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女权运动中女性内部差异问题的凸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论文,美国论文,当代论文,差异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06)06-0111-07
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美国女权运动中出现了关注女性内部差异问题的现象。所谓女性内部差异，是指非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权主义者，如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工人阶级女权主义者、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等站在自己的种族、民族、阶级、性倾向、宗教、文化、年龄、区域等各种立场上，对占据优势地位的主流女权观提出质疑和挑战，诉说自己的状况，吁求自己的权利的现象。基于种族、阶级、宗教等因素之上的女性之间的差异是早已存在的事实，但作为女性内部差异问题在女权运动中被关注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而在此之前，女性内部差异问题一直为社会性别问题所掩盖。
一、女性内部差异理论对社会性别理论的背离
美国女权运动始自19世纪中叶，目前已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社会运动之一。在1919年妇女获得选举权之前，美国女权运动在近代资产阶级倡导的独立、民主、平等、自由等新观念的影响下，致力于在选举权、受教育权、就业机会等方面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这些权利的最终获得，以1919年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为标志，这就打破了以前妇女囿于家庭这一常规。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受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妇女在战后被重新要求回归家庭这一现实的影响，美国女权运动重新高涨，发展成为当代女权运动。这次女权运动的特征之一是推动了女权研究的大发展。美国女权研究以思考妇女的地位和权利、造成男女关系不平等的原因等为核心，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在女权研究的众多成就中，早期的成就主要是提出了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在女权研究者看来，社会性别不能等同于性别。性别是指生理性别，指婴儿出生后从解剖学角度来证实其为女性或男性；社会性别则是在社会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男女有别的特点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体现。如从生理学的角度看，刚出生的正常婴儿就有明显的性别，但婴儿在心理上对自己性别意识的获得则在18个月左右。这就意味着性别意识是后天形成的，是受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即性别意识是心理和社会的产物，而并非是生理的必然结果。因此，在英语中，社会性别用gender一词表示，而生理性别则用sex一词表示。[1]
社会性别概念的构建，为女权主义者从根本上批判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找到了一个立足点。按照这一概念，不平等的男女关系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男女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过程。即当人类过渡到父权制社会后，男子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男子的经历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经历。在这种男子经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价值理论体系又上升为整个人类的价值理论体系而流传下来。在这种价值体系中，男子居于统治地位，妇女处于从属地位。这种统治与从属关系后来被一系列社会规范固定下来，就形成了专门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男性气质意味着独立、坚强、理性和文化，而女性气质则意味着依附、脆弱、柔顺和自然。这样，男女被分别社会化，女性被置于不利地位。正如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生就的，而相当程度上是形成的”。[2]
既然现实生活中妇女的不利地位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化的结果，那么今天的社会就有责任、有义务采取必要的措施改变妇女处于不利地位这一现实，这就是“社会性别”概念提出的主要意义。处于被压迫和从属地位的女性，也有必要团结在一起，以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因此，女权运动一度提出“姐妹联合是有力的”这样的口号，[3] 希望妇女在这一口号下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男权社会的压迫，改善女性生存环境。
但结果证明，基于“男女二元对立”观念上的社会性别概念的构建是无法团结所有妇女的。支持社会性别概念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在男权社会制度下，男女的社会性别差异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差异使男女成为相互对立的两极，其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被统治就成为妇女的共性，这种共性使所有妇女分享着共同的性别身份，都有反抗父权制的要求和愿望，因此，妇女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男性的压迫。但是，这种观点很快遭到驳斥。一部分女权主义者指出，妇女不是统一的概念，妇女是千差万别的，这一点在女权运动的实践和研究中都已得到了证实。[4] 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不同的妇女进一步强调自我差异，使女权运动和女权研究中形成一个新的问题——女性内部差异。它是以非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权主义者强调自己和主流女权主义者存在种族、民族、阶级、性倾向、宗教、文化、年龄、区域等差异为核心，形成的女权运动中有别于社会性别问题的另一个新的焦点问题。
二、同性恋女权、有色人种女权对传统白人女权的有力挑战
女性内部差异是早已有所表现的。在当代女权运动刚开始不久，作为领导者的异性恋主流女权主义者就发现她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对待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主张自己权利的问题。
在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对同性恋持否定态度的情况下，活跃在女权运动中的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主张同性恋者权利的言行不仅给攻击女权运动的人以把柄，也是持异性恋原则的女权运动领导者不可接受的，她们的对策就是孤立同性恋女权主义者。1970年，以贝蒂·弗里丹为首的全国妇女组织开展了一个阻止其成员公开同性恋身份的运动，害怕她们的身份公开会损害妇女运动。[5] 但这一运动并没有挡住同性恋女权组织的发展，至20世纪70年代初，同性恋女权组织已发展成一支有着自己声音的力量，在反对男权制的同时对女权运动构成挑战。同性恋女权主义者提出，正如男人的观点不同于女人的观点一样，异性恋妇女的观点与同性恋妇女的观点也是不同的。尽管在异性恋妇女看来同性恋行为是偏离正常性道德标准的，是不正常和不健康的，但这恰是自己比异性恋妇女优越之处，因为它可以为自己打破许多现存的女性框架提供条件。比如，从某种意义上说，男子正是通过控制性而控制妇女的，男子的压迫地位和妇女的受压迫地位正是性活动中男子的主导地位同女子的被动地位的发展和延伸。既然如此，她们的行为无异于是在开展一场妇女解放运动，而不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她们把妇女放在首位，这对父权制统治正好是一种反抗。既然女权主义者关心的是解放所有的妇女，那么女权运动不仅不应该排斥同性恋女权，而且有义务去与异性恋主义(Heterosexism)作斗争。
同性恋女权对主流女权的挑战使一部分人开始关注女性内部差异问题。差异的存在表明并不是像持社会性别论的女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人仅分为男人和女人两个群体，并不是所有妇女都有着相同的经历和体会，妇女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这一点被进一步证实。以前被当作整体看待的“妇女”实际上存在着由种族、阶级、民族、宗教、文化、年龄等因素造成的差异。
在众多强调差异的女性群体中，有色人种女权组织是一支十分突出的力量。历史上，有色人种妇女是以被压迫妇女反对男权压迫的身份支持女权运动的。由于她们受压迫较白人妇女更重，她们的经历和地位很早就为白人女权主义者所注意，但那时一般是将其作为女性受男性压迫的典型加以举证，而没有注意到她们和白人妇女的差异。1851年一位名叫特鲁丝的黑人妇女在一次妇女权利会议上的演讲就备受关注。据当时的会议主持人米朗丝·戴纳·盖奇回忆：“她的第一句话就使大家沉寂下来……那儿的那位男士说：‘妇女需要被帮助进入马车，被抱着过水沟，无论在哪儿都会有最好的座位。没有人曾经帮助我进入马车，没有人举着我过一个小泥坑，或者给我一个最好的座位！’把身体抬到充分的高度，她问：‘难道我不是一个妇女吗？看着我，看我的胳膊！’(她把右臂的袖子直卷到肩膀，显露出她大块的肌肉)‘我犁过地，种过庄稼，把谷子收进谷仓，没有男人能干到我的前面，难道我不是一个妇女？我能和男人干得一样多，吃得一样多——当我能得到它的时候，也忍受鞭打！难道我不是一个妇女？我生了十三个孩子，并看着他们一个个地被卖做奴隶，当我像我妈妈曾做的那样哭喊的时候，除了上帝谁也听不到，难道我不是一个妇女？……’”[6] 特鲁丝的演讲发生在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开始不久，原意是驳斥男人反对妇女争取权利，但在一百三十多年后，她的这段演讲却成为美国有色人种妇女，尤其是在少数民族中占重要地位的黑人妇女用以谴责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经典宣言。因为从特鲁丝的申斥中，反映出在美国早已存在的、基于种族的女性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种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差异却一直被社会性别差异所掩盖，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才凸显出来。
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是从种族及自己与白人女权主义者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社会生活等方面出发，对白人中产阶级女权观进行质疑和批判的。
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建立自己的女权观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假定所有妇女的处境、地位、体验都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在一个男权社会中，所有妇女都作为“妇女”而存在，都处在“父权制”的限制、剥削和压迫中，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社会文化等因素造成了她们处于共同的屈从和次等的地位，由此，当代早期的女权主义者提出了“姐妹情谊”的口号。在社会性别理论所构建的男女二元对立观的推动下，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就成了当代早期女权运动追求的主要目标。事实上，早期的女权运动不仅没有排斥有色人种妇女，甚至由于其部分起源于废奴运动和黑人的民权运动，后又出于策略上的需要，白人女权主义者是非常渴望能与有色人种妇女特别是黑人妇女联合斗争的。她们一再强调与黑人妇女的姐妹情谊及所有妇女生活的相似性，就是力图在二者之间找到共同点，为反对男权统治而斗争。但在主观上，她们并没有考虑有色人种妇女的具体生存情况，而是从自己的情感体验出发，为自己的目标才团结有色人种妇女进行斗争，因此她们对待有色人种妇女的态度是居高临下。甚至许多白人女权主义者认为是她们发起了女权运动，自己就是理所当然的领导者。她们让有色人种妇女加入自己的组织或某些活动，只是为了让有色人种妇女按她们的意愿去做她们认为有色人种妇女“应该”做的事。“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在女权运动中也倾向于利用有色人种妇女受压迫的苦难来证明自己的苦难，”著名黑人女权主义者胡克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白人女权主义者很少费工夫去了解和理解黑人妇女的生活，但她们很早就知道运用黑人的受压迫及其斗争的对比来强调自己的受压迫。例如，当代女权运动最早的作品之一被冠名为《妇女作为黑鬼》。”[7]
因此，尽管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不是有意的，但却不自觉地利用了有色人种妇女，既没有真正理解她们，更没有提出或解决她们的问题。比如，女权运动在过去提出并力图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流产权、日托权、产假权、平等机会政策及平等权利修正案(ERA)等。这些问题是以全体妇女的名义提出来的，但它们所反映的却主要是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妇女的要求，后来从中得到实惠的也只是白人中产阶级职业女性。有色人种妇女面临的主要问题——社会福利、公共住房、租户的权利、内城学校、贫困、吸毒和有色种族人入狱率高、失业和低收入等却被早期的女权运动相对地忽略了。据此，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指出：早期的女权观忽视有色人种妇女的文化、历史及生活体验，这种观念是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从自己的立场、生活体验出发而得出的结果。正如默勒·伍所说：“这是相同的白人声音在说，我正在写作及正在寻找的是普遍的问题。是的，在运用‘普遍’的许多时候它仅是被作为白人的婉转的用语，实际是：白人的主题，白人的意义，白人的文化。”[5] 而事实上，在美国妇女的地位结构中，黑人妇女、土著美国妇女、拉丁美洲妇女及亚裔妇女等组成了主要的工人阶级，以收入、受教育程度、家庭结构形式等各方面的生活标准来衡量，她们的地位都处于白人妇女之下。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将自己的具体境况扩大为所有妇女的普遍情况，很显然那些具体境况既不是黑人妇女，也不是西班牙妇女、墨西哥妇女、亚裔妇女或美国印第安妇女的实际境况。因此，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声称，她们同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之间存在着差异，白人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并不能代表她们的观点。
又如，在女权运动的历史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隔离是白人主流女权主义者力图打破的。白人妇女作为家庭主妇而被束缚在家庭中，白人女权主义者的奋斗目标之一即是要走出“家庭”这一私人领域，进入公共生活。激进女权主义者更提出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Personal is political)口号，将传统的私人领域当作公共领域看待。[6] 但这种公私区分与有色人种妇女的生活关系不大，甚至与白人女权主义者提出的“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相反，有色人种妇女的生活现实是“公共的就是个人的”(The public is personally political)。[6] 这主要是指有色人种妇女过去作为奴隶，今天仍作为劳动阶级，根本就没有什么私人领域。正如特鲁丝所说，她不得不犁地、收谷子、接受鞭打，即使是她生的孩子被卖走，她也无权过问。
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艾达·赫塔德从白人男性对白人妇女和有色人种妇女的不同需要出发对二者的差异进行了剖析。她认为白人男性需要白人妇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白人妇女是下一代白人成员的生育者，而她们所生育的下一代将来要继承其父辈在社会上的权力和地位。正如南希·哈雷所观察到的：“作为妻子、秘书或白人男性的助手，白人妇女实质上已被统一于权力中心，这使得强大的白人男性有从话语及非话语等方面与白人妇女进行不断互动的必要，这些不断的互动促进和增强了白人妇女对白人男人温顺、驯良及忠诚的社会化的过程，以至于白人妇女经历了一个社会控制的个体化及内在化的形式”。[6] 但白人男性对有色人种妇女的需要却是另一种方式。有色人种妇女当初来到美国，或者是通过奴隶贸易(如黑人妇女)，或者是其土地被征服(如墨西哥、波多黎各岛、美洲印第安及菲律宾等地的妇女)，或者是通过强迫性的或半强迫性的劳工移民(如日本妇女、中国妇女)，结果是有色人种妇女与有色人种男性一样，属于被压迫阶级，她们注定要做有色人种男性的妻子、情人和母亲。因此与白人妇女被同化入权力统治结构相反，有色人种妇女被从权力中心隔离开来。白人男性对白人妇女及有色人种妇女采取的不同压迫方式，使得有关二者的“妇女”定义也不一样。
这也可从白人妇女和有色人种妇女的社会生活状况中反映出来。据统计，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中，黑人妇女为户主的占52％，而白人妇女为户主的则只占27％。有58％的少年妈妈是黑人，而白人少年妈妈只占13％。[6]
以上数据说明有色人种妇女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是不同于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有色人种妇女往往受的教育少，挣的钱更少，却有着更重的经济负担。尽管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始终声称女权运动是为所有妇女谋福利、求解放的，但由于美国社会结构已造成了不同种族、民族、阶级的隔离，使得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与处于社会底层的有色人种妇女在文化传统、阶级地位和生活经历等各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7]
种族压迫对于有色人种妇女来说是现实问题。多年来，有色种族人达成的共识是：民族生存有赖于男女的团结斗争。虽然有色人种妇女同样也面临着反对本种族大男子主义的问题，但是，当面临关系到种族生存的严峻局面时，有色人种妇女仍然认为种族主义是她们最大的敌人。一个黑人妇女解放委员会的负责人弗朗西斯·M·比尔在一篇名为《双重危难：既是黑人又是女性》的文章中阐述了黑人妇女的立场：“任何白人妇女组织若没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种族主义的思想理论，那就和黑人妇女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黑人大众正在进行一场生与死的搏斗，黑人妇女的斗争重点必须放在反抗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对黑人的剥削上。”①
当白人女权主义者将性别压迫放在斗争的第一位时，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却发现自己被置于在性别压迫与种族压迫中作出选择的两难境地。我国美国女权运动研究者王政就指出：美国女权运动是西方个体主义的产物，“女权主义是西方哲学思想——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一个分支，是西方父权制残余同西方社会个体化发展的矛盾冲突的产物”。[1] 当代白人女权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强调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这是白人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一个特点，但非洲、墨西哥、亚洲、印第安文化却明显地与此不同。这些地区的人强调家庭、亲属、社团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在美国，有色种族人挣扎在白人文化的包围之中，种族、家庭、社团的生存和团结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有色人种妇女质疑说，当她们的孩子正面临着被残害的危险时，自己的地位提高了又会怎么样呢！“一些问题是我们(作为妇女——引者注)分享的，一些则不是。你害怕你的孩子长大后会加入父权制反对你，我们害怕我们的孩子会被人从车里拖下来，被枪杀在大街上，而你们却在他的死因调查面前转过头去！”[8] 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更尖锐地指出：“不像有色人种妇女，她们每天都必须处理种族主义问题，白人妇女能承担得起对种族主义影响的漠视，她们就如那些放假期间才去教堂的人，当她们有多余的精力时(大概也就一年两次)，才能去处理它”。[5]
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在对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忽视自己与有色人种妇女的差异提出批评的同时，并不否定女权运动，而是希望在女权运动中能容纳和解决她们的问题，希望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能够聆听一下“他者”的声音。正是基于这一点，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虽然积极主张建立自己的组织，以达到为有色人种妇女争取权利的目的，但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主张实行“分离主义”(Separatism)。“分离主义”是女权运动中的一种理论，它主张和不同于她们的人相隔离，比如激进女权主义者曾主张与男人相隔离，同性恋女权主义者曾主张与异性恋女权主义者相隔离等。大部分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之所以反对分离，是因为：一方面，有色人种妇女经历过与自己本种族的男性共同反对压迫的过程，同时还与之有着一个共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她们需要并希望与有色人种男性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种族主义；另一方面，她们更认识到“分离主义最坏的影响不在于我们将谁定义为‘敌人’，而在于它使我们相互孤立”。[5]
所以，她们也不主张同白人妇女相分离，而是在批判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同时，强调种族、性别、阶级的交互与不可分性。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站在反分离的立场，期望与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进行对话。
三、女性内部阶级、宗教、年龄、文化等差异的暴露
女性内部差异除了表现为性爱对象和种族方面的差异外，还表现为阶级、年龄、宗教、文化、区域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其中，阶级问题就是个十分突出和复杂的问题。总的来说，黑人贫困人口在黑人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是白人贫困人口在白人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3倍，但白人中的穷人仍占了美国贫困人口的2/3，[9] 这表明美国的贫困妇女仍是白人妇女居多数。这些贫困的白人妇女虽没有种族方面的负担，但她们既不能认同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和上层妇女，也不能认同有色人种妇女，她们有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更多的就是阶级因素，总体上她们属于工人阶级。她们认为，以前的女权运动解决的是那些中产阶级妇女的问题，而没有真正触及下层妇女的问题。因此，她们要求女权运动能正视她们和其他妇女的差异，为解决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提供方法。
同样地，还有许多妇女从宗教、文化、年龄、地域等方面提出了妇女之间的“差异”：一个贫穷妇女的生活肯定不同于一个富有妇女的生活，一个18岁妇女的生活也肯定和一个60岁妇女的生活不一样，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妇女和一个信奉犹太教的妇女生活也不相同。她们纷纷要求女权运动能够正视以上“差异”因素对她们造成的压迫。以上诸“差异”的暴露，使原本以“社会性别理论”为中心的女权理论内部异军突起，种族政治、文化政治、性别政治等在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基础上纷纷言说自己的与众不同。“女性内部差异理论”也就在众说纷纭中得到了肯定和发展。
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与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是这一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和强有力的推动者，现在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权主义者也越来越多地肯定这一理论，并开始对这一理论的深化做出贡献。“女性内部差异”问题的凸显，不仅使女权主义者将注意力由原先集中于男女两性关系转向女性内部的各种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她们开始将只集中于“社会性别”的注意力转向性别与其他各种存在差异与压迫的因素，诸如阶级、种族、民族、宗教、文化、年龄、区域等。这些因素被纳入女权主义者的思考和分析范围，使女权主义者的研究深化为对现存不平等权力结构进行解剖。
四、女权主义者改造不平等社会权力结构要求的提出
在对造成和影响“差异”的各因素进行分析、挖掘的过程中，女权主义者发现性别是造成人对人压迫的一种因素，而阶级、种族、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都在对特定妇女的压迫中起作用。社会权力结构及分层是在以上各种因素的合力下最终形成的，并且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哪个因素所起的作用更大。“几乎没有什么根据去争论谁的压迫伤害更多些……。再者，尝试去给压迫分等级对于许多妇女来说是现实中的自我分裂。个体妇女有许多不同的社会身份。”[7]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具体的妇女，她所受的压迫是多重的，这种多重性尤其明显地表现在由种族、社会经济、阶级、性倾向等因素所共同形成的社会分类上。有色人种妇女和其他贫穷妇女所受到的歧视及压迫就基于这些因素，当然同时也包括社会性别因素在内。比如，有色人种妇女所受的压迫虽是多重的，但这些压迫形式却不是并列地起作用。换言之，她们受到的歧视和压迫是她们所处的社会地位、身份及有关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不能这么说：第一，因为她是一名妇女；第二，因为她是一名有色人种妇女；第三，因为她很穷。压迫妇女的各因素是同时起作用，并且它们之间是交叉互动的，是不可以将其分开的。
当然，“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10] 强调对妇女的压迫因素的多重性、交叉互动性，并不等于说在任何时候，诸压迫因素都没有主次之分，而是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出现性别、种族、阶级等某个特别因素处于主导地位的现象。比如，对一个中产阶级白人异性恋妇女来说，性别可能是她面临的最明显的问题；若是一个同性恋妇女，性规则可能是其攻击的主要对象；对一个有色人种妇女来说，种族、阶级问题可能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少数民族争取民权的运动中，一个黑人若把性别放在首位就可能会被视为对整个黑人种族的背叛。女性内部差异问题如此复杂，使得主流女权主义者以前强调的妇女一致性不仅显得虚假，也使其“姐妹情谊”显得可疑，更使人怀疑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妇女企图利用其在女权运动中的主导地位抹杀其他妇女的异质性，从而表现出她们对其他妇女的压迫倾向。
“完整”已在真实面前破碎，女权运动面临着一个重新定向的问题。目前，女权研究中流行两种貌似相反的观点，南希·弗雷泽所写的《平等、差异和民主：美国女权主义者的最近争论》一文将这两种观点称为“反实质主义的解构观”和“多元观”。[11] 前者指的是女权主义中的反实质主义(Anti-ess entialism)派别，这一派别面对女性内部巨大的差异，声称一切都是话语的建构，女权主义者唯一的任务是去解构关于“妇女”的每一个建构。正如弗雷泽的评论，用这种观点看问题太简单化，没有看到今天最关键的政治问题，即将女权主义与整个社会结构及社会不平等联系起来。
“多元观”指的是在美国十分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这种观点主张用积极的态度去看待女性内部差异。它的目标是去创造多元文化的公共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作为人类不同的生活方式，“差异”得到认可，并被平等地对待。在这样的社会中，从今天“统治者”的角度理解为是“背离的差异”将被当作一种人类特色而得到赏识，所有的公民将按其共同的人性享受相同的合法的权利。从这一假设前提出发，这种观点不加区别地对多样化和多元文化给以肯定和赞扬，将现存的各族群的价值和文化都看作是好的，唯一需要的是对一些族群应多给一些尊重。弗雷泽指出，这一观点忽视了现存的权力关系是不平等的，各族群的关系并不是并列的，而是交叉的，因此有一些东西需要改变。
最终弗雷泽认为，“反实质主义的解构观”与“多元观”都失之于未将文化政治的认同和差异与社会正义政治及平等政治联系起来。弗雷泽提出应将文化差异放在社会平等的角度去理解和阐发，从而去发展起一个得以生存的女权主义，政治民主应在其中发挥它的作用。弗雷泽的这种建议适应了今天女性内部差异凸显的现状，为女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指出了一条较好的道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女权运动早期，当代女权主义者以“性别”为关注点，挑战了男权制度，反映了部分妇女、尤其是以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妇女为代表的妇女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权主义发展到今天，在差异政治兴起的前提下，性别、种族、阶级、民族、宗教、年龄、地域等都成为女权主义者关注的对象，而女权运动讨伐的对象也相应地转移到由以上诸因素交叉互动所形成的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
与早期女权运动不同的是，这次推动女权运动进一步发展的主力是包括有色人种妇女等在内的曾被主流女权主义者边缘化的妇女，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女权运动与改造整个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经过三十多年的摸索，今天女权运动的目标就是将性别与阶级、种族等原有的不平等因素结合起来，将性别看作构成今天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的一个因素，在追求民主的前提下，将往日被压迫、被边缘化的人变为主体的一部分，变为分权者。因此，女权运动今天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结构，女权主义者应该建立一种多视角、多思维的向度，并利用这种向度，既在分析与批评中注意阶级、种族、性别因素以及各种特殊社会群体的交叉互动，阐明权力与统治的多重交叉方式，又从社会不平等这一现实出发，在民主的基础上，对整个社会结构加以改造。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女性内部差异问题的凸显推动着女权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注释：
①转引自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女权运动》第15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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