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研究[*]_农业论文

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农业论文,中国传统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业现代化是一种发生在边际上的连续变迁，它的启动很难确立一个明确的时限。现代农业的因素在中国的出现和积聚早在1949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在1949年之前，我国开始引入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并有少量的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机构，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应用的甚少，广大农民沿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农业型态上仍然是传统农业占绝对主体。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农业现代化的内外要素环境和运作机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我国农业现代化在这一全新的制度基础条件下开始了新的变迁历程。有鉴于此，如同大多数研究一样，我们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研究也选择1949年为时间上限。

中国农业现代化变迁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农业现代化的变迁，从农业现代化的运作机制和发展水平两方面考察，大体上可以1978年农村改革开始启动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

（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现代化的变迁

1.农业现代化的运作。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行政手段是推进现代化的主要方式，其运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农业现代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国家确定一定时期内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并通过行政命令层层分解和下达的方式发动农业生产基层单位去完成。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技术变迁中，技术选择主体发生了错位，政府成为技术选择的主体而不是农民，农民对农业现代化技术的选择和采用完全是被动的，更为严重的是，在某些技术改造过程中，或违背自然规律，或违背经济规律，使得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进程曲折坎坷。例如，很长时期内，我国实行了以强调农业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技术政策，确定了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但是这一目标口号超出实际可能，且由于当时物化劳动成本高于活劳动成本，违背了经济规律，为实现这一目标，尽管把机械化与政治联系起来，运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农业机械化，但农业机械化并没有按预定目标实现，反而延缓了生物技术改造的进程。再如，在一些不适宜的地区推行双轮双铧犁、绳索牵引犁、青森5号早粳稻、小麦高度密植、70年代华北地区粮食“三种三收”等，这些既违背自然规律，又违背经济规律，结果是不仅造成巨大损失，也挫伤了农民应用新技术的积极性。

——农业现代化建设投资全部来源于国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一时期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资金来源，一是靠国家拨款，二是靠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的积累。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份额除“一五”时期为7.4%较低外，“二五”时期为12.5%，三年调整时期高达15%，“四五”时期为10.2%，“五五”时期为13.2%。其中，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中的农业基本建设拨款占财政基本建设总支出的比重也在波动中呈上升之势，“一五”时期平均为8.1%，“二五”时期为12%，三年调整时期为18.8%，“四五”时期为11.1%，“五五”时期为11.1%。国家在财力上给予农业的大力支持，主要用于整修和治理大江大河，兴修农田水利，发展农用工业，兴办农业科研和推广事业等，对农业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农业基础设施之所以能够得到改善，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在资金积累和劳动积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56—1978年的22年间，以集体经济为依托，通过大量的劳动积累和资金积累，兴建了大批的农田水利工程，开展了植树造林活动，添置了大批农业机械，推广了先进技术，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采取群众性运动方式推行农业技术改造。这一时期，很多技术改造是通过采取群众运动这一方式推行的。例如，50年代开展的爱国丰产运动，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促使劳动模范的高产种养经验技术得以推广，以普遍提高产量。1958—1960年“大跃进”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的兴修农田水利工程的群众性运动，各地动员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大规模地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兴建了数以万计的大、中、小型水利工程，其中蓄水1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利工程有数十处，蓄水在10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利工程有数千处。“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抓革命，促生产”来抵制“左”的错误，借助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这些做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群众性的技术改造运动中，出现过不少违背科学的做法，如“大跃进”期间搞土地翻身运动、高度密植等，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工业化偏斜运行是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宏观经济环境，相应制定的农业政策和城乡社会经济制度制约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一至高无上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因受苏联工业化从农业中提取剩余的影响，我国政府建立了一系列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主要有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建立集体生产经营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城乡两个社会经济系统隔离制度等，其目的就是低价收购农产品，获得稳定的农产品资源，以保障城市农产品供给、工业原料供给，并从农业中提取剩余，以确保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这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其必要性。这些制度和政策尽管对实现工业化这一战略目标起了历史作用，但同时也阻滞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一是统购统销的政策，排斥了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阻滞了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其结果是切断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致使农村经济形成结构单一的产品经济的封闭体系。政府用这一办法取代市场功能后，经济运行缺乏一种内在的自动调节机制，生产者无法根据市场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信号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致使农村资源的流动和重组受阻，各地的比较优势无从发挥。二是工农产业价值交换和流转关系的失衡，使得农业丧失了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正常条件，1952—1978年“剪刀差”幅度扩大44.92%，1952—1957年从农业部门聚集的净积累为475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30.9%，1959—1978年为4075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21.3%，农业剩余的转移削弱了自身积累。三是为了确保农产品供给目标和提高农业剩余的转移能力，政府在50年代迅速改造了个体小农经济，建立合作社，并很快选择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体制。这样，农产品的收购由面向千家万户改为面向较集中的集体经济组织，而这种集体经济组织在国家与农民之间起了矛盾缓冲作用，有利于国家收购农产品和保障城市工矿区所需农产品的供应。但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体制，在体制上切断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出渠道，以保证农民将其生产要素完全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农业中劳力、资金和土地被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不仅产权界定模糊，劳力供给与报酬之间是离散的，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窒息了微观经济的活力，而且要素的自由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农业劳动力被强制地束缚在土地上，几乎完全丧失自由择业和流动的权力。四是我国城乡两个经济系统之间二元化分隔，更严重地阻碍了劳动力流动。粮食配给和户籍管制等制度人为地割裂了城乡之间统一的要素市场，使城乡变成了两个相对封闭的经济系统，这使农业过剩的劳动力失去了正常进入城市系统的机会和可能性，从而在制度上把广大农民排斥在工业化过程之外。也就是说，广大农民在50—70年代贡献了大量的廉价的农副产品，为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却未从工业化过程中得到直接的就业机会。由此导致了就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使得我国的结构转换与其他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结构转换发生偏差。工业化先行国家的产值和劳动力向工业转换基本上是同步的。例如，农业劳动力份额的下降和农业产值份额的下降速度之比，英国在1801—1961年间为1∶1.01，美国在1839—1965年间为1∶1.06，加拿大在1870—1965年间为1∶1.04。而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在集聚和生长现代生产力的同时，抑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70%下降到1978年的25.6%；而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952年为85.6%，1978年为84.2%，20多年内几乎没有变化。在经济结构的重心早已转移到城市、转移到工业上来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如此之众的农业人口，这在世界工业化过程中绝无仅有。由于农业劳动力无从转移致使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1952—1978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总之，国民经济中工业化偏斜运行及为保障工业化偏斜运行而建立的农业和城乡社会经济体制，是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进程滞缓的根本原因。

2.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成就。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由点到面不断拓展。在50年代，主要是推广劳动模范高产种养经验技术，以及推广由农家品种评选出的地方良种和选育出的少量良种，也开始了现代生产要素的试验、示范和推广应用，大力兴办农业科教事业，由此拉开了我国农业现代化全面建设的序幕；进入60年代，大力推进物质装备的技术改造，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肥化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特别是农业机械化进程较快，使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生物技术改造的推进力度虽不如物质装备技术改造，但在某些方面仍有重大进展。

——农业科研和推广。1950年前后，各大行政区的农林部门在接管原有农业科研机构的基础上，分别成立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中、西南、华东、华南7个大区一级的综合性农业科研机构；国家还设立了一大批中央级的农业专业研究机构，如兽医生物药品监察所、水产研究所、林业研究所、西北农具研究所等。大部分省和一部分地、县也相继成立了综合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试验站和县试范农场。1957年3月1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除此之外，还建立了全国性的林业、农垦和水产研究机构。据1956年不完全统计，全国（缺西藏自治区）综合性和专业性的省级农业试验场（站），由1949年的35个增加到93个；地（市）级农业科研单位由1949年5个省、自治区的10个，增加到14个省、自治区的76个。与此同时，国家还从50年代中期陆续建立起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加上70年代初四级农科网的形成，使得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有了组织基础。农业科研和推广事业在1958年后的发展历程是曲折的，但农业科学研究仍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并应用于生产中，1978年农林部向全国科学大会推荐的建国以来取得的农业科技成果多达3000多项。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初成功地实现了籼型杂交水稻的“三系”（即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配套，并于1976年开始大面积应用于生产，单位面积产量比常规水稻高出10%以上，对促进我国粮食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重大突破，丰富了遗传育种的理论与实践，对世界农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农业科技事业的成就，传统农业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的格局被打破，科技进步在农业增产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根据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测算，1972—1980年农业科技进步在农业增长中的作用为27%。

——农业机械。50年代在增补旧式农具的同时，重点抓了改良农具的研制、生产和推广应用，此外还从国外引进了一些农业机械。1959年4月，毛泽东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论断，并指示“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要求“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1959年11月，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建成投产，开始了新中国成批生产拖拉机的历史。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确定“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根据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党中央于1966年7月、1971年8月、1978年1月召开了3次农业机械化工作会议，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以推动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到1978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952年的18万千瓦增加到11749.9万千瓦，增长651倍；机耕面积由1952年的204万亩提高到61005万亩，增长298倍；机电灌溉面积占总灌溉面积比重由1952年的1.6%提高到55.4%，提高53.8个百分点；机种、机收等技术也得到广泛应用。

——化肥施用。1949年只有大连和南京两个化肥厂，但年产量微不足道，仅6000吨（有效成份）；50年代起步的小化肥生产，到60年代其生产技术已趋成熟；1972年中央批准从国外引进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48—52万吨尿素的成套装置，这些大型化肥厂的陆续建成投产，使化肥施用量大大提高。1978年与1952年相比，化肥施用量（折纯量）由7.8万吨增加到884万吨，增长112倍。

——农村用电量，由1952年的0.5亿千瓦小时增加到1978年的253.1亿千瓦小时。

——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29938万亩增加到1978年的67448万亩，增长1.25倍。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经历了曲折发展历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其实有成就与应有成就之间还相差甚远；同时，由于高度集中统一的农业生产组织缺乏活力，农民生产积极性长期受到压抑，使得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几年农业的高速发展对此给了充分的印证。

（二）市场取向改革中农业现代化的变迁

1.农业现代化的运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重大决策，对农业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相应的部署。在市场取向改革条件下，农业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时期。这一时期，工业化偏斜运行仍是农业现代化的宏观经济环境，但在市场取向改革中农户成为农村经济的微观主体，经济利益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农业现代化的运作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有：

——农业现代化技术选择的主体是农业微观组织，经济利益机制成为决定农业现代化变迁方向、内容和速度的核心因素。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通过建立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逐步推进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农民获得了财产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开始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生产经营目标，利益机制对生产要素配置和现代化进程起着重要的作用。1979—1984年期间，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农民的积极性高涨，在利益机制的作用下，农民对科技的需求迅速扩张，农业科技成果（包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获得的农业科研成果）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推广应用。1985年全面进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后，市场机制日益成为农业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是分品种渐进式推进的，即对需求弹性较大的水产品、畜产品、水果、蔬菜等农产品，先行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价格由市场形成；对需求弹性小的粮棉等大宗农产品，后进入市场，实行全部或部分由国家定购，定购部分由国家定价。在市场和国家定价两种价格形成机制条件下，农业内部各业在效益上表现出差异，水产品、畜产品、水果、蔬菜等农产品比较效益较好，粮棉则由于定购价低和生产资料价格高而效益低，使得商品性显著的一些部门如水果、蔬菜、养殖等生产和经营的效率得以提高，商品性农业自我积累、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经营方式和运转机制得到了确立，开始向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转变，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生产水平得到提高，现代要素的集约程度提高得较快，推进了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发展。相比之下，粮棉生产的现代化进程则要慢些。这就导致农业内部各业现代化进程在综合生产力的提高、技术进步、经营方式的转变等方面表现出差异。据测算，科技进步在农业各业生产增长中的贡献率，水产业为45%，畜牧业为35%，种植业只有24%，这种差异与水产品、畜产品、种植业产品的市场化改革渐进式推进不能说没有内在联系。

——农业现代化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户成为农村经济微观主体，农业现代化建设投资来源不再只是国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成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投资的一支重要力量，逐步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国家对农业的投资主要是用于水利建设和兴建粮棉等生产基地，组织实施了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建设，这些措施对农业基础条件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是1988年国家设立的，其投资目前由中央财政农业发展基金和地方财政资金、银行专项贷款、集体（企业）自筹资金和农户集资以及引入资金组成。到1995年，中央级农业发展基金由1988年的8.7亿元逐年增加到23亿元，农业综合开发专项贷款额度也由1988年的10亿元增加到25亿元。据统计，1988—1995年，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累计投资约达367亿元，其中：中央的农业发展基金投入125亿元，地方财政配套投入92亿元，农业综合开发专项贷款68亿元，集体和农民集资82亿元。此外，8年来农民还投劳约40亿个工日，折合资金约280亿元。科技投入方面，在组织科技攻关的同时，从8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建立良种繁育体系，开展“丰收计划”、“星火计划”等科技推广项目，以此来推广先进的综合配套农业技术，但由于科技投入不足，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一些地区对基层农技推广机构“脱钩”、“断奶”，严重地影响了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农户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投入，由于农业特别是粮棉生产比较利益低而缺乏动力和热情，不少地方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农业资金向非农产业流转的现象。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建设投资严重不足，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有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由“五五”计划时期的11.9%，下降为“六五”计划时期的5%、“七五”计划时期的3.3%、1994年的2.5%、1995年的3.1%。由于投资比重连年下降，致使农业基础设施老化失修，带病运转，抗灾能力明显下降。在现有全国8.4万座水库中，带病运行的占1/3，灌区工程基本完好率仅有30%，有效灌溉面积减少了3000多万亩。

——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成为农业现代化运作的重要环节。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工业，产生和发展于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这决定它在农业转型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它与农业转型有着特殊的内在关联性，这主要表现在：乡村工业提供“以工补农”或“以工建农”资金，使农业现代化建设有了资金支持；发展农业产业链中的农产品加工业和农用工业，以促进农业产业的一体化进程，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等。例如，一些乡镇企业发达的农村，乡镇企业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在小区域内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转变。同时，乡村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都为农业现代化的运作构造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成为农业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环节。

——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引进了大量的外资和许多先进实用的农业技术、设备、工艺和管理经验。外资的引进，成为农业现代化建设资金来源之一。据统计，1979—1995年，通过多边和双边的渠道，农业部系统共引进外援外资项目400多个，总计资金34亿多美元。我国整个农业领域利用外资金额达101亿美元。9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利用外资明显增加，引进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提高了农产品的品质和产量，使许多农产品打入了国际市场；引进设备、工艺和管理经验，促进了一批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形成。这些都促进了优质高产高效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

2.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在市场取向改革条件下，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进展，科技进步在农业增产中的作用显著增强，现代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量明显增加。

——科技进步在农业增产中的作用显著增强。到1994年，全国地区及地区以上全民所有制独立农业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科技情报文献机构1150个，科技人员5.9万人，固定资产原值达到34.4亿元。80年代农业科技成果有大幅度的增长，1990年产生的农业科技成果数为1980年的190.3%；1990年万名农民中有3.5人受过中等以上农业教育，为1980年的194.4%。这两项指标在10年内几乎翻了一番。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就：（1）动植物品种资源和良种选育成就斐然。（2）动植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有了新进展。（3）研制并推广应用了一批农副产品加工设备和加工增值新技术、新工艺。（4）农业高新技术如细胞杂交、胚胎移植、微生物发酵工程等取得较大进展，并已开始应用于农业生产。（5）农业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研究与应用有突破，多种作物间套复种多熟技术迅速发展，等等。科学研究事业取得的成就和这些成果的推广运用，使农业科技进步在农业增产中的作用显著增强，近几年农业科技进步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已提高为35%左右。

——现代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量增加。主要体现在：（1）农机方面，1995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36118.1万千瓦，比1978年增长2.07倍；农田作业机械化水平有了提高，1995年机耕面积达到8.02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56.3%，分别比1978年提高31.5%和26.2个百分点；机械播种面积达到4.5亿亩，占播种总面积的20%；机械收获面积2.5亿亩，占播种总面积的11.2%；机械植保面积3.36亿亩；机械铺膜面积2410万亩；机械脱粒数量29354万吨。（2）化肥方面，化学肥料工业已经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煤、油、汽3种原料并举，大、中、小规模结合的生产体系。全国化肥总产量1979年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到1065.4万吨，1995年为2587万吨，翻了一番。除此之外，我国还进口部分化肥投入使用。这些为我国化肥施用量的增加提供了保障，1995年与1978年相比，全国化肥施用量增加到3593.7万吨，增长2.8倍；每亩施用量由3.93公斤增加到15.98公斤，增长3.07倍。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对这一时期农业的增产起了重要的作用。（3）灌溉面积，1995年达到7.4亿亩，比1978年增长9.6%。（4）农村用电量，1995年达到1655.7亿千瓦小时，比1978年增长5.5倍。（5）农膜、塑料大棚使用量增大，设施农业开始兴起，被誉之为“白色革命”，为农作物生长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反季节的商品性蔬菜生产基地的迅速发展，对增加产量和提高产品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土地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都大为提高，开始迈向高产、优质、高效的集约型发展。

这一时期，由于工业偏斜政策仍未改变，农业投入不足，影响农业现代化进程，但农业现代化建设仍取得新的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新的提高。同时，由于农村改革给农村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得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很好地发挥出来，进而使农业有了快速的增长：1994年，按可比价计算，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年平均增长5.1%，这一增长速度比1952—1978年的年平均增长2.6%高出2.5个百分点。

总之，我国农业现代化两个时期变迁的实践中，由于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取向和制度的差别，使得农业现代化的运作机制和发展速度也迥然有别。

从农业现代化的变迁历程中认识和把握其运作规律和特征

我国农业现代化40多年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发生失误的教训，其中蕴涵着农业现代化的一些运作规律和未来的一些指向。我们这里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历程进行反思，以期从中认识和把握农业现代化的一些运作规律和应具备的一些特征。

（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运作规律

1.工农业协调发展是农业现代化建设必须首先具备的宏观政策环境。农业现代化需要解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积累，二是要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通俗地说，即钱从哪里来和人到哪里去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客观上需要有一种适宜的宏观政策环境，需要有工农产业间合理的交换和价值流转关系及城乡之间平等和通畅的产品和要素市场。在这两方面上，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践中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因此，在推进国民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把农业现代化作为战略任务给予高度重视，在宏观上必须做到工农业协调发展，这是农业现代化首先要具备的宏观政策条件。

2.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三者的运作有很强的联动性。改革开放以来，在整个宏观经济仍是“以农养工”的经济格局下，农村在改革中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的发展道路。这三者之间有很强的联动性，互相促进，同时也会相互制约。因此，除在国民经济这一宏观层次上要做到工农业协调发展外，在农村也必须正确处理好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三者的关系，通过政府调控和制度创新，使三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机制，才能确保农业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3.农业现代化技术路线的选择要适应资源条件的要求。在农业现代化技术方向的选择上，我国曾一度片面追求农业机械化。事实上，长期以来以强调农业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政策，不仅农业机械化并没有因此而顺利推进，反而忽视和影响了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的进步。总之，片面追求机械化导致了农业科技的狭义化，不符合我国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条件多样化的具体国情，也不符合现代农业科技综合发展的潮流。当然，农业机械作为农业科技中一项内容，仍将在农业现代化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关键是要围绕我国的国情重建农业机械体系。从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经验看，技术选择应遵循由资源条件所决定的要素替代方向，既要提高要素的质量水平，又要有利于释放已有要素的潜能，发挥其比较优势。

4.农业现代化的经营制度选择要适应农业的产业特点。农业现代化的经营制度的选择，要适应农业的产业特点；农业产业组织规模效益能否发挥出来，取决于组织内部机制，组织内部机制是决定组织规模效益发挥的关键因素，实现规模效益的产业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双层经营体制，既有分工又有协作，适应了农业的产业特点，在这一基本制度前提下的组织与制度创新，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业现代化经营制度的必然选择。

5.政府强化对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支持是农业技术进步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建立了门类完备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体系，改善了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手段，这对提高农业科研水平和科技成果普及率及增强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90年代一些地方政府放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对这项工作的组织和扶持，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实行“脱钩”、“断奶”的政策，致使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出现了“网破、线断、人散”的危局。众所周知，社会中的公共品必须由政府组织和提供，而非市场所能为之，农业科研和推广作为公益性事业都应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和组织保证。在我国，农户经营规模狭小、积累水平低，政府所负责任尤为重大，更应强化对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支持，这是农业技术进步的重要保障。

6.农业现代化建设要注重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我国历史上形成和积累了一整套的农业技术体系，我国传统农业2000余年持续不缀的发展，证明该体系是成功的，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必须在新的条件下充分发扬其优良传统，把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农业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认为，生态环境保护是农业现代化建设中需要引起充分关注的问题。

70年代末，学术界针对“石油农业”的弊端，提出了生态农业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思想。需要指出的是，生态问题不仅是一个需要农、林、水等多方面综合配套治理的经济社会问题，更重要的它实际上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苦于“现代病”的发达国家急于“走出现代化”，而为贫困和粮食安全所困扰的发展中国家则急于“进入现代化”，双方对生态问题理解的价值论基础和选择基准自然相去甚远。对于“石油农业”和“生态农业”，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认识。我们认为，“石油农业”的成果是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农业上的必然表现，“石油农业”对生态环境有负面影响，但并不是造成生态破坏的唯一原因，其所产生的一些弊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营者为了追逐眼前利益，而忽视了保护生态环境，其责任不完全在“石油农业”本身；生态问题是我国农业现代化所面临的严峻问题，直接影响到农业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现代化建设；鉴于我国农产品供给的艰巨性和农业现代化尚处于较低水平阶段，环境目标确实应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的基准目标，但还不宜片面地完全否定“石油农业”的作用，如我国大量的各类中低产田改造就急需要投入化肥等生产要素，通过“无机（肥）换取有机（肥）”的途径，增加土壤有机质和营养元素，就能有效地提高土壤肥力，使之逐步变成高产稳产田。总之，农业是一个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独特产业，它不仅追求产业利润，而且还要承担改善生态环境和保护自然资源的责任，尤其是在农业现代化的成长过程中对生态和环境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的情况下，这就要求在今后的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必须严格注意把农业经济绩效的提高与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有机地结合起来，逐渐由单纯追求产业利润向将“追求产业利润和提高生活质量相结合”方向发展，即要求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结合起来考虑农业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问题。

（二）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具备的特征

从上述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农业现代化应有自己的特征。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一方面，我国有在特殊的历史基础上所形成的现实社会经济的独特性；另一方面，我国地域广阔，农业类型多样，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这些就决定了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时间上的渐进性，不能用一个技术模式和经济模式来概括和指导全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我们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至少应具备以下一些特征：

1.我国农业现代化应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总体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别、地域差别，实现共同富裕为基本宗旨。长期以来，在农业发展目标结构中，产品供给目标明显重于农民收益增加目标，甚至把农业问题几乎看作是粮食问题，由此影响了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提供经济收益的功能，形成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因此，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必须强化农业的收入贡献能力。与此同时，我国农业现代化还应具备整体推进的特征，逐渐消除强烈的地区差别。

2.就大部分地区而言，在相当长时期内，只能通过劳动集约和技术集约为主的集约方式，提高农业总体生产效率，走以提高效率为中心的内涵发展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我国人多地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发挥我国劳动力充裕的优势，优化资源配置，挖掘效益潜力，通过积极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3.在相当长时间内确立以生物技术为主、以机械技术为辅的农业现代化技术方向，寻求传统精细农作技术和现代农业技术在保持生态良性循环下的有机结合。确立以现代生物技术为主、以机械技术为辅的农业现代化技术方向，有利于发挥我国优良的农作传统，利用劳动力充裕的优势，通过精细农作和现代技术的结合，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

4.在以农户为生产经营主体的条件下实现农业的生产专业化、服务社会化、经营市场化，将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在我国以户营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经济中，只有促进农业的专业化、社会化、市场化进程，才能摆脱小规模生产方式的束缚，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和谐发展，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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