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畴研究到体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畴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当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理论价值取向，就是从微观渐及于宏观，从对概念、范畴的诠释逐渐拓展、深入到对思想体系的深层研究。本文通过对这种取向的产生、研究者们在实践中取得的成绩及应当重视的问题的探讨，来揭示这一研究途径对当前中国古代文艺思想（或美学）的现代价值实现的意义。作者以为在古文论研究中应再次明确重视积累、尚实求真的要求，对由范畴向体系拓展与深化的研究，则应强调范畴体系，依次深入。
关键词 范畴研究 体系研究 现代诠释 价值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古代文论（或古代美学）研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理论价值取向，即从微观渐及于宏观，从对概念、范畴的诠释逐渐拓展、深入到对我国古代文论或美学思想体系的深层研究。有些新著，已经试图通过揭示某些重要范畴的内涵、外延以及范畴间的有机联系，去完成对我国古代诗学体系、文学理论体系或美学思想体系的阐释或整体把握。
上述这种从范畴研究到体系研究的取向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否可取？研究者们在这方面的实践中取得了哪些成绩？存在哪些应当重视的问题和应当纠正的偏差？它的存在对当前我国古代文艺思想（或美学）的现代价值实现（或称价值转换、价值转型）有什么意义？实已成为众所关注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仅就所知，略陈愚见。
一、一条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可行之路
如所周知，微观与宏观是物理学研究领域中一对相反相成的特定概念。后为各学科借用，含义泛化。微观研究，泛指部分或较小范围的研究；宏观研究，则指大范围的或涉及整体的研究。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在学科研究领域中究竟应当侧重哪方面？它们的关系如何？这在建国后中国古代文论或古代美学研究中，已经是一个常为人们道及的传统话题了。但是在当前似乎仍有重提的必要。
对古代文论或古代美学的研究，必须学慎始习，首先高度重视准确、详细、全面地占有各种原始材料，反对不顾史料进行主观臆测，乃至凭空建构所谓“体系”；反对简单比附，把现代人的思想强加给古人；避免重蹈“以中国古代文学的概念牵强附会西方的概念”，乃至“用某种公式剪裁中国文学批评史”（参阅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著《中国文学理论史·绪言》）的历史错误。只有注意从大量可靠的材料出发，从第一手材料中引出结论，才能逐步达到对事物的规律性认识。关于这一点，前辈学者和时贤们均有中肯论述，有的话语重心长，对当今及未来的研究工作犹如春风化雨或警钟长鸣，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比如郭绍虞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商务版）《自序》中那句名言：“愿意详细地照隅隙，而不愿粗鲁地观衢路”，便说得非常辩证深刻、意味深长。当然，在对学科的史料学依据的高度重视（包括对学科内容作微观研究的重视）上，前一辈知名学者还以其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为当今及未来作出了榜样。比如，郭绍虞在其为数众多的文学批评史著、论著、编著中，对古代文论原始材料的精心搜求、整理、诠释、研究，便极负盛名；钱钟书在《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著作中，对大量中外哲学、历史、文化尤其是文艺理论资料进行的广征博引、精微鉴别、深刻阐释与独到研究，更令中外学人叹为观止。他们的代表性著作，不只在触类旁通，探微知著、精审卓识、独辟蹊径上被传为美谈，而且在搜集或占有史料的广度与深度方面，深得国内外知名学者和后学们的尊重与爱戴。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时代的发展，中西文化的进一步交流，近年来我们祖国的社会面貌正在发生更为巨大、深刻的变化。正如笔者在拙著《中国艺术意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中所描述的：“今天，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上，多种制度的并存、交汇、竞赛、较量，诸种意识在实践中的重新检视、衡定与更新，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现代信息的急遽交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日新月异地展现出新的时代内容、新的成果、新的态势和方式……这一切正在更进一步激活我国人民多方面的智慧与创造才能。反映在我国艺术和审美理论领域中，当然也就会造成人们对传统的重新审视，显示出一种建立新的艺术观念与美学体系的欲求。”于是，人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至今，我国大陆出现的一批古文论或古代美学的史、论研究著作，便大都表现出由微观及于宏观，或力求达到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理论特色。而这些著作又大多出自当代正在第一线工作的老中青学者之手，因而几乎在新时期研究中形成了一种合力。人们熟知的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几部文学理论批评史或美学史力作，以及新近陆续出版的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张少康、刘三富著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下）等，便明显地加强了理论性、思辨性与对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宏观把握。比如著者们都努力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结合历代文学艺术创作（或审美创造）的大背景，加深了对古代文论（美学论著）、文论家（美学家）及不同文学观念（美学亦类似）的理论分析。同时注意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或美学）思想及其发展流变的不同特征作出总体把握与描述，对不同时期的文学（美学）家的思想及其复杂性作了较以前更为科学和全面的评价。有的著作还明显地加强了纵向与横向的联系对比和评述。叙述形式方面也有更新，做到既汪洋恣肆又全局有法，既力求详尽又脉络分明，使史的叙述富于变化和张力，从而体现出时代的开放性特征。尤应谈及的是其中一些新出版的史著，开始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史的分期作出新的探索，明确提出中国诗学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分期不宜单纯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而“应当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中心，结合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和文学创作发展的状况，作综合的分析研究”（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前言》）。有的著作还运用“文体演化为分期标准”来概述中国文学发展，或者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为标志进行中国诗学理论的分期（袁行霈、孟二冬、丁放《中国诗学通论》）。陈良运的新著《中国诗学批评史》，则试图以理论形态所反映的历史特征为标志（如所列“功能批评”、“风格批评”、“美学批评”、“流派批评”）进行中国诗学批评史的分期……。以上种种情况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古代文论（或古代美学）乃至古代文学史研究中，这种由微观渐及于宏观，力求达到微观研究与宏观审视相结合的理论发展趋势业已形成。
上述发展趋势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时代的需求与研究者的主体条件的发展变化（如知识结构的变化、学术观点的自觉与更新，乃至包括一些论者急于成功的某些不正确的心理）均有关系。当然，还可以从不同角度作出更为细致的分析，限于篇幅，兹不赘。但应当说，这种趋势的出现总体上说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也是当今时代风尚影响所致。正如一些文学理论史的著者们所论及的那样：“‘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是对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但不应满足于这一步，还需要把历史的研究方式和逻辑的研究方式统一起来，致力于揭示历史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规律性。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不是一大堆偶然现象的胡乱堆积，而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列宁：《卡尔·马克思》），这个揭示规律性的任务，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蔡钟翔等著《中国文学理论史·绪言》）。因此，这种重视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列宁语），把各种史料放在广泛的历史联系中去考察，以求获得规律性认识的努力，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水平的提高，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从微观渐及于宏观，力求实现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有机统一，进而对中国古文论进行新的审视，可以允许作多种具体途径的探索。比如，当今有人以哲学、文化学、美学的观点审视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或文学史）中的种种现象，写出“宏观文学史”之类的著作；以类似“论”的形式写通史、断代史、专题史、文体史；对中国文学理论与东方各国及西方文论作出比较……都可以导致或造成本学科研究中由微观及于宏观，或微观研究与宏观审视相统一的格局，乃至有可能出现新的交叉或边缘学科（如“比较诗学”）。上述研究途径各有千秋，但从当前情况分析，我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颇有影响力、或曰应引起人们进一步重视的，乃是从中国文论的特定范畴或范畴群研究向体系研究拓展与深化这一具体途径。这是当今古文论研究领域中实现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研究方式的一条颇受研究者青睐的途径。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大陆一批新著，例如研究气化谐和、诗歌意象、兴的源起、中和观、品评理论、神韵、意境及由几个基本范畴的诠释、研究进而论述中国诗学体系的新著，便都是试图通过由范畴研究向体系研究的逐渐拓展与深化，实现对中国文论的理论本质与民族特征的宏观把握的。应当指出，这批论著所进行的研究并不都是成功的。有的问题可能还会进一步引起争议和批评，但他们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哲学根基、思维倾向、理论形态、民族特征、内在结构与丰富内涵的探索，显然较具体、较直接和有效地达成了微观研究与宏观审视相结合的要求，并有利于加深人们对古代文论的本质特征和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具体了解。
这种由范畴、范畴群的诠解（当然不是以古释古，而是作出认真严肃和科学的现代诠解）向体系研究拓展、深化的做法（指此种途径、非指作此类探索的某一专著的具体得失），为什么会在各种途径的探索中不约而同被很多学者所选取，并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呢？窃以为主要原因有三：
1、符合中国文论思想体系构成的实际（即其客观生成规律）。应该说，中国文论思想体系是一种“潜体系”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参阅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方法论管见》一文，《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而这种体系正是由众多颇具中国思维特色的概念、范畴及命题的多层有机联系构成的。在美学界曾经有人认为：中国美学是范畴美学，有的范畴本身就是一种理论，甚至是一种理论体系，因而研究中国美学应从范畴及范畴间的联接入手。意思大体相近，可参考。关于中国古文论体系与范畴间有一种特殊联系的问题，很多学者作过论述。有的还从发生学的角度，探索古文论范畴的生成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血缘关系，进而说明：将中国文论范畴、命题置于传统文化哲学的大背景之下去研究，或曰与传统文化哲学精神结合起来研究，正是打开中国古文论思想体系之门的一把钥匙。以愚意观之，上述看法还可作补充及一定程度之修正。即：由于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它的产生反映着不同时代人们对事物的本质特性和复杂关系的理论认识与把握，因而，当中国古代哲学及古文论在其发展过程中，确已构筑起了一种包含单一形态、对偶形态、众多范畴群及众多命题有机组成的范畴系统，而且这一系统又记录着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深刻的历史内涵，反映着这一内涵的种种复杂变化时，人们便自然可以通过众多范畴及其关系的诠释、梳理与深入研究，去完成由范畴向体系的拓展与深化，使古文论研究在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中，逐渐接近对中国古代文艺思想潜在体系的生态面貌和历史真实的把握。
从当前研究情况看，这一拓展与深化似可包括：（1）对范畴原义（原结构）的诠释；（2）对范畴的时代特征及其历史发展、流变状况（纵向结构）的诠释；（3）对范畴的哲学文化底蕴及其与创作、鉴赏、批评、文体、创作方法等的关系作综合层面考察（整体结构）的诠释。上述三层，当然包含对范畴进行历史顺序与逻辑顺序的梳理。
2、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人类认识论规律，即在社会实践中人对事物的认识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芜存菁、去伪存真的思维发展规律。以范畴研究为体系研究之入口处，使人有所依循；由对范畴作精心的现代诠释进及众多命题与文论思想体系，乃至揭示这一体系的哲学根基、思维倾向、民族特色、内在结构、理论存在形态与丰富内涵，则完全顺理成章，具有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特色和优点。
3、能避免仅仅止步于繁琐考据、用现象罗列代替研究的旧式方法，又能避开不顾材料、主观臆造体系之空想。应当指出，由于中国美学总体特征的制约，中国古文论范畴的内涵具有模糊性、多义性、思辨性与体验性相结合等特点。我们在范畴研究中，对范畴的种种涵义作认真的梳理与考辨，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陷于繁琐考据，用现象罗列代替研究。我们应当提倡在众多诠释（有的多达几十种义项）中有所比较、择取、归纳。下面谈一点笔者在实践中极不成熟的粗浅体会，敬请批评。笔者在写作《析品》一文（《文艺研究》1990年第5期）对“品”范畴所作的诠释中，曾面对着名词性的“品”与动词性的“品”两种系列。相比之下，用作动词的“品”的审美内涵更为丰富，于是，便决定重点阐明用作动词的“品”的内涵，在众多义项中，突出了四个层次：（1）“别味曰品”。谈了在审美鉴赏中捕捉审美对象的浅层与深层特征，包括辨别滋味、真味、余味、至味、味外味；（2）“定其差品及文质”，即指论定审美对象的差别及高下，并指明其品性与优劣。包含设置品级（品名）与显示优劣两方面的要求。显示优劣的同时，还可兼有溯源流、分文体、明风格、别高下等多项功能；（3）“式也，法也”。指标举具体的审美范式与明确提出审美标准；（4）“评论、衡量也”，“即其品第而评论之也”。即品而评，是中国品评批评理论的重要特征。可见用作动词之“品”，是一个包含多层内涵的重要审美概念。而用作名词的“品”，乃是指审美对象的品类、品质、品貌、品格、品第或品位等审美特质，且包含着不同层次的多种品名系列。这样诠释，加上对“品”范畴的历史顺序与逻辑顺序的梳理，庶几免于以繁琐考据、现象罗列代替研究。当然，这只是对范畴诠释中的一点不成熟的体会，未必正确，仅供参考与讨论而已。至于不顾材料、主观臆造体系，或将西方某种主义的理论概念不加选择地作上层“横移”，均不可取，已为或将为历史的公正抉择所证实，这里就不多论及了。
从以上三点看，由范畴研究向体系研究拓展深化，不仅有利于当今古文论研究中实现微观与宏观研究的有机结合，而且对古文论（古代美学）的当代价值转换，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如何实现范畴研究向体系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如前所述，由范畴研究向体系研究拓展与深化，是当前古文论研究领域中实现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研究方式的一种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新著在这方面的艰辛探索，的确取得了一定成绩，当然也存在不少问题。下面，试结合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转换，对当前这方面所作的具体努力以及今后在哪些问题上还应引起重视谈谈管见。
笔者以为，近几年来古文论研究领域在范畴研究向体系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中，有三个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1、沿波讨源，探索中国文论思想的民族特色与历史根基。
刘勰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文心雕龙·时序》）。近几年来，有的新著由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及中国古代典籍中出现的文艺理论范畴尤其是一批有代表性的对偶（辩证）范畴入手，密切结合古代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及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对文艺思想的影响，对先秦文艺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民族特色、哲学根基及思想体系的生成与特定内涵进行了追本溯源的研究，从而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中国文论的深厚根源，并进而对这些范畴在中国文艺理论思想史上的发展流变作出相应说明与梳理，使人们对古代文论范畴的最早生成及其发展的历史真实情况有较以前更为真切的了解，因而生耳目一新之感。比如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第一卷对先秦及史前时期有关审美意识、观念及审美活动的历史资料的整理与诠释，拓展了前此的美学史专著的研究领域，使人们对中国美学思想的形成有较前更为完整的认识。再如李炳海《周代文艺思想概观》一书，先从周代的物质生活条件与周礼在社会上的地位切入，详细阐释了周代文艺思想中出现的文与质、性与情、礼与乐、中与和、隐与显等对偶范畴的特定内涵；紧接着由阴阳学说在周代社会哲学文化思想中的地位切入，探讨形与神、气与味、刚与柔、动与静、清与浊、虚与实等辩证范畴的内涵，从而勾勒出中国古代文论的阴阳渗透性、往复性、象征性等特征，加深了人们对“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这一客观规律的理解。
这方面的著作当然也有缺陷：如有些偏于“论”的著作“论”与“史”结合不够，内容缺乏丰满血肉；哲学范畴与审美范畴有时混淆，不能对一代文艺思想体系作出更具体的描绘。
2、专题深入，系统揭示一批重要范畴（包括这些重要范畴所蕴含的文艺思想或理论体系）的丰富内涵与发展脉络。
近年来，选择古代文论中的代表性或核心范畴作精心诠释与专题研究之作不断涌现，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与声势，由这类探索而产生的不少论文或专著均包含着值得重视的理论成果。如钱仲联对“气”的考释，于民对于“气化谐和——中国古典审美意识的独特发展”之研究，栾勋对“环中”之考释与持续研究，刘衍文、刘永翔对“气韵”及古代鉴赏理论之研究，吴调公对“神韵”之研究以及一些探讨意境、意象、中和、品、味、悟的论著及范畴丛书等，理论上均有一定程度的拓展、深化、突破、更新。有的在完成古代文论范畴的现代诠释上，注意科学性，即既符合古代原意，又用当今的词语阐释，见解确具深度，有较强的思辨性与学术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论著所选范畴多为单个范畴，比如审美意识中的气、环中、中和、和、兴、意象、神韵、气韵、韵、意境、品、味、圆、悟、理趣等，多头并进，则和而不同；列为专题，则易于深入。加上这类著作在写作的方法上相当灵活：可论可史，易于结合；内涵外延，双管齐下；深溯根源，理清脉胳；立足今日，提出新解……因而易于引起学人特别是年青学生的兴趣与关注；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写这类论著的不少著者有志向古文论思想体系探索，因而认真选择了一批居于重要地位的古代文论范畴作认真的现代诠释，从范畴或范畴联结中提出系统新见，使著作颇具开放特征或系统特色。当然这只是一种类型的探索，而探索就必然有失误。这类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未必成熟，应当进一步引起争鸣与讨论。比如：关于中和美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的问题，对“环中”之“环”的多重解释，古代审美创造、鉴赏、批评均为一种气化谐和状态，反映了中国重内、重合的思维特征，意境的哲学根基是一种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生命理论，意境的审美运思规律表现为象之审美、气之审美、道之认同三者的逐层升华而又融通合一，意境在当代艺术创造中已出现了各种新的形态，等等。
3、铺排对比，（从范畴的纵横联系中）努力阐明中国诗学或文论思想的发展历程与体系建构。
一些九十年代的古文论研究新著通过对古代诗论众多范畴的梳理，从一些复现率较高的基本范畴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去探索中国诗学发展的精神历程和诗学大厦的体系建构，试图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这类论著的优点是重视考察基本范畴之间的异同与联系（包括范畴历时、共时性特征），并注意从哲学、心理学、美学等多重角度对这些范畴的深层内涵与时代性作出综合考察，既作辨伪、诠释之微观论析，亦有揭示历史脉络与体系建构的宏观审视，在由范畴研究向体系研究的拓展深化中，似乎更富于典型意义。当然得失如何，则尚待学界展开讨论与认真的学术争鸣。比如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通过上列研究，提出中国诗学发端于“志”，演进于“情”与“象”，完成于“境”，提高于“神”的结论。并以以上五个基本范畴的联结，拓展为五个诗学基本理论命题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关系之研究，分“言志”、“缘情”、“立象”、“创境”、“入神”五部分，阐明中国诗学之发展历程与诗学之体系建构。用力甚勤，亦具新意。但由于这方面的探索难度较大，经验教训当然也可进一步讨论。即以上述之诗学体系论而言，其中各论的深入诠释均有不同价值，但以五论的联结来概括中国诗学的历程与体系，则仍有可商榷处。比如，以“志”、“情”、“象”（或“形”）为历时性概念，逻辑上有些问题仍不易说通；把“神”或“入神”这种中国古典诗学审美理想中的体验状态（当然属高峰体验），上升为中国诗学的最高理论范畴或视为最高审美理想，便极容易使人感觉到中国古代诗学体系在理论及用语上的含糊与贫乏。
以上对各类论著缺点的分析，只是带争鸣性质的个人意见，可能不当，谨请批评。
除以上三端，还有其他表现形态，包括：贯通古今、提出新论；中西对比，揭示特色；多学科联系（如文学与绘画、书法、园林建筑乃至音乐、舞蹈理论之联系），开阔视野；部门或文体理论（包括部门美学）研究（如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及有关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散文理论、戏曲理论等的研究）等，各有成绩，各有不足，研究中也大都包含着由范畴研究向体系研究拓展与深化的印迹。这里，应当稍作申论者，为“贯通古今、提出新论”及“中西对比、揭示特色”这两种表现形态。这是涉及古文论现代价值转型的两种重要形态。先说第一种，“贯通古今”之“贯通”，除指对哲学根基、思维方式、审美意识、心理结构及文论思想对当今之巨大影响作出研究外，还指古文论中有些范畴至今仍有活力，或在创作、鉴赏实践中，涵义有所丰富或发展，因而研究工作必须突破古代，向今天延伸。如人们常说的气韵、神韵、意象、意境等便是例子。这就须要研究者一方面对范畴及其在古代的历史发展情况作出认真考察，结合历代的文艺实践提出对本范畴（或范畴群）的内涵、外延和文论思想体系的当代理解，又要考察在现当代文艺创作与批评实践中，这一范畴的具体使用情况与存在形态，形成较系统深入的认识，方有新见提出。新见至新理论，还有一段艰难的行程。当今不少研究者限于学力，虽然经过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做得不理想，必须大力提高水平，方能指望取得与时代发展相称的成果。学界对这方面的新论新著批评较多，甚至用语尖刻，有的批评也的确击中要害。但笔者认为，这方面的探索虽然存在很多问题，或者起步维艰，却是值得认真分析，加以鼓励的。为什么呢？因为立足当代，贯通古今，提出新论，虽非易事，不能造次，但却是时代的要求。众所周知，刘勰、叶燮、王国维都曾在文论史上有过系统的或重要的理论贡献，他们取得成功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仔细考察，与他们绝不止步于一般的古代资料的考辨与复述，立足他们所处时代的审美需求，作出贯通古今的研究，则尤有密切关系。其次是“中西对比，揭示特色”。这方面又可分求异与求同。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方向，重在中西对比中求异，即揭示中国文学及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钱钟书则云：“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序》），故其在《谈艺录》、《管锥编》的大量考释与精微阐发中，最终之意则实在揭示中西之同。旨趣虽异，但二位学者均在阐明中外艺术的发展规律。而他们的博学深思，见解精辟，则均为世所共闻。宗白华关于意境的三层次理论（“直观感象的摹写”、“活跃生命的传达”、“最高灵活的启示”）以及对意境结构所下的形象与联想（或想象）、虚与实相结合的定义，认为中西艺术创造中均有对意境之追求的观点，是何等发人深思；而钱钟书关于圆、悟、气、韵、理趣等等的当代阐释，又是何等全面、准确、深刻。二位学者对中西对比作的都是智慧型研究。典型并不遥远，实值得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深长思之。
在范畴研究向体系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中，当前也存在着一些带倾向性的问题，其中有的问题，已为一些学者所尖锐指出。而就笔者所知，则约为两端：一为简单比附与主观臆测。袁行霈在《中国诗学通论·绪论》中谈研究方法时，已经指出：“用现代人的一些概念比附古人的思想”，“把古人没有的东西强加给古人，或者把原来并不系统的思想硬是系统化”，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他当然也指出：“我们可以采用古人的某一概念结合当时的创作实际加以新的阐发，以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但应说明这是我们自己借鉴了古人的理论而形成的自己的理论”。上述批评意见，是中肯而深刻的。当前简单比附之弊大约反映着一种世纪末的浮躁心理，这对真正实现古文论的现代价值转换，不只无益，而且有害。当然由于社会上浮躁之风日炽，则学界比附臆测的做法不只难于根除，而且会出现种种新的表现形态，当今，在古今对比、中西对比、多学科对比的研究中，浅层类比与无根据的推断便表现得比较突出。中西两个概念、两个范畴、两种文艺观的比较，如不是对双方都有深入理解，极容易造成浅层次类比，实应当引起高度注意。如果进而凭空臆造体系，简单得出结论，就更不可取了。这样做，优秀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转换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第二种倾向是以一般的资料梳理代替研究，造成低水平重复。范畴研究向体系研究深化、拓展，要求人们对范畴及体系都认真作出研究，如双方都无新认识，以一般性的资料拚接代替研究，则势必出现无学术价值之重复，这实际上涉及学风问题，对实现古文论价值的现代转型，当然也是不利的。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以为，应再次在古文论研究中明确提出重视积累、尚实求真的要求；对由范畴向体系拓展与深化的研究，则似乎应强调范畴体系，依次深入。应当了解：中国文论体系、诗学体系、美学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潜体系”（而且是发展着的），自古及今，很多学者对这一潜在体系，一直在进行着艰辛的探索。刘勰的《文心雕龙》、叶燮的《原诗》，实为这种潜体系在彼时彼地的著名文论家心目中的一种反映。今日之学者，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作指导，如能重视积累，尚实求真，联系广阔社会背景，由范畴及于体系，认真加深研究，则必然会承前启后，有所作为。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曾经指出：“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要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的过程中，处在矛盾的发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又指出：意识是反映存在的，但这种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真实、相对正确”的“反映”。因而，通过大量的文艺现象与文论范畴的研究，向这一发展与丰富着的思想体系继续拓展与深化，将有利于真正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实现我国古代文论思想的现代价值转换，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包括文艺理论）事业的健康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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