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8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区域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经济论文,中国论文,区域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Une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an important featu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particularly in Qing dynasty.This was noticeable and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upon the social evolution.This paper analysed the basic manifestations of une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hisorical reasons in the 18th century China.Considering different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other factors,such as politics,eco nomy and culture.this paper divided China of Qing dynasty into 8 economic regions.discussed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social economy inthe whole Qing history.especially in the 18th century.and described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fundamental conditions in all regions.
一、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就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而言，十八世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结束了明末清初战乱，清政府采取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以后，社会秩序开始稳定，经济逐渐恢复，进入十八世纪，社会生产持续发展。其间不论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生产水平和规模都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其中农业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到该世纪末，全国在册耕地已接近八亿亩。水稻、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品种得到推广，农田水利的修建也比前代有了较大进步，全国粮食产量增加。边疆地区农业经济面貌的改变尤为显著，成为十八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其时，手工业生产的范围愈加广泛，产量增加，生产水平也有一定提高。商业进一步活跃，农村市场数量增多，在全国，一些商品已经形成较固定的流通路线和网络，以某些大、中城市为中心，形成区域性市场。
十八世纪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这种发展始终呈不平衡状态。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水平、特点均不相同，其间之差距甚至还非常大。
不平衡性是人类社会经济中最基本的特征。任何一个社会和地区的经济特点及发展水平，都取决于三个最基本的要素：自然条件、劳动者自身素质、历史传承性。自然条件对于社会生产的影响与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论是农业、畜牧业，还是工业，以至交通运输和商业贸易，自然界的地形地貌、土壤状况、水资源条件、气候因素等，都直接决定着人们劳动的方式、产品的种类及产量，甚至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走向。劳动生产率的高下也与自然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使得必要劳动的时间各不相同。”①
劳动者是社会生产活动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讲，它的地位也是最重要的。任何形式的生产活动，都必须由劳动的人来实现，因此劳动者本身的文化素质、科学技术水平、身体状况以及生活习俗等，直接关系着劳动的质量和效能。在其它因素都基本相似的情况下，具有不同素质的劳动者，将产生不同的生产效果。
历史的传承性，讲的是劳动者的社会条件，这里面包括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生产组织、历史传统、民族特点等。每一个劳动者在社会中并不是独自地进行生产活动，他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劳动者发生关系。劳动者从其父辈那里接受生活知识、生产知识和社会知识，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与此同时，客观上又同其他劳动者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这种传统的影响与社会的联系，不仅制约着劳动者能力的发挥，而且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本身。
不同的地区，它们所具备的自然条件、劳动者素质和历史传承性是不一样的，因此在生产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特征方面，表现出不同，存在着差异，这也就是所谓的不平衡性。由此，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必然的。一个国家的地域越广大，幅员愈辽阔，地区间的差异性即越明显，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也就愈突出。
清代正是这样一个地域广大，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因此其社会生产在不同的地区，即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征。在蒙古地区，大漠与草原造就了游牧业的经济模式。在西部的藏族区域，三千米以上的海拔高度以及高寒气候，形成了以高寒牧业为主，辅之以农业种植的混合型经济。在西南地区，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湍急汹险的水道，致使该地平原少，山地多，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农业耕作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而在黄河流域，由于大河灌溉的便利条件，以及悠久的文明开发历史，形成了华北平原传统的农业旱作区。在长江中下游、珠江三角洲地区，广阔的平原，丰富的水资源，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气候以及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使得这里的农业生产具有较高的收获量，水稻大面积栽培，经济作物的种植也较普遍，商品经济相对发达，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十八世纪的农业生产中，有着突出的反映。粮食的亩产，标志着一个地区粮食生产能力的高低，清代南方与北方，经济发达区与落后区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异是相当大的。譬如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粮食亩产一般可达三石左右，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亩产，平均也在二石上下。而在同样是传统农作区的华北及黄河流域地区，农业亩产量则要低得多。华北是旱粮作物区，多数地方以种植二麦、粟谷、豆类及其它一些杂粮为主，亩产只有一石左右，所谓“内地之田，虽在丰年，每亩所收止一、二石。”②很多地区甚至还要更低。陕西延安府肤施县，当地“以三亩为
，每所收，丰年不过五斗。”③直隶河间府，“履亩但得五、六斗，七、八斗，即庆有年。”④华北地区与江南的粮食亩产上的差距，主要是自然条件所致。
在耕作制及技术方面，各地情况也不尽相同，直接导致粮食产量的高下。陆燿在其《切问斋文钞》中讲：“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多则二十亩。力聚而功专，故所获甚厚。北方地土辽阔，农民惟图广种。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以至百亩不等。意以多种则多收，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疏矣……多种则收成较薄。”张履祥在谈到他家乡的农业耕作情况时也说：“吾里地田，上农夫一人止能治十亩。”⑤这里讲到了清代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耕作方法，一种是粗放经营，一种为精耕细作。后者乃传统农业发展的方向，它可以在现有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尽可能地利用地力，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由于人口众多以及生产水平较高等因素，清代在江南已经比较普遍。粗放经营是一种比较落后的生产形式，农业耕作只注重数量，而忽视了功效，这其中有生产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自然环境的影响。不过象陆燿所说的那种每夫可以耕种七、八十亩，甚至百余亩的情况，十八世纪的北方并非都是如此。它只存在于那些经济非常落后的地区，而在华北的大部分地方，人们早已经开始注意耕作的精细化了。所以，河南农民力耕旱田，一人也只能三十亩。山东易种之地，每夫所及不过二十余亩。⑥落后的粗放经营，更多地是存在于边疆的未开发之区。譬如在未习农艺的蒙古地区，农业耕作还处于十分原始的状态，“岁易其地，待雨乃播，不雨则终不破土，故岁饥恒多。”“布种辄去，不复顾，逮秋复来，草莠杂获，计一亩所得，不及民田之半。”⑦热河一带，也是“即播种，则四出游牧射猎，秋获乃归，耕耨之术，皆所不讲，谓之靠天田。”⑧东北宁古塔地方在顺康之际，仍在使用抛荒法种粮食，“地贵开荒，一岁锄之，尤荒也，再岁则熟，三、四、五岁则腴，六、七岁则弃之而别锄矣。”⑨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到“改土归流”的时候，农业耕作也尚处在刀耕火种的阶段。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还表现为地区人口数量的悬殊。在主要以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方式来提高产品产量的封建社会，人口的数量从一个侧面反映着社会的生产能力。基于这样的规律，清代社会生产较发达地区的人口密度，要远高于边疆及经济落后地区。我们这里仅就位于东南地区的广东及福建，同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做个比较。嘉庆十七年，广东、福建两省分别有人口19,174,030口和14,779,158口，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7人和123人。云南、贵州的人口数分别为5,561,320口和5,288,219口，两省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人和31人。如此则东南地区的人口密度高出西南五倍多，而两地之间经济水平和生产能力的差距是人所共见的。人均占有耕地的数目，同样能够反映地区间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根据嘉庆《大清会典》关于户口、耕地的记载进行测算，嘉庆十七年时，东北奉天地方人均耕地为22.61亩，吉林为4.85亩，位居当时全国第一位和第二位。江苏为1.90亩，浙江为1.77亩。⑩其时，奉天、吉林一带仍可算得土旷人稀，社会经济虽较以前有很大发展，但仍远不及江浙地区。
在商品经济方面，不平衡的特点同样非常明显。以江南地区与西北地区为例，两地差异极大。江南是清代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手工业生产门类较全，产品种类多。商业贸易兴盛，城镇经济繁荣。苏州、杭州、江宁、扬州、常州、湖州等大、中城市，物富民丰，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成为当地工商业中心。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一批手工业、商业市镇兴起，而且发展较快，许多市镇“物阜民殷，巨贾辐辏，称邑者会，”(11)成为连接城乡经济的桥梁，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西北地区的商品经济是随着当地农业经济的开发，以及同内地经济联系的不断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但是直到清末，其经济规模和水平仍十分落后。这里的手工业和商业多集中于一些较大的城市之中，介乎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工商业市镇非常少。手工业生产的门类比较单一，主要是矿物开发以及与畜牧业有关的皮毛加工业，不少的地方与外界没有贸易关系。从事工商业劳动的人数，在当地人口中也只占极少比例。南疆的莎车府，“农民最多，其业金、木、皮革、陶冶、缝纫等工近二千人，贸易限以八栅七日为期，所市均系本地土产，小贸营生一千人之谱，无富商巨贾。”这里的工匠与商人有三千人，似乎人数已经很可观，但是当地的各类人口共有162，229口，工商人口仅占人口总数的1.8%。(12)其它地方的情况与此差不多。西北地区的城市不多，而且许多城市的历史很短，特别是在北疆。城市的功能，也以行政和军事的色彩为重，官兵及其家属在城市居民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与江南的经济型城镇相比，形成鲜明反差。
即便在同一行政区域内，经济发展也多呈不平衡状态。比较典型的是四川省，其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差异显著。四川松潘厅、懋功厅、杂谷厅、宁远府以及雅州府打箭炉以西的地方，可以统称之为川西。在自然条件方面，川西与川东迥异。川西是高原区，位于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边缘，高山多，海拔高，气候相对比较寒冷。而川东则以著名的四川盆地为主体，多丘陵、平原，土质肥沃，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川西为藏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土司林立，人口稀少，经济落后。位于四川西南的宁远府，其“地界北自大渡河起，南抵金沙江止，绵亘千里而遥。东为大小凉山，系生倮熟夷巢穴。西为旄牛大山，系西番各种夷类住牧之所。重岩叠嶂，不下数千里。夷巢环布于外，汉地穿插其中。”(13)环境险恶，当地土著居民的农业生产，尚处在极原始的状态，唯有通过招佃汉族农民的方式，来提高生产量。宁远府以北为藏族区，社会经济状况与西藏相近，畜牧业为主，农业比重很小。“西康土地有二，一耕地，一牧地。番人称耕地曰绒坝，称牧地曰牛厂。耕地少而牧地多，皆为土司、呼图克图所有，并无买卖。”(14)当地的人口结构也反映了这一生产上的特点。雅州府的毛丫地方，该地户口中，“牧户为一千九百余户，外加不追农户三十七，德察石农户四十一，人口当在八千左右。”(15)农户仅占当地民户总数的3.9%。而川东则是典型的农业耕作区，在清代，农业垦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高，除满足当地需求外，每年都有大批粮食运出省境，川米是武汉、江浙等地粮食市场上不可缺少的商品，川东长时期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区。这里的商品经济也比较活跃，纺织业、制盐业都颇具特色，成都不仅是西南地区重要的政治中心，同时发挥着经济中心的作用。盆地东南部的重庆，在近代社会迅速崛起，发展成为长江上游流域区的商品集散中心和转输地。
即使是自然条件基本相似的地方，由于种种因素，各地的社会生产往往也存在着不同的特点。清代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湖广熟，天下足”，形容两湖地区的粮食生产在全国所处的重要地位。但是如果细分析起来，湖南和湖北的情况，又有很大区别。湖北南部的江汉平原，即古所谓之云梦泽，为湖积冲积平原，土质肥沃，水源充足，为农作物生长的理想之地，粮食产量较高，素来被人们称作“鱼米之乡”。其汉口地方，乃是全国主要的粮食市场之一。每年都有大批粮食汇聚于此，并被运往下江地区。但是自清代康熙年间开始，湖北所产粮食已经不能满足本地之需求，“湖北丰稔之年，出产无多，悉赖湖南商贩接济。”(16)必须依靠湖南的粮食以及川米维系。究其原因，一是湖北地区开发的历史较早，长江流域地段经济水平相对较高，故人口增长较快，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二是灾害频繁。湖北荆江一带是有名的洪涝区，长江在这里河道曲折，泥沙沉积量大，河床高于地面，江汉平原完全靠堤防束水，大坝时常溃决。据统计，从乾隆元年到宣统三年的一百七十六年间，沿江的荆州府之江陵、安陆府之潜江、汉阳府之沔阳州一带，洪涝灾害达百次以上，其频繁程度居于整个长江流域之首。(17)水灾对当地农业生产影响之严重是可想而知的。而在湖南，位于其南部的洞庭湖平原，同样为著名的农业区，这里地势平坦，堤垸纵横，水稻大面积种植。由于湖南开发比较晚，人口较少，交通又不够便利，故当地粮食需求量不大，余粮极多。加之自然灾害相对较少，农业生产比之于湖北，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湖南是清代真正的粮仓，其粮食不仅接济湖北，而且几乎被运往江南的各个缺粮地。陈宏谋讲：“湖南官仓，不但备本省之荒欠，兼备邻省之荒欠。所云邻省，上如粤东、粤西，下如湖北、江西、江浙，倘有荒欠，皆取资于湖南所贮之额。”(18)所以当时又有“湖南熟，天下足”的说法。不过，虽然湖北的粮食生产逊于湖南，但这里地处长江，交通便利，商品经济非常活跃。汉口素有“九省通衢”之谓，万商辐辏，汇集了南北四方的各类商品，并由此带动当地的手工业生产。与此相比，湖南则显得比较闭塞，商品生产落后。
从上我们看到，清代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是多样性的，即有同一生产部门内，因地区自然条件、劳动者自身素质等的不同，而在生产技术、产品产量诸方面形成差异；也有相同地区内，由于各种原因所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特点的不同。不平衡的特点是普遍的，存在于每一个生产部门，甚至每一个地区之中。
二、自然经济区
虽然在每一个社会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都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它的存在却是有一定规律的。其规律之一为区域性。由于各地自然环境条件、劳动力自身素质、历史传承的不同，造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这种不平衡的每一种具体表现，都具有强烈的区域性特点，它们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之内实现的。不同的地区，其经济特点也不相同。规律之二，相对性。不平衡的概念是在对比和比较之中产生的，所以它自身所含的相对意义是明显的。当一个地区的比较参数，也就是它的参照对象不同时，其不平衡的具体表现是不一样的。举一个例子。今天我国的沿海地区同西部地区相比较，经济水平无疑是先进的，但是如果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衡量，则显然又是落后的。其三，可变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造成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诸因素发生变化时，不平衡特点的表现形式也会因之改变。先进的地区可能会落后，原本荒凉的地区也许会繁荣起来。
上述规律导致自然经济区的出现，造成社会经济的区域性特点，使得每一个社会都包含有若干个各具特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区。
任何经济区都是作为全国经济统一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的，它是全国经济区域系统中的子系统，通过千丝万缕的横向和纵向的联系，与国内的其它经济区保持着关系。一个区域的经济活动及发展水平，始终受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政策的影响，受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同时它还不得不接受来自其它经济区域的影响和制约。这在清代社会和我们今天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都有非常明显的表现。当然，经济区与全国、经济区与经济区之间的影响作用是相互的。
不过，经济区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个可以相对独立发展的经济有机体。经济区内的各局部区域之间，其生产诸要素条件基本相似，经济特点及发展水平也存在着较大的一致性。而且相互间的经济联系比较密切，主要产品从生产、流通到消费的全过程，在经济区内能够基本完成，形成一套自己的独立运行体系。
另外，经济区的发展还具有继承性。经济区并不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而立即发生变化，在前一个社会制度条件下形成的区域经济结构和特点，仍然会被新的社会制度所接受和继承，并在这一社会制度下，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而发生改变。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使得我们今天研究清代社会经济的区域特点，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这里应该说明一点，对地区经济的历史研究与现代社会区域经济的规化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是对以往历史过程做出尽可能的客观描述，并寻找其中的规律，而后者则依据现有的经济状况，侧重于社会经济的未来发展，制定出地区经济的远景蓝图。历史研究的着眼点是再现已经形成的东西，而现代的经济区域规划，则是为了实现某一发展目标，制定出相应的经济区域。不过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共同的地方，它们都是以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作依据，以客观存在为经济研究的基础。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将清代的经济区称作自然经济区，以区别于现代区域研究中的经济区概念。
在对地区经济进行的研究过程中，划分经济区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经济区的区划方法也不相同。一种方法是按照部门经济进行划分，譬如农业经济区、牧业经济区、渔业经济区、工矿区、手工业区等等。在每一个部门经济区内，又可以做进一步的区划，如农业经济区之下，还可以分为水稻种植区、玉米种植区、棉花种植区、烟草种植区等。这样划分的目的是为研究每个产业部门的发展状况。另外，还可以生产水平和经济的富裕程度作为划分标准，将不同的地区分成为经济发达区、经济落后区、经济贫困区、经济富裕区。按照民族的分布状况划分，就形成了民族经济区。流域区是一种经常被使用的划分方法，即以某一河流为中心，大致以分水岭为界线，进行区域划分。这样区划，可以更加突出地反映河流对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作用。综合经济区是另外一种为人们普遍采用的划分方法，这也是本文所使用的方法。综合经济区强调全区经济功能的整体性，以及经济区内各地、各生产部门之间联系的密切性，它更加注重对经济区整体实力的估价，加强对各种经济因素的综合研究。因此，综合经济区的划分，并不是简单地依照某一项或几项经济指标，或者某个生产部门、某些地区的发展状况及特点来完成，它是一种综合的考察。所以，在每一个综合经济区内，既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同时也有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既有以农业耕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地区，也可能有畜牧业为主的地区；既有大河流域区，也可能有高原区，或草原区。
我们在研究清代社会地区经济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反映其原有风貌，合理划分自然经济区，在对各地区进行个案研究时，着重考察了以下诸因素：
(1)生产力水平。(2)产业部门种类。(3）地区间经济联系。(4)自然环境条件。(5)民族状况及社会习俗。(6)历史传承。(7)政治因素。
按照上述标准，我们将清代社会划分成为八个自然经济区：东北经济区、华北经济区、华中经济区、华南经济区、蒙古经济区、西北经济区、西南经济区、青藏经济区。自然经济区侧重于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因此在具体划分时，打破了行政区划的界线，而且其名称，一般也比传统的地理概念所涵盖的地域广阔得多。它们各自的地域范围如下。
东北经济区：盛京地区、吉林、黑龙江，以及内蒙古东部的部分地区。华北经济区：直隶和山西的长城以南地区，江苏、安徽两省的淮河以北地区，河南、陕西的全部。华中经济区：江苏、安徽的淮河以南地区，以及浙江（南部的温州地区除外）、江西、湖北、湖南。华南经济区：广东、福建，以及广西的东部、浙江南部的部分地区。蒙古经济区：包括了清代的内、外蒙古（内蒙古东部的部分地区除外）地区，以及直隶、山西的长城以北地方。西北经济区：新疆及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西南经济区：云南、贵州两省，及四川东部和广西西部地区。青藏经济区：包括西藏、青海，及四川的西部地区。
三、清代社会经济格局
不平衡发展的特点，造成了十八世纪乃至整个清代社会的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在各个地区间分布的不均衡，形成了清代所特有的经济格局。本节试图通过对人口数量、人口密度、耕地数量、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城市密度、民族分布等要素的量化分析，对清代的经济格局进行直观描述，进而加深对清代地区经济特点的了解。
1、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
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状况，反映了社会劳动力资源的分布情况，在清代，各地区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且有一定的规律。请看下表。
清代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地区分布表
人口数量（单位：万）人口密度（单位：人／平方公里）
东北
2,158 11.12
华北 11,509 108.58
华中 14,680 174.77
华南
5,342 111.29
蒙古
70 0.27
西北
294 1.29
西南
6,246 65.06
青藏
91 0.42
上表主要依据于清末宣统年间以及民国初年的户口调查，并参照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中的甲表86、甲表88制作。这仅只是一个十分粗略的统计，或可称之为估计。尽管如此，它仍为我们勾划出清代劳动力资源分布的基本轮廓。就数量而言，华中、华北两个经济区是劳动力最集中的地区，其人口数超过了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从人口密度看，华中、华北、华南三个经济区最大，分别排在全国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位，而且它们与其它地区的差别非常悬殊，高出青藏经济区、蒙古经济区二百五十倍以上。劳动力资源的这种分布，同其时的地区经济差异状况基本吻合。
如果仔细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清代劳动力分布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局面，即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西部地区，南方的人口密度高于北方，而且高与低之间形成梯次，逐渐下滑。在人口稠密区中，华中经济区是其轴心，密度最大，成为全国人口梯次分布中的最高一级。有清一代的人口流动，地区间的劳动力再分配，都与这种劳动力资源的分布状况密切相关，劳动力由人口高密度的地区向低密度地区转移，从东向西，由南向北运动，在人口稠密区则以华中为核心，向四周辐射。
2、耕地面积
这里所说的耕地，仅指清政府登记在册的纳赋土地。耕地数量反映的是土地资源状况，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社会里，它是衡量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生产水平的重要参数。十八世纪末全国各个地区的耕地分布状况如下表。
地区耕地面积数量表单位：亩
耕地面积 占全国总数比重(%)
总计775,53,135100
东北25,455,6293.28
华北
359,997,974
46.42
华中260,947401
33.65
华南 561086017.23
西北 6271764 0.81
西南 66749766 8.61
本表反映的是嘉庆末年情况，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之乙表76制作。表中缺少蒙古经济区和青藏经济区的数字，当时的清政府未做统计。此两地区以游牧业为主，农用耕地数量不会很多。这里关于耕地面积的统计，仍然是一个十分粗略的估算，因为我们所依据的材料——清政府对于赋税地亩的统计，本身就存在着许多问题，它既没有包括民间为逃避赋税而隐漏未报的土地，同时也无法反映各地区五花八门“折亩”的情况，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清代耕地分布基本状况的考察和了解。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将清代耕地的分布，按照各地区实际拥有数量的多寡，分成三种类型。华北、华中为第一类型，清代的农业耕地主要集中于这两个经济区，它们的耕地面积占全国总数的80%，其中华北经济区的耕地数量已经接近全国的半数，这反映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悠久的农业耕作的历史及其发展，成为清代最重要的农业耕作区和农作物产地。这两个地区同时也是全国人口和劳动力最集中的地区，因此耕地相对比较紧张。华南和西南属第二种类型，两地的耕地数占全国总数的16%。华南经济区的耕地面积虽然在全国八个经济区中仅排在第四位，但是如果考虑到它的全境面积只有西南经济区的一半，其土地垦植率是非常高的。这一地区的人口密度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华中，因此耕地不足的矛盾也相当尖锐。西南与华南的情况不同。尽管西南经济区的耕地数量还多于华南，然而这里仍有大片未垦之地，存在着许多农业待开发地区。西南经济区内的耕地分布极不均衡。四川东部地区有耕地53，200，342亩，占整个经济区耕地总面积的80%，而云南、贵州、广西西部广大地区的耕地，只为全区的20%。四川东部已有“人满为患”之虑，而云、贵一带仍是地旷人稀。东北、西北、蒙古、青藏属第三种类型，这四个经济区的地域面积超过全国总面积的70%，但耕面积地只占全国耕地总量的4%。它们均属边疆地区，而且游牧业是当地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开发的潜力极大。
3、粮食亩产量
粮食亩产量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和农业技术水平状况，清代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不少，但是比较分散。粮食亩产量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农作物的品种、耕作制、度量衡、亩制等等，不同的地区，其情况各不相同。在这方面，现代一些学者进行了诸多研究。这里我们不再做繁复的计算与推测，而是将清人的有关记载，按区域进行分类考察，以便于观察各地区粮食生产能力的概貌。限于笔者所见，共收集到清代各地有关亩产量的材料共108条，按地区概述如下。
在东北地区，吉林南部一带粮食亩产较低，一般只在四、五斗至五、六斗之间。这里的粮食乃为旱地作物，主要是高梁、玉米、谷子、糜子、豆类等。盛京地区，特别是辽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要比吉林南部这些新开辟的农垦区更具优势，亩产量也相对高一些，尤其是辽南的稻田，粮食收获量要比旱田普遍高出一倍以上。
华北经济区的农业作物也是以旱粮为主，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的广大地区内，粮食亩产一般也只在四、五斗，五、六斗之间，其中高者可达一石左右，低者仅一、二斗。陕西和山西的北部，粮食产量明显低于其它地区。粮食产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于当地的气候状况、土壤丰度、以及水利灌溉条件。水田的产量要远高于旱地，但水田在农业耕地面积中只占很小比重。华北经济区中有两个粮食高产区，其一为陕南，另一个是京畿的水稻种植区。陕南的自然条件较好，汉水流域土壤肥沃，水源充足，当地农民开辟出大量水田，“宜稻之地，沃野六、七石，次亩四、五石。”(19)常年一般也在三石左右，这在清代已是相当高的产量。旱地的农业收获量也非常可观。城固、洋县一带，旱地一岁两熟，种小麦，每亩可收一石二、三斗，割麦后接种杂粮，又收七、八斗，年产量在二石以上。(20)京畿一带的营田水稻，据记载亩产量也在五、六石左右，这是在清政府的大力提倡下，当地人民利用海河水系丰富的水资源，平整土地，修建水利设施，改旱地为水田，长期努力的结果。除陕南、京畿之外，在山东、河南的一些稻作区，亩产也有达到三、四石者。
华中经济区是十八世纪乃至有清一代全国粮食亩产最高的地区，这里的农业生产以稻作为主，一般的地方，粮食亩产量都可达到二石上下。华中也有两个粮食高亩产地区，一为长江三角洲的太湖地区，一为湖南的洞庭湖及湘江流域地区。太湖地区的农业生产历史悠久，水稻的种植技术很高，加上优越的自然条件，粮食亩产长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张履祥在《补农书》一书谈到其位于浙北之家乡桐乡的粮食生产时说：“田极熟，米每亩三石，春花一石有半，然间有之，大约共三石为常。”这里的粮食产量讲的是米，按二谷一米折算，水稻亩产当为六石，加上一石半之春花，粮食亩产可达七石半，当然这是在“田极熟”的情况之下。通常年景，按照张履祥的说法，也有三石。如果将三石之中之米，折合成谷，亩产仍不低于五石。光绪《华亭乡土志》载，该地有“熟田五十万亩有奇，植稻者四之三，中稔之岁，每亩约得糙米二石。”即是说，在平常年份，平均亩产稻谷四石。在太湖地区，这种高产之乡随处可见。洞庭湖及湘江流域区的粮食亩产一般不如太湖地区高，但通常也在二石以上，其中不乏高者。郴州之宜章县，上田每亩获谷五石，年纳租三石，中田纳租二石五斗，下田纳租二石，或一石不等，其地租率为60%。按照这个地租率，湘乡、邵阳等地方，亩产稻谷也都在三石到四石之间。江西的粮食亩产量也比较高，不少地方也都达到三石、四石。
华南地区的亩产量也相当可观。笔者所见到的福建省四个地方的材料，亩产都在四石以上，不过其地区性非常明显。四条材料中，台湾占了两条。台湾是清代著名的稻米产区，自然条件很好，雨量充足，土地肥沃，年平均气温20-25度，粮食作物可以一年三熟，故农作物产量一般高于内地。据连横《台湾通史》记载，当时台湾府中田的产量，每亩也在六石以上。另外两条高产材料，一为泉州，一为莆田，都位于福建沿海平原地带，泉州属泉州平原，莆田属莆仙平原，它们都是福建重要的粮食产地。福建西北部的山区，受到自然环境限制，粮食亩产量要比平原地区低一些。广东的情况与福建类似，高产地区分布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条件较好的珠江三角洲及其它大河流域区。上表所列之广州、新宁、归善等地，皆位于珠江三角洲平原之上，其粮食亩产一般在四石左右。而揭阳一地，则位于广东东部潮汕平原的中心，每亩产量也有三、四石。北部山区则不可能达到这个水平。
蒙古经济区的社会生产以牧业为主，其农业垦区多为新开辟之地，且普遍采用屯田生产形式，粮食亩产不可能很高，多在四、五斗上下，乌兰古木地方播种麦一斗，收获二石有余，实为当地高产之记录。不过在蒙古地区的南部，邻近华北经济区的地方，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由于大批汉族农民的不断徙入，沿边墙一线，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农作物种植区。这里是蒙古经济区内农业生产水平最高的地方，直接采用内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所以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其粮食亩产量甚至能够超过内地北方的一些地方。康熙皇帝一直非常留意和关心蒙古边外的农业生产情况，他在晚年时曾这样讲：“内地之田，虽在丰年，每亩所收止一、二石，若边外之田，所获更倍之。”(21)这是康熙经过调查得出的结果，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边外之田都能够获得如此高产。
西北经济区中新疆地区的屯田亩产量，一般能够达到七、八斗左右，高者可接近二石，譬如辟展、伊犁等处，这可能是水田的产量。甘肃西部地区的亩产通常比较低。青藏经济区是清代农业生产非常落后的地区，当地所使用的度量衡也与内地不同，根据《卫藏通志》播种籽种一克，上地收获九克，中地收获七克，下地收获五克的记载，我们可以估算出，西藏一般的亩产在六、七斗之间。
西南经济区的粮食高产区在其北部的四川盆地，据记载，彭县上田得米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九斗，已是很高的产量。这里的斗乃是当地的乡斗，大于部颁官斗，一斗合清代官斗二斗，而且材料中所讲的是“米”，而非“谷”，以一米二谷计算，彭县中田稻谷亩产量也已在四石，上田则接近五石。彭县位于土地肥沃的成都平原，应该说这反映了该地区当时的粮食生产水平。康熙初年，四川总督苗澄曾筹画在成都、重庆等地方开展屯田，他在上报给朝廷的奏折中，根据当时的社会生产能力，对屯田未来收获状况做出了这样的估计：“至兴屯所入之数，约一人可以耕田五亩，每亩可收谷三石。”(22)清初深受战争创伤，经济凋敝之时，亩产尚可三石，待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在粮食高产区，平均亩产达到四石是可能的。在四川盆地的其它地方，粮食平均亩产一般也不低于二石。民国《富顺县志》载，该县清末时共有上、中、下田地九千四十九顷一十九亩，“亩得二石，共一百八十万九千八百三十八石。”这里的“亩得二石”，显然是全县各类耕地的平均亩产量。云贵地区的粮食亩产要明显低于四川盆地。在河谷、平坝等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亩产可达二石。当然也有一些高产之乡，一些苗族区，上田可产稻谷五石，中田四石，下田三石。
粮食亩产量是社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间接反映，同时也是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的反映，而在封建社会里，其它重要的生产部门，譬如手工业、商业，则都是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农业生产决定着社会的进步，决定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4、城市的分布及城市密度
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大多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而建立，或由此从历史上发展继承下来，所以行政管理、屯兵战守是其时城市的最主要职能，县级以上军政机构所在地，往往能够发展形成为城市，因此一个地区城市数量的多寡，直接反映其社会的繁荣和文明程度。人烟稠密，物富民丰，其政府的管理负担必然加重，州县的设置随之增多；反之，必少。至封建社会晚期之清代，城市的经济色彩逐渐浓厚。城市毕竟是非农业人口集中居住的地方，除了政府机构的官员衙役及为之服务的人员而外，还有数量不等的工商业劳动者定居于此，进行各种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无论城市的大小，在每一个城市的周围，都有一个与之关系密切的经济带，或称之为经济圈，它们为城市提供其所必需的粮食及农副产品，供给手工业生产所不可缺少的原料，而城市则为之输送各种生活日用品和劳动生产工具。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乡间的物质交流愈益广泛和密切。一些城市成为了附近农副产品的集中加工地，有的则成为周围地区产品的集散或中转运输码头。城市的存在，带动了周围农村经济的发展，每一个城市都程度不同地成为周围地区的经济活动中心。因此在清代，城市数量的多寡，还从一个侧面，间接地反映着每个地区商品经济的水平和发展程度。当然这不是唯一的衡量尺度。
不过在清代，经济职能在城市中仍没有占据主要地位，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当时产生了许多以进行手工业生产或商业贸易为目的的市镇，但是由此而形成的城市则属寥寥。为此对于清代各地城市数量的统计，我们仍以州县以上行政机构所在地为依据，请看下表。
清代自然经济区城市分布及密度表
经济区 城市数 占清华城市总数百分比密度（平方公里）
东北 462.85 42,174
华北 591
36.57 1,794
华中 396
24.50 2,121
华南 219
13.55 2,192
蒙古 160.10159,375
西北 402.48 57,000
西南 295
18.25 3,254
青藏 130.08175,385
上表主要依据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十三至十六制作。表中明显地反映出，地区间城市数量的差距非常之大，这是清代城市分布的重要特点之一。各经济区中，以华北经济区的城市数量最多，密度也最大，这与黄河流域悠久的开发史和文明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城市数量最少，密度最疏者为青藏经济区。华北的城市数量为青藏经济区的四十五倍，同时又分别是蒙古、西北、东北经济区的三十七倍、十五倍和十三倍，其城市密度分别是这些经济区的九十八倍、八十九倍、三十二倍和二十四倍。此外，华北、华中、华南、西南诸经济区的城市数量占居了清代城市总量的92%，而它们的地域面积仅为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强。内地城市数目远远超出于边疆地区。在内地诸经济区中，城市密度之由高向低的排列，恰好与中国封建社会地区经济的开发、发展所走过的历程相一致，即由黄河流域至长江流域，然后再到岭南及珠江流域。另外，越是城市稀少的地区，其城市自身所带有的政治、军事、宗教色彩就愈浓厚，这是清代城市分布的又一主要特点。譬如在东北，特别是吉林、黑龙江地区，那里不多的城市中，许多都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军事重镇，齐齐哈尔城、黑龙江城、墨尔根城、呼兰城、呼伦贝尔城、布特哈城、吉林城、宁古塔城等等。相当数量的城市是以将军、副都统、协领等军事长官作为最高领导和管理者，在黑龙江，这样的城市有七座，在吉林，则有八座。在蒙古经济区，乌里雅苏台城、科布多城、库伦城是大漠以北仅有的几座城市，然而这里是地方最高政府机构定边左副将军、参赞大臣、办事大臣衙署所在地，同时也是清军在漠北蒙古最大、最集中的驻扎地。在西藏，拉萨城和日喀则城的宗教色彩及地位是世人皆知的。
5、民族分布
民族分布状况对于地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传承，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不同的生活习俗，不同的民族所经历的社会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她们从事社会生产的形式以及所掌握的劳动技术水平也多有差异。从全国讲，各地生产者的这种民族差别，是导致农业区、牧业区、农牧混合区之间经济特点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而在多民族的地区之内，众多的民族造成了地区经济的多样性与发展的不平衡。清代的民族分布状况如下表所示。
清代自然经济区民族分布表
表内所列民族，采取了现代社会之称谓。根据上表，西南、西北是民族分布数量最多的地区，其主要民族分别有二十九个和十九个，华北经济区的民族最少，只有七个。每个经济区内，各民族人口数量也极不平衡，甚至相差悬殊。在华北、华中、华南、西南诸经济区，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在蒙古经济区，以蒙古族和汉族人口为主；在西北经济区，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口最多；在青藏经济区，则以藏族人口数量最大，其次为汉族。由此形成了各经济区的民族分布上的各自特点。
综上所述，清代的经济格局由于自然条件、劳动者自身素质、人文环境、历史传承等多种因素的交错影响，形成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人口密度之东部地区普遍高于西部地区，南部地区普遍高于北部地区，大河流域区普遍高于其它地区的由高向低梯次递降之局面。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导致沿江、沿海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代机器工业开始起步，但是这并没有能够改变清代社会原有的经济格局，而只是加大了其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即便在今天，我们几乎仍然能够较清楚地辨认出清代经济格局留下的印迹。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562页。
②《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一，康熙四十六年十月已亥。
③卢坤：《秦疆治略》。
④乾隆《河间府志》卷三。
⑤《杨园先生全集》卷五十。
⑥《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
⑦方式济：《龙沙纪略》。
⑧光绪《热河志》卷九。
⑨方拱乾：《绝域纪略》。
⑩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400页，乙表76，并据此进行计算，其中之耕地数，仅局限于纳赋地亩。
(11)康熙《嘉善县志》卷二。
(12)光绪《莎车府乡土志·实业》。
(13）嘉庆《四川通志》卷六十五。
(14)傅嵩炑：《西康建省记》。
(15)民国《理化县志稿》卷三。
(16)赵申乔：《自治官书》卷八。
(17)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电力科学研究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第20页。
(18)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二十。
(19)严如煜：《汉中渠利说》。
(20)《三省边防备览》卷八。
(21)《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一，康熙四十六年十月已亥。
(22)康熙《四川总志》卷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