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_邓小平文选论文

邓小平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_邓小平文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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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方针的承传

毛泽东同志一生致力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政权的革命事业,因此,非常重视教育的政治属性。早在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宣布:“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即筹划“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3页。)。全国胜利前夕, 毛泽东希望胜利后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要求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于1957 年春宣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应当“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5页。)。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5页。)。1958年,他又补充说:“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注:毛泽东《1958年的一次讲话》。)。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将毛泽东同志的两段话合并起来,确定为法定的教育方针,时称“三育两有”“两个必须”的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这个方针确定了教育的方向、教育的目的以及实现教育目的的途径,是毛泽东同志教育思想的提炼和高度概括。

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教育方针的落实工作,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开篇第一个问题就是重申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教育方针,此后,他又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论及到这个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2页。),邓小平同志把这个主要任务简称为“四个现代化”,他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页。)。“发展科学技术, 不抓教育不行”(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页。)。 “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5页。)。因此, 发展教育和科技,尊重知识和人才,“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5—276页。)。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将邓小平同志这段话概括为“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进而发展为“科教兴国战略”。毛泽东同志仅仅把教育看作是“革命总路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邓小平同志则把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并放在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一方面客观反映了70年代末期以来变化了的中心任务的要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同志依据变化了的现实,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出发,作出决策,高瞻远瞩地又恰当地摆正了教育的地位。

邓小平同志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4页。)。四个现代化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国务院在制定教育法时便按照邓小平同志教育与当代政治关系的思维,将原教育方针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句,改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一改动,不仅使新教育方针冲破了以人伦为中心的旧传统,而且又涵盖了教育的生产属性的内容,从而使教育方针更全面、更科学、更直观、更明确了。

毛泽东同志早在60年代就提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载《人民日报》1964年7月10日。)的问题, 但让他们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载《人民日报》 1964年7月10日。)的办法是不全面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不妥当的。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多次讲到培养选拔接班人的问题。1980年,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选拔使用制度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6页。)。这种制度即被简称为干部四化。1981年7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省、市、自治区书记座谈会上以“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为题作了报告,在报告中,他要求各级领导要把干部的选拔范围主要放在“六十年代的(主要是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6页。)之中。一方面从当时的“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选拔接班人,一方面又“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40页。),“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页。)。可见邓小平同志把基地建在了教育战线。因此,1995年国务院规范教育方针时,吸收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观点,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句改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改动使教育目标更明确、更全面、更具有现实意义了。

邓小平同志特别重视“培养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7页。),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见解,新的教育方针又将“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一句改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从而使教育方针又具有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

毛泽东同志把教育视为革命总路线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邓小平同志把教育放在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高了教育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毛泽东同志强调教育的性质与方向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邓小平同志升华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毛泽东同志将教育目的规范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邓小平同志又升华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从他们论教育地位、方向、目的来看,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去世之后却根据时代的特点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方针。

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解放后中央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成功地进行了高校的院系调整,调整了教育结构,确立了“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形成了全日制学校、半工半读学校、业余学校等并举的办学体制。但是在发展速度上时快时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竟出现了停止高考的悲剧。邓小平同志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并在教育发展计划、普及与提高、高教管理与改革等方面作了诸多论述,形成了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邓小平同志要求各级领导都要重视教育。他说:“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1页。)他要求“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5页。)。邓小平同志在号召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同时,又考虑到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以及“生产还不够发展”,“吃饭、教育和就业”“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的中国国情,要求一切都要从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来制订规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要求“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制定教育规划应该与国家的劳动计划结合起来;切实考虑劳动就业发展的需要。”在制定这些计划时,“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8页。)。邓小平同志希望教育也要“实现适度的发展速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以便保持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为保持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普及与提高的统一。他说,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只普及不提高,科学文化不能很快进步;只提高不普及,也不能适应国家各方面的需要”(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80页。)。“要两条腿走路,既注重普及,又注重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40页。)。“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要研究发展什么样的高等学校”。“要制订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的措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8页。)。又说:“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二十一世纪大业的生力军。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0页。)既注意普及,又注意在普及基础上抓重点建设,还注意抓住小学基础教育这个环节,这些都是邓小平可持续发展教育理论的内容。

为了保持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邓小平同志特别重视高等教育的管理与改革。邓小平同志说:“重点大学搞多少,谁管,体制怎么定?我看,重点大学教育部要管起来。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双重领导,以教育部为主”。“师范大学要办好。省、市管的师范院校,教育部也要经常派人去检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9页。)。 这就确定了高校的二级管理体制。他又指出,“高等学校的专业,哪些要合,哪些要分,哪些要增加,哪些要减少,哪些要取消,也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划。”(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2页。)邓小平同志专业调整的思想, 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规格的要求。近几年来,越来越受到教育主管部门和各高校的重视。为了解决专业重复设置的问题,各高校正在自觉联合,合并重复专业,以发挥规模效应。为解决专业服务面过窄的问题,教育部正在规划专业目录,使专业设置规范化。

邓小平同志看到了高校的科研优势,在1977年就说:“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科学院和大学可以多搞一些基础科学,但也要搞应用科学,特别是工科院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3页。)。这些指示给高校注入了活力,在高校内部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通过科研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高校在产、学、研结合的大道上已经起步,不久的将来,会形成以高校为核心、产学研紧密结合、面向经济战场的高校科技产业的新格局,并实现教学、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化的良性循环,这个格局也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最佳状态。

在邓小平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已正确处理了教育改革、发展、稳定的相互关系,正确处理了教育发展规划、结构、质量、效益的相互关系,初步形成了以全面素质教育为基础的创新教育体系和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机制,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三、赋予了新内容的思想政治工作

毛泽东同志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早在延安时期,他给抗大规定的教育方针的第一条就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注:毛泽东《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一文中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应当“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邓小平同志发扬了毛泽东同志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强调“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4页。)。并且对思想政治工作赋予了新的内容。

邓小平同志说:“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8页。)。他又说:“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页。)。这就是说, 政治工作首先应该围绕着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去考虑,为四化建设作贡献就是突出政治。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去”。“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辛勤劳动,怎么是脱离政治呢?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分工的。各行各业的同志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的条件下,努力做好自己的岗位工作,这不但不是脱离政治,而且正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4页。)。 邓小平同志这段话全面阐述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的辩论统一关系,对突出政治作出了联系实际的注解。

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党政领导在学校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一个单位有三个人要选得好。党委统一领导,书记很重要,一定要选好,这是第一个人。第二个是领导科研或教学的人,要内行,至少是接近内行或者比较接近内行的外行。还有一个管后勤的,应当是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甘当无名英雄的人。有了这样的三把手,事情就比较好办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3页。)。 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又说:“为了实现科学研究计划,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还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这也是党委的工作内容。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8页。)。这种“领导就是服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1页。),领导做好教学科研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的思想,能为广大教师科研工作人员解除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轻装上阵,一心一意地做好工作。邓小平同志又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从领导与师生的关系来看这是“管理育人”,又是“服务育人”。邓小平同志要求“学校培养好的风气”,“教师有责任把这些好风气带动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4页。),从师生关系来看这是“教书育人”。后来,教育家们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概括邓小平同志的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与外延,是非常精辟的,三育人工作使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到每个角落。

邓小平同志总是把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事业联系起来。他说:“要大力在青少年中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优秀人才,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成为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思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专心致志地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6页。)。1985年,邓小平同志将这些内容概括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作为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标准。为了培养好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邓小平同志特别重视从娃娃抓起。1978年他说:“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5页。)1986年他又说:“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80年代末,在回顾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时,他还感到“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7页。),可见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

四、冲破误区,尊重知识与人才

邓小平同志说:“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8页。)但在改革开放之前,教师头上还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接受改造的压抑感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对于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五百万知识分子的状况时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但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根,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大约有百分之十几”,“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他还认为大多数爱国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5页。)。“中间派的特点就是动摇”,“但是,中间派归根结底是好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8页。)这样,毛泽东同志把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当作革命的同盟军,团结的对象,要求知识分子都要进行思想改造。要求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随着阶级斗争为纲的提出和极左思潮的蔓延,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得愈来愈响,“文革”时期竟形成了“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6页。 ),从而严重挫伤了广大教师和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1977年邓小平同志复出,首先抓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冲破这个误区,推翻了“两个估计”,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知识分子政策。他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不断改造,研究新问题,接受新事物,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3-94页。)又说:“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3页。 )邓小平同志就用人人都应思想改造的结论,给毛泽东同志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作了结论,把知识分子放在工人、农民等同位置上去理解思想改造,使知识分子比较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当时的现实,从鼓励、提倡方面恰当策略地解释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

首先,邓小平同志大胆地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由于旧中国文化落后,解放前及解放初,在人们的头脑中,往往将脑力劳动者视为知识分子,“四人帮”为打击迫害知识分子,又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歪曲成为阶级对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9页。)。邓小平同志与之针锋相对, 他说:“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分不开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许多工人的工作就是按电纽,一站好几个时,这既是紧张的、聚精会神的脑力劳动,也是辛苦的体力劳动。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页。)。从这个角度出发, 他又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与历史上的剥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了”,“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9页。)。邓小平同志宣布“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社会阶层变化的正确论断。

其次,邓小平同志正确论述了红与专的关系,正确评价了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的现状。

邓小平同志针对“四人帮”散布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重申毛泽东同志提倡的知识分子的又红又专问题。他说:“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据此标准,他认为:“二十八年来,我们的科学技术队伍……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努力同工农兵相结合,满腔热情地对待自己从事的科学技术工作,做出了成绩。……这样的队伍,就整个说来,不愧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从政治立场这个基本方面来看,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应该说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的力量”(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2页-93页。)。 毛泽东同志在解放初面对的是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又面对的是保卫新政权为主要内容的任务,作出了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对策。事过三十年,邓小平同志面对的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又面对的是和平与发展为世界两大主题的环境下,中国要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求生存,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因此,正确解释了红与专的关系,正确分析知识分子现状,作出了依靠知识分子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策,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发展。

再次,邓小平同志解决了造就宏大的科技队伍的途径。

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曾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2页。)毛泽东同志造就这支队伍的办法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全体人民……有条件的,要努力学习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3页。)。这是两条途径,一是加强干部培养,二是改造旧社会的知识分子。

为了造就宏大的科技队伍,邓小平同志除了加大力度培养在职干部,以提高其素质外,又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充分调动现有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认为“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9页。);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页。)。 为了保证知识分子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四化建设之中,他以自己甘做后勤部长的精神,要求各级党政领导确实解决好知识分子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他多次讲改善知识分子待遇,提高教师工资等问题,又一再要求“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去”,“要确实保证教师的教学活动时间,要关心他们的政治生活、工作条件和业务学习”(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5页。)。 为了使知识分子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主张“对于在教学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应该给以表扬和奖励”(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5页。),为此, 他提出“要从科技系统中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这些人挑选出来之后,就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41页。)。从此在我国又形成了一个特有的以拔尖人才、特级教师为荣誉的奖励知识分子的机制。其二、千方百计挖掘人才,努力培育人才。邓小平同志主张,用人所长,改其所短,从不苛求人才。他说:“你们觉得是人才的,即使有某些弱点缺点,也要放手用,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他“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邓小平同志把这个政策称为:“尊重人才,广开进贤之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邓小平同志不仅重视挖掘人才,更重视培育人才,在改革开放伊始,他首先决定恢复高考,要求“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页。)。

邓小平同志的知识分子政策可概括为政治上松绑,生活上解忧,来源上挖潜,培养上广源,质量上求高,这是开放和激励政策的体现,按这个政策造就的知识分子队伍规模大、质量高,这是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知识分子政策的又一发展,也是“毛泽东同志向来主张革命队伍的人越多越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3页。 )的见解在四化建设中的最好体现。

邓小平同志在1983年10月给景山学校题词时说:“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其教育思维的自我概括,从这个思维出发,他把四化建设看作是最大的政治,把教育放在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将教育性质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改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将教育目的由德、智、体等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改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按照毛泽东同志“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提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比较好地解决了教育体制问题;为了适应科技发展及四化建设的需要,又比较好地解决了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等问题,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邓小平教育理论。这个理论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实事求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晶。因此,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思想一脉相承的,这也是邓小平教育理论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继承的真正含义。随着时代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对教育问题的许多具体观点需要完善、补正,又有许多新问题需要解决,邓小平同志担当此任,其完善与补正部分就是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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