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范式变迁与创新
□文│王雪莲 郭致杰
[摘 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新闻出版史的研究从萌芽起步到成长发展经历了不断探索与创新完善的过程。这70年间，中国新闻出版史的研究立足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将新闻出版活动的叙述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媒介技术的变迁中，记录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出版事业及一些具有重大贡献的新闻出版家，揭示中国新闻出版史的发展规律。以中国学者自1949年至2019年70年间对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的专著与论文为研究样本，进而考察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范式的变迁，并对未来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范式的创新趋向进行探究。
[关键词] 新闻出版史 研究范式 革命史 研究方法 新中国成立70年
中国新闻出版史以中国新闻出版活动产生、发展的历史为研究对象，是中国出版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因其同时涉及新闻学、历史学、编辑出版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从而具有交叉学科的研究特色。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新闻出版史的研究从萌芽起步到成长发展经历了不断探索与创新完善的过程。这70年间，中国新闻出版史的研究立足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将新闻出版活动的叙述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媒介技术的变迁中，记录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出版事业及一些具有重大贡献的新闻出版家，揭示中国新闻出版史的发展规律。本文以中国学者1949～2019年70年间对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的专著与论文为研究样本，进而考察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范式的变迁。
一、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范式的基本概述
“范式”的概念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8年提出。范式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反映了在科学研究中观察与理解问题的框架与角度，它形塑人们的认知方式，并最终影响人们处理与解决问题的方法。由于新闻出版史涉及了新闻学、历史学、出版学三个学科，其研究范式必然也综合吸收了新闻学、历史学、出版学三个交叉学科的方法，反映了在一定历史阶段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的内在模式与结构。笔者以这三个学科的研究范式为参照系，尝试对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范式做出基本概述。
1.革命史的研究范式
革命史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骨干与核心，新闻出版史中革命史的研究脉络也必然追随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历程，并建构出自身的理论框架作为评价新闻出版活动、新闻出版人物的主要标准与重要参照系。革命史的研究范式在新闻出版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主导地位，其阐释新闻出版史的方式也具有典型的特征：第一，新闻出版的研究始终立足于阶级斗争与政治功能，阶级分析法贯穿研究的总体。第二，新闻出版史阶段的划分呈现革命史化，以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历史分期作为重要的划分依据。第三，其研究通常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观念与鲜明的政治立场。
2.现代化的研究范式
现代化的研究范式也在新闻出版史的研究中得到运用与体现，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现代化的研究范式采用一种纵向研究的视野与方式，把历史中的新闻出版活动置于现代化的进程中加以考察。第二，在新闻出版史的研究中，现代化研究范式把新闻出版史中的事件和人物是否能够推动现代化进程作为衡量与评判的重要指标。第三，现代化的研究范式注重描摹与再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貌，有利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要素与社会史的有效整合。
3.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是指将新闻出版活动作为社会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探究新闻出版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是一种横向研究的方式，不仅研究新闻出版史本身的内在规律，而且力图考察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因素对新闻出版发展的影响与作用。由此看出，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在描绘新闻出版史研究的发展脉络时，同时也展示出宏观、纷繁、有机的社会图景，进而努力从中挖掘其联系、规律及意义。社会史的研究范式作为一种系统性强、视野开阔的研究模式，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社会史的研究方式是作为一种“新史学”观下的一种“总体史”，它往往对历史是一种“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因此，这种研究范式具有“大历史”的特征，且具有综合式、长时段的研究特征。[1]第二，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弥补了革命史研究范式中研究主体单一化、固定化、局限化的不足，激活了新闻出版研究的生命力，将过去遮蔽与忽略的问题进行有效呈现。
二、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范式的阶段性特征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的70年间，我国新闻出版史研究经历了从萌芽到停滞又到恢复探索再到蓬勃繁荣、在拓展与创新中稳步前进的历史进程。梳理这70年间中国学者对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的专著与论文时发现，革命史、现代化、社会史这三大研究范式并不是在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历史分期的某一阶段单独存在，而是几乎并存于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的各个发展阶段，且在某一历史时期，这三种研究范式所占的比例与地位各有不同。笔者在下文将进一步从研究对象、研究重点、研究方法三个维度去论述各个历史分期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范式的阶段性特征。
1. 1949～1977年：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的萌芽与停滞
1949～1977年这20多年间，我国新闻学术研究在“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与国内政治环境的深刻影响下经历了萌芽与停滞的曲折发展阶段。此阶段我国学者对于新闻出版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报刊出版史的研究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新闻出版史的革命史研究范式产生并确立，这对于整个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缺点？反逻辑的操作布局和菜单使得上手难度大大提升，采用AAA电池供电的设计虽然提升了易用度，但是续航表现并不理想。至于画质方面，这台相机的表现只能用糟糕形容。这块1800万像素的传感器在噪点控制、细节表现力方面都落后于行业水平。弱光拍摄更是令人失望，这台相机的最高ISO只能达到400，相对较大的f/2.8镜头能够弥补一些劣势，但是定焦镜头的设计大大降低了它的使用范围。
研究的时期较为局限，研究体例多为综述与反思。 1978～2000年这20年的新闻出版研究中，专著与论文主要集中在近代清末到民国初期与抗战时期这两个时间段。由于此时期的研究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关于近代新闻出版的研究总体呈现出研究对象较为单一、研究视野稍显狭窄、研究的时期较为局限、研究内容不够深入的特点。其中，运用革命史研究范式的论文也多集中在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的论述。从研究体例上来讲，此时期的大部分研究多以综述、反思、史评的研究形式出现，开始体现出一种对历史研究的批判性视角与学术反思意识，但此时期关于新闻出版史的研究数量较少，尚未形成丰富、完整、完善、系统的学术理论体系。
以教材与资料性论著为主，强调报刊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1956～1965这10年中，学者们对新闻出版的研究大多都以教材与资料性论著为主，且主要集中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进步报刊的出版发行方面，着重强调报刊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所发挥的宣传、推动作用。如潘梓年于1959年出版的《新华日报的回忆》，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1958～1960年间，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又编写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讲义》《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填补了新闻史研究中中共报刊史研究的空白。[3]
从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中，“文革”的“十年浩劫”使得大陆的新闻出版研究处于停滞阶段，而香港和台湾地区在此时却成果丰富，主要集中在对著名报人与报刊出版活动的研究上。如朱传誉的《报人·报史·报学》，林慰君的《林白水传》，徐永平的《革命报人别记》等。[4]
在计算机界，尤其是分布式系统部分，共识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共识问题的发展过程中，首先仅考虑了节点的可靠性，之后加入了容错问题，但节点依然要求相对可信。在当前常用的共识算法中，许多算法允许节点随意加入网络而不要求较高的可信性。
以革命运动与政治事件作为历史分期，史论结合，理论色彩浓厚。 梳理本阶段新闻出版的历程可以发现，此阶段对于新闻出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报刊的出版研究方面，史论结合、理论色彩浓厚，尤其着重强调革命报刊与进步报刊。一方面，报刊与革命运动的关系密不可分，这主要体现在革命运动成为报刊产生、发展、改革的重要驱动力，强调报刊的阶级属性、政治立场与宣传主张，充分体现了在这个时期革命史研究范式政治化的倾向。另一方面，革命化、政治化的研究范式使报刊的研究以政治思想斗争为主线，淡化了新闻出版研究的本体意识，没有充分将新闻出版作为主体，忽视了对新闻出版在历史发展中表现出的自身规律与独特性的书写。
2. 1978～2000年：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的探索与发展
2011年至今的近9年中，媒介融合、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为新闻出版业态带来深刻影响，也促使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对象与方法的拓展与创新。总体来讲，这个阶段革命史、现代化、社会史三大研究范式不断成熟，成果颇丰；图像新闻出版史的研究开辟了新闻出版史研究的新领域；叙事学的研究方法激发了新闻出版史研究的活力。
研究范式以革命史与现代化范式为主。 此阶段，我国对中国新闻出版史的研究范式主要以革命史与现代化范式为主，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少有涉及。1981年，方汉奇撰写的专著《中国近代报刊史》概括了报刊产生与发展的源流，按照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历史分期，立足于阶级分析法，重点论述了从1815年到1915年的新闻报刊出版活动。王力的 《晋冀豫区新闻出版史探源（上、中、下）》一文研究了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报刊形成了教育、动员、组织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进行抗日的有力宣传工具，也是革命史研究范式的代表。严锋的《论戈公振及其〈中国报学史〉》则立足于现代化的研究范式，指出要运用批判性的、发展的眼光去研究戈公振的《中国报刊史》。肖东发、袁逸在《二十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鸟瞰》中运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结合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背景梳理了中国出版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出版史发展的第三阶段提到了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研究意义。刘小清的《中国百年报业掌故》则运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记述了百年中国新闻出版事业中的著名报人与报刊创办的故事。
革命史的研究范式开始形成并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新闻事业、最早诞生报纸的国家，然而中国对新闻出版史的研究却起步较晚。1921年，中国著名报学家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被公认为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与奠基之作。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56年这段时间里，我国的新闻史研究一直处于向苏联学习的模式中，关于本国新闻史研究的著作与论文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报刊史是新闻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956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发了《马列学院新闻班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这份教学大纲是我国报刊史上第一份教学大纲，[2]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新闻出版史研究的开端，同时也标志着革命史的研究范式开始形成。《马列学院新闻班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以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作为历史分期，属于典型的革命史研究范式，论述了报刊的政治功能。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对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的专著与论文数量大幅增长，这一阶段学者对整体史的研究继续深入，并出现按照地区、民族分类的新闻出版专题史的研究，同时近现代出版人物与报刊的研究逐渐增多。总体来讲，21世纪的头10年中，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成果丰富，呈现一派蓬勃发展态势。
1）采用了紫外湿式催化氧化+EM菌生化脱氮处理工艺，出水效果较好，可以达到GB 16889—2008表3排放标准。
研究方法多以史料的搜集与考证为主。 这个时期关于新闻出版史的研究方法多以史料搜集与考证研究为主。由于此时期对新闻出版史的研究时段集中在近代清末到民国初期与抗战时期，需要大量的一手史料与二手史料的支撑。如陈正书在《上海租界史上最早的新闻出版法》一文，其中关于上海租界当局刊发的相关条文，作者直接取证于1919年5～7月的《民国日报》，对于一些史料的说明，作者同时查考1980年出版的《上海公共租界史稿》辅以佐证。[5]由此可见，这个阶段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注重史料来源的真实性，偏向于获取与采用原始史料，保证研究的客观、公正。
3. 2001～2010年：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繁荣态势
（1）生产参数。为提高工程施工质量，上面层采用改性沥青混合料，生产时必须严格把控拌和温度和时间参数，通过试拌法以沥青混合料无明显离析、结团成块为标准[3]，最终确定AC—16沥青混合料的生产参数为：矿料加热温度180～190℃，改性沥青加热温度150～160℃，混合料出料温度155～165℃，拌和时间60～70s。
第一，此时期运用革命史研究范式的专著与论文主要集中在中共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新闻出版活动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新闻出版的控制、立法情况两大方面。如徐莉的《晋察冀根据地新闻出版事业的特点与历史贡献》，刘畅的《陕甘宁边区新闻出版业研究》。第二，此时期运用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论文主要体现在新闻出版价值的阐释、大数据对于新闻出版业态的影响及媒体融合时代新闻出版的产业融合之道三个方面。如宋建邦在 《新闻出版的“三不朽”价值观》中阐述立德、立功、立言在当代新闻出版中所被赋予的新的价值内涵；韩丛耀在《大数据下的新闻出版业态与传媒教育》中论述了大数据助推新闻出版业所形成的若干趋势。第三，此时期运用社会史研究范式的论文主要体现在对现代新闻出版史中的报人、编辑的研究。如范军在《现代中国出版史上的一流编辑》中按照不同类型的编辑家对于社会与时代发展的不同作用与贡献进行划分，阐释了他们对于社会变迁与出版的重要影响。
近现代新闻出版人物、制度与刊物研究逐步深入，少数民族新闻出版研究成为新增亮点。 2001～2010年的这10年中，学者对于近现代出版人物、制度与刊物的研究逐步深入。首先，在社会史研究范式的影响下，这一阶段学者对于近现代新闻出版人物的研究不再只是对人物新闻出版活动的梳理与回顾，而是将出版人物置身于时代与社会的语境中加以考察，从新闻出版人物的实践与业绩中提炼与阐释其出版思想与创见。如孙玉祥在《王韬——中国近代第一个出版家》中从言论自由、报刊作用、编辑素质、新闻真实性四个方面概括了王韬在当时先进的办报思想。雷群明编著的《韬奋论新闻出版》一书主要分为邹韬奋关于新闻出版的思想论述与邹韬奋个人的出版经历，其中邹韬奋对于新闻出版的相关论述涉及服务对象、舆论导向、编辑方针、记者、报刊等多个领域，内容丰富而详尽。其次，这个时期对于出版人物的研究不仅局限于新闻界的专业人士，而且还扩展到对出版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革命领袖、政治人物等。最后，此时期对新闻出版制度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的新闻出版立法与国民政府时期的新闻出版政策与制度。
除此之外，这个时期对于少数民族新闻出版研究成为新增亮点。如白润生在《蒙古族新闻出版业简介》中简要介绍了蒙古族早期的出版家特穆格图与一生致力于新闻出版事业的萨空了，反映了少数民族人民对我国新闻出版事业的贡献与努力。段离在《蓬勃发展的新疆新闻出版事业》中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机制与体制创新促使报业产业化运作不断深入，并催生了一批类型多样的都市报。
加强个案研究，从思想、文化、法制等多维度切入研究。 梳理21世纪头10年的新闻出版史研究发现，此时期加强了对新闻出版史个案的研究，且开始从思想、文化、法制等多维度切入，引入多学科的内涵及思想并渗透其中。这个阶段的个案研究内容包括新闻出版中的人物、制度、事件、地方新闻出版等。在这些个案研究中，研究者们不仅需要挖掘与掌握相关的材料史实作为论证的重要支撑，同时需要立足于一个贯通宏大的历史视野，将个案的研究作为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关键节点进行深度剖析，把握个案在历史脉络中的位置与意义，进而从个案中获取历史哲思与洞见。
图像新闻出版史的研究开辟了新闻出版史研究的新领域。 图像是进行信息传播的重要符号系统。而长期以来，“图像新闻”一直是新闻出版史研究中被忽视与遮蔽的重要领域。2011年韩丛耀及其研究团队出版的《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1840—1919》（套装共6册）专著填补了对图像新闻出版研究这片关键领地的空白，开拓了新闻出版研究的新方向。此套专著选取1840年至1919年近代史中2000多幅新闻图像出版资料进行个案研究与文本分析，梳理了图像新闻出版从“描摹”到“事实画”再到报刊图像的发展历程，概括了不同阶段图像新闻出版的特征与传播内容。朱永明《在图像新闻出版史研究的里程碑——评〈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1840-1919〉》一文中对图像新闻进行生产、结构、社会场域维度下的分析与模型建构，运用传播学与符号学的理论深化了图像新闻出版的研究。[6]许峰《藏在图画里的中国近代新闻出版史——以上海〈图画日报〉为考察中心》则选取清末上海新闻画报《图画日报》为研究个案，论述近代印刷技术变革与新闻出版业发展的相互促进作用，从而以小窥大，见证中国近代新闻出版史的前进步伐。
经过分析，我们再次将高于中介中心度指标均值的节点作为关键中心节点，新增重庆红岩、重庆夜景、名山、神女峰景区、神农溪、三峡人家、恩施大峡谷、武汉东湖为关键中心节点。印证上文对三峡游客流动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图及整体中心度的分析：三峡旅游正逐步形成都市带动三峡整体旅游的发展趋势。从数据显示来看，三峡旅游腹地景区发展较为成熟并取得较大成功的景区为恩施大峡谷(土司城)，三峡旅游逐步形成重庆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奉节—巫山-巴东-秭归经典段、恩施武陵山片区四大空间发展格局。
4. 2011～2019年：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在拓展与创新中稳步前进
1978年的改革开放打破了长期禁锢在新闻学术研究领域的沉重枷锁，我国新闻出版史的研究开始在崭新、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中重新前行。自1978年至2000年这20多年间，我国对新闻出版史的研究进入了探索与发展阶段。
三大研究范式并驾齐驱，在各自的研究范围内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此时期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的三大范式日臻成熟，三大研究范式并驾齐驱、不断深化，在各自的研究范围内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开始增多，革命史与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平分秋色。 运用社会形态理论去分析新闻出版史的阶段与规律是社会史研究范式的重要表征。2001～2010年的这10年间，中国新闻出版的社会史研究范式开始增多，运用革命史与现代化研究范式的研究数量平分秋色。在这一阶段，社会史的研究范式主要用于研究近现代著名新闻出版家、报刊家的思想、实践与贡献及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事业概况两个方面。革命史的研究范式在这个时期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多个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的历史、影响与价值研究。如肖力的《晋西南根据地新闻出版史综述》，史言的《晋西北根据地新闻出版史鸟瞰》，严帆的《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田建平、张金凤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新闻出版史》等。
地方新闻出版史是中国新闻出版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吴永贵《抗战时期桂林新闻出版编年史的价值意义与实践构想》一文，就以抗战“文化名城”桂林作为个案研究，引入文化史视角，分析桂林新闻出版编年史可以产生的历史文化环境与重要历史价值，结合地方现有的人文及历史资源与文献提出实践构想。
叙事学的研究方法激发了新闻出版史研究的活力。 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中革命史的叙事框架大多置于革命史的模式与架构中，其叙事话语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政治传播的话语风格。此时期对于新闻出版史研究的专著与论文引入了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将叙事学与革命史和社会史两种研究范式相结合，从经济、技术、文化等多方面描绘与分析新闻出版史发展的深层社会动因。如范军在《现代中国出版史上的一流编辑》中采用叙事学的研究方法，以现代编辑领域对时代贡献的五种不同类型划分作为叙事线索，运用生动的、故事化的叙事方式展现邹韬奋等五位著名出版编辑的风采。
命题2.4 设伪BCI-代数X的犹豫模糊集，则为X的犹豫模糊反群滤子当且仅当对任意γ ∈ P([0,1]), 要么 ∅, 要么为X的反群滤子.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 今我不乐，日月其除。 无已太康，职思其居。 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莫，暮。 职，应该。)
三、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范式的反思与创新趋向
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范式的阶段特征可以发现，这70年间我国新闻出版史的研究范式虽然在繁荣与发展中不断前行，但总体上依然处于一种传统的研究窠臼中，其研究范围与对象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近现代新闻出版史的研究上，对当代新闻出版事业的研究鲜有论及。然而，在如今大数据渗透社会方方面面的背景下，数字化出版物的勃兴、量化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及西方新闻史研究范式相关理论的引入都将为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范式的创新趋向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与有效启发。
割草装置的转向部分主要由电机和减速机构构成。减速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增大电机的转矩, 减速比越大, 转矩也越大。参考后轮驱动传动减速机构设计，转向部分传动机构也采用齿轮三级传动减速，其中，传动比
1.新革命史范式、媒介生态环境范式的创新探微
近年来，历史学研究领域提出了“新革命史”范式，“新革命史”研究范式指在继承传统革命史范式的研究基础上，从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革命与社会的双重互动关系与视角出发，用社会史、计量史学等多学科相融合的方式去为中国革命史提供一个新的书写方式与解释架构。[7]也有新闻史学界的学者提出“媒介生态环境范式”，即把媒介生态理论引入新闻史的研究中，将媒介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探讨媒介之间的竞合以及媒介与外部生存环境之间的协调适应的关系。[8]张昆2016年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史》以“人类文明进程”为指导史观，以媒介演进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为研究思路，以样本分析为主要方法，以对文明进程造成重大影响的国家、事件、人物为研究对象，[9]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路径。以上这些对研究范式的探索都可以引入中国新闻出版史领域进行借鉴，从而进行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范式的有益尝试与创新。
2.媒介技术的革新打开了数字化时代新闻出版研究的新窗口
数字化时代媒介技术的变革促进新闻出版与广播电视产业相融合，深刻影响新闻出版的模式。新闻出版在媒介融合与互联网技术的驱动下诞生了网络出版的新样态，技术融合形成组合立体化的接受终端，内容融合产生文字、图像、视频、动画等丰富多元的呈现方式，用户的浏览习惯、阅读兴趣在信息传播平台与渠道的影响下产生多样化的诉求，新闻出版市场也因受众的多元需求而更加细分，新闻出版编辑方针、排版方式、审美取向也做出相应的转型，这些变量已成为数字化时代新闻出版必须考量与关注的重要指标，也成为数字化时代新闻出版研究的新方向。因此，从多重视角与维度探讨数字化时代中国新闻出版中的媒介技术、用户体验、市场体制机制改革也将成为今后新闻出版研究内容与范围的新窗口。
他没有要一顿饭，而是要一杯水来喝。她看出他很饿。不久她为他端来了一大杯牛奶。“我应该给你多少钱?”他问。
3.量化研究及多学科交融的研究方法为新闻出版史研究提供新路径
研究方法的革新是新闻出版史研究发展的重要动力。70年来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方法经历了由史料的考据、个案研究、叙事学方法的变迁历程，但这些研究方法总体上囿于传统的路径框架内。近年来，大数据驱动了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实现了多学科的交融。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运用统计学的量化研究方法来研究新闻出版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与路径。韩丛耀的《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1840—1919）》这套书不仅采用图像学诠释传播学的内容分析法，而且运用SPSS统计学的分析软件进行数量统计与量化分析，进而运用图表来展现中国近代图像新闻的传播内容与视觉结构，成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方创新的一个重要范例。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未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范式的发展与创新需要不断开拓其研究领域与方向，深入挖掘研究对象的内涵与价值，汲取多元视角与多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努力实现新闻出版与社会变迁的双向建构，才能充分发挥新闻出版对于时代发展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J].新闻大学，2007(1)
[2]蹇云.中国新闻史研究中革命史范式的流变[D].深圳：深圳大学，2017：34
[3]张朋.1949年以来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及其反思[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4)
[4]宋素红.新闻史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对新闻史研究的量化分析(1834-2004) [J].当代传播，2006（1）
[5]陈正书.上海租界史上最早的新闻出版法[J].史林，1987(4)
[6]朱永明.在图像新闻出版史研究的里程碑——评《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1840-1919》[J].中国出版，2012(11)
[7]朱文通，把增强.“新革命史”范式提升党史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
[8]荣翌.新范式与旧范式的交锋与融合——新闻史研究范式探微[J].新闻世界，2012(11)
[9]秦琼，彭涛.世界新闻史研究的范式创新——再读《外国新闻传播史》[J].新闻界，2017(1)
（作者单位：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
标签：新闻出版史论文; 研究范式论文; 革命史论文; 研究方法论文; 新中国成立70年论文; 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论文;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