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的率性意识与李逵评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逵论文,意识论文,金圣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是金圣叹小说评点的代表作。在基本不脱离小说创作的前提下，金 圣叹常常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融入其中，从而使其个性在评点中得到鲜明体现 。
“率性意识”是金圣叹价值观念的主导因素。正是在这个因素的指引下，金圣叹实现了他 别具色彩的一生。在《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注：《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见《金圣叹全集》一、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本 文所引金圣叹《水浒传》批语，均见本书。）
第四十二回的评点中，他对“率性意识 ”作了较为集中的阐述：
……盖天下无有一人，无有一事，无有一刻不诚于中，形于外也者。故曰：“自诚明，谓 之 性。”性之为言故也，故之为言自然也，自然之为言天命也。……何必不喜？何必不怒？何必 不哀？何必不乐？喜怒哀乐，不必圣人能有之。匹妇能之，赤子能之，乃至禽虫能之，是则 所谓道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为喜怒哀乐之中节，谓之心；率我之喜怒哀 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知家国、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乐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 ，谓之恕。知喜怒哀乐无我无人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格物。能无我无人无不任其 自然喜怒哀乐，而天地以位，万物以育，谓之天下平。……
金圣叹认为，“喜怒哀乐”是人之自然情性，也是天下人的普遍情性。率性而为，任凭“ 喜怒哀乐”自然表露，并且肯定其他人也同样自然流露真实情性，天地才能各归其位，万物 才能得到育化，天下才能大治。他把“喜怒哀乐”之“性”与“天命”并举，将人的自然情 性提高到本位地位，强调“率我之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充分肯定了人格独立和 个性追求。
金圣叹的率性意识，渊源有致。早在魏晋玄学兴起之际，人格本体就已作为儒学和礼教的 对 立面被郑重地提了出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准则，成为一代风气；宋代心学鼻祖陆 九渊，更加注重个人内心体验的价值，高扬人的主观意识；泰州学派的殿军李贽继承王阳 明心学理论，提出“童心说”，倡言以“人”为本的反道学思想。金圣叹师承李贽，又受到 明 后期公安、竟陵诸派标举“性灵”文学主张的影响，从而在晚明尊崇人性、张扬个性的启 蒙大潮中，形成自己以率性意识为主导因素的价值观。
率性意识贯穿于金圣叹的整个生命过程。金圣叹从十一岁就开始博览群书，除了塾师教授 的 《大学》、《论语》、《中庸》等书外，还广泛阅读《诗经》、《离骚》、《史记》、《妙 法莲华经》、《水浒传》等。在儒术尚尊、理学风行的时代，他不受成见约束，融合儒释道 三教，但凭个人喜好而无所忌讳，无所限制，率性意识已相当显露。金圣叹终生致力于评 点“六才子书”，其中耗费心力最多的是《水浒》和《西厢记》，这两部书历来为统治者所 鄙夷，金圣叹敢于把它们与六经并论，同样体现了冲破传统、张扬个性的理论勇气。金圣叹 以率性意识为核心的狂士作风更是闻名遐迩。《清代七百名人传》称金圣叹“生而颖异，倜 傥不羁”；徐增在《天下才子必读书序》中也认为“圣叹性流宕，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 得意处”。儒家传统文化熏染下的中国文人，历来以入世为官作为实现人格价值的唯一途径 ，这在八股风靡、科举热门的明代尤为突出。然而在金圣叹的思想里，功名不是荣誉，不是 享受，而是一种负累，一种无法让他纵情享受人生的束缚。为了获取“自由身”（注：蔡冠洛编著《清代七百名人传·金人瑞》载：“以是每被黜，笑谓人曰：‘今日可还我 自由身矣。’”中国书店，1984年，1740页。
），金圣叹 游戏科场，竟拿关系一生功名前途的科举考试开玩笑，（注：蔡冠洛编著《清代七百名人传·金人瑞》载：“补博士弟子员，会岁试，以如此‘则动 心 否乎’命题，其篇末有云：‘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金圣叹）曰：‘动动动……’ ，连书三十九字。学使怪而诘之。人瑞曰：‘只注重“四十不”三字耳’。越岁再试，题为 ‘孟子将朝王。’人瑞不着一字，第于卷之四隅，书四‘吁’字……”中国书店，1984年， 1740页。）
甚至将其他人热切渴望的秀才资格 “补而旋弃，弃而旋补”（注：《柳南随笔·续笔》，王应奎著，中华书局，1983年，46页。）
。这种行为超越中国文人以“官本位”为核心的传统价值定位， 背叛儒教礼法，集中体现了金圣叹率性意识的张扬和对自主人格的追求。在日常生活中，金 圣叹也时时处处表现出随心所欲、适意快乐的作风。《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注：见《金圣叹全集》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
卷之七 记载金圣叹在29岁那年和密友王斫山同客共住霖雨十日，因约赌说快事以破积闷，曾列举三 十三则人生快事。其中说：“与书斋亲拔去垂丝海棠、紫荆等树，多种芭蕉一、二十本，不 亦快哉！”“还债毕，不亦快哉！”可见一斑。这些像县官退堂、多种芭蕉、推窗放蜂、欠债 还钱之类的生活琐事看似平常，却使人类最真实的情感欲望得到了自然地释放。这些情感并 非是对功名利禄的希冀，而是来自于人人都有的“喜怒哀乐”。在这种适意人生的哲学里， 个体的生命价值被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个性爱好得到最大发挥。
金圣叹的率性意识，也集中体现在他对《水浒》特别是对李逵的评点中。
文学批评既是美学判断，也是价值判断，批评者必然将自己的价值观念融入其中。在第三 十三回批语中，金圣叹曾提出所谓“借题作文”：“盖昔者之人，其胸中自有一篇绝妙文字 ，……特无所附丽，则不能以空中抒写，故不得已旁托古人生死离合之事，借题作文。彼其 意期于后世人见吾之文而止，初不取古人之事得吾之文而见也。”谈的虽为著述作文之道， 实际上也透露出他借小说人物以抒写胸中“一篇绝妙文字”的评点方式。
金圣叹对李逵的评点，就是如此。李逵是《水浒传》中金圣叹最钟爱的一个人物，为人从 不受外在规范约束，全凭一己情感驱使，一切言语行事皆“油油然不自知其达于外，如恶恶 臭，如好好色，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第四十二回回评），近乎儿童的天真烂漫，与金圣叹 所推崇的率性意识十分接近。从这种天真烂漫的性格里，金圣叹不仅看到自己的追求，同时 也找到寄托这一追求的最好形式。评点中，他时常将宋江与李逵对比，以宋江之“恶”，衬 李 逵之“妙”（注：《读第五才子书法》：“只如写李逵，岂不段段都是绝妙文字，却不知正为段段都在宋 江事后，故便妙不可言。盖作者只是恨宋江奸诈，故处处紧接出一段李逵扑诚来，做个形击 。其意思自在显宋江之恶，却不断反成李逵之妙也。”）
，甚至对原文进行删补修改（注：详《水浒传》卷首《出版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2月。许多学者认为，金圣 叹的这种修改并非为了提高艺术表现力，而是基于他对这个人物形象的个人心理体验和情感 ，实属“诛心之论”。如廉萍《试论金圣叹对宋江形象的评改》，即持此种观点。《明清小 说研究》1996年第3期。）
，从而通过贬抑宋江，强化他对李逵率性意识的 认同与赞赏。
其认同与赞赏，主要表现有三。
首先是对李逵无视礼法的赞美。李逵行事少理性、无算计，率性而为，心目中根本没有礼 法、礼貌的观念。如第三十七回，李逵初次见到宋江，便直呼自己仰慕日久的义士宋江为“ 黑汉子”、“黑宋江”；要银子去赌，便向店家借；要鱼请人，便向鱼户讨；他要拜便拜， 要吃酒便吃酒，要说谎便说谎，总之正如戴宗所言：“恁么粗卤，全不识些体面”，“如此 犯上，直言叫唤，全不识些高低”。然而，在金圣叹眼中，这些无视礼法的行事，一任情性 、率性而为，正是自然天性的真实表现，要比后天习得的礼法、礼貌更值得赞美。如小说写 戴宗责备李逵粗卤，李逵竟反问戴宗：“我问哥哥，怎地是粗卤？”于此，金圣叹批道：“ 连‘粗卤’不知是何语，妙绝。读至此，始知鲁达自说粗卤，尚是后天之民，未及李大哥也 。”就肯定率性而为的自然天性的可贵。同回写张顺到来后众人按年纪排座位时，李逵道： “自家年长。”坐了第三位。金圣叹又评道：“妙绝。礼岂为我辈设耶？然而先生之礼，莫 大于此矣。”亦表明金圣叹对无视礼法、率性任情之举的赞美。类似赞语，在书中随处可见 。如第五十九回，晁盖死后，众人推宋江为山寨之主，宋江一再推辞，李逵见状，在一旁大 叫顶撞，以致宋江“大怒”，要割李逵舌头。吴学究指责李逵“这斯不识时务的人”，金圣 叹即批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又岂知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耶！”第五十二回戴宗和李逵 寻公孙胜不着，李逵大骂公孙胜，金圣叹更赞赏道：“无亲无疏，无上无下，但不合意，便 大骂之。三代直道而行，我仅见李大哥耳。”
长期以来，封建礼法一直被视为人人应当共同遵循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由此形成的价 值 观念，把家族、阶级、国家的整体利益摆在首位，而人的个性、人格却受到束缚和压抑。金 圣叹肯定率性任情之举，赞美超越礼法为“圣贤”，实质是把率性而为的精神追求而不是外 在的行为节操视为人生最高标准和原则，从而肯定以率性为核心的人格本体现。
其次，对李逵的认同与赞赏，还表现在对天真烂漫品性的赞美。无视礼法的率性之举，发 自于人之自然天性，未经世俗玷污而一尘不染；金圣叹赞赏李逵无视礼法，必然推崇、赞美 其天真烂漫的品性。评点中，金圣叹屡屡使用“稚子声口”、“天真烂漫”、“妩媚”、“ 可爱”、“天趣”之类的词语来赞美李逵，是对其品性的极高鉴评。儿童未经尘事，外界对 他们的影响较小，故童心更接近人的最初一念之本心，更能体现人的纯真本性。李逵看见酒 食便露出笑容，听了戴宗的谎言就轻易相信，金圣叹称赞其与“小儿得饼之乐”（第三十七 回批语）、“稚子声口”（第五十一回批语）无异，就是借儿童的纯真，来肯定天真烂漫的品 性。
不事权术是李逵天真烂漫品性的集中体现。第三十七回，李逵初会宋江，见宋江长得黑， 就当面称他为“黑汉子”。于此，金圣叹批道：“汉子黑，则呼之为黑汉子耳，岂以其衣冠 济楚也而阿谀之。写李逵如画。”不因宋江衣冠齐楚就对其阿谀奉承，正是李逵天真烂漫品 性的鲜明体现，也是他非同凡俗的可贵之处。与此相反，宋江则被金圣叹视为最事“权术” 的小人，并不断予以抨击。如第十四回回评，宋江一出场，金圣叹就指出：“自此以下入宋 江传，皆极写其权术，所以为群贼之魁也。”
然则，宋江与李逵的根本区别究竟何在？在第二十五回回评中，金圣叹指出：
“李逵何如人也？”曰：“真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假人也。”
一“真”一“假”，乃是李逵与宋江的根本区别，也是金圣叹对两种不同人生境界的高度 概括。真性即是率性。人性贵真，而虚伪奸诈，则势必违背率真之性。金圣叹抨击宋江，赞 美李逵“不晓阿谀，不可以威劫，不可以名服，不可以利动，不可以智取”，“无堂无偏， 平平荡荡”（第三十七回批语），无疑是对率真本性的肯定，也是对这一人格理想的追求。
对纯真孝义的赞美，是金圣叹认同、赞赏李逵的第三层面。肯定率真本性，赞美理想人格 ，并不意味着否定孝义等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金圣叹所否定的是宋江的假忠义、假孝道， 而对发自率真本性的忠义和孝道，则极力推崇，大加赞赏。如第三十七回，初见宋江，李逵 脱口便道：“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金圣叹批道：“戴宗只提出‘义士’二字，李逵 便说出其地来，说出其号来，说出其状来，说出其名来，极写李逵念诵宋江，如人持咒也。 ”第三十八回，宋江身陷囹圄，李逵服侍宋江，寸步不离，而且连饮酒的最大嗜好也戒除了 。金圣叹更情不自禁批道：“写得至性人可敬可爱。写李逵口中并不说忠说孝，而忽然发心 服侍宋江，便如此寸步不离，激射宋江日日说忠说孝，不曾伏侍太公一刻也。”就是对李逵 忠义品质热情洋溢的赞美。李逵待娘亲的仁孝之情，同样被金圣叹视为美德大加赞赏。如第 四十一回，李逵对宋江哭道：“干鸟气么！这个也去取爷，那个也去望娘，偏铁牛是土掘坑 里钻出来的！”于此，金圣叹即批道：“何等天真烂漫，活写出纯孝之人来。偏作谐语，便 显宋江说忠说孝之假。”第四十二回，更借李逵在露草中赶出白兔之事，大加发挥、赞美道 ：“传言：‘大孝合天，则甘露降；至孝合地，则灵芝生；明孝合日，则凤凰集；纯孝合月 ，则白兔驯。’闲中忽生出一白兔，明是纯孝所感，盖深许李逵之至也。宋江取爷时无此， 可知。”
中国古代基于宗法家族制度的儒教道德伦理，是以名教礼法为轴心的等级化人伦秩序的集 中 体现。由此，忠孝节义被视为人伦之大者，成为高尚品德的标志和价值判断的最高准则。而 另一方面，道德的虚伪性，也驱使鲜廉寡耻者将其变成谋取声望、地位的手段，从而出现 纲纪废弛的衰颓现象。所谓名教礼法不仅失去其本来意义，而且成为人格独立与个性追求的 枷 锁和障碍，名教与自然（率真之性）的矛盾由此日益尖锐。像历代思想解放潮流所面临的思考 一样，解决名教与自然的矛盾成为重要课题。魏晋时期，王弼、何晏、向秀等玄学家为解决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矛盾，曾提出统一名教与自然的观点，认为：只要名教的存在顺应人 的自然本性，不伪饰，亦即发自人之率真本性，名教也同样是合理的、值得肯定的。如王弼 注《论语》就说：“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注：《论语释疑》，见《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621页。）
注《老子》三十八章亦云：“夫仁 义发于内，为之犹伪，况务外饰而可久乎！”（注：《老子道德经注》，见《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9 4页。）
都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合一。就是说，孝与仁 义都是可以要的，只要出自内心即可。金圣叹极力抨击宋江“陷父于不义”、“胸中全无 心肝”（第四十二回批语）的“假孝”，肯定李逵“天真烂漫”的“纯孝”，也正是出于这一 思考。宋江之“孝”之所以应当揭露抨击，就因为它违背率真本性；李逵之“孝”之所以所 以值得赞许提倡，就在于它是“天真烂漫”的，是发自与生俱来的率真之性的自觉行动。为 此，他十分强调“止于至善”：
得一善，固执之而弗失；能如是矣，然后谓之慎独。……于是始而择，既而慎，终而并慎 亦 不复慎。当是时，喜怒哀乐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从容中道，圣人也 。如是谓之“止于至善”。（第四十二回回评）
所谓“止于至善”，就是把善的行为，从有意为之逐渐转变为自发为之，使之还原为发自 率真之性的自觉行动。显然，金圣叹赞美李逵的纯真孝义，无疑是在于寄托他把名教与自然 合 一的道德理想。
要之，金圣叹对李逵的认同与赞赏，充分体现和寄托了以率性为核心的人格本体现、人格 理想和道德理想，他对《水浒》的评点，已不再是简单的小说评点，而是一种融入个人价值 观和情感的文化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