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价值重估——兼论80年来的沈从文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从文论文,年来论文,价值论文,小说论文,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的声誉或许是起伏最大的一个。三四十年代，他是北方文坛领袖。40年代末，主要因郭沫若“桃红色作家”的指斥，沈从文自杀未遂，从此退出文坛，长期被尘封土埋。20世纪80年代，沈从文声誉鹊起，到20世纪末，他更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为数不多的“大师”级作家。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沈从文的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经典。
沈从文从1925年1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公寓中》，到1947年完成《雪晴》，24年间共创作小说200篇（部）。从篇数上看，沈从文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排第一，无愧于“高产作家”的称誉。学者们公认，小说是沈从文文学成就最重要的代表，小说是他奉献给现代中国文坛最具特色的文学成果，小说是他荣誉之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沈从文虽然获得“大师”的称誉，但这并不表示他小说的思想内涵都被正确理解，艺术特质被深入把握，在文学史上被准确定位。本文通过对以往80年沈从文研究成果的分析，就沈从文小说创作中一些带有本质性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请同行不吝赐教。
一、非理性与原始性
沈从文小说中备受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他对人的非理性和原始性的描写。其中，非理性是根本，原始性来源于非理性，又是非理性的主要表现形式。沈从文在表述自己创作的这一特征时，选取的是二个比较中性的概念“人性”和“生命”。而研究界也从此入手，试图解开沈从文之谜。
吴立昌的论文《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1983）[1]是国内系统研究沈从文小说人性因素的序幕。吴立昌认为，“对人性的执意追求”，是贯穿沈从文世界观的一条主线，也是解开沈从文创作之谜的“一把钥匙”。作者着力强调了沈从文笔下湘西人物的人伦之善和诗情之美，以及沈从文把摄取人性美的焦点对准士兵、妓女、水手、女佣等下层人民，甚至革命者的政治意义。在吴立昌看来，沈从文表现的人性是人的阶级性的补充，具有社会批判价值和功能。凌宇在1986年发表《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2]，16年后，于2002年又发表了《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3]，这两篇文章凝聚了作者对沈从文“生命”之说的深入思考以及思考的进展，注意到沈从文作品中人性的不同层面。凌宇认为，人性更深邃、更基本的层面是包蕴着肉体和精神力量的生命，生命乃人性的主要存在形式，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依据，是人之存在质量的根本保证，而信仰和表现生命是沈从文艺术创作的全部归宿。作者从沈从文文学作品中提炼出四种“生命”形态，即原始的生命形态、自在的生命形态、个体自为的生命形态、群体自为的生命形态。这四种生命形态的表现，在沈从文创作中是一个发展过程，显示出小说人物生命质量的渐次提高，也说明了沈从文对人性—生命理解的逐步深化。
人性乃“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质和基本属性”，它包括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在阶级社会里，劳动和阶级性是人性的最突出表现。对人性的这一理解被广泛应用到沈从文研究中，却没有抓住问题的具体要害。文学根本上就是表现人性，这一点古今中外皆然。但具体到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在人性的旗帜下，其实所张扬人性之目的、表现人性之内涵和范围，都有极大差异。即使中国现代文学中，表现人性也绝不是沈从文的“专利”，冰心、郭沫若、巴金等一大批作家都曾为人性张目。吴立昌、凌宇等学者以挖掘人性的理性取向、阶级价值、社会内涵为指归，就没有把沈从文表现的人性在本质上与其他现代作家区别开来，没有真正呈现出沈从文表现人性的独特性。因此，这一种学术思路，虽得到国内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和追随，却未必是正确的方向。
沈从文人性—生命体系的本质是它的非理性，而不是社会性和阶级性；这种非理性是感应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物。非理性主义思潮在现代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人所共知的事，现代文坛受非理性主义影响的作家也不在少数，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这样的文坛巨匠。但将非理性真正内化为创作的基本精神、基本品格，将其内涵拓展到如此丰富的程度，使其具有广泛的现实指涉性，并取得巨大成就，这样的现代作家，沈从文是唯一的一个。事实上，一些在沈从文研究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学者，已经注意到沈从文创作中的非理性问题。如金介甫在其《凤凰之子——沈从文传》中，列举了不少沈从文与非理性主义思潮关系的证据[4]。赵学勇在其《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5]一书中，准确把握并肯定了沈从文笔下人性—生命体系的非理性特质和意义，较深入地挖掘了其内涵，还研究了它的中西文化资源及产生的背景。凌宇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与西方现代心理学》[6]一文中，梳理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在沈从文创作中存在的痕迹。王继志的《沈从文美学观念中的‘超人’意识》[7]一文指出：“1940年前后，沈从文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文论作品，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超人’意识。尤其是他的文论，不仅在语言表达上带有尼采、叔本华直觉感悟式的哲理意味，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可以听到尼采、叔本华的有关‘审美愉悦’的回响。”
虽然学界在沈从文人性—生命体系非理性特质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进展，问题却没有完全解决。从已有的成果看，首先，人们对沈从文人性—生命体系之非理性内涵的资源罗列过于宽泛，将道家、儒家思想与卢梭、华兹华斯的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当然也包括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等量齐观，忽略了中西、古今文化形态本质上的差异，忽略了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时代思潮对沈从文创作的决定性、根本性的影响。其次，将非理性与原始性看成两个没有具体关联的概念和话语系统，没有意识到原始性是非理性最显著的特色。再次，对人性—生命体系非理性特质的研究，还基本停留在现象层面上，对其在沈从文作品中丰富的呈现层次和系统表达缺乏更深入、透辟的分析。不仅如此，由于非理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极其有限，所以当涉及沈从文创作根本定位的重大问题时，非理性常常引出的是否定性评价。如吴立昌在上述《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1]文章的结尾，以批评的口吻指出沈从文人性表现中的这一点“瑕疵”：“忽略或否认人在阶级社会所处的不同经济政治地位及其在人物身上的影响，亦即抹去人的思想上的阶级烙印，阉割人性中极重要的阶级性因素，结果人物也势必变成完全脱离社会现实的抽象的人，纯粹自然的人。”20多年后，我们仍能听到如此极端的否定：
在人性结构中，本能高于文明、感性多于理性、自然属性大于社会属性，便是优美健全的人性；而如果本能受制于文明、感性屈从于理性、自然属性从属于社会属性，便是“阉人”，是人性的扭曲与畸形。冲突的解决诉诸于武力的，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健全的人性；而借助于道德或其他社会规则的，则是怯弱，是元气丧失。性行为的发生应该只是生理本能的表现，理性的精神的过滤越少越见出人性的优美健康。
刘永泰在这篇名为《人性的贫困与简陋——重读沈从文》的文章中，虽然敏锐地捕捉到沈从文创作中人性的根本特征，却完全抹杀了它的现代价值。上述引文是作者说的反话，他据此斥责沈从文“表现的是人性的贫困和简陋”。[8]综上所述，由于种种局限，沈从文作品中人性—生命体系的研究虽然积累了相当成果，却没有取得根本突破。事实上，非理性精神是沈从文小说的思想价值的核心与基石，人物存在的根本依据。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非理性主要表现为原始生命形态和原始精神，在都市小说中，它主要表现为不同层面的情欲。非理性精神打破了湘西与都市的分野，把沈从文小说在题材上的差异弥合起来。非理性精神又因空间、时间不同，形态亦有所不同，这既反映了非理性精神与多样性现实结合的能力，也昭示了它广泛的适用性。在后期的创作中，沈从文更着力将其表现的非理性精神加以提炼和升华，塑造出闪现着“神性”光辉的理想生命人格。
二、民族想象与国家认同
沈从文小说中另一个令人眩目而且带有根本性的重大命题是他对苗汉文化的态度及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这一命题的产生基于湘西及中国的近现代历史现实。这个历史现实是：湘西从原始、半原始社会逐渐向现代社会迈进，苗族从被孤立、隔绝到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而中国从传统的朝代国家逐渐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沈从文以独有的造化，拥有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所提供的这一份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他以天才的笔墨，将这一份文化资源整合成卓越的文学形象。
最早注意到沈从文作品中苗汉文化冲突的国内学者是凌宇。他在《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一文中梳理了沈从文苗族意识产生的湘西历史现实依据，并分析了沈从文若干作品如《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龙朱》、《边城》、《从文自传》、《湘西》中对苗汉之间矛盾冲突的直观表现，以及沈从文显在的苗族本位立场。凌宇进一步指出，沈从文作品中乡村与都市、乡下人与城里人的对立，其实是苗汉民族对立的延伸和另一种表现形式。凌宇在此文中有意识地“甄别”沈从文创作中苗族文化存在的作法蕴涵了有价值的方法论，遗憾的是他没有在此基础上深化自己的论点。凌宇同样没有注意到沈从文作品中苗汉文化冲突的性质，在文本中更复杂的存在形式，发展变化过程及其最后归宿。至于其他个别苗族学者因为沈从文身上有苗族血统，就把他的文学创作笼统地概括为苗族文化，并强调这种“苗族文化”较汉族文化的“优越性”及其二者间的对立性质，这一思路不符合沈从文创作实际，也不具有学术价值。还有一些学者根据湘西有土家族，沈从文母亲是土家族，沈从文小说中表现的民俗也与土家族相关等事实，将土家族文化也纳入沈从文研究的视野，这也是不足取的。因为土家族在1957年之前还是未定民族，虽然它有自己的民族特征，其来源也和苗族不同，但沈从文在1957年之前对这个概念甚至没有听说过，更遑论创作受其影响了。
我对沈从文创作中涉及的苗汉文化关系发生兴趣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4年，我发表了《沈从文对苗族文化的多重阐释与消解》[9]一文，全面分析了沈从文不同时期作品中苗族文化存在的具体形态，探讨了它的意义。我还注意到沈从文1933年以后作品中苗族文化被地域文化置换和消解的问题。受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我注重沈从文作品中苗族文化的独立意义，认同沈从文的苗族立场，对沈从文1933年以后创作中民族立场的转变表示了遗憾。1997年底，我的《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10]一书出版，强化、系统化了前文的观点，充分肯定了沈从文作品中苗汉文化冲突所产生的艺术张力，还将这一冲突纳入湘楚区域文化与国家主体文化的复杂关系中加以考察，并认为这是沈从文对中国乡土文学的独特贡献。此后我的研究重点转向《边城》，以《〈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完成于2000年底，2003年8月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的出版而告一个段落。此前我的研究，只是将1933年以后沈从文创作中对苗族文化的消解现象加以粗略描述，没有注意到它背后隐藏的更重大的价值，《〈边城〉：牧歌与中国现象》一书弥补了这一不足。我在书中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边城》对诗化的中国形象的塑造上，而苗族文化被沈从文抹去族属特征后，成为“中华民族”特性的一部分，被整合进诗化的中国形象中。此外，我还尝试在更宏阔的背景中去界定《边城》中诗化的中国形象的意义，这一背景就是后发国家被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诗化中国形象与鲁迅在《阿Q正传》中塑造的负面的中国形象相对，属于近现代以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提炼，它为后发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完成《〈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后不久，我的探索又有了新进展。我发现，沈从文云南时期的创作，尤其是《长河》和《芸麓纪事》中，现代民族国家的触角已经全方位伸进湘西，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成为沈从文创作的主旋律。沈从文彻底放弃了苗族立场（这一立场始终是不坚定的），转而自觉地探索湘西地方性资源（包括苗族资源）如何为中华民族在战争中浴火重生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他这一时期写的一系列具有“抽象的抒情”特征的散文中，还以自我投入其中的方式，发掘“重造”民族国家的内在源泉，在精神和品格上准备了新中国的诞生。沈从文的全部小说创作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东方民族从传统朝代国家迈向现代民族国家所提供的极其重要的精神资源和想象模式，这些作品是可以当成整个中华民族的寓言来读的。
三、现代性与现代主义
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是什么？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处在怎样的位置？这也是困扰研究者的一个“沈从文之谜”。
从现代性的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目前在学术界蔚然成风。在众多关于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中，我比较认同这样的观点：中国的现代性，“大体上以鸦片战争为明显的标志性开端，指从那时以来至今中国社会告别衰败的古典帝制而从事现代化、以便获得现代性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宗教、学术、审美与艺术等几乎方方面面。”由于中国的现代性“不是从中国文化进程中原初地发生的，即不是原生性的，而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强有力的介入下生成的”，因此，“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可以从中国文化对于其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种种挑战的应战行动角度去考虑。”王一川在《现代性文学：中国文学的新传统——兼谈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研究》（载《文学评论》1998年2期）中的这段文字概括出中国现代性的二个显著特点：其一，中国现代性是一个大致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历史过程，它“显现为一系列推动和主导历史变革发展的事件和运动”，[11]（P7）既有物质化的产品，也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成果。换句话说，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任何事件和运动都不能自外于现代性，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其二，中国的现代性不是原生的，而是被动的，外力强加的。论者进一步将20世纪中国文学看成是中国社会追求现代化，以获得现代性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现代性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无疑属于中国现代性文学的一部分。
从现代性的角度考察沈从文文学创作涉及的前述两个重大命题，其相互关联和历史面貌会变得更加清晰。在西方现代性强力介入下，中国从传统朝代国家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新的民族国家观念和想象逐渐生成，与之相适应的国民素质问题摆在了每一位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由于近现代中国积弱的历史，中国知识界、文学界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即人种和民族性需要改造，这也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在此问题上，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作家，更多侧重挖掘、暴露民族性格中由于封建宗法观念、传统积习、历史惯性所形成的负面特征，并且引申到对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怀疑和否定上。沈从文则塑造了新的民族性格，即以湘西原始性为核心，融合了传统儒道释思想的非理性精神。在70多年前，苏雪林就已经指出，沈从文“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国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青年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又说：“他属于生活力较强的湖南民族，又生长在湘西地方，比我们多带一分蛮野气质。他很想将这分蛮野气质当做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12]这一概括基本上是符合沈从文对新民族性格设计的。沈从文的创作，还客观上呈现了中国由不同民族间的紧张对峙走向融合统一的“中华民族”的过程，以及新的国家形象的形成过程。而新民族性格的塑造，在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实践中找到了合理的和最后的归宿。这是一般现代作家不曾涉及或涉及不深的领域。
在现代性思路的引领下，沈从文反现代文明的态度也有了合理解释。现代文明是现代化过程的阶段性成果，也是现代性的反映。在中国，它集中体现在都市的发展和由此形成的都市价值观即对秩序、效率、利益的追求上，体现在都市生活的舒适、享乐、快节奏上，体现在对人的社会化（如从身份、职业、地位、党派立场等角度看待人）程度不断提高的要求上。沈从文认为，都市现代文明的直接后果是性的压抑和扭曲，生命力衰竭。从这个意义上讲，反现代文明，是沈从文张扬非理性精神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改造民族性格这一命题在反方向上的延伸。
承认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是“现代性文学”，沈从文小说创作是“现代性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虽然同属于现代性文学，沈从文与鲁迅不同，与茅盾更不同。他们之间的分野有多大，只要对比一下沈从文的《我的教育》和鲁迅的《示众》以及茅盾的《子夜》，就可以看出其中端倪。我们显然不能在现代性文学旗帜下，把这些作家混为一谈，还应该有次一级文学思潮的划分，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标示出来。
沈从文小说的思想艺术资源十分庞杂、多样。从思想上看，有中国道家、儒家、佛家影响的痕迹，西方哲学家、思想家如卢梭、尼采、叔本华、柏格森在沈从文作品中也能找到他们的回声。从艺术上看，沈从文推崇楚辞、《史记》、魏晋文章、佛经故事，对《圣经》、莫泊桑、屠格涅夫、契诃夫、都德、乔伊斯、劳伦斯同样倾心。在现代作家中，他受五四启蒙运动浸淫，追随过鲁迅、周作人，学习过郁达夫、废名，甚至还借鉴过张资平、穆时英。在20年代末左翼文学兴起之际，沈从文也尝试写过一些表现阶级、党派斗争的作品。沈从文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但这并未阻挡他广泛借鉴、学习中外思想、文学成果。他的小说能取得杰出成就，与他拥有一般作家难以匹敌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有关。沈从文自己承认，很难说有哪一位作家对自己产生过支配性影响。他吸收一切，却不受任何人摆布。
但问题也随即产生。沈从文作品中如此庞杂的思想艺术资源，我们能否将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态度”，纳入到某种文学思潮中去？或者说，沈从文小说思想艺术在其形态上可以归入哪一种类型？其特点是什么？这涉及到对沈从文小说历史定位的重要问题，是沈从文研究者无法回避的。
学者汪晖在研究五四启蒙运动时发现，构成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资源包括了卢梭、托尔斯泰、马克思、克鲁泡特金、尼采、罗素等众多西方哲学家的学说，这些学说之间常常有着巨大的时间跨度，且多数相互矛盾、龃龉。这使得五四启蒙运动缺乏统一的方法论基础，缺乏内在的历史和逻辑前提。但作为一个统一的运动，又必须找到一种历史同一性。为此，他在《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13]中发挥了这样一种观点：“‘五四’启蒙运动是由千差万别、互相矛盾的思想学说构成的，然而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运动，它实际上必须找到一种基本的精神力量或情感趋向，从而使得各种纷纭复杂的思想学说获得某种‘历史同一性’。一切对启蒙运动的历史叙述，都必须在这种‘历史同一性’基础上进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打开个别学说和思想原则之迷宫的通道，才不至在观念的大杂烩中不知所措。”汪晖将各种“纷纭复杂”、“互相矛盾”的学说整合在启蒙运动的旗帜下，选取的是“态度同一性”这个角度。他引用胡适的说法：“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汪晖指出，“态度”是“人对于对象的一种带有倾向性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状态”，而五四启蒙运动最核心的命题，最基本的态度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和怀疑”。汪晖的观点启发我们将沈从文小说思想艺术广泛的来源统合在一个同一性之中，纳入到某种符合历史逻辑、有着广泛思想基础的思潮之中。这种作法符合现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是可行的。
然而，现代中国产生过哪些文学思潮？这在学界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五四时期的作家学者们十分明了西方文学思潮的发展规律，加之受进化论思想影响，他们认为不同文学思潮的交替演进是时间流程中不断进化的系列：浪漫主义战胜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取代浪漫主义，然后进入新浪漫主义时代。新浪漫主义思潮既然是文学进化链条上最新的一环，也必然是最先进的，因此是现代文学追求的终极目标。不过，五四时期的一些学者作家认为，中国新文学刚刚发轫，还无法达到与西方文学思潮同步的程度，首要任务是“补课”，即学习在西方已经发生过的文学思潮，如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因此，他们明明知道当下西方的文学思潮是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推介的却是作为思潮已经溃散的19世纪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与五四作家试图通过引进文学思潮而创造历史不同，后来的研究者借助这一概念来进行历史分析。他们看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特殊实际，认为文学思潮的出现可以是齐头并进的，于是有了现代文学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两大思潮的判断。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加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头上的禁忌的解除，人们又开始普遍认可，在现代文学中出现过现代主义思潮。
与上述着眼于文学思潮方法、技术层面的分类不同，另一种分类侧重文学思潮的本体论和思想特征。所谓文学思潮，指“在特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具有某种共同思想倾向、艺术追求和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学潮流”。对文学思潮的界定，一般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即世界观：观察、认识、感受事物的角度与习惯；文本构建的艺术技巧。虽然一种典型的文学思潮应该是上述三者的有机统一，但这三者还是有层级之分，其中以世界观，即对于世界的基本看法和信念最为重要。[14]（P4）一般认为文学思潮是时代和社会思潮综合作用的产物，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以第一层级为标准，我们看到了现代文学中的启蒙文学、左翼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等思潮的划分。如巍绍馨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就持这种看法。显然，这一分类标准更科学，也更符合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
沈从文“自觉地使自己的创作既从‘五四’流行思想的影响下脱出，又由30年代的普遍空气中脱出”，他的创作不属于五四反封建的启蒙文学，也不属于30年代兴起的“联系于社会革命运动的关于阶级对抗”的左翼文学。[15]赵园的这一判断是敏锐的。就其思想根源来讲，我认为沈从文小说属于现代主义思潮。
现代主义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期在欧美蓬勃发展的，具有强烈反传统倾向，艺术上刻意创新的各种先锋文学流派的总称。它是西方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社会时期的产物，是动荡不安的20世纪欧美社会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它的哲学基础是以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思想特征是表现人的异化和精神危机，反映世界的荒诞，并竭力探索人类的拯救之途。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上锐意创新，先后发展出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意识流小说等流派。有一些作家虽然不都能够被纳入到某一流派中去，如劳伦斯、纪德的小说，布莱希特、皮兰德娄的戏剧等，但从其创作倾向看同样属于现代主义。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同步发展。柏格森、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的非理性主义理论在现代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等流派被广泛引进，并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创作。中国甚至还出现了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如新感觉派等。沈从文小说属于这一现代主义思潮，主要取决于他小说的思想倾向而不是艺术手段。非理性主义重视人的本能、潜意识、直觉等非理性心理因素，反对人的理性以及社会属性，反对现代文明，认为后者的发达是人退化的标志。一些非理性主义理论还把非理性因素的充溢饱满和非西方的原始人类联系起来，这种非理性及与原始生命形态的同构关系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也有表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通过异族想象建立起这样的世界图式：西方文明处于危机之中，而拯救的希望来自于原始状态中的异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沈从文对湘西原始性的描写在这一意义上与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相应合，他小说中的苗族想象和中国想象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异族想象之间存在着荒原——拯救的同构、呼应关系。沈从文在其20余年小说创作生涯中，以连贯、持续的表达，深刻地体现了现代主义的精神和实质。国内有学者认为沈从文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是传统农业社会遗民情怀的反映，这实在是极大的误解。沈从文实际上超越了中国现代启蒙文学奉为圭臬的进化论观念和理性崇拜传统，他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
四、小说艺术的拓展与创新
将沈从文的创作归纳到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去，并不能完全涵盖他在小说艺术上的特殊贡献。学者王德威曾经说，沈从文“浪漫激进的写作姿态往往为他平淡谨约的文字所掩盖”[16]（P253），这句话形象地概括了沈从文小说精神、思想上的先锋性与某些艺术手段看似朴素、平实之间所产生的奇妙张力。那么，沈从文的小说艺术是否乏善可陈？我们又怎样看待沈从文小说艺术的贡献呢？
其实，沈从文对现代小说艺术的贡献同样是卓越的：他属于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的作家，他超越了五四，把现代小说艺术扎扎实实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五四一代作家进行文学革命，引进西方文学，向传统文学宣战，经过十年的奋斗，有了可观的成就，但缺陷也暴露出来。正如沈从文所概括的，五四一代作家把文学当成工具：“文学是一种力，为对习惯制度推翻、建设或纠正的意义而产生存在”，而且，其作品“用一个印象复述的方法，选一些自己习惯的句子，写一个不甚坚定的观念——人力车夫的苦，军人的横蛮，社会的脏污，农村的萧条，所要说的总是太大，而所能说到的却太小了。”[17]（P165）他透辟地指出了五四启蒙文学的症结所在：既要承担启蒙使命，又要与本土的文学传统决裂，加之发展时间太短，致使五四文学在自身的完善和提高上不可能有大作为。沈从文的议论和创作，表现出对五四启蒙文学的“修正”和反思。他极其重视文学的独立性和自我完善，1930年秋至1931年初，他在武汉大学任教，因教学需要，有机会对五四以来的文学创作进行系统的清理。这期间写成的一系列批评文字，如《论施蜇存与罗黑芷》、《现代文学的小感想》、《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及1931年4月发表的《论中国创作小说》等，每论及小说，无一不强调文字的锤炼、故事叙述和情节铺排的重要性；因思想、观念或功利目的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性的，都要受到他的谴责。创作上，他抛弃了五四作家奉为圭臬的启蒙话语，转而追求全新的话语方式；在学习、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文学形式、技巧和语言时，表现出开放、灵活的态度，兼收并蓄，不拘一格，不似许多五四作家画地为牢。他的作品，因而具有高度综合性特征，古老的故事和现代的象征主义，本土的方言俚语和欧化句法，通俗小说和凝重的艺术沉思录……被他熔为一炉，完美地结合起来。
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是一个诱人的研究课题。但衡量小说“现代”的尺度是什么？达到怎样的标准才算是现代的？学界对此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里我并不打算提供现成答案，但有二点需要明确：现代化是一个过程，需要经年累月的努力，才能接近目标；研究者从五四小说中寻找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象征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这样的作品当然很多——把这些“浮光掠影”的现代主义与现代化划等号，是脱离实际的。五四启蒙小说的现代化程度，整体上还停留于初级水平。1928年前后，小说现代化进程转入一个新的阶段，对现代化的质量、深度、独创性和整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沈从文应运而生。
沈从文许多作品，是最本色的故事。有从贩夫走卒嘴里讲出的故事，从民间挖掘整理的故事，从佛经中辑录再生发而成的故事，也有续接西方故事而成的故事。沈从文对写故事的意义作低调处理：“我想让他（亲戚张小五）明白一二千年以前的人，说故事的已知道怎样去说故事，就把这些佛经记载，为他选出若干篇，加以改造。”[18]（P42—43）又说：“因为我想写一点类乎《阿丽思中国游记》的东西，给我小妹看，让她看了好到在病中的母亲面前去说说，使老人开开心。”[19]（P202）但写“故事”的意义绝不像沈从文说得那样简单。19世纪哈代、普希金讲故事，20世纪的康拉德、毛姆也喜欢讲故事，沈从文与这些前辈或同辈大师一样，更新了这种人类最古老的艺术表达形式，使之与他笔下湘西原始生命形态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一个贬低小说故事性且小说缺乏故事性的时代，沈从文强调写“故事”，本身就包含了革新的意义。他从小说的基本面入手，却开创了小说的新天地。
客观化是18世纪以降欧洲小说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到20世纪，客观化可以说愈演愈烈，而象征是达到“客观”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沈从文提出了“客观化”的口号，对象征主义也情有独钟。早在北京时期，他就了解了象征主义。上海时期写的《微波》、《诱—拒》、《萧萧》等，学习使用象征手法。《边城》和《长河》在象征的操作上已经达到十分纯熟的程度。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进入沉思与冥想的时期，可以叫作“抽象的抒情”的一系列哲理散文，如《水云》、《青色魇》、《烛虚》、《潜渊》、《长庚》、《生命》等，系统阐述了他的象征主义文学观，创作上也在酝酿着重大突破。这一时期写成的象征主义小说《看虹录》，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钱钟书的《围城》，冯至的《伍子胥》一样，都是20世纪40年代不可多得的杰作。
从文学史的经验来看，尽管强调写“客观”的小说家不在少数，但没有哪一个人做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因为这是违背文学规律的。写“客观”更多的是一种叙述策略，对沈从文也不例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忽略沈从文小说“非客观”性的一面，这就是叙述人“蒙昧”的态度。这种“蒙昧”的叙事态度，一方面使沈从文小说表现的湘西生活“封存”在原始状态中；另一方面，这“蒙昧”又是现代人的，因而是伪装的。就因为“伪蒙昧”的存在，那些看似朴素、货真价实的故事，让人们联想到现代主义。叙述人情感迟钝，智力低下，推理判断能力丧失，残存的只是当下的一点感觉，湘西世界充斥的暴力、劫掠、血腥就呈现在叙述人的这一“蒙昧”的视野中。这样的叙述人，读者在《我的教育》、《占领》、《会明》、《说故事人的故事》、《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中能见到。
伊利莎白·鲍温说：“时间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时间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凡是我所能想到的真正懂得，或者本能地懂得小说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对时间因素加以戏剧性利用的。”[20]沈从文正是一位极会利用“时间因素”的人。传统小说的叙事时间主要谋求与事件时间的一致，即按自然时序叙述。现代小说普遍采用了倒叙、插叙、补叙、预叙等改变时序的叙述方法；受柏格森心理时间说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影响，还有用回忆录、直觉、梦境、联想等心理活动任意切割、打乱自然时序的意识流小说。按照小说叙事时间的这种进化趋势，沈从文是大大“落伍”了。他经常使用的是最原始的办法：平铺直叙，叙事顺序和自然时序保持一致。但他把叙事时序向自然时序还原的结果，却剔除了情节发展中的人为因素，启蒙文学中人物的不幸和灾难，与社会矛盾或阶级压迫之间的固定联系在这里被切断，时间成为主宰湘西人命运的“神”。对叙事时序的“无为而治”，反而凸现了时间的作用和意义。此外，沈从文对属于叙事时间之“频率”的“反复叙事”有格外兴趣。像法国现代作家普鲁斯特一样，沈从文借助反复叙事，深刻改变了他小说的整体面貌。小说中与强调故事性并行不悖的散文化、风俗化倾向，以及他的哲学观念“常”，都可以从反复叙事中得到解释。看来，在艺术领域，“传统”和“现代”是相对的，高明的作家向来不为甄别“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而劳神，他能从任何位置出发，找到通往艺术极致的路。
沈从文在20世纪50年代，充满感伤地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21]（P72）现在看来，情况远不是他设想的那么悲观。时间证实一切，沈从文是中国一流的小说家，而且是世界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他与契诃夫、莫泊桑、普鲁斯特……这些卓越的人物并列，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占据了一个显赫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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