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新史学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观念论文,民族论文,世纪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6—0141—06
近年来，西方学界对“民族”与“民族主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一个基本的倾向是大都摒弃了纯粹的“根基论”立场，改而采用“建构论”。中国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大致相同的看法，认为精英和知识分子是民族主义的创造者、解说者、操纵者。② 在清末民初的民族国家建构中，新式知识分子这一作用非常明显。 他们在“史学革命”的旗号下，进行的并不是纯粹的专业的学术创新，而是一场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有意的想像与建构。③
多年来，许多研究者大都注意到这场革命对历史学学科的近代化意义，但却相对忽略了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启蒙价值。下面就20世纪初史学革命与民族国家理论的建构关系作一初步的论述，以补充这一方面的认识。
新史学革命对近代民族国家理论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史学与民族国家、史学与民族共同体、史学与国民。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1.史与国：无史与无国
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新史学，其起点建立在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上，虽然不同的主体立论角度不完全一致，但概括起来，其根本的落脚点却在于史学与国家的关系上，从而引发了中国近代史学第一次革命的关键问题：历史是国家的历史还是朝廷的历史？进而也引发了中国“有史”还是“无史”之争。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对中国旧史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认为中国旧史学“推其病源有四端”，先诊断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1]，将传统史学斥之为帝王家谱的总汇，造成的历史后果就是一般民众的国家意识淡漠。因此，中国正统的二十四史，也被人讥为“谓为二十四朝之家谱，又岂过欤？”[2]
有的作者把一朝一姓的历史称之为“私史”，与现代意义上的公史相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则无史，私史“是一家之史，非全国之史也。一时之史，非万世之史也。……以是为史，谓之无史可也”[3]。言说中国有史无史的立论根据主要是从“公”还是“私”的立场出发的。
在刘师培的眼里，传统史学的主要缺点是“所谓历史者，大约记一家一姓之事耳”，史学成为帝王将相史，民众在历史中完全没有地位，历史的目的也不过是“可以助愚民之用”[4]。这种历史得不到20世纪初新式知识分子的认可。马君武也认为“自时厥后，民贼代兴，故吾中国尘尘四千年乃有朝廷而无国家，有君谱而无历史，有虐政而无义务，至于今日”[5]。换言之，朝廷君王的记载是不能称其为历史的，历史的定义在此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从上面这些表述中，已隐然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在其中，历史只是记录国家的历史，无国家则无历史，因而有关中国“有史”与“无史”的争论，新式知识分子把问题进一步追寻到中国“有国”与“无国”的问题上。黄节在其《黄史》一文中，认为中国表面上看似有国，而实质上“无国”，因此中国也无史，即“黄史氏受四千年中国史而读之，则喟然叹曰‘久矣乎，中国之不国也，而何史之足云！’”[6] 其中的逻辑简单明了——无国则无史。
如果按照上述这些人的逻辑安排，新史学兴起的基本前提就应该是，国家的兴起才是史学成功的希望所在，只有完成国家转型的任务史学革命才能最后成功。但是，倡导新史学的知识分子却恰恰相反，把国家转型的重任反过来寄托在史学的革命上，时代的急需使他们的逻辑发生了混乱。如邓实1902年强调：“中国史界革命思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7] 这里的逻辑已悄然转换为“无史则无国”。这样新史学的兴起已不再是简单的史学学科的革新了，已与时下的民族国家建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马叙伦认为“中人而有志兴起，诚宜于历史之学，人人辟新而讲求之”[8]。梁启超在其《新史学》中，对史学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地位作用作了开宗明义的说明：“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9] 正是基于对史学这样的认识，此时梁氏热衷的就是完成一部“新史学”典范意义的中国通史，正如其所言，“一年以来，颇竭棉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10]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无史论的出台，其立论的出发点虽然是史学这一学术论题，但其落脚点却已变为民族国家的理论建构，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启蒙因子。
2.史与群：民族共同体的想象
在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一概念中，Nation 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并有双重含义。从第一个层面上解释，Nation是指民族共同体而言，即指拥有一定的土地、血缘、语言、风俗习惯和文化的群体，依第二个层面解释，Nation指的是国民，即组成一个国家的人民，他们是国家的最高主体，国家的权力基础和合法性来源。依第一个层面解释，“民族”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他自身即拥有最终的自主权，其他民族应尊重他的存在和自主权，这就是民族的主权或称之为“外在主权”（external sovereignty）。
史学与民族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群”与“种”的关系来界定的。在主张以学术救国的《新史学》中，梁启超认为除了民族的发展史外，其他社会历史的内容也不再纳入到历史的主体内容之中，梁氏还公开声明凡与民族进化无关的人和事，都不足以列入历史的范围之内。即如其所言：“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何以故？历史生于人群，而人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11] 这里“群”及“人种”是民族共同体的代名词，是梁启超的一个重要政治理论概念。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把民族的、整体的利益放在首位，其新史学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无论是争取自由还是权利，都以民族为主，而以个人为辅。这突出地体现了新式知识分子新史学理想的强烈政治关怀，其对史学与民族的关系是以“群”与“种”两个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史学就是一种群学。马叙伦强调：“史学，群学也、政学也、战术学也。种种社会之学，皆于史乎门键而户纶之者也，史之为用亦大矣哉。故一国者之有史，为一国文明之所寄，一人者之有史，为一人术业之所存。历史一门，故世界第一完全不可缺之学矣。”[12] 邓实也认为历史就是“叙述一群一族进化之现象者也，非为陈人塑像也，非为一姓作家谱也”[13]。史学的主体“民”也是群的表现，“夫民者何？群物也。以群生，以群强，以群治，以群昌。群之中必有其内群之经营焉，其经营之成绩则历史之材料也，群之外必有其外群之竞争焉，其竞争之活剧，则历史之舞台也。是故舍人群不能成历史，舍历史亦不能造人群。”[14]
而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弊病就在于对“群”治研究的不发达，即“而中国史家，只知有一私人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而不知有一团体之善焉、恶焉、功焉，以此牖民，此群治所以终不进也”[15]。
其次，史学的重要性也在于种族上。刘成禺论证说：“夫所重乎历史者，重其能述一种民族中一团体一分子之原理、其苗裔繁衍之情况，描写祖国惠彼后人，使生爱种之遐心也；逆叙一民族中已去事实、将来影响，足以扩充吾种之条例、代画保种之良策也。”[16]
因此，新史学的出现有着甚强的民族主义意味，当时的主要旗手梁启超也并不否认这一点，梁氏认为新史学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也”[17]。从西方民族主义到今日中国的现实，史学与民族主义密不可分，“夫世界之日进文明也，非一、二人之进，而一群之进也，非一小群之进，而一大群之进也。”[18] “泰西各国人有作史之权，……莫不以保国伸民为宗旨，简册所重，动关全族。”[19] 因此，史学革命的重要使命之一就在于民族主义时代的救国目标，“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20]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力主的新史学大纲，其问题的切入点是寻找“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这种位置感的确定需要通过勘定文明起源、辨别民族身份等研究才能达到。他认为“中国史之主的如下：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产生结果如何。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其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如何。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全人类所应负之责任。”[21]
民族史的突出，其主要理由就是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世界日渐融为一体，中西民族的竞争日益激烈，“共逐西洋之浪，而交战于学术界、铁血界中，求争存于世”[22]。历史在民族的竞争中无疑又起着唤醒国人的重要作用，“今日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25] 梁启超论证说历史学只有叙述数千年来各民族和种族的兴衰存亡，才符合新史学的性质。为此，梁启超在《新史学》中专门以《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一节的篇幅叙述世界上各民族的发展史。在梁氏眼中，西方强大的民族被称为“世界史之正统”、“世界史的人种”，而且他认为，只有世界史的人种才能够称雄世界，使全世界的人都受他们的影响，并助其发达进步。梁启超分析当时西方列强所以强大的理由时，认为新史学的发达是其中的关键。梁氏的用心可谓良苦，他一方面是为了激发中国人的自尊心和爱国精神，另一方面也是要借鉴世界上强大民族发展的经验，来改造落后的中国。这其中赋予史学独特的政治功能，使史学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充当理论的先锋。
3.历史与国民：国民的建构
依据西方Nation-state的第二个层面的解释，国民拥有这个国家最高、 最终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称为主权，或可称为“内在主权”（internal sovereignty）。其实质是国家内部权力的基础属谁的问题，亦关乎民族国家能否诱发人民的支持，以便培养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并希望他们能给这个国家以合法性。20世纪初年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从国家制度上看就是从帝国政治体制逐渐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在这一社会转型中，新式知识分子起着思想的开路先锋作用，思想的历史轨迹清晰地显示出国家合法性的位移与民族国家的理论建构同时发生，即国家的合法性由高高在上的、缥缈莫测的“天命观”转到“人民主权”。
民族史的重视，只是新史学的一个侧面，并不是新史学的全部，因为在梁启超等人的眼中，民族与国民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故夫民族者，有同一之语言风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质，其公同心渐因发达，是故建国之阶梯也。但当其未联合以创一国之时，则终不能为人格为法团，故只能谓之民族，不能谓之国民。”[24] 这里国民成为新史学建构中最为关切的要点。《中国史叙论》发表于《新史学》前一年，梁氏开宗明义即阐述历史的主体应为“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而对照此前中国之历史，因国民主体的缺失，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过去“未尝有史，殆非为过”。[25]
邓实同样也强调史的精神是民，“盖史必有史之精神焉，民哉，中国三千年而无一精神史也，其所有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若所谓学术史、种族史、教育史、风俗史、技艺史、财业史、外交史，则遍寻一库数十万充栋之著作而无一史矣。”[26] “三代以降，有君史无民史，有君书无民书，有治人法，无治生法”[27]。“邓子请更言民史，民史之物中国未尝有也。”[28] 对君史的批判成为新史学对国民理论弘扬的先导，陈黻宸也主张：“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额所能专也。”[29]
梁启超在一系列的著作中，重点论述中国传统国民观念的缺乏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巨大消极影响，认为“国民”二字是中国几千年来所没有的，即“中国人不知有国民，数千年通行之语，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30]，而中国要进入到现代的民族国家必须大力提倡国民意识，因此要对国民这一概念的内涵及重要性进行论述。梁氏认为“国”与“民”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私，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31]。
对国民概念进行一番申论后，我们再回到新史学这一论题上。梁氏所强调的是在民族主义时代，历史对于民族情感凝聚、国家利益的维护发挥的重要作用，“今日之史，其读者为何许人耶？既以民治主义立国，人人皆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立于国中，又以人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界；共感于过去的智识之万不可缺，然后史之需求生焉。”[32] 梁启超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主要的理论依据是近代国家三要素原理，“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国民观念的产生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人群之初级也，有部民而无国民，由部民而进为国民，此文野所由分也。部民与国民之异安在？曰：群族而居，自成风俗焉，谓之部民。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33] 用这种标准来观察中国，则发现中国并不是一国，国民也远未产生，“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皆朝廷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34] 因此，中国国民的出现必须要打破以朝廷为中心的守旧思想。
以西方近代国家原理来观察当时的中国，朝廷与民众的对立、民众地位的衰落等自然引起新式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改变这一状况的途径之一就是求助新史学。因此新史学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国民，对史学的一系列定义就可以看出国民在新史学中地位了。“史者何？记述人和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曰中国史。”[35] 从史学的主体到史学的功用莫不是为培养新的国民服务。
对新史学的向往，集中一点就在国民的兴起上，有论者认为中国国民之所以难产生，“则历代史家实尸其咎”，因此必须打破旧史学，从而根除千年奴隶根性，以恢复“我国自古以来血脉一统之庞壮国民，显独立不羁活泼自由之真面目”[30]。新史学对国民的培养成为其中心任务之一，也源于对传统史学弊病的批判，其中之一就是对传统的王朝正统观进行批驳，“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一日不可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37] 正统之争是中国传统史学争论不休的问题，其重点在于重君轻民，一言以蔽之，乃“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38]。因此新史学的创建与传统史学对君王统治的资治通鉴是完全不同的，“质言之，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39] 在梁启超看来，普通民众国民身份的确立是新史学对民族国家建构作用的第一步，也是新史学与传统史学认知出发点的根本区别所在，换言之，只有国民身份的确立才能保证世界人资格的产生。
新史学对国民的产生至关重要，1903年《浙江潮》的编者在评介曾鲲化所著的《中国历史上卷》就明确认为“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泉源。”[40] 梁启超对此论述更为透彻，“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其成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41] 这样新史学就回到其出发点上， 新史学对国民的培养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国人对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皆于是乎。”[42]
新史学的民族国家理论建构与当时的国粹思想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国家的建构总是强调民族的特性，有强烈的排他的一面。章太炎作为辛亥前后国粹思潮的推动者，其国粹言论，不仅有反欧化的一面，更主要的是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面。他明确指出：“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43] 章太炎多次强调保存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乃是保国存种的关键，如“史亡则国性灭，人无宗主，沦为裔夷”等。[44] 现代学者则深切了解到历史具有发扬民族精神、培养爱国情操之功用。钱穆一再强调，“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有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世之力量……故欲知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45]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新史学的建立过程与民族国家观念兴起之间的紧密关系，也导致了新史学为现实和政治服务中所出现的弊病，其中之一与纯正意义上史学的求真与求实发生了背离，尽管新史学的倡导者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却常常有意地曲解历史，为其政治理想服务，这恰如西方已有研究所指出，误读历史是民族建立的必经过程，然而避免误解历史，却是史学家的专业责任所在[46]。这在新史学口号提出后所着手进行的史学实践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这一时期，激进知识分子纷纷回溯历史，对汉民族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都予以称颂，“历史”在民族认同上的作用一再被知识分子挖掘出来，历史典籍也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过去记载，而成为以文化为手段的民族认同工具了，这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论证民族国家形成中历史所起的作用一样：“历史并不只是关于过去的写作，它还是把握一个集体的文化统一性的手段。”[47] 王汎森在讨论晚清汉族历史记忆的复活时也曾经指出，关于明清之际的历史记忆是被两种方式压抑下去的，“首先是官方强制性的作为，比如文字狱、禁书运动、禁毁目录的刊行、四库全书中对书籍的删改等等，其次是官方强制性行为，所引发的士大夫及一般百姓的自我压抑，自动自发的压抑扩大了对明末清初历史记忆的抹除。”[48] 这样历史写作或多或少成为当下知识分子政治观念表达的工具，成为其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了。
以梁启超为首的新式知识分子提出史学革命后，着手进行新的史学实践尝试，归结起来主要有历史教科书的重新编写、建构民族系谱等工作。
新史学实践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对历史教科书的重新编写，许多学者对此有详细的论述，此处不赘。就民族英雄系谱的建构而言，中国人好称“黄帝子孙”，此种概念在中国自称“天下”的大一统时代是不可能形成的。④ 为了强化汉族认同，新式知识分子大量从历史中寻找合法性，把传说中的黄帝论证为汉族的祖先，“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百兆汉族之鼻祖者谁乎？是黄帝轩辕氏。”并决定改用黄帝纪年，以唤起同胞的民族自觉。[49] 如果我们从新史学实践这一视角来重新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上民族英雄的重新挖掘是新式知识分子有意“误读”历史的行为，其目的始终是为其民族国家建构这一中心服务的。但同时，新史学也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其民族国家思想也蕴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
注释：
① 本文的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金（编号ZDXM770006）和华中师范大学丹桂计划的支持。
② 参见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年第1卷第1期，214页。
③ 其实早就有学者关注到这一点， 如黄敏兰的专题论文《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台湾学者黄克武的专著《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等，均注意到梁启超以西方启蒙运动的单线进化的框架来建立具有政治意义的“国民史学”，其新史学与“新民思想”是相互配合的。但研究者多局限于对梁启超的个案式研究，整体式的研究见台湾学者王汎森的《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收入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30页。
④ 参见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黄帝崇拜之发明》，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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