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向阳[1]2004年在《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之关系》文中研究表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党的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指中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所达到的政治进步状态和取得政治成果的总和,中国当前人的全面发展是要培育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开放、进取、乐观向上、有能力、有责任感的现代人。 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两者是有机整体,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要在全社会形成一个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以此保证人们在稳定和谐的政治环境中更好地提升各方面的素质,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人,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同时,政治文明建设的主体是人,人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政治文明建设的成就,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必将对政治文明建设、进而对整个社会的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对强调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全面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把握好两者关系,意义重大。 必须正视的是,在当前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中,难点很多,困难也大,我们必须认清形势,不断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统一,以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走继承、借鉴、整合、创新之路,以两者的良性互动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徐剑斌[2]2007年在《科学发展观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对科学发展观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揭示科学发展观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各自内涵和价值以及二者在理论、实践上的关联性，通过揭示“如何在实践中坚持科学发展观，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为人们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从而使人们的这种实践沿着正确轨道进行。在研究中，本文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以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或本质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与人的全面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很大的关联性。此外，由于这种发展观不仅在理论方面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而且其本身又对人们的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比如，它能为人们的实践确立协调性的方法原则，它能为人们的实践确立整体性的价值坐标，它能为人们确立全面性的实践领域，因此，该发展观对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也因此，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时，我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并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此，本文根据上述的研究目的，主要研究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特征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和实质，研究了科学发展观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以及如何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最后，在研究上述这些问题时，本文通过采取归纳分析与演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比较分析的方法、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等，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全面地、深入地阐释，并从中得出一个结论，即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人们才能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只有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人们才能实践科学发展观。
李爽[3]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人的全面发展的境遇及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和意义,马克思断言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同一个过程。党的十八大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写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随后,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将进一步深化。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人的全面发展将面临怎样的境遇?如何利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给人的全面发展带来的机遇?又如何应对其对人的全面发展造成的挑战?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人的全面发展的境遇,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路径,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的价值。本文共分为叁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阐述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和立论依据。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是进一步展开论述的基本前提。本文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展开论述,所以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进行简单梳理和准确的把握。同时,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就要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存在怎样的关系,如果二者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本研究就不可能成立。因此,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互动关系一起构成本研究的立论依据。第二章主要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人的全面发展的境遇。这一章是本研究的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人的全面发展的机遇主要表现为政治价值更加明确,维护和实现人的主体利益;政治制度不断完善,政治实践活动得到保障;法制建设持续推进,政治关系协调发展;政治主体逐步成长,政治能力得以提升;政治参与方式多样化,政治活动更加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人的全面发展的挑战主要表现为民主意识相对薄弱,政治素质有待提高;有序政治参与不足,抑制人的政治需要;政治权利的实现程度不够,妨碍政治关系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程度有限,束缚政治实践活动。第叁章主要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人的全面发展的路径。这是本研究的落脚点和归宿,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人的全面发展的境遇的分析,提出了从国家、政府、执政党和公民四条路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国家层面而言,需努力实现政治价值保障人的全面发展;从政府层面而言,需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从中国共产党层面而言,需提升政治建设能力引领人的全面发展;从公民层面而言,需自觉提高政治素质促进个人全面发展。
李晓乐[4]2016年在《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历史逻辑》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开启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在此语境中,理解和阐明国家治理的历史阶段性、政治合法性及系统整体性,梳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历史逻辑,探寻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变迁的规律与趋势,是新时期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紧迫的课题。所谓"国家治理",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构建的意义上,党领导人群群众依法、科学、民主地治国理政。与国外流行的"治理"、"善治"理念不同,"国家治理"强调治理以党和国家为主导,根本目的是为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而不是为了"社会中心化"和"去国家化"。当代中国政府提出的国家治理概念,既与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有着本质的区别,又和西方治理理论在价值取向、政策主张上有所不同,它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原理,是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的有机结合。在本质上,"国家治理"是规范、约束权力的运行过程,是一种治理权力与主体结构的制度安排。在目标上,"国家治理"既要协调和缓解社会冲突与矛盾,以维持特定的社会秩序,也要谋求经济的持续发展,增进民生幸福和社会公平正义,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法兰西内战》、《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等一系列着作中,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制度及其实践展开批判;对未来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目标、秩序以及治理模式提出设想;依据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俄国的革命建设实践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进行理论探索和总结。十月革命后,列宁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举措,拓展了苏维埃俄国国家治理的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也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给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建设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以及启示。新中国的国家治理经历了1978年改革开放、十八届叁中全会,两个节点,叁个历史阶段,形成了全能主义国家治理——发展型国家治理——和谐型国家治理等历史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有其形成的社会历史环境及其理论特征,给我们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启示。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将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定位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但是一个战略目标任务,也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掌握的工作方式方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反思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中而生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与此相关的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指导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行动纲领,是凝聚力量、攻坚克难的强大思想武器。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各历史时段,国家治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呈现出差异性的理论逻辑。从权力变迁视角,国家治理总体而言经历了从"统治"、"管理"到"治理"的演进轨迹。就治理权而言,从"专政性权力"、"技术性权力"到"制度性权力";就治理主客体而言,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从单一客体到人、资源、社会关系的多元客体;就治理目标来说,从"秩序为本"到"以人为本";就治理方式而言,"人治"、转向"德治"、"法治";在治理机制上,从"运动式治理机制"转向"制度型治理机制";在治理结构上,由单一结构向多层次全方位结构转型。未来的国家治理建设,必须立足于我们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国情,牢牢把握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构建协同的国家治理主体架构;夯实国家治理的法治逻辑;培育国家治理的文化基础;扬弃国家治理的西方经验与教训;打造国家治理的协商民主平台;构建国家治理的评估标准,同时努力回应和解决现实社会主义进程中出现的各式各样的治理问题。
彭波[5]2016年在《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历程研究》文中提出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66年的历史,我们大致能够以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为中间点,将新中国迄今为止66年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叁十年加以研究。如何对待这两个叁十年之间的关系,不仅决定着对新中国66年的整体评价,而且还影响着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回顾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的66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持续探索的66年。在这66年中,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曾强调,这条道路是实现中国梦必须依赖的道路,它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伟大实践中走出,也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习近平的话表明,这条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它的探索、开辟与拓展,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不容割裂。两个叁十年虽然在具体的方针、政策上存在较大差别,但其本质都是为了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前叁十年的实践探索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制度、物质基础,提供了正反两方面宝贵的历史经验,可以说这叁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最终开辟出这条现代化道路并不断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基本理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方面实现了对前叁十年的坚持、改革和发展,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地将社会建设与生态建设融入这一道路的总体布局,使其成功地由“两手抓”逐渐提升至“五位一体”。本文基于正王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叁十年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新中国成立至今66年的发展历程中去厘清中国共产党探索、开辟并不断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脉络,总结这66年的丰富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增强道路自信。全文共由四章构成,第一章概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第二章厘清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前叁十年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并对这叁十年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最终开辟所奠定了制度基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以及所提供的正王反两方面经验展开论述。第叁章则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出发,论述中国共产党开创并全面拓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程。最后,通过厘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得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叁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开辟与拓展,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程,不能刻意割裂,更不能相互否定。各章主要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首先,简要清晰地梳理出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轨迹,阐明这条道路并非一朝一夕开创而出,而是经历了长时期的艰辛探索而来,且是一条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道路。其次,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论述这条道路的根本保证、基本内容以及阶段性发展目标。再次,厘清此道路的基本特征,强调这一道路是一条具有人民性、民族性、时代性和开放性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最后,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对比,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与扬弃,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借鉴与超越,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路径。第二章主要论述改革开放前叁十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苏为鉴”,带领全国人民积极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首先论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并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此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其次论述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带领党中央尝试摆脱苏联模式桎梏,迈出了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第一步,并在经济、政治、文化叁大领域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最后论述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对这条道路的探索最终走入误区并遭受严重挫折。但这些曲折的经历,最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实现拨乱反正,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可以说,后叁十年是前叁十年发展的历史必然,没有前叁十年的探索,也就没有后叁十年的伟大成果。第叁章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方面出发,论述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创并全面拓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在厘清这一历程中阐述这一道路的总体布局是如何由“两手抓”逐渐提升为“五位一体”的,并在这一过程中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果的坚持、改革、发展之处,明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开辟与发展是一个长达60多年、接续奋斗的历程。第四章主要基于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出发,首先明确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道路的探索包括改革开放前叁十年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这叁十年的探索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最终开辟提供了重要条件和宝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对此不能否定。其次明确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成功开辟并不断发展的历史。这条道路也实现了对前叁十年的坚持、改革、发展。最后强调要用历史、实践、辩证的观点来正确看待两个历史时期,明确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开辟和发展是一个接续奋斗的过程,不能割裂对待,更不能相互否定,否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会走进老路或者邪路,并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实现对这一道路的坚持和不断拓展,奋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刘艳[6]2013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历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经济工作及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积极汲取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精华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不断根据实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认识和理论原理,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科学和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既是准确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客观规律的关键所在,也是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体系建构的必要环节。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既要把它放在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又要把它融进当今瞬息万变的时代大潮流中加以考察。唯有如此,才能使该思想体系真正处在纵向演进、横向发展的历史坐标中,才能在回归历史场境的过程中勾画出其清晰的发展脉络、理清其何以能成为一个科学体系的内容支撑,才能在思想建构和理论阐释上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所以,本文着重从纵向维度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逻辑渊源,勾画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论述及其思想发展的清晰脉络；从横向维度就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内容与特点、地位与价值进行剖析和探讨,既突出该思想发展的理论深度,也展现出该思想发展的当代价值。按照这一研究思路,本文主要从历史必然性、发展历程、主要成果、突出特色、历史地位及如何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坚持和发展六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进行全面分析和系统论述。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既有其诞生、发展的内部因素,也离不开其赖以支撑的外部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也不例外。它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在纵向的历史发展角度,时代变化引领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与时俱进的实践品质；在社会生态趋势变化的角度,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不断发展创新的强劲动力；在理论渊源承继的角度,经典作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前瞻性和指导性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不断发展创新的理论源泉和思想保障；在主体性价值发挥的角度,中国共产党人的主体素质集中展现执政党的卓越品质,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实现与时俱进的关键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作为一个动态的整体过程,根据实践的发展变化及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思想发展的推动,可以归纳为探索发展、开拓创新、繁荣发展和和深入推进四个阶段。其中,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我国思想领域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初步探索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基本轮廓,成功打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新局面；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相继提出“一个中心,叁个着眼于”、“两个坚定不移”、“叁个统一”、“四以”等新的理论内容,成功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新境界；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进入整体推进的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从指导理念、意识形态主题、政治保障等层面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繁荣发展；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历史阶段,着重从强化理论武装、深化教育内容和加强党内教育等层面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深化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教育的目的、内容、路径、主体、客体和原则六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基本问题的科学探索和理性回答中。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体叁个层面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生命线”地位和价值；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人着重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为基础性内容,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为重点性内容,以中国近现代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为拓展性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路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提出了学习教育、舆论导向、典型示范和学科建设等诸多间接的、内隐的和渗透性的有效路径和方法；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客体,中国共产党人突出强调既要以党员干部为重点对象、以青年学生为基本着力点,又要广泛辐射军队、农村、企业和社区等社会各领域；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明确要求既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队伍为宣传主力军,又要依靠全党和全社会群策群力、齐抓共管；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人重点提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理论联系实际、正面教育与反面批判相结合、因材施教和因人制宜等重要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逐步跳出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呈现出五个方面的鲜明特征：其一,既不再将政治化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强加于人的发展之上,也不完全倾向于个体脱离社会的自然发展,而是在充分考虑人与社会发展交互关系的基础上,追求政治化主导的社会教育与个体发展的人本教育之间协调发展；其二,不再单纯从意识形态角度去认识和界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是将教育的意识形态、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结合,寻求意识形态性教育、科学性教育和思想性教育的相互统一；其叁,不再片面强调理论教育的政治宣传功效,而是坚持政治宣传、理论探索和教育教学叁者并行不悖；其四,不再通过外在强制力单纯对群众进行生硬的灌输教育,而是提出灌输性教育、渗透性教育和自主性教育叁者要相互融合；其五,不再单纯重视以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重点性教育,而是把将企业职工和农民群众等不同群体广泛纳入教育的对象范畴,推动广泛性、先进性和层次性教育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宝库增添崭新的理论成果,为当代中国创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稳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平稳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但它在理论归纳的角度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受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多重因素的影响,它所涉及的基本原理的研究范围和相关论述还未能圆满的契合实践,需要在不断探索中继续研究和论证。从当代价值和历史局限正反两方面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既可以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新的社会实践中继续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可以为新形势下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深化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实践是永无止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作为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创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理论保障,也是永无止境的。在当前与今后,对于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下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发展的思想体系和具体内容,我们应当结合新形势下层出不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做到既坚持又发展。所谓“坚持”,主要是要以科学地态度深入挖掘、认真研究并积极贯彻落实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所蕴含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力争做到“万变不离其宗”,力求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在当代的最高价值。所谓“发展”,主要是要积极顺应时代与实践的发展变化以创新精神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进行适当的调整、优化和完善,开拓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新境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与时俱进和内在超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一脉相承地传承和弘扬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本真精神,避免丧失基本立场,又与时俱进地推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创新,避免思想僵化。
杨勇民[7]2012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研究》文中指出任何事物都是一种表现形态。任何一种事物形态都是结构和性能的统一。生物形态学是研究生物机体外形和内部结构及其与功能关系的科学。形态学研究事物的表现形式、内部结构及其与功能的关系,从结构和性能两个方面把握事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形态,也应当在形态学视野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形态学视野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的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这一论题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从理论上看,通过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产生、内涵、特征、历史方位、价值等方面理论的提炼和创新,提升人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认识；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水平；有助于澄清党内外、国内外、政界、学术界和民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各种误解、疑惑,纠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各种歪曲,使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从实践上看,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种形态的关系,防止混淆各种形态,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有助于我们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种形态的建设,发挥出各种形态的积极作用；有助于人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有助于人们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本质规定和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发生学和过程论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有着自己的产生条件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中国的周边一些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遭受严重挫折的历史教训、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科学革命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基本国情、理论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实践基础、民族文化等方面,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主客观条件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从世界视野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源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模式到多国模式的发展。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历经艰辛而探索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发展之路,经历了从1956年到十一届叁中全会前初步探索阶段、从1978年到1989年初步形成阶段、从1989年到2002年完全形成阶段和2003年到现在的不断成熟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有着丰富的内涵。从存在方式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和价值形态的有机统一,这四种表现形态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结构及其相应的性能。而这四种表现形态又有自己的结构及其相应的性能。实践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其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政治基石、基本国情、根本任务、总体布局、发展动力和奋斗目标等方面构成。从其功能看,能够实现经济大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人民当家作主、文化大繁荣以及社会和谐。理论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逻辑结构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本原理和行动纲领叁个层次。在形式结构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从其功能看,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指导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成功,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的精神支柱。制度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从其结构看,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这四种制度形态又各有自己的结构及其性能。在经济制度形态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经济运行体制以及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经济制度和体制。在政治制度形态方面,主要包括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文化制度形态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在社会制度形态方面,大力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培育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构建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社会管理与运行机制。从其功能看,它具有强制性和规范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保障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价值形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社会理想是一种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在结构上,它是由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感情、信心、信仰和追求五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的。从其功能看,它指明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奠定了万众一心的思想基础,提供了激励斗志的精神武器,还具有创新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制度形态和价值形态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这四种形态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功能,它们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统一成为社会形态。从社会构成要素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和社会形态的有机统一,这四种表现形态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结构及其相应的性能。而这四种表现形态又有自己的结构及其相应的性能。关于经济形态。从其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其功能看,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关于政治形态。从其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形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要求,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从其功能看,能够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关于文化形态。从其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是由思想道德和教育科学文化构成的。思想道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灵魂,教育科学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基础。从其功能看,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提升当代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关于社会形态。从其结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由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环境、社会管理等方面形成的结构。从其功能看,能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增强应对国际环境挑战和风险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种形态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构成了社会的有机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具有丰富的特性,它的基本特征有六个方面。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从根本上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方面,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其二,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双重色彩,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之中,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真正统一。其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坚持原则性和开放性的统一。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它又具有开放性,富有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其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既有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因素,也有各种非社会主义因素。其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现实性是其理想性的基础,理想性是其现实性的精神动力和方向。其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又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从历史方位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方法、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等经典社会主义形态的基本原则,又具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特殊性,因而是对经典社会主义形态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和新民主主义形态虽然在发展人民民主、多种经济成分和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具有相同点,但是二者的根本任务、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形态方面有很大不同,前者是对后者的超越和发展；中国曾经“照搬照抄”了苏联社会主义形态的东西,但是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实现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形态的扬弃和跨越,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根本任务、开放性和封闭性等方面显着不同；民主社会主义形态在实质上是一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相背离的社会改良主义,二者的指导思想、对待资本主义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民主政治建设、生产资料所有制等方面有根本的不同；随着改革开放的确立与发展,中国在各个领域吸收利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先进经验和方法来发展生产力,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实质不是当代资本主义形态,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经济制度及分配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一种特殊的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形态。从价值论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它是引领当代中国前进的旗帜,证明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为第叁世界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展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希望。应该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
罗崇敏[8]2006年在《中国边政学新论》文中认为本文试图探索广义边政学的思路和构架。在充分借鉴以往边政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坚持立足现实实践，理性考察历史，面对未来发展的学术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边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进行系统研究，并突出边疆发展、边疆和谐和边疆安全这叁个重点。 本文在学习借鉴中，对边政学历史沿革进行梳理和反思，把边政学发展过程进行历史和逻辑性的归纳，提出边政学研究和发展的四个阶段，即：边疆史地研究阶段、边疆史治研究阶段、边疆民族研究阶段、边疆发展研究阶段。而四个研究阶段之间是相互交叉、相互融汇、相互促进的。在肯定以往边政学的积极贡献后，指出了以往边政学研究的特点是：诠释性强、政策性广、单一性多、狭义性明显、人本性不突出。对广义边政学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探索，提出广义边政学是关于边疆地区以人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管理和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国内陆地疆界内地区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管理和发展。它具有六个特性：人本性、发展性、集成性、统筹性、和谐性、前瞻性。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都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广义边政学的主要范畴包括：边疆史地范畴、边疆政治范畴、边疆经济社会范畴。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边疆发展战略、边疆经济发展战略、边疆城市化演进、边疆新农村建设、边疆文化建设、边疆和谐社会构建、边疆治理方略、边疆安全建设等问题。 关于边疆发展战略。分析了边疆发展的基本特性和以往边疆发展战略的特点，提出加快边疆发展战略转变的思路。在探讨边疆发展战略的本质和方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社会要素良性互动集成的边疆发展思路，即以人为核心要素、以梯度推进与中心辐射相结合的方式，形成社会要素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思路。我们处在信息和知识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日趋加快。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系统。边疆地区的发展应以社会系统论思想为指导，探索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战略思路。边疆地区实施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战略思路，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促进“叁个转变”和“五个良性互动”。“叁个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农村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管理方式转变。“五个良性互动”是：经济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区域之间的
胡建华[9]2014年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文中认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其中心内容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及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全面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各层次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确保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四个民主”的依法实现,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及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依法实现和享有。于此背景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不仅是我国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形式,也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所面临的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更是法治中国建设进程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在农村基层的实践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现实出发,运用规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多学科交叉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放置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围绕其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其路径主要有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政府推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居于领导者和主要的推动者地位,法治主要凭借政府所控制的本土政治资源根据政府的目标进行指导设计和建构。社会演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指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在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社会生活中自然孕育和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是社会法治自然生发形成的结果。①两种路径各有特点,政府推进型认为法治国家秩序建设是一种理性的秩序建构,由于中国法治传统的缺乏,主张通过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制力推动法治国家秩序的建构,排斥社会传统资源的积极作用。而社会演进型则认为法治国家秩序的构建不是理性建构的秩序而是一种自然生发发展的秩序,其实现的基础须从社会传统中去为法治的制度性变迁和理性建构寻求基础,而不是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对此本文认为,上述两种法治国家建设路径各有优劣,应辩证的分析与看待,政府推进型路径强调法治建设是国家必须凭借国家权力进行建设的职责,不重视民间传统社会的作用和中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传统文化基础,选择这样的路径,难免导致国家法治建设与民间社会自治的冲突和摩擦,增加法治建设的难度和效度。社会演进型则单纯地强调国家法治建设的自发性和自然性,轻视国家和制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仅依据这条路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必将艰难而漫长。对此,怎么办?本文认为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高度重视法治国家建设路径选择的多元化,不宜走单一化的路径。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基础,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问传统社会发育和中国国家权力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优势的发挥,走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互相结合、共同协调发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建设路径。通过国家法治建设的路径多元化,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上下联动,在合力形成中共同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由此,在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中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进行法理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深刻的现实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从法理分析的视角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概念、价值理念、生发基础及其法治运行的困境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这不仅是回应目前学术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持续关注和不断深入研究的一种努力尝试,也是本文得以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前提条件。论文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概念进行了探析,并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辨析。在全面解构概念的基础上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度的剖析,论文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基层民主自治性、基层制度性、基层治理模式性及农民活动方式性等方面,这是对农村民主管理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究的制度价值基础。同时,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有其经济、政治、文化及伦理等方面的生发基础。由于国家现有乡村关系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语义的模糊性导致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轨道上的运行与发展面临外部、内部困境的制约与束缚。导致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运行困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其与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的理性安排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主要体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融合；自治权对行政权的消解与平衡；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通过对自下而上社会演进型路路径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路径中加强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是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域下基于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基础上实现其对法治国家建设推动功能与作用发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政府的主导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是个系统工程,须从宏观进路与微观的具体路径两个方面进行建构。从宏观进路层面看,我们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首先必须建构起由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及环境等动力机制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全面系统的动力机制系统,其次需要明确由以人为本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法治均衡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及服务社会原则等因素共同组成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着力完善与农村民主管理法律制度创设有机衔接、融合与高效运行的动态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机制。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微观方略中,我们认为应遵循对制度实施法治保障的一般规律,重点应从立法、执法及司法保障等方面着手,切实解决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难点与难题,从而构建起比较全面、系统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完整框架。本文立足于学界有关农村民主管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尝试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法理分析与政府主导型路径中的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性、全面性的分析研究,这不仅是政治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还是法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关注的着力点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实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和谐互动关系的构建,笔者力图通过该研究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一定的智识基础。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与创新性,本论文进一步完善与深化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基本理论的研究,拓展了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实施保障的范围研究领域,在重点突出、综合系统、全面协调的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道路进程中,为我国各地推进农村民主管理改革提供了普适性的可资借鉴参考的法治对策的基本思路。诚然,囿于作者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的限制,论文中的有些论点与分析论述尚存在不足,个别地方也没有充分展开,这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陈若松[10]2012年在《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论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只有从不断的实践活动视角来研究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才能真正使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研究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即“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从实践出发来研究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第一,从价值本质这个核心的规定性出发,指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本质是追求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这个特性是人的最高本质；当今阶段的人民群众以谋生为目的劳动正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当代展现,正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本质关系的反映。第二,从价值本质的实现可能性程度来研究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分为叁个层次目标即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现实的价值目标、终极目的即真正的自由自觉活动；第叁,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特征,人本性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本质特征即人民群众内在本质性需求即自由自觉活动需要是科学发展的价值本质尺度,人民群众素质全面发展即自由自觉活动能力发展是科学发展最具本质属性的价值客体,追求人民群众的自由自觉活动是科学发展的价值本质,追求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原则；实践性是科学发展观价值生成的路径特征；全面性、协调性和持续性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诉求的时代特征；和谐性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诉求根本方法的特征；从而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本质的认识,使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本质更加凸显；第四,对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诉求原则展开研究,在价值主体诉求上追求整体性与个体性的有机统一；在价值本质诉求上坚持以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为目的和为手段的内在统一：在价值目标诉求上实现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内在统一；在价值客体诉求上,实现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甚至生态文明和人的素质的内在统一；在价值思维方式诉求上实现价值诉求多元全面性、差异协调性、再生持续性的内在统一；在价值生成路径诉求上实现价值诉求规律性、目的性与实践性的内在有机统一；在价值评价检验标准诉求上实现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内在统一；从原则上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诉求思维方法和价值本质的发展方向。最后,立足于中国现实,对科学发展的价值诉求的现实路径做出选择。
参考文献：
[1]. 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之关系[D]. 曹向阳.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2]. 科学发展观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研究[D]. 徐剑斌. 福建师范大学. 2007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人的全面发展的境遇及路径研究[D]. 李爽. 西南大学. 2016
[4].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历史逻辑[D]. 李晓乐. 东南大学. 2016
[5]. 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历程研究[D]. 彭波.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研究[D]. 刘艳. 山东大学. 2013
[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研究[D]. 杨勇民. 山东大学. 2012
[8]. 中国边政学新论[D]. 罗崇敏. 中央民族大学. 2006
[9].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D]. 胡建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10]. 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论思考[D]. 陈若松.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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