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吗——从诺思和林毅夫的观点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人力资本论文,观点论文,诺思论文,林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本文中，我们只限于考查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而把它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暂且撇在一边。即是说，我们不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区分，更不作它们孰优孰劣的评判。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意识形态视作一个中性名词。
林毅夫（1994，第381页）在论述意识形态的制度性作用时， 写道：“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之后，他阐述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内容。
意识形态果真是人力资本吗？
我们知道，意识形态理论最初是由诺思提出来的。诺思（1994，第50页）指出，“随机观察提供的证据表明：大量变化的发生是由大团体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按照搭便车问题的逻辑是不应该发生的”。据此，他认为，“……我们使用的收益——成本分析大有局限性，……理论不扩展，我们就无法说明由于大团体行为所导致的大量的现实变化”。所以，他建立了意识形态理论，并且指出，“一个社会的教育体制不能简单地用狭隘的新古典主义语言来表述，因为许多教育都是直接并反复灌输一套价值观，尽管它不是人力资本的投资”（第59页）。在该引文中，“一套价值观”指的就是意识形态。由此可见，诺思对意识形态和人力资本作了明确的区分。
一、定义、特征、度量及其他
1.意识形态和人力资本的定义
意识形态是指个人对世界的一套信念，倾向于从道德上评判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人力资本是指人的知识和技能，它有别于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
2.意识形态和人力资本的特征
意识形态有以下几个特征：
①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通过它，个人认识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指引，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
②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关于世界公正的道德伦理评判交织在一起。
③当个人的经验与其意识形态不符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实际上，他试图发展一套新的、更适应其经验的理性。然而，重要的是强调一下……个人在改变意识形态前，其经验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积累。
④就个人而言，意识形态因沉淀已久而愈加难以剥蚀或改变。
相应地，人力资本也有以下几个特征：
①人力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可以为它的拥有者带来收入，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人力资本是一种财富。
②人力资本总是与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提高联系在一起。
③个人之所以愿意追加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因为他预期这种投资会增加他未来的收入，且所增加的收入足以补偿这种投资的费用或成本。
④就个人而言，随着年龄的增加，人力资本不断退化，这相当于物质资本的折旧：a.由技术进步或教育水平提高引起的知识贬值，这相当于物质资本的无形损耗；b.根据人力资本的第二种度量方式（见下），随着年龄的增加，一个人余下的用以贴现劳动收入的时间缩短了，人力资本因而减少，这相当于物质资本的有形损耗。
3.意识形态和人力资本的度量
意识形态的投资者是统治者，所以， 意识形态禀赋（ideological endowment）的多少直接取决于统治者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主观努力程度和投资水平。
至于人力资本，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用和非人力资本一样的方式，即用形成资本的费用来度量它。但由于这种度量方式要求对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加以鉴别，而这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做到，所以我们可以用一种替代方式，即用人力资本的收益而非成本来度量人力资本（舒尔茨，1990， 第9页）：如果一个人在某一时点以后不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那么他在该时点的人力资本在数值上应等于他在余下的一生中所取得的全部劳动收入的现值和。从这种意义上讲，人力资本等同于人力财富。为了便于后面的分析，我们另外引入一种度量方式，即用一定质量的劳动的数量来表示人力资本，这种方式的可行性在于不同种类的劳动可以相互比较和换算，因为，经济学上的通常假设是，复杂劳动（熟练劳动）和简单劳动（非熟练劳动）之间只有量上的区别，而无质上的区别。
4.意识形态和人力资本的共通之处
尽管意识形态和人力资本在定义、特征和度量上都是不同的，但它们也有若干共通之处：
①意识形态禀赋愈多，人个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可能性愈小，他的意识形态信念（即认为现行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是合乎义理的）也愈强，于是统治者有这种投资的激励。同样地，人力资本愈多，现在和未来的劳动收入愈高，补偿以前的投资费用还有余，于是个人有这种投资的激励。
②如果发生永久性的变化或变迁，青年人会比老年人更快地获取新的意识形态，即使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偏好相同；这是因为老年人有较多的需要加以剥蚀的意识形态，从而需要较多的时间和努力。同样地，青年人较老年人更愿意投资于人力资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相对于青年人来说，a.老年人一生中余下的用于获取劳动收入的时间较短；b.老年人面临的死亡威胁程度较高，风险调整后的贴现率（
risk-adjusteddiscount rate）因而较高。
二、对生产函数的作用
我们以宏观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为例，说明意识形态和人力资本的区别。
考查某个经济社会。假定它在某一时点t的人口为N[,1]，劳动力等于人口，劳动供给无弹性，且劳动是同质的；该经济社会使用两种投入：资本（指的是非人力资本）K[,t]和劳动。那么， 在不发生技术进步时，该经济社会的产出为：Y[,t]=F（K[,t],N[,t]）。
如果该经济社会此时正在发生劳动增加型（或称哈罗德中性）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可视作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技术率为μ，那么该经济社会的产出变为：Y[,t]′＝F〔K[,t]exp（μt）N[,t]〕。
比较Y[,t]和Y′[,t]的表达式，并采用人力资本的第三种度量方式，我们知道，人力资本作为一个变量（内生变量）进入生产函数中，而且在资本水平给定的情况下，人力资本越多，产出也越大。
索洛（1994，第38页～39页）给出了另一种形式的技术进步，即劳动和资本同时增加型的。与劳动增加型的技术进步相比，这更现实一些，因为经验告诉我们，技术进步不仅提高劳动的素质也提高资本的素质。在索洛看来，生产函数应写作：Y[,t]″＝F〔exp（μt）K[,t],exp（vt）N[,t]〕。但即便这样，也不影响我们的讨论结果。
我们转而分析意识形态对生产函数的作用。诺思认为，“为解决搭便车问题，需要构造一个意识形态理论”（第33页）。在他及其追随者看来，意识形态信念的作用在于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所以，意识形态信念的增强有助于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的参与程度的提高，产出随之增大。但这一作用机理告诉我们，意识形态是外生变量，并不直接进入生产函数，只是影响或改变生产函数的形式。
对于上段的最后一句话，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受某种意识形态的支配，原来需三个人干的活现在只需两个人干了（即雇员的干劲提高了），那么，意识形态不是作为内生变量吗？我的答复是：这是看问题的一种角度，我们可以换一种角度而不影响问题的实质。举例说来，假如生产函数为：Y＝2N， 当把意识形态视作内生变量时，劳动N由2变为3，产出Y由4变为6；当把意识形态视作外生变量时，我们把生产函数转化为：Y＝3N，N仍是原来的2，但产出Y照样由4变为6。从这种意义上讲，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区分是相对的。
三、对效用函数的作用
我们以微观经济学中的效用函数为例，进一步说明意识形态和人力资本的区别。
微观经济学假设，理性的个人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寻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经济社会只有两种商品（商品1 和商品2）可供消费，价格分别为P[,1]和P[,2]，P[,1]、P[,2] 不因个人在两种商品之间的选择而变动。他的劳动收入为W，非人力财富为V，市场利率为r，则最优规划问题为：
max u（x[,1],x[,2]）
s.t.p[,1]x[,1]+p[,2]x[,2]≤w+vr,
或等价地，max u（x[,1],x[,2]）
s.t.p[,1]x[,1]+p[,2]x[,2]＝w+vr
其中x[,1]和x[,2]分别代表该个人对商品1和商品2的消费量。
人力资本对效用函数u（x[,1],x[,2] ）毫无影响： 既不作为内生变量进入效用函数中，也不作为外生变量影响效用函数的形式。但人力资本跟劳动收入直接有关，它们相互决定，从而影响预算约束，最终影响最优解x[,1]*和x[,2]*。不过，人力资本投资（w增加）对x[,1]* 和x[,2]*值的影响却是模棱两可的。这是因为，对于正常商品，收入提高的结果是对这种商品的需求的上升；而对于劣等商品，收入提高的结果是对这种商品的需求的下降。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那就是个人的效用水平提高了。
意识形态作用于效用函数的机理与此不同。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之所以被认为向现实逼近了一步，是因为他意识到了新古典模式和现实的不符，它“不能捕捉到人们决策过程中的其他因素。人个效用函数远比新古典理论迄今为止所体现的简单假定复杂”（诺思，1994，第50页）。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在质或量上的不同，导致效用函数形式在不同个人之间以及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之间的不同，而对预算约束无影响。
对于这一结论，有必要作点说明。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内容，意识形态的改变可以增加产出，从而有可能提高工资。但是，为了不增加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在这里假定意识形态的改变对工资没有影响，这主要基于以下的事实：a.雇主对雇员意识形态的改变的反应通常有一定的时滞，所以雇主支付给雇员的工资在这段时间内没有改变；b.即使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雇员的干劲也会提高，而这正是意识形态在生产方面的作用。
四、一个例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如上所述，意识形态和人力资本在理论上有着重大的区别，人力资本涵盖不了意识形态。既然如此，在实践中，作为投资主体和推动者的国家就有必要对意识形态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加以严格的区分，甚至在部署阶段，就要拟订出它们各自的侧重点，不能简单地以其中一个覆盖或取代另一个。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它有两项内容：一项可视为意识形态的投资，另一项可视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鉴于教育和科学的发展中央已有全面部署，本次全会主要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发展教育和科学旨在提高人口的素质或提高民众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此即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主体虽然是个人，个人具有内在的投资激励，但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外部性决定了国家有必要对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加以推动和引导。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旨在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促使个人认同现行社会制度并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封建腐朽思想的侵蚀，此即诺思所谓的“对合乎义理性的投资”（诺思，1994，第46页）或曰“意识形态投资”。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人力资本投资和意识形态投资是分开部署的，这验证了我们的观点。
从第二三部分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尽管意识形态和人力资本对生产函数的效用函数的作用机理不相同，但意识形态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效果却是相同的，两者都有助于产出的提高和福利的增进。所以，党中央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一根本方针具有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同时，如《决议》所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长期的、复杂的”，对此我们要有深刻的认识，而这只能建立在对意识形态和人力资本的共通之处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上。
最后，如第一部分所述，由于青年人有更强的改变意识形态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所以他们必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力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然围绕他们进行，力争培养出一批又红又专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