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思想与中国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思想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系统思想在1979年就开始在中国出现了，那时我在大学读本科，印象很深。而到我读研究生时，系统论在中国特别是在体育界就开始发“热”了。时间是在1983年～1985年左右，至今记忆犹新。然而，我对这门学问，可以说知之甚少。参加研讨会我是来学习的，今天我讲一些学习感受。
一、中国人的系论观
我们今天讲的系统论，不是中国的，而是美国的，西方的。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需要掌握这门新学问，这就涉及到了中国人如何可以传播和学习这门学问的问题。因为近代中国一直对洋学问、洋思想是排斥的，弄不好系统论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利玛窦只是把几何学传入了中国，而他所要传播的基督教则死活也传入不进，最后还惹得中国政府屠杀了不少教父。这都是事实。
那么，系统思想这个洋思想，为什么就会如此顺利地传入到中国，并马上形成我们的方法论和部分世界观，甚至是我们的管理决策的重要部分？我想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先讲另一个与此有关的例子。这个例子就是我们的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也是洋思想，是德国的和苏俄的。
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一取得成功，1919年我国就爆发了“五.四”运动，这个运动的部分内容就是推行马列主义，而在1921年，我们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
中国在宋明以来，文化态度向来取守势，好多次西洋文化向中国渗透都没有成功，而这一次却极大的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个学术之谜吧！
当代就有好多人在研究它，写了不少好文章。好文章当然还有更好，其中李泽厚最为突出，他认为马列主义所以迅速传播，概因这种思想与中国古代思想，有许多结构与功能上的类似。比如马列唯物，我们唯物，马列无神论，我们也是无神论；马列是战斗哲学，我们也有墨子、颜元的斗争思想，马列是实践哲学，我们也是实践哲学等等，非常的相似，尤其当时的民族矛盾急需要一种革命学说能有助于推翻列强，鸦片战争以来，甲午战争失败以来，梁启超等人就曾鼓吹过佛学，希望佛教的蔑视生死态度能有助于与洋人的战斗，马列的暴力学说极大地吻合了中国人的需要，从而现实生活的民族斗争也需要这种西洋理论。这样它就迅速地传入到中国，今天就成了我们的意识形态。
今天我们讲的系统论也与此非常的相似，钱学森等同志鼓吹了几句，系统思想这种西洋思想就在中国扎了根，且还形成了时尚，我以为这本身就需要我们学术界的注意。试想，要不是某种机制的力量，我们体育界也不会如此迅速地响应，使这种东西渗透到我们这里，还开成若干次专门的会议等等。
系统思想在中国得以顺利传播，与中国的文明特征有直接的关系。世界的文明有两种形态，一是海洋的，一是大河的。我们当然是大河类型的。大河文明无一不是农业文明。而农业文明总是离不开与自然做斗争，即在靠天吃饭的条件下生存。老天常常发脾气，不是天旱就是水灾，而头等问题就是天旱。天旱就没有收成，就没有粮食。斗争的办法就需要灌溉，而这一行为却引发了中国的系统组织。因为一个家庭是很难解决大面积灌溉问题的。它需要若干家庭甚至几个大的家族的联合和分工。联合和分工就产生了系统。
中国的系统思想就因为农业的需要而发育得很早。世人惊叹埃及的金字塔和中国的万里长城，惊讶古代如何将之建成等等，其实这里就涉及到了中国早期的社会分工，社会组织和社会系统。中国古代的政治形态所以是专制的，也是由于国家系统的需要，否则，诺大中国便无法实现有机联系，非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发布命令不可，这与希腊政体完全不同。正是这样，中国的哲学成熟很早，而且非常系统，从《周易》到《老子》中都可以看出。
而希腊文明由于不是农业文明，所以系统思想起源得也很晚。最起码晚于它们的辩证法。我们今天好多文章都还在批评西方的文章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缺乏联系的，就是因为这个，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但是也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亚里士多德。希腊哲学家都在关心宇宙问题和物理运动，所以他们数学格外的发达，而亚氏除了这些问题外，他还关心动物学，他研究了几十年的海洋动物，他写过《动物四篇》这样的巨著。他研究过的一切学问，因此而或多或少染上了动物的“有机”联系，他的《政治学》比其他书更有影响，原因之一就是书中更充满了系统观。
今天我们举例总是爱举这位西方哲人，贝诺朗菲的书中举的也是他。绝非偶然。动物比自然更充满了系统联系。人的系统性高于一切。
中国人的系统观就是来自于人际关系的调节。我有这样一个粗浅的看法，即先秦时期，中国的矛盾说和辩证法要高于或早于系统思想；而秦汉时期，则系统思想发达了起来，可能与“五行”思想，以及“八卦”思想的成熟有些联系。正因为如此，中国人表现在接受西方成熟化数学化的系统观时，就比较顺利。
二、西方的系统观
西方的文明来源于希腊文明，而希腊文明则是一个做买卖的文明，即商业文明，不是东方的农业文明。做买卖的民族，人际关系不象中国那样过于亲密，他们是父子兄弟明算帐，所以他们老早就产生了个性主义或个人主义。西方的血缘机制也由于这种商业关系而老早得到了铲除，东方讲社会的细胞是家庭，而西方则讲细胞是个人。正是这样，他们的思维与东方不同，他们偏重于分析，偏重于孤立地观察问题。西方的研究一开始并不是什么系统的，而是机械的，先从简单事物分析，而后到复杂事物分析。他们一开始无法使用系统思想解决系统问题。这倒使西方人在科学研究上得了一个便宜，把事物内部的关系看得很清楚，中国在这方面就差了很多。
西方的系统思想真正成熟是在大工业革命以后。大工业革命的巨大社会分工使得系统科学成为必要。尽管这个过程较之中国等东方大国出现得晚不少，但是却显示了巨大的力量，这个力量的核心就是数学基础，即系统学变成了一种可计算可操作的科学，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概念。真正的成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军事和经济的巨大要求推动着系统科学变成了处理巨系统问题前沿学科体系，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大家熟知的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登月计划。
系统科学的核心，就是单位时间里的效率问题。既然是效率，就一定涉及到时间的概念。一个足球队所以3:0胜了另一方，就是胜者在单位时间里（90分钟）的效率明显高出了败者。没有时间概念便不可能得出效率的结论。这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学结论，系统论中爱讲1+1＞2，这一定指的是效率，而不是实算，如果是实算，小孩子也懂，这是错误的。1+1只能等于2。
从而，还可印证马克思一句名言，即“一切的节约都是时间的节约”。只要涉及到大系统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这合作的协调较之不能协调就是典型的“节约”。
这是我在本次会议上的一个巨大收获，我终于明白了系统论的核心，即：
其中W是功，S是子系统，t为时间。我要感谢大会，使我学到了东西。
我还想借机会指出：系统论中的一切变化都只是量变范围内的东西，不涉及质量问题，这是它不同于矛盾论和辨论法的显著地方。它所以是量变，就在于它强调的是若干小系统之间的协作。以最佳效率完成某个任务，并不是要引起这个系统的彻底革命或瓦解或变样。
三、系统论的应用
我认为，系统论在自然科学方面应用情况就非常灵便，而在人文领域则要差一些。
自然的系统中之所以用得好，那是因为自然的部件之间可以无条件地接受信息指导，我到过许多工厂，越是自化动程度高的工厂，它的系统化程度也就越高，比如洗衣机的生产，就是将洗衣机拆卸成若干个小部件，由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工人来单独完成，同志们只要有机会去看大型数控机床的工作情况，就会明白什么叫系统工作。
而在人文系统方面，则有难度。其难度就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不好协调。
只有战争才能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统一在无条件的“度”上，其它情况下，如果没有奖励政策，则极难协调。这一点我倒是相信基辛格的一句话：天下没有万古不变的友谊，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今天两个国家正在打仗，明天为了另一种共同的利益，就会握手言和，共同合作，这种事大家是经常见到的。它与自然形态就完全不一样。
有人说，中国人很不好合作，就是说很不好使用系统思想进行管理，其中道理可能就是大家的利益不好讲在明处，而谁也不能不要利益，尽管谁都可以说不讲利益，结果在合作时就出现了“阳奉阴违”现象。
王选教授有个比喻，说美国人的集体精神是桥牌式的，双方合作，战胜对手；日本的集体精神是围棋式的，为了整体利益，可以牺牲局部利益；而中国的集体精神则是麻将式的，就是看住上家，防住下家，只怕别人赢了。
据报导，中国人的这种不良风气，还带到到了欧美。
我们作为中国人，也许真有这些毛病，所以，我以为大家学习系统工程，从合作的角度来讲，是有大利而无小弊。
作为我们体育部门，伍绍祖主任来到体委后，就很重视提倡学习系统科学，说明他很懂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管理，我们体育界有许多大型比赛的机会，而赛前总少不了团体操，这就需要系统协作。其实大型比赛的组织也离不开系统工程，这种工程应用得越好，效率就越高。这一点，我倒觉得应该好好感谢伍主任。
我这次听会，一个印象，就是大家的成就主要是在大型组织上取得的。这也许是给人文领域大系统合作方面的一种示范。
谢谢大家。
（崔晋静根据录音整理）
1995.7.26.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