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发展的新范式——邓小平对当代政治发展的三大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政治论文,范式论文,三大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全球的政治进程在人类的政治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块崭新的里程碑。首先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社会主义诞生，这一新的政治制度以远远大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推力促进了苏俄以及随后一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其次是近百个新兴民族国家创立，大多从前资本主义的政治形态快速进入了当代的政治历程，为现代经济增长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这两大政治巨变极大地刷新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同时也把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发展命题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些命题驱动着本世纪人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至今的不懈探索，可以将之归纳为三大命题。其一，实行了跨越的社会如何借鉴资本主义的政治遗产，特别是资本主义创造的政治民主？即政治民主的本土化问题。其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如何开拓创新，不断地推进自身进而推进人类的发展？即找到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不同的，适合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其三，如何协调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即解决所谓的“不发达症候”惯常表现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二律背反问题。
这三大命题集中地反映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社会跨越的困难，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内的困难。随着西式民主在发展中国家试验的流产，新兴工业国陷入经济腾飞而政治滞后的困境以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终结，第三世界的诸多探索很难说提供了一个政治发展真正成功的楷模。相比之下，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的高速发展恰恰是建立在长足的政治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人都清楚，如果没有十多年来政治上的开拓创新，中国经济的腾飞是不可想象的。这与牺牲政治发展和民主的价值而获得经济增长以及单纯追求政治发展（如引进西式民主，倡导新思维、公开化等）而窒息经济发展的社会发展范式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说中国在当今世界创造了成功的政治发展新范式并非溢美之词，这一新范式蕴含了邓小平对当代政治发展的三大贡献。
一、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新开拓
对中国来讲，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推进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政治发展，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从1949年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后正式开始的。直到80年代以前，中国基本上沿袭了前苏联所确立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建国初期，这一政治模式对于迅速稳定社会秩序，团结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以及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等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初步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国力衰微的面貌。应该说，前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确立的这种政治模式在落后国家实行社会跨越的初期不失为一种成功的政治发展模式。若以随后它在历史进程中逐渐产生的不适应来否定前期的历史适应性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历史分析方法。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发展？这不但牵涉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而且是对当代人类社会政治发展道路选择的回答。对这一重大的命题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应答。一是坚持传统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否定对它的改革和创新；二是由否定传统社会主义政治而否定了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政治发展的轨迹也就另外铺设在了资本主义的路基之上；第三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以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来促进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第一种应答，似乎是要坚持社会主义，但由于排斥了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革完善的基本属性。实际上也就葬送了社会主义。事实证明，否定了改革，并没有能够坚持住社会主义。第二种应答是以资本主义的政治发展取代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即重弹西化的老调。第三种应答要求社会主义政治的新发展，由此将社会主义这一人类最伟大的探索推向前进。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此。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了政治发展的崭新进程：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实行了全面深刻的改革。它同过去的以及当代的其他社会主义改革比较起来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
其一，邓小平所推动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对通过改革表现出来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属性，邓小平自己作过评定：“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1〕，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 改革使社会主义“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3〕。 这种革命性的政治发展是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区别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二，这一政治发展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与当代一些完全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发展不同，中国的政治发展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4〕。十多年中他多次强调， 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5〕
由此，中国的政治发展不仅跳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樊篱，而且也绝没有沿袭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老路，走的完全是一条独创的新道路，它所提供的最为重要的时代价值是：社会主义的传统政治模式在经历了早期的辉煌和随后的磨难之后，能够以自身的改革来实现新的飞跃。这种新的政治发展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比资本主义政治发展付出的社会代价（如第三世界常见的社会剧烈动荡、贫富两极分化、独裁统治等等）要小得多，而对社会现代化的贡献则要大得多。这就意味着诸如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来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跨越，走出一条比资本主义政治发展更好的实现现代化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是本世纪将要结束之际，对社会发展道路不可或缺的一条经验总结。
二、中国式民主的新创造
与改革社会主义传统政治模式相联系，中国政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命题就是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实际上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政治民主化不仅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如大国政治、社会主义属性等），而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对第三世界而言）。因此，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实际上也是在破解一道世界性的难题。
民主政治尽管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但现代民主政治则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首先在欧美社会中孕育成长。民主政治的现存载体：议会制、责任政治、政党政治、权力制约等都打上了很深的欧美烙印。如何继承这样一份政治遗产，是摆在第三世界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世界性难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没有民主的历史渊源，要移植欧美式的民主，就必须使之“本土化”，以适应于自身的社会特色，避免欧美规范和框架的民主与国情环境的冲突。这是本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关注的焦点。可以说，迄今为止，即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三世界国家，也很难找出一个成功地移植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范例。
前苏联以及随后一批社会主义政权的诞生和发展，是对欧美民主政治第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如果说资本主义创造了民主，社会主义则重塑了民主；欧美掀起了民主发展的第一次浪潮，苏东、中国等则掀起了民主的第二次浪潮。苏维埃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等一系列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确立，使这些政治文明原本十分落后的国家迅速地跨越了巨大的历史空间，建设了自己的现代民主政治，做到了无论是早先的资本主义政治发展还是当代的资本主义政治发展所不能做到的事情。
值得指出的是，初步建立起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必然还要有新的拓展。到了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相当迫切和严峻的问题，这既由于日益社会化的大生产必然要求更高的民主形式与之相适应，也由于社会主义内部权力集中、官僚主义、特权现象等违反民主的积弊在不断加深。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的失败，如果仅以经济的原因来解释显然是不充分的，绝不能漠视在这些国家已经积累起来的违反民主的种种弊端。事实证明，越是忽视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就越快地葬送了社会主义。历史已经昭示，社会主义要振兴，不仅经济要崛起，民主也必须前进。邓小平理论一个基本的特色就是再创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使人类民主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的社会进入了新的历程，这可以从两个基本的方面来透视。
其一，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新认识。邓小平深刻地总结建国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从一种全新的角度来阐述社会主义民主。他引用了毛泽东同志评论斯大林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却最终自己也未能避免的教训〔6〕，着力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正是在这一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第一次将作为体制和制度的民主（与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的作为伦理的、价值观的民主不同）高置于和社会主义本身等价的地位，明确地将民主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70年代末，邓小平就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7〕以后又多次从这一高度阐述民主建设问题。 长期以来，民主在社会主义理论中作为“手段论”而存在，由手段上升到目标（民主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目标，后来被集中地表述在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中），并且着重于民主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终于促成了中国民主建设新的飞跃，均应归功于邓小平的杰出贡献。
其二，紧扣中国国情推进民主。在民主的具体建设中，能否找到适合国情的道路，是民主建设成败的关键。邓小平在这方面有重大的发展：从中国是一个大国出发，强调充分的民主和正确的集中〔8〕； 从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出发，强调稳定、经济发展与民主建设的有机结合〔9〕；从中国是一个封建主义传统很深的人治社会出发， 强调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促进社会主义的民主〔10〕；从中国现实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出发，强调首先要通过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来推进民主化建设〔11〕，如此等等，均深深扎根于中国现实国情的土壤之中。
中国式民主道路的开创在当代具有重大意义，使那些生搬硬套同自身社会背景不相适应的欧美民主而导致无休止的社会冲突和动乱，以及借口国情抵制民主从而实施独裁的诸多现实政治相形见绌。中国创立了适合自身特点推进落后国家民主化的成功范例。不妨大胆预言，它对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推动自身民主化的广泛影响，将迎来人类历史上民主运动的第三次高潮。
三、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新耦合
政治发展在当代遇到的另外一个严峻挑战，就是政治发展的目标与经济发展的目标难以得到兼容。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出现的情况是：当推进了政治发展时，经济发展就徘徊不前；而当加速经济发展并且获得成功时，往往又背离了政治发展的目标，如推行政治上的集权主义等等。美国政治学家S·亨廷顿和J·纳尔逊认为，这将发展中国家置于了难以作出抉择的境地〔12〕。当东亚的“四小龙”比较成功地以政治上的集权促进了经济的腾飞以后，政治发展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不可兼得，先以集权政治推进经济发展，然后才能顾及政治发展的主张似乎占了主导地位。无需对这一主张作更多的评价，它至少实实在在地反映了：按照西方式的发展道路，政治发展在当今第三世界处于两难选择之中。要么以牺牲经济发展为沉重代价，构建西式民主；要么滞后或放弃民主的发展而推进经济。
社会主义能不能打破这一悖论，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推进自身的民主建设？邓小平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作了肯定的回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世界领先，这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巨大进展同样也是不可否认的。即使是西方人士也承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民主化的巨大成就。这一民主与经济的携手共进，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政治发展的一个成功楷模。
在推进政治和经济的共同发展中，邓小平展示了他相当深刻的思想和极其高超的领导艺术，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以挖掘和领会。这里只采撷其突出的特点来体会邓小平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贡献及其时代价值。
其一，“两手抓”的基本思路。“两手抓”是邓小平思想方法论的重要体现，他一贯反对只推进政治发展或只推进经济发展的做法，认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仅把一个方面搞上去，不算社会主义现代化〔13〕。
其二，以稳定啮合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联动。邓小平坚决反对形式上的民主，果断地制止危及稳定的民主化，紧紧抓住保持稳定这一政治改革的基本要求，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将政治与经济引上了协调发展的轨道〔14〕。
其三，解放生产力的政治发展价值尺度。邓小平既强调民主的目标，但也坚决反对将民主的目标孤立起来追求。这是与其他的政治发展（例如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一个很大的区别。他说：“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我们的民主化是要提高社会主义发展“总的效率”〔15〕，“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16〕此外，还有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均显示了邓小平坚持以推动生产力的价值目标为政治发展导航，这就始终保持了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和谐一致。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曾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比较而言，政治的发展却屡屡滞后。例如法国1944年、英国1948年才完成了法律上的普选权，美国1971年才由第26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年满18岁和18岁以上的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年龄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拒绝或限制。”〔17〕因此，当代资本主义新兴工业国政治发展滞后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痼疾的再现。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展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展现了社会发展的人间正道，也展现了邓小平的伟大贡献。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2〕同上书，第113页。
〔3〕同上书，第142页。
〔4〕《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页。
〔6〕《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
〔7〕同上书，第154页。
〔8〕同上书，第134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285页。
〔10〕《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07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3—164、177—178页。
〔12〕参见〔美〕S·亨廷顿、J·纳尔逊《难以抉择》，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
〔14〕同上书，第208、284—285页。
〔15〕同上书，第240页。
〔16〕同上书，第178页。
〔17〕《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26条修正案，1971年7月1日批准。见戴学正等编《中外宪法选编》，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
标签：政治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