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新来源与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来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被誉为“中国奇迹”。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始终存在着对“中国奇迹”的质疑。从现有的文献看，对“中国奇迹”的质疑并没有否认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30年高增长的事实，而是质疑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的创新性和可持续性。
从实际发展的进程看，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是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是粗放的。首先，中国经济30年的高增长是加速工业化的结果，集中表现为中国制造的快速崛起①。其次，中国制造的快速崛起不是来自知识的创造，而是来自知识的利用，是充分利用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历史机遇，立足于国内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大规模引进国外成熟的标准化生产技术的结果。再次，对引进国外成熟的标准化生产技术的严重依赖和自主创新的缺乏，使中国制造仅仅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最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大规模技术引进和资源要素投入的结合，是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和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随着要素成本的上涨、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加强及国际市场条件的变化，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技术引进的依赖和自主创新的缺乏，可能使中国经济丧失长期增长和持续繁荣的机遇，步入“追赶陷阱”②。在新的发展阶段，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目的是使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新的来源。
与要素驱动经济增长不同，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新来源，创新驱动需要新的动力机制和制度框架。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经验表明，创业活动是创新的主体，尤其是创新型创业活动是实现经济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的主要推动力③，创新型创业活动的涌现及其组织和制度变革，是使创新和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内生力量的动力机制和制度框架。但是，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创新，而是新的经济转型过程。
为了从理论上回答创新如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新的驱动力量，本文把创新过程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利用。依据究竟以知识的利用还是知识的创造为主导，把创业活动划分为两类，即生产型创业和创新型创业。本文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型创业活动的涌现及其组织和制度变革过程，是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根源。生产型创业活动主导下的中国经济是典型的要素驱动的制造经济④，而创新型创业活动的涌现及其组织和制度变革，则是中国经济实现创新驱动的动力来源，创新型创业活动主导下的未来中国经济是创新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本质上是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即从制造经济走向创新经济。
二、经济增长的新来源：近期的讨论
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来源的理论解释，是经济理论研究的永恒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驱动因素是不同的。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包括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在内的要素投入，长期被视为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因素。直到20世纪70年代，增长剩余的发现才使经济学家认识到技术进步、组织和制度变革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在主流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被看作是一个投入产出函数，通过“增长核算”把经济增长的贡献分解到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等因素上，考察经济增长的来源及其可获得性⑤。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主流经济理论及其“增长核算”无法揭示经济增长的本质。因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经济系统的动态发展和演化过程，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活动主体互动过程中的知识创新和传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难以机械地分解到各个要素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包括新知识的创造及其商业化过程在内的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Rosenberg指出，通过一系列组织创新和制度变革，科技已经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⑦。而使科技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内生变量的，是自由企业经济体的创业和创新活动⑧。进入21世纪，对创新和创业活动如何驱动经济内生增长的理论分析，已经成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焦点。
早在20世纪初，以熊彼特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就已经认识到创新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是引发经济活动变化的非均衡力量，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⑨。
但在熊彼特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创新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作用的理论研究逐渐淡出了经济理论研究的视野。因为，主流经济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均衡分析，把经济增长仅仅看作是一个简单的投入和产出函数，把报酬递减看作是支配现实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尽管经济学家们都承认新产品和新工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力量源泉，但因为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主流经济学仅仅把创新看作是一个“黑箱”。当从动态过程的角度打开创新“黑箱”时，我们将会发现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支配现实经济活动的规律不仅包括报酬递减，也包括报酬递增。只不过在人类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创新是偶然的和长周期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有限知识利用和资源要素的投入，现实经济活动更多地受到报酬递减规律的支配。
从动态的过程角度看，创新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仅包括新知识的创造，而且包括新知识的商业化。为了揭示创新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作用，本文把创新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包括以知识创造为主导的知识创造阶段和以知识利用为主导的知识利用两个阶段。在知识创造阶段，知识的增量主导着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而在知识利用阶段，知识存量的利用则主导着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当知识创造主导现实经济活动时，新知识的创造和扩散会引发一系列的创新行为，资源和要素投入在经济增长中并不起主导作用，经济发展是非均衡的，受报酬递增规律支配。而当知识利用主导现实经济活动时，对现有知识存量的利用必须更多地依赖资源和要素的投入，经济发展是均衡的，受报酬递减规律的支配。
在以上假设下，熊彼特和主流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和发展驱动因素的分析并不矛盾，因为前者看到的是以知识创造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而后者看到的则是以知识利用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创新之所以再次被纳入当代经济理论分析的视野，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更多地是以知识创造为主导。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新经济，在本质上是知识创造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而所谓经济增长的新来源，则是强调知识创造对当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导作用。
无论以知识创造为主导还是以知识利用为主导，一个国家的经济都可能实现快速增长和发展，只不过依赖的驱动因素不同。在缺乏新知识来源的条件下，仅仅依赖现有知识的利用，经济的长期增长将会乏力，而仅仅依赖知识的创造，则可能使经济增长和发展面临短期风险和不确定性。因而，一个国家可持续的和稳健的经济增长必须在究竟以知识利用为主导还是以知识创造为主导之间进行理性权衡。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对知识创造和利用的理解应当有一个全球视野。知识创造和利用在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的差距，为后发国家通过技术引进和知识利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实现“追赶战略”提供了可能。
在现实经济中，无论是知识利用还是知识创造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最终都是依靠微观经济主体的创业活动实现的。因而，创业活动是创新的主体，是驱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最终力量，是度量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主要指标。因为，作为创新的主体，创业活动的活跃程度代表了新知识创造及其产业化的质量和速度。通过创业活动可以反映包括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等在内的知识创新和商业化过程参与者活动的内容。而影响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组织和制度变革同样是围绕着创业活动而进行的，创业活动的活跃程度本身就反映了组织和制度创新和发展的状况⑩。因而，创业活动可以真实地反映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避免主流经济学“增长核算”方法的局限性。
为了刻画知识创造和知识利用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作用，本文进一步把创业活动划分为两种类型：生产型创业和创新型创业。生产型创业强调知识的利用，主要表现为生产和制造活动，创新型创业强调知识的创造，主要表现为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创新。当经济发展以知识创造为主导时，创新型创业活动是现实经济活动的主体，而当经济发展以知识利用为主导时，生产型创业活动是现实经济活动的主体。尽管两种创业活动的涌现和发展都能够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是增长的内涵是不同的。前一种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是要素驱动的，而后一种增长则主要依赖知识创造，是创新驱动的。
三、创新经济的本质：以知识创造为主导的经济形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创新的角度考察新经济的本质是理论研究的主流。而事实上，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创新始终存在，一直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力量。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形态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创新，而在于究竟是知识的创造还是知识的利用在主导现实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当经济增长和发展是以知识创造为主导时，在报酬递增规律支配下，经济将呈现快速增长和发展的势头。当经济增长和发展以知识利用为主导时，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源和要素投入，当面临资源和要素约束时，在报酬递减规律支配下，经济增长和发展最终将出现稳定和停滞。知识创造和知识利用主导地位的交替出现，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发展是非均衡的。从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看，新经济的本质是以知识创造为主导的经济形态。
依据创业活动发生在知识创造还是知识利用阶段，本文把创业活动划分为两种类型：生产型创业和创新型创业。生产型创业关注知识的利用，主要表现为生产和制造活动，强调通过要素投入和规模及范围经济获得竞争优势。而创新型创业关注知识的创造，主要表现为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研发活动，强调通过速度经济获得竞争优势。从现实经济整体的角度看，当生产型创业活动占主导时，现实经济形态主要表现为制造经济，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是要素投入。当创新型创业活动占主导时，现实经济形态则主要表现为创新经济，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是创新和科技进步(11)。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持续技术创新和创新型创业活动的涌现和发展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而对于后发国家，当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技术差距时，完全可以仅仅通过知识的引进、利用和生产型创业活动的涌现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和发展。但是，一旦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缩小或持平，知识创造的缺乏可能使后发国家步入“追赶陷阱”，使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因而，通过强调知识的创造，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是后发国家避免步入“追赶陷阱”的关键(12)。
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无论是生产型创业活动还是创新型创业活动，不仅包括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的活动，而且包括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其他经济行为主体的活动。在制造经济的发展中，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企业活动的重心都放在技术的引进和要素投入上。而在创新经济的发展中，企业活动的重心则放在新知识的创造，即包括新产品研发在内的各种创新活动。其中，大企业的创新型创业活动主要是沿着现有技术轨迹而展开的增量创新，而中小企业的创新型创业活动则更多地围绕着新产品的开发和新兴产业的启动和发展进行的。从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看，中小企业的创新型创业活动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发展更具有实质性的影响。2007年2月美国国会竞争力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题为《美国的立足之地：创业活动》的报告。该报告指出，20多年来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持续增长和充分柔性的关键驱动力是中小企业创新型创业活动的涌现。卡尔·施拉姆（Carl Schramm）进一步指出，美国之所以能够生存，并在世界范围内保持其经济和政治的领导地位，中小企业的创新型创业活动是核心竞争优势。在本文中，创新型创业活动的主体不仅包括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型企业，而且包括以新知识创造为导向的大企业内部的创业活动，以及两种类型创业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13)。
表1描述了两种类型创业活动的主要区别。首先，两种创业活动依赖的市场环境是不同的。生产型创业活动更多地依赖需求单一而稳定的市场环境，而创新型创业活动则更多的是因为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和快速变化。例如，在汽车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福特“T”型车的出现和标准化生产方式的诞生，使汽车工业长期关注于低成本制造。到20世纪80年代，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和快速变化不断引发汽车产业的创新活动，以丰田生产方式为代表的对产品和技术的持续创新和柔性生产逐渐成为汽车工业的主导。其次，生产型创业活动强调知识的利用和要素投入，企业和产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于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生产和制造过程。而创新型创业活动强调知识的创造，企业和产业的竞争优势来自持续创新和柔性生产带来的速度经济。
无论是生产型创业还是创新型创业活动的大规模涌现，都将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但是当外部环境条件发生改变时，一种创业活动对另外一种创业活动的替代，将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例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需求条件出现变化和能源危机的推动下，生产型创业活动难以支撑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创新型创业活动逐渐替代生产型创业活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是，创新型创业活动对生产型创业活动的替代，绝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经济组织和制度大规模变迁的结果。经济组织和制度的大规模变迁，在本质上属于新的经济形态的形成或新的经济转型过程。
在现实经济中，两种类型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驱动，需要两种不同的协调经济活动的组织机制。在市场需求单一而稳定的条件下，为了追求生产型创业活动的效率和实现规模和范围经济，企业通过规模和范围的扩张组织生产活动，纵向一体化的大规模和标准化生产，是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机制。而在市场需求多样而变化的条件下，为了实现持续创新和柔性生产，企业则通过“专业化和网络化”生产方式组织经济活动。因而，与从生产型创业向创新型创业活动转变相伴随的是企业组织形态的变革过程。
与两种创业活动类型及其组织形态的变革相适应的是制度变革过程。与生产型创业活动涌现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主要是政府的优化投资环境和有效的需求管理。而与创新型创业活动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则是包括鼓励科技创新人才创业、中小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形成和完善区域和国家创新体系在内的创新创业环境的构建。
两种类型的创业活动及其相应的组织和制度形态，构成了现实中的两种经济形态：制造经济和创新经济。两种经济形态分别在企业、产业、区域和国家行为、结构、竞争力和绩效方面存在本质差异。表2对制造经济和创新经济的关键活动及其特征进行了描述和比较。
创新经济是以创新型创业活动为主导的，以持续的知识创造及其商业化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形态。与传统以生产型创业活动为主导的制造经济不同，创新经济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要素不是资本、土地和简单劳动力，而是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基本驱动力不再是要素投入，而是知识创造。与现实经济活动中占主导的创新型创业活动的行为特征相适应，与制造经济相比，创新经济拥有着新的组织方式、调节机制和制度形态。从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的转化，不仅涉及创新型创业活动主导地位的确立，而且涉及对创新型创业活动的组织形态、协调机制和制度安排的转变，因而，在本质上是一次新的经济转型。
四、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被誉为“中国奇迹”。这不仅表现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国际贸易和FDI的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表现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崛起和发展为“世界工厂”。
尽管不否认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增长和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奇迹”的说法却始终存在质疑。美国学者Jonathan Anderson指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既不是什么神话也不是什么奇迹，仅仅是传统亚洲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相似案例(14)。George J.Gilboy进一步指出，“中国奇迹”即使存在，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首先，中国的高技术和工业出口是由外国公司而不是中国公司主导的；其次，中国公司严重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零部件和制造设备；再次，中国公司所采取的能够有效吸引进口技术并在当地经济中实现扩散的策略寥寥无几，因而，中国公司不大可能迅速成长为全球工业的竞争者(15)。
在中国学者对“中国奇迹”的解释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林毅夫指出，“中国奇迹”根源于中国遵循和实施了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16)。其中的“后发优势”是指，由于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技术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加快技术变迁和经济发展的步伐。因而，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是制定和实施“后发优势”经济发展战略的结果。针对林毅夫的观点，杨小凯指出，正因为后发国家可以轻易地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反而缺乏改革自身制度的动力，可能丧失经济长期发展和繁荣的机会，“后发优势”可能演化为“后发劣势”(17)。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学者们对“中国奇迹”的质疑，都不是要否认中国经济30年高增长的事实，而是质疑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和发展的方式及其可持续性。因为，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依赖的是以技术引进为代表的知识利用和要素投入，中国制造崛起的基础是生产型创业活动的涌现。因而，“中国奇迹”来源于知识的利用，而不是知识的创造，知识利用及其要素的高投入增长模式的粗放性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国际和国内学者质疑“中国奇迹”的根源。
依赖知识的利用和生产型创业活动的涌现，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30年的高速增长，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充分利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与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积极引进国际成熟的标准化生产技术；二是通过组织和制度创新，有效促进了生产型创业活动的涌现和发展。围绕着生产型创业的涌现和发展，中国经济组织和制度变革的重心是通过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引进外资和启动民间资本，充分利用现有的要素资源实现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因而，中国经济的现实形态是典型的以生产型创业活动为主导的制造经济。
中国30年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起始点为1978年，作为发展初始状态的中国经济及其国际环境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一大二公”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经济行为主体是单一的国有和集体经济，其所有活动都围绕着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展开，政府对产业的进入实行严格的管制，禁止其他经济成分的存在和进入(18)；二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处于边缘地位，资源闲置和浪费并存；三是近30年的闭关锁国造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技术差距。同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恢复和长期发展，发达国家的福特制大规模生产所积累的生产技术体系已经完全标准化，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转型，使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技术的国际转移成为趋势。
图1至图3以经济增长率、三次产业的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为关键指标，描述了中国30年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要特征。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来自于以加速工业化为特征的制造业崛起和FDI的大规模引进。无论是外资企业还是国有和民营企业，中国企业的典型特征是生产导向的，是生产型创业活动涌现和发展的结果(19)。
图1 1978－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单位：％）
数据来源：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的数据来自统计公报。
图2 1978－2009年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的变动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3 1985－2006年中国外商投资额的变动情况（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
尽管得益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有利于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外标准化生产技术的引进，但是生产型创业活动的涌现及其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组织和制度变革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型创业活动的涌现和中国制造的崛起得益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的组织创新。其中最重要的组织创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集群生产；二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当地生产网络。在集群生产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中小企业，通过结网和互动不断放大自己的比较优势，并试图通过学习、模仿和创新把强大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同时，通过嵌入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当地生产网络，中国企业快速获得了先进国家标准化的制造和生产技术，并利用跨国公司的研发力量和营销渠道实现了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经济。
在制度变革方面，生产型创业活动的涌现和发展来自于政府管制的放松和投资环境的持续优化，投资环境的优化不仅表现在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上，而且表现在市场化程度上。其中，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更为活跃，并成为推动生产型创业活动涌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20)。
虽然生产型创业活动对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利用带来了中国经济长达30年的高增长，但是在新的国际和国内条件下，仅仅依靠知识利用和要素投入可能使中国经济步入“追赶陷阱”。2005年以来，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加强及国际市场条件的新变化，以生产型创业活动为主导的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通过创新型创业活动的涌现和发展，实现创新驱动，是现实中国经济新发展的基本驱动力。但是创新型创业活动的涌现和发展不是简单的事情，而是新的组织和制度变革的结果。在新的环境条件下，中国经济面临新的转型，即从制造经济走向创新经济。
中国创新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经济发展模式要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使经济发展不再依赖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源要素，而是依赖新知识的创造及其商业化；第二，创新型创业替代生产型创业，逐渐使创新型创业活动从一个小范围的探索性行为或小的偶然事件积累为现实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这一过程不仅包括新企业创业活动的涌现，而且包括现有企业二次创业活动的涌现。其中，现有企业的二次创业表现为企业内部研发活动逐渐占主导地位和创新的惯例化，企业则由生产型转变为创新型；第三，创新型创新活动的涌现不可能发生在真空当中，而是在企业之间和企业与环境之间的结网和互动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如何把当地生产网络转变为创新网络，从国际跨国公司主导下的生产链转变为以创新为主导的创新链，是组织创新的重要领域；第四，创新经济的形成是积极而主动制度变革的结果，政府的制度供给应当从简单的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向构建创业环境转变。
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第一次经济转型不同，创新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需要新的动力机制、新的发展路径、新的组织形态和制度框架。其中，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从生产型创业向创新型创业、从生产网络向创新网络、从简单的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向构建创业环境的演进和转变，是中国第二次经济转型的逻辑主线。对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机制和路径的探索，将围绕着这一逻辑主线展开。
五、总结和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的现实形态是制造经济，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来源于以知识利用为主导的生产型创业活动的涌现和发展，是积极主动地寻求组织和制度变革的结果。与制造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不同，创新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不同的动力机制和发展路径。围绕着创新型创业活动的涌现和发展，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把经济工作重心从过去的简单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转变为构建创新创业环境中来。
第一，大力发展“官产学”一体化的新型混合组织。包括知识产权联盟、大学科技园和公共技术和研发平台在内的“官产学”一体化新型混合组织，是创新经济发展的策源地。在“官产学”中，官是指政府及其相关机构，产业是指企业，学是指大学和研究机构。“官产学”一体化的混合组织是指在政府、企业和大学及研究机构传统职能的交叉地带衍生出的新型经济组织。例如，官产学战略联盟、产业联盟、公开技术和研发平台、孵化和加速计划及大学科技园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官产学”一体化的新型混合组织是创新经济发展的策源地和主要推动者。
第二，重视中小企业创新型创业活动在发展新兴经济中的作用。在创新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无论是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启动和发展，依赖的主要是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而不是现有的生产企业。在知识创造阶段，创新的主体主要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型创业活动。
第三，包括科技城和科学城在内的创新型新兴城市是创新经济的主要空间载体。20世纪70年代以来，创新经济的发展依托的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工业城市，更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业园，而是创新型新兴城市。因为新兴经济在发展的初始阶段，高度依赖于基础科学研究，必须靠近或邻近大学和科研机构集聚区。随着新技术和知识的逐渐标准化，新兴高科技产业才开始逐渐脱离大学和科研机构，向周边地区扩散。只有当技术完全标准化，物化为机器设备时，才可能进行自由的空间扩散。因而，把大学和科研机构聚集区发展为创新型新兴城市，是创新经济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空间组织形态。
注释：
① 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中国制造业中的200多类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表面数字繁荣背后隐藏着的是对国外技术的严重依赖和自主创新的缺乏。例如，中国制造业对外技术依赖度超过50％，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中国企业仅仅占企业总数的0.03％，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出口产品的90％是贴牌生产。参见江涌：《“世界工厂”面临痛苦蜕变》，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8/28/c_12493325.htm。
② 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先生商榷》，《新闻周刊》2002年第18期。
③ 创新型创业，不仅指科技创新型企业，而且包括与新知识的创造及其商业化相关的大学和科研机制等经济行为主体的活动。
④ 与创新经济相对应，本文把生产型创业活动占主导的经济形态称为制造经济，从国际文献看，学者们更多地称之为管理经济和传统经济。
⑤ Solow,Robert,“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70,1956; Romer,Paul M.,“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8,1990.
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即使认识到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以罗默（199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仍然从R&D费用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等要素投入指标出发度量创新和经济增长。
⑦ Nathan Rosenberg：《20世纪美国的内生力量》，载于伊坦·谢辛斯基、罗伯特·J.斯特罗姆、威廉·J.鲍莫尔主编：《自由企业经济体的创业、创新与增长机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77页。
⑧ 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卡尔·施拉姆：《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以及增长与繁荣的经济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英文版序第1页。
⑨ Schumpeter,J.A.,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4.
⑩ 这些研究不仅仅试图用创业活动的活跃程度度量经济增长分析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且对创业活动如何影响或决定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深入考察。例如，Carree和Thurik（2003）指出，经济系统中创业活动的缺乏将通过创新活动的减少和获利机会的丧失，带来市场竞争的减弱和经济增长的下降。在Audretsch（2000，2004）的创业经济模型中，创业活动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是知识外溢、对竞争的促进和市场的多样化。其中，知识外溢引致的进一步创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11) 从近期的文献看，国外学者大都把制造经济称为传统经济和管理型经济，而把创新经济称为新经济、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Audretsch,D.B.and A.R.Thurik,“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21st Century:From the Managed to the Entrepreneurial Economy”,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10(1),2000; Schramm,C.,“Your Place in the Entrepreneurial Economy”,http://www.kauffman.org,2007.
(12) 以中国台湾新竹和韩国大德为代表的经济转型，是后发国家避免“追赶陷阱”，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典范。
(13) 在硅谷的创新体系中，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存在着良好的互动关系，许多大企业的创新来自对中小企业创新成果的收购和重新整合。
(14) Jonathan Anderson,“China's True Growth:No Myth or Miracle”,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9,2006.
(15) George J.Gilboy,“The Myth Behind China's Miracle”,Foreign Affair,4,2004.
(16) 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先生商榷》，《新闻周刊》2002年第18期。
(17) 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先生商榷》，《新闻周刊》2002年第18期。
(18) 受到人民公社体制的限制，即使在农村，农民同样没有经济自由。杜润生指出：“政社合一、公民皆社员的人民公社，不允许自由进出，堵塞了社员自求谋生的道路，限制了农户发展经济的自由。在历史上，农民从来拥有从事多种经营，配置自有资源的自由。但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这种自由权利却受到剥夺。”参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8页。
(19) 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包括国有和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企业在内的大企业还是民营中小企业，大都是生产型的。
(20) 尽管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政府日益重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但是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简单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是吸引外资和启动民间投资的重要手段。即使是各地的高新区，在简单放松管制和优化投资环境的政策支持下，日益成为生产型外资企业发展的重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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