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风建设理论的两座丰碑——毛泽东、邓小平党风观比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风论文,丰碑论文,两座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风即其人，党风即其党”。党风就是党的组织和成员在思想、政治、工作、生活等方面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是党的世界观的外在表现，是党的整体风貌和基本风格。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两代领导人，将马列主义党建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各自的时代特征出发，创立了既相互联系又各具风采的党风观，堪称党风建设理论的两座丰碑。今天我们比较分析毛泽东和邓小平党风观，无论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党建思想，还是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的把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地位和作用
毛泽东处于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组合的局面，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为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深知欲要中国革命成功，关键在于“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①他把党风建设摆到党的建设的突出位置上来，从多方面论述了党风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首先，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实际出发，科学地阐明了党风建设对于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意义。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两个重要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武器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要实现党对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正确领导，必须造就“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这是因为：其一，中国革命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又有别于其他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共同使命：必须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是将马列主义教条化，将俄国革命的经验神圣化，将共产国际的指示绝对化。其二，中国革命的实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从本质上讲，中国革命战争是一场人民战争。包括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必须成为共产党人的一贯立场和态度。其三，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党。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地渗入到党的内部，侵蚀了党的肌体，影响了党的发展。必须拿起自我净化的锐利武器，不断改造主观世界，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基于上述分析，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只有正确对待马列主义理论，对待人民群众和对待自己，充分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才能充满蓬勃生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从党性和世界观的高度，充分认识党风建设的重要地位。毛泽东认为，党风是党性和世界观的外在表现，党风正不正就在于党性和世界观纯不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是科学的马列主义世界观的反映；而党内的不正之风，则是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结果。同时，党风和党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反科学的反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方法，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而实事求是“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毛泽东从思想深处认识党风问题，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再次，从党群关系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党风问题的实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关键在于人心向背。“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而群众则是从党的作风出发，去判断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自己的好恶取舍。因此，党风问题的实质，就是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还从另一角度，指出了党风对民风和社会风气的决定性影响：“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③他的这一论断，今天看来仍有着长远的意义。
最后，从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于党的政治路线这一论断出发，始终坚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抓党风建设。毛泽东认为，党的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所规定的政治任务；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党风建设同样如此。在民主革命时期，党风建设必须围绕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在建国初期，党风建设就是为着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当然，晚年毛泽东由于认识上的偏差，突出政治而淡化经济，强调生产关系的完备而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中愈走愈远，愈陷愈深，从而将党风建设引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歧途，这是特别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
邓小平面临着一个与毛泽东不同的独特的时代背景，就是自反右派斗争以来接二连三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文革”，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举国上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指针，大胆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功地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经受了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邓小平正是从这一时代特征出发，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多角度评价了党风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以党风建设保证党的领导的思想。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内腐败现象不断滋长蔓延的情况，邓小平严肃地指出：“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④为此，必须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地位。邓小平说：“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⑤党的领导，就是党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社会主义事业起引导、指导作用。党的领导靠什么来实现？不是靠权力、地位，而是要依靠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引导群众，依靠强有力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来团结群众，依靠好的党风来影响群众。正如邓小平在1957年4月《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作风”。
邓小平深化了毛泽东关于党风问题实质的理论。他强调，执政党必须培养好的风气，“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⑥其一，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核心问题。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里讲的实践，主要指群众的实践，群众是实践的主体，“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⑦再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脱离群众，使党永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其二，党风是人民群众认识党的最基本的方面。认识总要经历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人民群众对党的认识首先是从直接观察获得第一印象。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谈到党的行动的重要性，认为一步实际行动总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党风属于行动范畴。人民群众不会天然跟党走，“群众对于干部总要听其言、观其行的”。⑧人民群众正是从党风认识党，评价党，决定对党的信任程度，拥护与否。
邓小平丰富了毛泽东关于党风与民风、社会风气关系的论述。他说：“讲风气，无非是党风、军风、民风、学风，最重要的是党风。”⑨党风与民风、社会风气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由于执政党的历史地位，在我国社会道德风尚诸因素中，党风居于核心地位。所以，“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⑩“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11)
邓小平坚持了毛泽东关于党风建设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的论断。但同时他又强调，现在的中心任务，不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12)新时期的党风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邓小平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我们不但要有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要有更廉洁的政治，更文明的精神。如果没有惩治腐败这一手，任凭党风、社会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了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3)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因此，邓小平告诫说：“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就得干多久，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14)
二、内容和特色
毛泽东党风观和邓小平党风观，都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党风观，但两者比较又各有千秋，各具特色。毛泽东党风观是马列主义党建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以开拓性、系统性和深刻性而垂范后人。毛泽东在中共党史上第一次提出党风的概念，明确概括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深入而全面地论述了党风建设的诸多方面。他的名著《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至今仍熠熠生辉。邓小平党风观是对毛泽东党风观的继承和发展，它以创造性、针对性和实践性而光彩夺目。他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研究党风问题，他的论述随处可见，俯拾皆是。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培育出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出了科学概括，并进行了理论升华，形成了毛泽东党风观的基本要素，构造了毛泽东党风观的总体框架。这主要指：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
邓小平指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必须继续发扬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优良作风，特别是理论联系实际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15)同时，“必须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16)
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但同时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也严重败坏了党风、民风和社会风气，干扰了改革开放的正常进行。因此，新形势下邓小平突出强调反腐败，坚持“两手抓”，这是邓小平党风观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个鲜明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一再表示对待腐败现象“必须严重警惕，坚决斗争”。(17)以《邓小平文选》第3卷所反映的时间为界，比较集中地讲反腐败就有四次。
第一次是1982年。改革开放起步不久，“文革”的“左”倾错误影响仍未肃清，特别是在组织方面，即隐藏在党内的“三种人”问题没有解决，而改革开放后的新问题又暴露出来，党内存在严重的经济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以权谋私、严重损害党群关系的人，长期在政治上不同中央保持一致、或者表面上保持一致实际上另搞一套的人。邓小平把这些人一概称为党内的危险因素、腐败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他指出：“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18)因此，应以打击严重犯罪和全面整党的形式，切实解决上述问题，这就形成了从1982年下半年开始的历时3年多的全面整党。
第二次是1986年。针对当时存在的腐败现象，邓小平痛切陈辞：“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19)“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对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人民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够逐步加以克服。”(20)这里，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高度的理论概括和明确的语言表述，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客观规律与作为认识和行为主体的人——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加以分析，既讲清楚了对各种腐败现象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又揭示了我们能够战胜腐败乃至最终消灭腐败的必然性。调动人民群众反腐败的积极性，向腐败现象开战！
第三次是1989年。这年春夏之交的风波，反映了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因此，我们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错误。”(21)邓小平明确指出，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他又一次强调反腐败的战略意义：“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22)他还进一步地发展了他两手抓、两手硬的一贯想法，第一次使用“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的语言表述从理论高度阐明了改革开放和惩治腐败的辩证关系。
第四次是1992年。在当年春天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从战略的高度，大局的角度，向全党同志总结性地提出：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23)他又说，过去吸鸦片、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而新中国成立仅3年就办到了。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三、方法和策略
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列主义党建学说，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成功地创造了一整套党风建设的方法和策略，解决了一系列党风建设的实际问题，实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发展。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党风建设的方法和策略，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科学统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革命性和思想性的内在体现，完整性和具体性的相互渗透。
毛泽东关于党风建设的方法和策略主要有：
——着重于思想上建设党是党风建设的根本途径。思想是根本，作风是表现，只有解决思想问题，才能解决作风问题。从古田会议开始，毛泽东一直强调思想建设的重要性，主张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以思想教育为主纠正党的错误思想作风。
——整党整风是党风建设的有效形式。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历史转折时期，毛泽东曾多次强调了整党整风的重要意义，并3次领导了全党规模的整党整风。(24)在整党整风中，毛泽东坚持思想整顿与组织整顿相结合，整党与建党相结合，坚持“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本方针；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确方法；坚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问题的群众路线；坚持严肃、认真和谨慎的科学方法，这使整党整风取得了巨大收效。
——从严治党是党风建设的重要原则。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力主从严治党。建国后不久，他又明确提出，执政党党员的条件从严，坚持和提高党员标准，以防不良分子混入党内；教育从严，不但要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思想上入党；法纪从严，严格执行党纪，清除腐败分子，对党员的违法行为要从重惩处；生活作风从严，防止党员利用“升官”来牟取私利。
——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是党风建设的关键因素。我们“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他们懂得马克思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他们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有的性格和作风。”(25)他们的言语行动和道德素养，对于整个党的优良作风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
毛泽东关于党风建设的方法和策略，在实践中造就了一个具有革命风格的无产阶级政党。但是他晚年由于历史的因素和视野的局限，没有能够正确看待党内的政治分歧，没有能够客观估计党内的不良现象，而将此一概归结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从而将思想教育发展成频繁的政治运动，将整党整风上升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致使党风建设偏离了正确轨道。
历史在变化，时代在进步。邓小平既吸取了毛泽东关于党风建设的方法和策略的精华部分，又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框架结构，形成了他独具特色又符合实际的方法和策略，摸索出党风建设的新思路。他把实现党风根本好转的立足点放在持久深入的反腐败上，并从以下几个方面继承了毛泽东的方法和策略：
——从思想教育入手。通过教育提高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整体素养，使每个党员和干部在思想道德上形成良好的教养，建立起一道以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内心防线，这是对腐败的有力的防范。因此，邓小平指出：“好的党风也要体现在教育中”，(26)“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27)
——坚持从严从重的方针。邓小平认为，反腐败之所以成效不大，就在于我们对腐败分子“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得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28)他说：“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29)他主张死刑不能废除，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对经济犯罪特别严重的，要多杀几个，这才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
——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首先要从领导干部抓起，这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他强调，越是高干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名流，他们的违法犯罪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地位高、影响大。抓住了典型，处理的效果也好，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廉政建设。1989年，他曾多次向中央负责同志说过：“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30)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在于，邓小平在毛泽东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和创新。而1978年底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动脑筋、打破僵化，客观上就为这种发展和创新创造了思想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的确立，实际上排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去解决腐败现象的陈旧思路，我们得以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代重新回到宽松、活跃的氛围中，探索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各种理论问题。“两个基本点”的确立，又使得我们坚持在改革开放中反腐败，并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国社会经受着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一场亘古未有的伟大试验，却未出现多大的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邓小平所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显示了真理的光芒和深远的意义。这条基本路线，直接促进并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反腐败理论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1980年8月，邓小平系统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实现了反腐败理论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着重提出体制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斯大林到毛泽东晚年，都把腐败仅仅看作是一种思想问题、道德现象或阶级斗争的表现，而单纯依靠强大的行政手段、广泛的思想教育、频繁的政治运动来反腐败，甚至演化为激烈的阶级斗争。邓小平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他摒弃了运动治党，而把重点放在稳步、扎实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同时他又强调，改革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更新了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各国反腐败的基本理论，促进了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化和科学化，开辟了反腐败斗争的广阔前景。
1992年10月，根据邓小平南巡谈话的重要精神，党的十四大最终确立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实现了反腐败理论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提出了两个“不等于”的著名论断：“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南巡谈话如“东风又催改革春”，吹绿神州大地。由此而逐步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的封闭型思维模式。对于反腐败来说，不再是“扬汤止沸”，而是“釜底抽薪”。从宏观上看，当行政权力陆续退出那些已不再属于自己的领域，而把它交给市场调节时，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等各种腐败行为的地盘便从根本上被剥夺了。从微观上看，市场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它所包含的民主原则、自由原则、平等原则和竞争原则，必将大大激发社会每一个细胞的活力，带来人们观念的更新，素质的提高，效益的增加，以及身分角色由单一化、凝固化向多样化、流动化的转变，所有这些都是从基础层面上削弱腐败因素的重要保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彻底地解决了反腐败问题。只要存在着权力机构和行政机构，存在着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社会分工，就会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腐败问题。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就在于，他的思路和理论，他的方法和策略，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基础和可能，把社会主义国家腐败行为减少到最低限度，避免产生那种严重恶化的、难以遏制的后果。
如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样，充分发挥这种体制反腐败的潜能，也不可能转瞬之间一蹴而就。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反腐败的理论和实践也在发展，但腐败现象远未消声匿迹，甚至在某个阶段、某些方面愈反愈狂。经济和政治体制转轨变型时期腐败现象的陡然激增，是计划经济之弊和市场经济之劣畸形结合，成倍地放大了两者缺陷的结果，而不应归咎于改革本身。历史上，第一架飞机甚至不如鸟飞得高，第一辆火车甚至不如马跑得快，但人类理性所关注的却是其发展的潜能。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一思想，即在一定条件下，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反之亦然。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实际上从反面揭示了实践邓小平反腐败理论的迫切性，从反面坚定了我们锐意进取、深化改革的决心，从反面表明了今天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性，从而告诫我们要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运用大思维、大手笔，做好这篇坏事转化为好事的大文章。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对于加强党风建设，尤其是执政党的反腐败问题，作出了艰辛的探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历坎坷曲折，道路渐趋明晰。社会主义国家反腐败理论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表明：在反腐败问题上，我们正在一步一步接近绝对真理，我们正在一天一天走进自由王国。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0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8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12页。
④(11)(13)(14)(18)(19)(20)(21)(22)(23)(28)(3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144页、154页、164页、45页、152页、156页、300页、313页、380—381页、297页、313页。
⑤⑥⑧⑨⑩(12)(15)(16)(17)(26)(27)(2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58页、230页、124页、54页、46页、276页、57页、257页、338页、54页、332页、332页。
⑦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56年9月）。
(24)即1942-1944年的延安整风，1948年的解放区土改中的整党和建国初期的整党整风。
(2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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