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革命变革的源头和对“历史之谜”的解答——纪念马克思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6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手稿论文,之谜论文,源头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00(2004)01-0009-10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作为马克思哲学诞生的策源地，已历经160年，其间蒙受多方曲解，遭遇巨大争议，直到现在在我国众多正式出版物中，仍对《手稿》颇多微词，评价偏低，欠缺公允。现摘其主要论点作一评说，以拭去蒙在《手稿》上的灰垢，借此权当对《手稿》写作160周年的纪念。
一、“成熟”与“不成熟”的标志
1932年马克思的《手稿》一发表，在西方思想界就迅速掀起了一股研究热。当人们熟睹了被阶级、革命、专政精致包装了的马克思以后，忽然看到了一个大讲人性和异化的马克思，不仅倍感新鲜，而且也激发了极大的研究兴趣。不可否认，一些西方研究者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动机，肆意抬高《手稿》，制造青、老马克思的对立，确实造成了某些思想混乱。但也必须承认，大多数诚实的研究者对《手稿》着力发掘，悉心探索，也提出了不少可资借鉴的有益见解。可是，在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年代，为了和西方研究者划清界限，表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国的研究者也就十分自然顺势地跟随前苏联的哲学家们一道，贬低手稿，否定其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里程碑的地位，当时打出的旗号就是《手稿》“不成熟”。其根据不外就是《手稿》从抽象的人的本质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论证共产主义，还不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和社会发展规律，没有进入历史唯物主义境界，云云。现在看，在当时的环境下，持此看法，十分自然，无可厚非。
可是2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活、研究环境和理论水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我们要重新回到这个题目上，以“偿清历史的宿债”，那就不应为传统俗见所束，要统揽20年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表现出应有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来。可是现在许多原有读物依然继续坚持《手稿》“不成熟”的看法，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也还在重弹20年前的调门，这就不能不令人惊异了。
判断《手稿》成不成熟的标准是什么?一般都说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说法似是而非，颠倒了它和实践唯物主义的源流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哲学中从来不具有本原的意义，它一直都是作为派生物出现的。在传统的教科书哲学中，它被定义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运用”，这种看法已经过时，这里毋须再谈。在马克思文本中，唯物史观形成并完整表述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这本书一开头就说：“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P67)，为了生存，就需要有满足生命需求的生活资料，为了获取生活资料，动物依赖于自然、融合于自然，而人则要否定自然，改变自然的原有形态，这就要从事实践活动，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马克思说：“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P67)所以，生产、实践不仅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基础，而且还是人之为人的根据所在。
在《形态》中，马克思把实践的本体地位由人而扩展到人所生存的世界，不仅人是实践生成的，而且人之外的现实世界也是人的活动和实践的结果。如马克思所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1](P77)《形态》把这种基于对世界的实践理解的唯物主义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则称之为“新唯物主义”或“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1](P60)。正是这种实践活动，特别是生产活动，铸就了人所依存的现实世界，并在现实世界和历史的生成中产生了现实的人。所以实践、生产构成人的生命活动和全部历史演进的根基和起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2](P241)，就是以此为开端而演绎出来的：即人要生活就要生产，并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全部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它们既相适应，又相矛盾，构成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于是全部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体系就从对世界的实践理解中诞生并予以科学地表述。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就是以实践为起点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他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3](P776)。可以说，没有生命需求和生产活动，没有对生产和实践活动的本体理解，就不可能产生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是源，而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流。马克思以其实践唯物主义彻底摆脱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将唯物主义由费尔巴哈的直观形态推进到实践形态，实现了哲学发展的划时代伟大变革。所以，只有实践唯物主义才标志着一种新的“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的创生，体现了马克思走完了其思想发展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而实践唯物主义正是发源于《手稿》，在《手稿》中业已形成并表述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
《手稿》最重要的思想成果是解决了人与自然和历史的关系，提出了“人化自然”和“整个所谓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4](P131)的重要思想。《手稿》虽然还保留有费尔巴哈影响的遗迹，对费尔巴哈评价有时过高，但在对人和人的本质以及自然界的理解上远远超越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重视人，但他并不真正了解人，他把人理解为一个“类”，并认为意志、感情、理性就是人的“类本质”或“类特性”。针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弊病，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推出了对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解，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区别开来”[4](P96)，“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4](P96)。不少著述认为《手稿》不成熟的深层原因在于其“总体思路仍然是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可是它们都没有具体说明，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界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有什么不对?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人的本质?诚然，马克思在《提纲》中曾提出过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60)的说法，但现在国内学界普遍认为，这里不是在为人的本质下内涵性的定义，而只是指明探求人的本质应该关注的方向和范围，不要在家庭、阶级、民族、国家等社会关系之外去研究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这就是说，马克思在《手稿》对人的本质的规定还是有效的，那种以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为由而断言《手稿》的不成熟性的看法是难以成立的。
费尔巴哈也十分注重自然，但他脱离人和人的实践活动来理解自然，把“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看成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1](P76)。马克思在《手稿》中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根本缺陷，指出：“被抽象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4](P178)把人与自然界联结起来并使之人化的是实践，如马克思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以上引述足以说明，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只有实践唯物主义才是判明马克思思想“成熟”与“不成熟”的根本标志，实践唯物主义虽然是在《形态》中经典表述的，但其基本思想在《手稿》中已经形成，因此，《手稿》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祥地，理所当然地不应排除在“成熟”的范畴之外，此后的《提纲》、《形态》都不过是《手稿》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和展开。
二、异化的评价尺度
学界认为《手稿》不成熟的另一个普遍看法是认为它对异化评价的尺度不对头，只注重道德评价，而没有注重历史评价。这里有一个前提必须澄明，即《手稿》中的异化是什么意义上的异化?它与以前哲学家们所谈的异化相比，有了哪些新的提升?马克思对于这种已经提升了的异化到底进行了怎样的评价?
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虽然历史久远，但在马克思以前都带有两个先天的弱点：其一，它们都是单向度的，只讲主体活动的结果与主体自身相疏离，形成与主体对立的异己力量，一切从主体出发，其结果也是和主体的愿望、利益相比照，这就难免造成异化的泛化，把人类一切活动的失败、挫折都说成是异化，失去了异化概念特有的深刻意蕴，实际上是把异化泛化，等同于对立化或对立面转化。其二，马克思以前的异化概念指谓的范围有限，大多都是针对局部现象，比如霍布斯和卢梭的异化主体是国家，爱尔维修把异化归结为人的感觉和判断上的失误，费希特把“自我”与“非我”说成是一种异化关系，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是异化之源，费尔巴哈只承认宗教上的异化。异化的泛化固然不宜，但异化的局限化也限制了它的意义和功用。
针对以前异化概念的缺陷，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异化概念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造和提升。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以人的价值和社会进步为双重坐标，把异化概念放到历史发展的天平上。社会进步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人作为具有创造能力的智慧动物，他们应该享受社会进步的成果，充分体现和高扬人的价值。但是，以往的历史却是另一番图景，社会进步并不直接关照人的福祉，相反，它经常伴之人的价值贬损，以对人的价值的伤害和沦丧为前提：分工是历史的进步，但它带来对人的肢解；机器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但它同时也把人变成机器的部件；私有制曾起到提高劳动者积极性的作用，但同时也导致阶级和剥削的产生；资本主义比起封建制度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也使广大工人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奴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就资本主义的社会进步与人的价值的相悖关系作过精彩的描述。他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P839)，“土著居民的剿灭、奴役和他们在矿坑中的活埋……这一切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2](P828)，“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归社会的助产婆。它本身也是一种经济力”[5](P828)。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伴之以人的价值贬损作了经典式地概括。他说：“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1](P771)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在经济、政治、宗教、思想领域中比比皆是，马克思最后把它们归结为劳动的异化，用“异化劳动”这个总体性的概念，表征了社会进步与人的价值贬损的同行并存的事实。在《手稿》中，马克思把这一事实称为“历史之谜”[1](P120)，并说共产主义就是这个千古之谜的解答，而且是一种极有针对性的自觉的解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P120)。
这样，马克思就超越以往哲学家们对异化的狭隘理解，不仅把它归结为“异化劳动”，而且把异化置于广阔的历史发展空间，作为表述历史、理解历史的一个重要维度。《手稿》中的异化，无论是广义的“历史之谜”，还是狭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及其四重规定，指谓的都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或历史事实，它包含两方面要素：一方面是社会进步应该造福于人，另一方面是作为社会进步的主体和承担者的人不仅没有享用到社会进步的果实，反而其价值存在受到贬损。当哲学家们意识到这种现象并形成异化概念或提出“历史之谜”的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两种评价，一是历史评价，一是人的价值评价，这两种评价的碰撞和交汇导致异化概念和“历史之谜”的形成。如果没有另一维作比照，单纯的历史评价或人的价值评价就只能是其自身而不可能产生异化概念和“历史之谜”的意识了。所以，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是统一的，二者缺一不可。
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手稿》是不是只重视道德评价而不注重历史的评价?这里首先要指明，就异化作为“历史之谜”的本意来说，“道德评价”一词不如“价值评价”更确切。因为道德是个具体、历史的范畴，不同时期、不同民族都有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根本无法用统一的道德尺度来评价历史现象，比如，战争、暴力、刑罚、情爱，其中也包括异化等等，很难用道德标准说清楚。但人的价值评价就一目了然了，人的价值至高无上，一切损害人的价值的现象和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正是出于对人的尊重，才产生对社会进步的价值诉求，如果社会进步不但没有加重人的价值砝码，反而损害了人的价值，由此也就产生异化意识和对“历史之谜”的求解。所以，用人的价值评价取代道德评价来讨论《手稿》中的异化评价尺度是适宜的。
有些文章认为，《手稿》只注重道德评价的主要论据是，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中对工人的“悲惨处境”进行了“伤感主义”的、“充满道德情感的”、“美文学”的描绘。如果这种描绘就叫作只注重道德评价，那么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那一章就都可以称为只重视道德评价了。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6](P275)，这是马克思一生坚持的一贯立场。如果说《手稿》中对无产阶级的境遇有过情感式地描述，那也不过是对人的价值沦丧的一种回响。必须看到，《手稿》对异化进行情感式揭露的同时，还多处进行了历史地分析和评价，其深度和广度一点也不比道德评价差。《手稿》阐述异化一开始就交待其出发点：“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吧!”[4](P90)而非从道德出发。对于私有财产，马克思在《手稿》中一直称其为“异化劳动”或“自我异化”的产物和体现。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态度一向是否定的，但在《手稿》中马克思用历史的眼光，不仅看到了它的消极和应被否定的一面，还指出了“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4](P90)，肯定了它的产生的必然性和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中介的人道主义”，而“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4](P175)，这就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评价不是出于道德上的义愤，而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评价。
整个说来，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异化的评价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性的，他从经济事实出发，阐述了异化劳动的四方面涵义及其相互关系，指出了“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4](P100)对于异化的根源，虽然扑朔迷离、难以厘清，但是马克思在《手稿》中还是本着严肃探索的科学态度，提出了“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为根据”的问题，最后得出结论：“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4](P100)可以看出，马克思分析问题的严谨态度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完全超越了情感的激越和道德的追求，它集逻辑、经验、智睿于一身，是科学和理性地评价异化的典范。
总之，《手稿》对作为“历史之谜”的异化既有人的价值评价，也进行了历史的分析，二者相得益彰，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人的价值评价，其中包含道德意义上的评价，虽然重要，但在《手稿》中还看不出占有优先的地位。1844年，马克思已经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和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两大转变，基本上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面对作为“历史之谜”的异化，马克思拥有先进的思想武器来进行科学和理性的评价，而不可能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单靠道德说教来解读异化。许多论者在这一点上似乎低估了马克思此时的思想水准和认识水平。
三、共产主义扬弃异化的实质
异化作为“历史之谜”与共产主义密切关联，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扬弃异化就可谓共产主义。可是共产主义扬弃异化意味着什么?共产主义到底追求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对这些问题的不同思考和理解也导致对《手稿》评价的巨大分歧，首先引发争议的是异化的意义和命运问题。既然异化使人的价值与社会进步相疏离，实际上贬损了人的存在，那么异化本身就应是一个负面的贬义词，它只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同在，具有“历史的短暂性”，共产主义扬弃异化就使人类摆脱了这个挥之不去的怪影的纠缠，进入了一个心想事成的理想天国。对异化的这种理解广泛流行，至今仍见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各种读物中，它隐含着对《手稿》的各种质疑和诘难，如说《手稿》中的异化是道德上的宣泄，对异化的根源和存在时限也未说清，还有人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手稿》忽视了“异化和物化的积极意义”等等。凡此种种看法都未深谙《手稿》中异化的真实意义。
其实，异化是个中性词，是人类面对的一种无可选择的无奈。一般来说，现实的异化源于三种机制：一是社会进步的成果被私有制侵吞，反过来成为奴役人的异己力量；二是分工和市场给生产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带来不确定性，任何成果一进入市场都有变为异己力量的可能；三是必然与自由的矛盾所造成的人的实践活动结果与人的愿望和利益相悖离。异化的这三重机制，威力强大，背景深远，不是一时的难解之谜，而是整个“历史之谜”，只要人类进行对象化的活动，异化就是难以避免的。所以，马克思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4](P128)只要有人类历史，只要人通过对象化活动而在自然界中生存，异化这种形式就将永远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异化“历史短暂性”的说法，不能苟同。共产主义就是对异化的积极扬弃，但这需要付出人类的全部历史，马克思说：“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4](P120)就异化作为贯穿全部历史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来说，如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一样，它既然产生和出现了，就有它存在的原因和根据，因而也就有可能包含某种“积极意义”。历史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的价值都是双重的，正像没有绝对好而不存在任何负面作用的事物一样，也没有绝对坏而不包含任何“积极意义”的事物，否则，它就不可能在人的有意识活动中产生出来。但是，“凡是现存的不一定都是合理的”，都应予以“充分肯定”，比如，谎言、娼妓、暴力、殖民主义等等都有产生的原因，甚至有满足某些需要的“积极意义”，但总的说是丑恶的，不能予以肯定。异化与人的对象化活动相伴随，由生产力的发展也带出异化的“积极意义”，比如激发了人永不停息的努力和追求，为消除异化而奋斗不止，但异化作为“历史之谜”，与人的价值贬损相联系，在总体上不是要肯定，而是一要面对，二要把挣脱和扬弃异化作为最终奋斗目标而不断地努力和逼近。
有人引述马克思的社会历史“三形态”理论来给“肯定异化积极意义”的说法提供论据和支撑。可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具体说明，为什么“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就是一种异化?其实，马克思的“三形态”理论是为了多角度地理解历史，指明历史发展既是所有制、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的演变史，也是经济类型即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的更迭史，或者说归根到底更是人自身发展的历史。与生产发展和交换、分工的水平相适应，人经历了依赖性、独立性和自由个性三个发展阶段，这也是把握历史的新维度。但是，人自身发展的三阶段都摆脱不了异化，不仅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异化，最初形态的人的全面依赖性也是一种异化，就是第三形态的自由个性也是理想性的，它也不能完全摆脱异化的纠缠。马克思的“三形态”说的主旨是强调生产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个性奠定了物质基础，这里肯定的是社会进步，而不是异化。
《手稿》对异化的态度很明确，一是把它作为“历史之谜”来求解，先后在《手稿》和《形态》中挖掘出私有制和分工，作为异化产生的根源。其二是一贯主张扬弃异化、克服异化，不仅揭示“历史之谜”，而且解决“历史之谜”，共产主义就是对“历史之谜”的解答和解决。
当然，我们前面也提到，马克思在《手稿》中曾谈到了“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由于私有财产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由此似乎可以推导出异化的“积极意义”来。但是，仔细研读《手稿》可以发现，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深层实质说法很多，有时直呼“它的本质”[4](P120)，有时说“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4](P117)，《手稿》在评述18世纪法国共产主义者的扬弃私有财产的观点时又指出他们“还没有弄清楚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4](P120)。其实这些提法虽多，意思却只有一个，即“劳动仍然被看成它的本质”[4](P117)。其意是说，私有财产不是表面的物质堆积，而是劳动的凝结。但是这种劳动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使人丧失自己本质的异化劳动，所以，扬弃异化必须扬弃私有财产，而扬弃了私有财产也就是使人的本质向人自身回归。劳动，尤其是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创造世界和生命的活动，当然是积极的，应予肯定的。为了和18世纪法国“粗陋的共产主义”所肤浅理解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4](P119)划清界线，马克思这里才说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主要是指谓人的劳动是积极的，它构成全部财富其中包括私有财产的真实本质。因此，不应由此而推导出马克思肯定私有财产及异化的结论。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宣言》说： “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7](P286)这也是马克思 对
“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基本的、一贯的态度。
基于对《手稿》的不成熟性和其“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武断，此前的大多数论著都断言，《手稿》中以扬弃异化为使命的共产主义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这个论断主要针对《手稿》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一段经典式地表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P120)这段话就是马克思表述的“历史之谜”，而共产主义就是解决这个“历史之谜”的路径。那么这个“历史之谜”“谜”在哪里呢?主要“谜”在“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悖离上。人道主义可以理解为人的本性和本质的充分体现，即人的价值；自然主义可以理解为自然科学、生产力，引申一下，可以理解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以往的人的对象化活动中，自然主义即生产力的发展和人道主义即人的价值二者总是处于脱离和对立状态，自然主义不能满足和造福于人道主义，相反损害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又总得不到自然主义的依托和支撑。这就形成了“历史之谜”，即社会进步伴之以人的价值贬损。在异化状态下，人不仅不能从生产和科学的发展中充分地感受人之为人的本性和价值，相反，科学和社会的进步最后凝聚为私有财产，不断地反对人自身，异化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使命就是要解决这个千古的“历史之谜”，既使自然主义充分发展，又使人道主义得以升腾，最后破解“历史之谜”，实现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合二为一，在二者的统一中，“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4](P123)。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这段表述并非发自于伦理上的诉求，也不是单纯出于道德评断的考虑，相反，它反映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高远的形上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是个全面、严整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它以具体的标准和条件，打造了共产主义的实体平台，这是可以预期达到的实体境界，一般理解为理想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实体境界十分重要，是共产党人和先进人类的精神支柱，支撑我们前仆后继，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而斗争。但是，共产主义又不能局限于实体境界，不能设置一个一跃而上的社会发展的平台和终点，一个尖锐的问题横在面前：一旦达到了共产主义，以后怎么办?社会还要不要继续发展和前进?如果不给共产主义留有继续发展的空间，它岂不成了黑格尔心目中的普鲁士王国，而变成彻底封闭的非科学体系了?马克思的这段话正是适应共产主义也要不断向前发展的逻辑要求，把共产主义设定在人类彻底解放即扬弃异化，实现对人的本质占有上，而这就必须解决对象化活动中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诸多矛盾。十分明显，这些矛盾与人和人的活动并存，与历史俱在，难以企及在有限的时空“真正解决”，但是不解决这些矛盾就不能消除异化，实现人的本质向人自身的回归。因此，这段话作为对实体境界的补充，构成共产主义的形上境界，是十分必要的，它体现了共产主义必须坚持的人类彻底解放的大方向，提供了理解共产主义的一个新的维度，对共产主义的这种深层理解无论在实践上和逻辑上都是不可或缺的。可惜，过去很少有人能从这个深远的视角去解读《手稿》中的这段话。相反，认定它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这就似有误导之嫌。
四、价值评价与历史评价的统一
异化概念是《手稿》的中心概念，对《手稿》的不同评价一般都是围绕异化问题而展开的。马克思异化思想遭遇的最大物议来自两方面：一是认为它只对人类社会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道德评价，而没有能从唯物史观的视角进行历史评价，因而《手稿》不成熟；二是认为，异化概念在马克思成熟的著作特别是在《资本论》中已经被扬弃，《资本论》超越了道德评价的局限，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历史评价的典范。这里我们暂不就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的一般关系问题展开讨论，只想指出，在生态伦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日益盛行的今天，贬持伦理追求，认为一强调道德评价就是不成熟，这种僵固的看法与今天的时代精神该多么不协调。我们对自然、对动物都要讲道德，甚至实施道德立法，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中进行道德评价，高扬人性和人的价值，又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可?归根到底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心理在作怪，一讲人性、道德，就打入另类，斥之为异端，即使是马克思讲的，也非得冠之以“不成熟”方可。这些留待另文讨论，这里首先指出一个事实，马克思对异化的考察和论述并不像某些论著所说那样，到《资本论》以后就中止了。而是一直贯彻马克思的一生。这种看法和偏颇源于对异化的字面求解，如果从字面上看，《资本论》以后马克思确实未回到异化上来，但是如果我们超越字面，关注思想，把异化理解为“历史之谜”，即历史进步与人的价值的碰撞，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确实终生都在关注异化问题，尤其是晚年在解决异化的思路上果真发生一个重大的视角转换，但不是从道德评价转到历史评价，而是坚持历史评价与价值评价的统一。
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活动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在异化的总体框架中，马克思把它设锁定为“历史之谜”，并从社会进步与人的价值双重维度对异化概念进行了改造和提升，体现了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并重的一般原则。由于早期是理论制定的时期，还没有触及到具体的实际问题，所以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并重是适宜的。但是到了中晚期，许多实际问题提到马克思的面前，现实问题的具体性和特殊性要求马克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导致了异化评价的视角转换。
马克思的中期思想明显地体现了历史评价优先的特点。马克思理论活动的中期总的说是世界相对平静、稳定的时期，西方资本主义所给以生产力充分发展的余地尚未完全展开，还有一个彻底消除封建残余和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这显然是对资本主义的客观的历史评价。而在东方，殖民化进程加速，新的社会冲突和震荡不断激起，正是1853年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篇文章，更集中、更突出地体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历史评价的原则。
19世纪50年代英国对印度的侵略和征服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英国的侵略暴行令人发指，所以它一直遭到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愤怒谴责。马克思作为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自然也对印度人民的苦难遭遇充满同情，从道德和人的价值视角，发出了声讨英国侵略罪行的最强音。但是马克思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其视野远远超越于一般人道主义者之上，他用科学的眼光和历史的视角来观察这个问题本身及其后果。马克思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英国的侵略不只是带来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与此同时，它还带来了资本主义文明，其结果是“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老实说也是惟一的一次社会革命”[1](P765)。所以，马克思认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P768)马克思对英国侵略行径所持的特殊观察视角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在亚洲建立西方式的社会要以破坏旧的亚洲式的社会为前提，而这种破坏使命伴随着剑与火，是在残忍的掠夺与征杀中实现的。那么，如何对待这个过程中人的价值的贬损呢?马克思当时无论从逻辑上或事实上都充分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从历史评价的视角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说：“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的社会革命完全是受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总之，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的欢乐?……’”[1](P766)可以看出，马克思这时在对历史进步与人的价值相悖这一“历史之谜”的破解中，他选择了侧重历史评价的视角，虽然人类为此而付出巨大代价，但从根本来说，它为未来人类的长远利益和价值创造了“物质前提”[1](P771)。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国家的革命都必须以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为基础，东方落后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推进自然主义，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一切旨在高扬人的价值的共产主义革命和人道主义革命，其结果只能造成贫困的普遍化，实质上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4](P117)，所以马克思这时期在英国侵略印度等问题上所持的历史评价优先原则是和他的整个社会历史理论完全相一致的。
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世界革命形势变了，东方特别是俄国革命危机来临，紧迫的现实向马克思重新提出俄国革命胜利后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发展方向和道路的问题。如果说马克思此前曾经肯定过印度和俄国等东方国家未来发展的资本主义取向，那么，现在，当“欧洲和美洲的一些资本主义最发达的民族，正力求打碎它的枷索，以合作生产来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以古代类型的所有制最高形式即共产主义所有制来代替共产主义所有制”[1](PP.443-444)的时候，马克思就再也不能同意俄国重蹈资本主义的历史覆辙了。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7](P443)，投入资本主义怀抱无异于驱使人民跳进火海，这是对人的价值的最大否定。从前，当世界还处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时，在东方以贬损人的价值为代价来发展资本主义还可以换取社会的进步，为未来的新世界奠定物质基础。现在，当资本主义已“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4](P443)时候，即使人民群众付出更大的代价也丝毫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提出了俄国等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这个设想的深刻基础就是对人的价值和命运的充分关心。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和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再三指出，俄国之所以要抛弃资本主义的取向，跨越“卡夫丁峡谷”，首先是考虑怎样“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取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7](P129)，……于是避免使人民陷入资本主义的“苦难”、“痛苦”、“灾难”和“波折”就成了马克思晚年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出发点。
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启示我们，如果我们观察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的发展演进，可以专注于自然主义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在由资本主义或亚细亚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则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和人的价值尺度，因为共产主义革命本身就是为了高扬人的价值，在向共产主义转变中贬损人的价值是与共产主义的宗旨相悖的，这是马克思晚年对人的价值理想的空前的提升，跨越“卡夫丁峡谷”既使价值评价优先，又实现了历史的巨大进步，是价值评价与历史评价相统一的体现。
至此，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历史之谜”，即社会进步何以伴之人的价值贬损的异化难题，终于由马克思给出了最终的解。原来，社会进步与人的价值的悖离只是存在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异化社会中，而在共产主义和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中，这种现象将不复存在，因为向共产主义的发展和转变“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于人民所有”[1](P771)。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结果将是：一方面“吸取了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将它“神奇地”发展了的自然主义即生产力承袭过来，与此同时又避免了资本主义的“痛苦”和“灾难”，真正使人民支配了生产力，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社会进步和人的价值的统一。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到这个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这是马克思一生对历史和异化评价的最终归结，也是《手稿》思想的进一步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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