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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346X(2001)04-0003-04
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是日益发展壮大的八十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辉煌胜利的八十年，是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辟历史新篇章的八十年。
我们党在执政的半个世纪中，领导广大群众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是我们党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通过长期奋斗，不知付出多少学费和代价换取来的，是我们党最珍贵的财富。
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面临的任务很多，但最根本的，能够带动全局的，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对此，我们却经历了一个认识和实践过程。我国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近30年时间，有过把发展生产力摆到重要位置上，但方法不对头（如通过群众运动或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时候；也有过把不断变革和完善生产关系摆在首位，甚至搞“穷过渡”的时候；还有过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摆在首位的时候。对根本任务的这些模糊认识和误解，致使我国在很长一个时期没能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和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新的科学论断。他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又说：“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就决定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其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加快发展和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工程。实践证明，我国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物质财富才能丰富，人民生活才能富裕，国家才能富强，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国际地位才能提高。但是，通过实践，我们又认识到，中心不是唯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过程，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个方面交互作用的社会全面进步过程。因此，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鲜明特点，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是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提出在我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科学论断。这个初级阶段，不是泛指的，而是特指的，即我们不是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和现代化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而是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再来发展商品经济和搞现代化建设。所谓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含义有两层：其一是从社会性质来说，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过渡时期，因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而不能倒回去，搞什么“全盘西化”和补什么“资本主义的课”；其二是从发展程度来说，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成熟程度还很低，处在不发达阶段，因而我们必须从这个最基本的客观实际出发，搞改革和建设，而不能要求过高，求之过急，急于求成，做超越阶段的事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科学论断的提出，既同过渡时期划清了界限，又同社会主义的发达阶段划清了界限，这就把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置于现实的科学基础上，从而避免了右的错误和重蹈过去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
从这个基本国情即最大的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失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初级阶段。如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对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性认识不足，不从实际出发、提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高指标，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方面，调整和变革离开了生产力的实际情况，追求“一大二公”，盲目求纯；在社会发展阶段方面，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是由低级向高级、由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发展过程，混淆不同阶段质的界限，急于过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20多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以不断取得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切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有三，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生产关系不成熟，三是上层建筑不完善。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呈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在生产关系方面，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规律，把原来的纯粹公有制调整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把原来单一按劳分配调整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上层建筑方面，不再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要求，而是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上述三个方面，使我们既克服了过去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拒绝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从而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兴旺和发展起来，广大人民从切身感受中更加拥护、热爱社会主义。
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
社会主义要不要进行改革，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争论的一个理论问题，人们对它同样有个认识过程。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上，列宁是最早提出社会主义要进行改革的伟大思想家。列宁在逝世前夕，还以政治遗嘱的形式，提出了改革国家机关的主张。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还没有被党和人民理解接受和实施他就逝世了。列宁的后继者斯大林领导苏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但由于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没有矛盾，“完全适应”，并把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模式看成是尽善尽美的，长期讳言和拒绝改革，致使体制僵化，越来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认为这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批评了苏联学术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的形而上学观点，这就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开了改革这个闸门。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毛泽东的未竟事业。他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找到了“又相矛盾”的环节，这就是体制问题，也就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长期不改革已经成为僵化的经济体制，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指出从1958年到1978年，是停滞和徘徊的20年。这个期间，经济发展较慢，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提高。其原因，一是政策过“左”，二是体制僵化。所以，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他把社会主义制度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认为基本制度是好的，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但是体现基本制度的具体制度即体制有弊端，束缚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改革。通过改革，变僵化的经济体制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从第二个层次即体制上解放生产力的。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由之路，因而就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在改革中始终注意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就是说，我们的改革不是针对基本制度的，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具体制度即体制，当然也不能不触及一点基本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实践证明，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必由之路，关系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和兴衰成败。坚持改革，社会主义本身具有的生机和活力才能发挥出来，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体现出来。不改革，或在改革中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选择正确的路子，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致挫折和失败。邓小平在论述改革的意义时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我国改革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可以说又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其实质和目标，就是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说，我国第一次革命的实质和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第二次革命的实质和目标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我国得到充分发挥。
必须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探索过程。毛泽东既是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家、战略家，又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领导民主革命并取得胜利，二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在50年代中期就发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以苏为鉴”，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情况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毛泽东领导下，从1957年到1976年，我们用了20年时间艰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探索中既取得很大成就，又发生了重大曲折和挫折。成就包括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就实践上来说，在这20年中，我们为建设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各项事业都取得很大进展。就理论方面来说，毛泽东为正确指导这场探索，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并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成绩面前骄傲自满，脱离实际和群众，指导思想过“左”，对时代和基本国情判断不准确，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又导致在探索中不断失误，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全局性的重大失误。这两次重大失误，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致严重挫折和损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总题目，在毛泽东探索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新的探索。在探索中，继承了毛泽东正确的东西，纠正了毛泽东错误的东西，同时有许多新的创造，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创造中，逐步形成了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和主线的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又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的进一步展开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
20世纪，在列宁的社会主义将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理论的指引下，先后有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取得政权，这就形成了两种制度并存的局面和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列宁就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无产阶级政权和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后来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他们夸大了相互矛盾与对立的一面，忽略了相互联系与协作的一面，没有很好吸取资本主义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正象南斯拉夫一位社会主义理论家所说，以往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失误，就在于没有正确评价资本主义，甚至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绝对地对立起来。我们党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周恩来早在50年代就提出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作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的准则。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有生命力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的大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必须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并把它作为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的实质，就是努力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发展自己。这样做，不是引进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毛泽东、周恩来在建国后，为我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总政策。邓小平在新时期坚持执行了这个总政策，强调对外政策首先必须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性，要求和平，酷爱和平。所以，我国独立自主的对外总政策就其实质来说是和平外交政策。我们主张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同时，也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挑战，挫败其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
必须有正确的理论、路线和纲领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产生巨大的威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成果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它的指引下，开拓了一条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重大突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指针。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还有正确路线作为保证。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制定一条总路线或基本路线，这是我们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造。这个创造是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即抓主要矛盾的思想有密切联系。虽然主要矛盾这个哲学概念最早是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提出来的。但是，突出地强调主要矛盾的意义，运用主要矛盾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阶段，并确立每个发展阶段党的基本路线，作为总揽全局的根本指导方针，这是毛泽东的首创和功绩。邓小平坚持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探索中，适应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和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集中反映，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实践证明，过去20多年我们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是它，今后21世纪要想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也还是要靠它，别的都是靠不住的。这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首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这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千秋大业。我们只能有这一个中心，而不能搞两个中心，更不能搞多中心。其次，坚持两个基本点不动摇。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我们是两个基本点，不是一个基本点，不能只要一个而不要另一个。江泽民同志最近一个时期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不同时期，可以侧重强调某一两项，但不能削弱和动摇任何一项。动摇了任何一项，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党还有一个基本纲领作为现阶段的奋斗目标。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总结了新的历史经验，把基本路线进一步展开，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它明确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内容，以及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本纲领比基本路线更明确化、更具体化了。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
共产党是执政党，社会主义的兴旺或衰败，关键在于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肩负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这就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能力。邓小平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把共产党建设好。党的建设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党风建设、党的队伍建设等等。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是党风建设。陈云深刻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这是因为党风好坏关系着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决定着党的命运。在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党风建设的根本问题就是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它要求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人民群众永远保持密切联系，防止脱离人民群众。列宁说过：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恢复三大优良作风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腐败之风日益滋长。实践说明，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两大祸害，防止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腐败变质，这是新时期党风建设的最重大课题。江泽民同志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便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党面临着执政地位、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严峻考验。我们必须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要求，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伟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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