹤[霍]界大山起一直到西武胜关鄂界山脉一条横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三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
② 本文所谈的运动战，主要是指游击性运动战。
比较两位教师的做法，明显教师A的做法不显优势，因为A教师的教学中没有全面考虑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忽视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与锻炼。教师B的做法不仅符合抛锚式教学，而且也帮助学生们在问题串讲中进一步明确角的概念，构建了角的表征，帮助学生培养了搜集信息、分析信息并且解决问题的能力。
③ 1930年6、7月间，湖北省东端长江北岸的蕲、黄、广一带的革命武装与赣西北和阳新、大冶地区的部分革命武装，先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第四、第五纵队。这两个纵队就是红十五军的前身。参阅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第94页；第99页。
④ 1930年6月，以红4军为骨干组成红1军团；以红5军为骨干组成红3军团。8月，红1、红3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序”第2页。
盾构施工法具有基本不影响环境，施工质量高、速度快，机械化程度高等诸多优点，它的运用也非常广泛。但是盾构法施工因其施工特点，所以难免会对施工地点周围的土体造成扰动，进而因其地表沉降，对施工造成巨大影响，不仅延误施工进度，影响施工的工程进度，甚至还可能造成安全事故，使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破坏。所以，地表沉降研究是盾构法施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⑤ 邝继勋，贵州省思南人。早年参加川军，历任营长、团长、旅长。曾率部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任总指挥。在上海中央机关担任过“锄奸”工作。后奉调担任红六军军长。1930年12月，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任红四军军长。后历任红十三师师长、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二师师长、红十师代理师长和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1933年6月被张国焘杀害于通江县洪口场。
⑥ 曾中生，湖南资兴人，1925年入党。曾经担任中央军事部参谋科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1930年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曾经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军独立1师师长等职。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1935年8月被杀害于四川省西北部的卓克基。1931年，曾中生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对当时红军的战略战术进行过如下描述：“当时我们的战略是突击敌人的弱点，使敌人原有的包围布置，不能不因为我们的攻击而移动与变更，然后我们乘其移动后而突击之，使他无法死守一处，而我们也不用攻坚的方法进攻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二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8页。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M]//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41-547.
[2]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M]//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7-108.
[3]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M]//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0-244.
[4]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5]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6] 谭克绳，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简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7] 李健,蔡东洲等.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G].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8]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二册)[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9]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10]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三册)[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11] 王宏坤.我的红军生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 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册)[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14] 《廿九军剿匪之新策畧——二十九军剿赤部队之详细编制》[N].四川晨报，1933-04-30(06).
[15]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副卷)[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16]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17] 林超,温贤美，等.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18] 李健,蔡东洲，等.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册)[G].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19] 四川省档案馆.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G].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20]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军事》军事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M].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On the Formation of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the Fourth Front Army of the Red Army
LI Ji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9,China )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the Fourth Front Army of the Red Army had its specific objective conditions and realistic basis.The difficult revolutionary exploration in the Hubei-Henan-Anhui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gave birth to the guerrilla war tactics of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The Red Army in the Hubei-Henan-Anhui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guerrilla warfare to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mobile warfare in the ongoing military struggle to crush the enemy’s “joint convergence and suppression” and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ichuan-Shaanxi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the Fourth Front Army of the Red Army actively summed up its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battles and employed active defense strategy and tactic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brutal military struggle against the enemy.
Key words :the Fourth Front Army of the Red Army；strategy and tactics;the Hubei-Henan-Anhui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guerrilla warfare ；mobile warfare；active defense
收稿日期： 2019-05-08
作者简介： 李 健(1957-)，男，苗族，重庆彭水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9684(2019)04-0061-10
[责任编辑：刘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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