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殖民文化”沉渣泛起6——围绕“殖民文化”的一场争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沉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人、一个商店、一个娱乐场所给自己起名号，原是寻常事。可是，当所起的名号成为一种倾向，并且关系到国家、民族的一些紧要问题时，就不能不引起重视了。“洋名”的泛滥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有识之士指出，这是“殖民文化”的“苗头”，必须警惕“殖民文化”沉渣泛起。但也有人不以为然，说是小题大作。果真如此么？孙午的文章将有助于读者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和认识。
——编者
近年来，社会生活中刮起的“洋名旋风”愈来愈凶。街道上的“洋”招牌随处可见，一些内资企业也要用个洋字号，有的干脆就用外文。据北京市企业名称登记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1992年以前，国内企业取“洋”名的现象极少见；到1994年，这类“洋”字号约占已登记注册企业的10%；而1995年头三个月，这类名称的百分比便上升到13%。一位上海读者写信给报社记者说，他曾到某街道幼儿园随意翻了翻花名册，发现诸如“尼娜”、“丽莎”、“露莎”、“捷尼”之类为儿童取的洋名近20个，占总数的15%。与此相关的是某些人在语言上滥取、滥用洋名，追求洋味，如把表演故意写成“做秀”，烹调说成“料理”，饼干叫做“克力架”或“派”，小点心称“曲奇”，让人摸不着头脑，中国人不识中国货。
针对这类现象，《人民日报》1995年9月22 日发表赵应云的文章《警惕“殖民文化”的苗头》。文章说：随着大量新店铺的开张，带“洋”字号的招牌也日渐多了起来，什么“戴拿斯桌球城”、“芝加哥娱乐厅”、“圣保罗精品屋”等等，等等。明明是自己的名牌服装，却非要用“中国的皮尔·卡丹”标榜不可。就在家门口的一条街，却偏要叫“东方的华尔街”。就连千年古城苏州的河堤上，也赫然挂着要把苏州建设成“东方威尼斯”的标语。文章指出：“这还只是从商业看文化，从商业看人格和国格，联系到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一些不健康的‘殖民文化’倾向，联系到政治经济生活中不要人格和国格的现象，虽然只是一种苗头，也值得我们警惕，保持清醒的认识。如果听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让殖民文化泛滥开来，由此培养出一批新的‘殖民文化’爱好者，不断地对‘殖民文化’提出新的需求，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会是另外的样子，我们就既对不起一百多年来反对殖民主义的仁人志士，又何以对得起中华民族伟大的祖先！”
随后，《经济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中华读书报》、《文艺报》等均发表了文章与报导，围绕着“殖民文化”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国家语委语言文字管理司也于1995年11月3 日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就如何“纯洁祖国语言文字，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进行座谈。纵观这次讨论，涉及的问题主要是：能否将这类“洋名”泛滥的现象称之为“殖民文化”或“文化殖民主义”？产生这类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应当对这类现象采取什么措施？下面作简要介绍。
一、帽子“大”了吗
1995年11月4日， 《解放日报》发表司马心的文章《帽子太大了一点》，对赵应云的文章及将洋名泛滥称为“殖民文化”沉渣泛起提出异议。作者认为，现在各地在发展之中，豪言壮语不少，比喻之词颇多。象“东方威尼斯”、“中国华尔街”、“东方夜巴黎”之类的比喻，或因不够确切，或因失之稚拙，所以引来舆论非议，诘问商榷，也在情理之中。“但是非议声中，有一种批评，却令人惊心动魄，那便是有独到之士，将此类比喻，斥之为‘殖民文化’，于是拍案而起，严词批判，那就不免使人在惊诧之余，且觉似曾相识了”。又说：“批评是需要的，但是要讲道理。帽子也不是不可戴，但要恰如其份。我们现在开放引进，难免有错失之处。例如前述关于‘东方威尼斯’一类的比喻，如若有错，也是错在失之偏颇，并非罪在‘姓社姓资’。如果动辄甩一顶‘殖民文化’的帽子，未免给人一种‘又来了’的错觉。”
另有一些看法，也多少表露出有所保留。如有的同志说：“这种现象是否能够一概称之为殖民文化，我暂时还不想妄下判断，因为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这样一些‘假洋鬼子’的作为，与其说是一种殖民文化，不如说是长期封闭后的愚昧”。有的同志认为，从文化学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具有某种规律性。因为一种文化总是从经济相对强盛发达的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我们毕竟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还相对滞后，除非闭关锁国，否则，这种文化的流动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因此，我们对这种现象应该持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经济日报》1995年10月20日发表的《“文化殖民主义”现象不可等闲视之》）
司马心的文章登出后，很快便受到人们的批评。1995年11月16日，冯宁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帽子”安在？何谓之“大”》，提出反驳。文章认为，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滥用“洋名”这些不健康的倾向，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要警惕“殖民文化”抬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这一批评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警惕‘殖民文化’的苗头，防止这类文化对人们思想的侵袭，这样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正确把握舆论导向。这是批评必须注意的政治前提。”对这些现象“难道不应该严肃批评，而任其自由泛滥吗？‘帽子’安在？何谓之‘大’？”谢方平在《警惕“殖民文化”的沉渣泛起》文章中也指出，警惕“殖民文化”的苗头，不是“小题大作”。从已经出现的“殖民文化”的苗头来看，它的一个突出影响是对民族自信心的削弱。比如，在一些地方以取“洋”名为时髦，中国人看不懂，外国人也不明白。在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某些领域，爱国之士受到贬辱，汉奸文人及其作品却被重新发掘出来，大肆吹捧。仿佛以往对他们的严正批判，，也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在对外交往中有失国格人格之事，时有所闻；一些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更有甚者，有的商店还将鸦片烟枪当作工艺品出售，以猎奇赢利。某些人只顾赚钱，不顾国家声誉，确是利令智昏。如果听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将造成自暴自弃的社会心理。“牢固树立民族自信心，是个‘大题’。它事关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影响下一代，跨入21世纪。在这个‘大题’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麻痹。”（《解放日报》1995年11月25日）
李家斌则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对“洋污染”提出批评。他认为：语言文字是全民性的社会交际工具，其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语文生活中所反映出来的语文心态，则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目的。而其中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的树立、民族疑聚力的强化、国家主权意识的体现等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如果对语文生活中的“洋”污染听之任之，必然会造成两种严重后果：一是阻碍现代化进程。因为语言文字是迄今为止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如果它被搞得支离破碎、病毒缠身，便无法发挥自身作用。二是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一种误导，削弱民族自信心、凝聚力。“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语文生活。我们“应该从包括语文生活在内的各个方面积极吸收外国文化，但前提是为我所用，使外国的东西融入本国、本民族文化体系中，而不是取代本国、本民族的文化。没有民族特色的东西不可能走向世界。”（《光明日报》1995年11月7日）
有的同志还指出，和崇“洋”风一样，封建主义的沉渣泛起同样不可忽视，另一些匾牌和商标的命名诸如“太上宫”、“王朝”等等便颇多封建色彩，这也需要加以有效的遏制。除了“崇洋”、“崇王”，还有“崇阔”和“崇混”，如“富家大酒店”、“贵族美食城”、“绅士购物中心”以及“销魂夜总会”、“浪荡游乐场”等等，都折射出社会上一部分人粗鄙、媚俗、趣味低下的不健康心态。对这些明显有悖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应当重视，不能任其污染社会风气和人们的心灵。
二、是“庸人自扰”还是“见微知著”
司马心的文章还提出了一个论点，就是认为“殖民文化”是帝国主义列强，以枪炮鸦片之类，侵占彼国领土，迫其主权易手、江山变色之后，于殖民地强力推行的“宗主国”文化。因此，“‘殖民文化’的前提，是殖民现实。今日中国，怎么可能‘泛滥’这种‘殖民文化’呢？我们的开放，乃主权在手前提之下，主动吸收外国的东西。这个道理本已无须赘叙。数年之前，关于土地批租是否‘租界重现’，洋货入境是否‘经济侵略’的辩论中，已经讲得十分明白。怎么到了开放十七年后的今天，又弄不清楚了呢？何以朗朗共和国天下，飘飘五星红旗之下，因为借用了几个洋名词，就变成了汹汹而来的‘殖民文化’呢？”
“殖民文化的前提，是殖民现实”的说法能站得住脚吗？冯宁明确地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经济的反映，但文化又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相对独立性。它的发展变化与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是不完全同步的。“封建文化并不因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而退出历史舞台，殖民文化也并不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已过去四十多年而销声匿迹。事实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殖民文化是经常沉渣泛起的”。谢方平也认为：“殖民文化”不会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已经逝去而销声匿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已在根本上铲除了“殖民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也不能忘记，社会意识一旦产生，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文化具有历史延续性。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伴随着疯狂的“经济侵略”的，是无孔不入的“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由此产生的“殖民文化”，在我国有很深的影响，并且往往同封建腐朽思想相结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产生复杂的消极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还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国际范围内的各种精神文化力量相互激荡，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势必遇到思想文化方面严峻的考验。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实行“西化”、“分化”的战略，“殖民文化”的渗透也将变得不可避免。“如果我们对它不保持警惕，听任它泛滥开来，就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产生人们所不愿看到的损害。这不是‘庸人自扰’，而是‘见微知著’。”
从表现上看，“洋名称”的泛滥似乎只是一个商业行为问题。其实不然。有的同志认为，究其本质，暴露出了民族文化的某种危机感。尽管我国的知识界和文化界对此已有所意识，但总起来说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某些作品深层还隐藏着文化殖民主义的因素，并以此津津乐道。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自然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但在今天则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一个民族的存亡除去暴力因素外，文化、语言上的演变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而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各民族间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文化的多样性恰恰是人类文化的魅力之所在，而趋向单一性的文化前景则是十分危险的。（《经济日报》1995年10月20日）
三、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面对“文化殖民主义”现象的泛滥和发展，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和对策？绝大多数人认为，不能对这类现象听之任之、麻木不仁，而应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措施，警惕“殖民文化”的沉渣泛起，制止它们的蔓延。有的提出，在匾牌、商标的命名上既应该鼓励和提倡弘扬民族文化、表达民族真善美的愿望的做法，同时也需要制定一些相关的法规予以规范和管理。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文艺创作的同志，面对这种状况至少可以发挥一定的制衡作用，既没有必要赶浪头，追时髦，也可以在坚持和弘扬本民族文化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同时，对外来文化还应该加以介绍、鉴别和定位。还有人指出，国家有关决策部门既需要坚持改革开放的眼光和精神，又必须在社会文化发展上有一种战略性的考虑和措施，除去借重知识界、文化界在舆论上的呼吁和引导外，更有必要在立法上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切不能因为我们在经济上的暂时落后而放弃文化上的独立性。
在国家语委语言文字管理司召开的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当前形势下如何加强语言文字的规范化、警惕“文化殖民主义”的倾向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他们认为：首先是各级领导应提高对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认识，做到两个文明一起抓，千万不能只抓经济，向钱看，忽视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动态；二是要把握好舆论导向，报纸、广播、影视等传播媒介要首先为维护祖国语言的纯洁性作出表率；三是重视和加强各级语委机构和队伍的建设，切实负起责任来；四是要加强立法，使语文文字规范化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并加大执法力度，各级领导应率先垂范，说普通话，用规范字。
关于当前“文化殖民主义”的讨论，不少学者认为有助于近年来文化学术界一些理论问题的研究。不久前理论界介绍了西方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有的论者认为这一理论批判了帝国主义在“冷战”之后对第三世界的文化包围和文化入侵，为第三世界学者的“非边缘化”和“非西方化”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更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后殖民主义不过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殖民侵略。当前，“文化殖民主义”的讨论正逐渐深入到文化和文艺思潮的分析和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