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人口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人口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口问题，向来是国计民生运筹之际所必予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体育人口，理应是制定体育事业发展规划时业已先行把握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务院决定，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将于2000年进行。[1] 届时体育人口的数量和结构等问题，会不会得到一些令人信服的说明？人口普查，是现在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的搜集人口资料的一种科学方法。[2] 历次人口普查，均按人口的自然特征和社会特征，分层分项合则有序地进行。人口普查的项目范围，随社会进化而不断地有所扩展，可若想把体育人口列为普查指标项，目前显然不可能被纳入议程。公允地说，不是人们轻视体育或无视体育人口普查有没有必要性，倒是体育学者及体育官员至今还无力将体育人口的本义及操作性指标略做澄清。
1 现状评述
1997年中国社会体育现状调查结果声称，全国体育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1.4%这样一个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比重，[3] 可是其调查报告让人一看便不能不疑窦顿生。说“1996 年我国16 岁以上城乡居民有34.3%的人参加过一次或一次以上的体育活动，……若将7岁至15 岁的在校学生以及武装力量等人口作为当然体育人口统计，我国体育人口总数约为31.4%”[4]——一年之中只须参加一次体育活动， 便被统计列入体育人口群体，如此宽泛的判别标界，岂不很容易就能将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的体育人口比重提升到90%以上，一下子即可大大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上海的一所体育学府每年举办一次春季田径运动会，每年有半数以上的教职工参加这唯一的一次全民健身长跑，男的跑三圈，女的跑两圈，不计跑速，不算名次，穿便服皮鞋跑不管，跑不动走它两三圈也行，……可我们不能不问上一句，他们是不是统统都在那个34.3%或31.4%的社会群体中？
或许，大家都有同感，此间的破绽太过明显，稍后正式发表的《中国社会体育现状调查结果报告》另有说法，“确定当前我国体育人口的基本标准即每周参加体育活动不低于3次，每次活动时间30分钟以上， 具有与自身体质和所从事的体育项目相适应的中等或中等以上负荷强度者，1996年我国16岁以上的体育人口为15.5%。”[5]这15.5%比那34.3% 一下子锐减一大半，可不期然人们已另有新的疑团。——你说每周运动3次才算数，可他仅仅每周运动2次或1次且自我感觉良好， 应该怎么算？你规定每次运动必须达到30 分钟， 可他偏偏经常性地每次运动20分钟即告结束且当时已浑身冒汗，对这种情况又该如何下断言？
其实，每周几次每次几十分钟的说法并不新鲜，早在80年代中期，美国、日本专家来华讲学时就是按这种模式讲了一遍又一遍的。遗憾的是10多年过去了，当初的学生并没有将外国先生的讲学内容加以消化并予发展。似新的方案一套接一套推出来，什么“每周锻炼5次以上， 每次不少于20分钟”，什么“每天参加保健体育活动40分钟以上，每周不少于3天者”，什么“每周参加一次旅行或野营或体育比赛者”， 什么“坚持每天一小时活动者”，什么测算时只是“按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不同频数，分别加以推算和统计”，等等，等等。我们不难发现，所有那些方案均不过是在次数和分钟数的框架内团团打转，不仅毫无新意，反而徒增新的认识紊乱。例如，“每周参加一次旅行”的动议若予施行，恐怕连职业旅行家也会抱怨疲于奔命；至于“每周参加一次体育比赛”，肯定会让高水平专业运动员个个吃惊而后自叹不行。为进行科学统计而不惧悖情悖理，可囿于外在规定性的思考却终究还是不能切题。
似乎，人们也早已明鉴于此，早已有许多致力在体育人口概念理解上下功夫的人士。最新最近且级别甚高的一项研究课题，就又一次以似新的字句给“体育人口”下了一个定义：“体育人口是指生活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以增进身心健康或提高运动成绩为目标，以身体活动为共同标志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6] ——这个定义让人觉得熟悉，却原来是在重复人口理论经典上的某些一般泛指性字句。翻开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可以找到“人口”这一术语的标准定义：“人口，是构成社会生活主体并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它是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内，与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社会经济关系相联系，进行其生命和生产活动的。”[2] 这里且不论模仿上位概念的定义字句会在多大程度上束缚下位概念的意义开发，单说该体育人口概念的两项种差，增进身心健康和提高运动成绩，就足以继续将无从有效统计体育人口的局面维持下去。大家知道，所谓提高运动成绩，基本是针对专业或半专业且在役运动员而言的，对这部分人的统计，一向不成问题；体育人口中这一组块，亦一向界标清晰。问题的关键是纯业余体育参与者，他们在增进身心健康方面的受益与否及受益程度该如何统计？很有可能，年轻的市民只须正常饮食作息，其体格和机能即可健康发育，体育锻炼对他们身体发育虽然会有很大影响，但往往抵不过遗传及职业所导致的个体差异；而年长的市民，即便他们每天健身运动不止，但经年累月，他们的体质状况仍然或必然在不断降低。一句增进身心健康的话语，如何能将诸多情况下参与体育的各类市民囊括进体育人口的群体。
其实，新近发表的体育人口概念研究结果并不新颖，它与先前诸多研究结果在选取概念种差的思路方面颇为类同。1990年有人著书，“将与体育存有相亲关系的社会人口称为体育人口”，而其认定的与体育存有“紧密相亲关系的实质性体育人口”，首先指的是参与“训练和锻炼”的那些人。[7]1995年出版的体育社会学教程， 也是把体育人口定义为“经常从事身体锻炼、身体娱乐，进行专项训练的人”。[8] ……显然，参与训练或进行专项训练，是以提高运动成绩为目标，参与锻炼或从事身体锻炼，是以增进身心健康为目标。
无须赘言，尽可洞见，以往至今的体育人口研究，在判别标准和概念定义等方面始终内存着根本性的疑点。体育人口，是一个后合成的交叉学科概念，体育人口研究，不仅应向人口学理论寻求立论根源，还应鉴戒体育学理论发展历程中的某些败点。既然翻来覆去讲不清什么是体育人口，就应该想到，究竟什么是体育也是一个模糊概念。体育概念模糊与体育人口概念谬误因果相袭，体育人口概念谬误与体育人口鉴标混杂则互为表里。看来谁也不能例外，欲明断体育人口的内涵外延，就势必要对体育其事先期进行思辨。
2 概念匡补
我们对体育概念的研究结果早已整理成文并承发表，[9] 而如今再次重申体育概念的种差特点，似乎仍有必要。体育这种人体活动的首要特点是强化体能，其另一大特点是非生产性。体育活动使人体承受运动负荷，与之相续的正常结果，便是体内能源储备的超量恢复，而超量恢复则是强化体能的生物学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人类体能的强化进程并无止境，这是因为，从思想层面上说，人类具有不断追求新设目标的意志冲动，从物质基础上说，人类天赋重复运作的内源成瘾性。人们参加体育锻炼的初期感受，就是体质状况得以改善，体能持续强化的可见远景，则是竞技水平越来越高地向上升腾。普通人的体能强化之路走得并不算远，这首先是受遗传因素而后是受职业要求所限：运动员则超越健康指标而不断刷新体能水平纪录，他们最能代表体育其事，因为他们是开拓体能疆域的尖兵。至于说强化体能有什么意义，我们已有论文对之做出分析。[10]质言之，体能是每个人生活、学习、工作乃至享受的最内在的物质基础或最广义的通用“货币”，体能不足者就会徒有硕大躯壳或知识累积而无奈地错过似可易得的宝贵机遇。体能又是整个人类赖以立足宇宙的最可自我把握的作用力，这一点恐怕要从人类无意识层面上来破译——由于人类只是在茫茫宇宙中的有限时空内幸运地得以生存，[11]故而，人类越进化就越是不能忽视挑战幸运的制约力；殊当重大灾变降临时。显然，人有多大的体能，也就意味着他有多强的抵抗力。体育活动正是强化体能的一种有效手段，切莫只看到体育活动也能产生增进健康的近前效益。
若单讲保健养生，其实完全无须体育，静卧打坐，食补药补，轻微劳动，只要运用得当，几乎路路皆通，样样都行。倒是体育其事内隐双刃剑，稍有疏虞即可导致伤病。伤病直接损害健康机体，但伤病往往不仅是强化体能过程的必要代价，而且很可能也为强化体能新辟了路径。所以，尽管无法全数避免的大小伤病令养生保健者望而怯步或中途折返，但越来越多主动追求强化体能效益的人们并不放弃体育活动及此间的竞争。高水平竞技运动是强化体能进程的先导，身缠伤病的优秀选手几乎个个都曾是最具健康标志的年轻人；而大众活动性游戏之必然演化为竞赛项目，则概以强化体能而争取优胜为其深层动因。健身体育是强化体能的起点，竞技体育是强化体能的峰巅，两者之间有一条内在的逻辑连线，应该说竞技体育与健身体育本来就是同根同源，其强化体能的差异只在两端可以明显区辨。
有人说生产劳动也会使人体承受负荷，因而也会有增进健康乃至强化体能的效果。其实，在复杂的社会里多因一果或多果一因的事物还有很多，我们不能一再地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体育其事无疑是文化活动，体育文化的出现肯定亦滞后于生产劳动。生产劳动与体育活动都有身体负荷与之相伴，但即便是负荷的数值相等其性质亦截然不同。劳动是为谋生，体育是为强体，为获生活资料的劳动每每顾不得肢体畸变，而不受生计分心的体育却可以自由高效地致力于发展每一位参与者的体能。尽管有时情况颇为异样，但在这里万变总是不离其宗：用生产手段来专门从事身体锻炼，该生产手段便介入体育系列；用体育手段去谋求物资财富的创制，该体育手段也就异化为生产劳动。至于说职业运动员似乎是以体育为谋生资本，其实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分工。个人有余暇，方有个人体育及其它文化活动；社会有余暇，才有运动员职业及其它文化人职业的诞生。——毫无疑问，体育概念的另一个关键性种差必须是非生产性。
强化体能和非生产性，这两项种差互补互依，缺一不可而多一冗余，体育的真义尽在这里。只应以此为鉴标，也仅仅以此鉴标即可明辨任何一种人体活动是否体育。体育：旨在强化体能的非生产性人体活动。——这是我们研究认定且十年一贯坚持的体育概念定义。
一旦对体育概念认知明晰，理当不难澄清体育人口问题。既然体育这种人体活动旨在强化体能且具非生产性，那么只须把握这两层限定便可以对体育人口重新定义。
在体育人口的概念中必须强调的，不应是一般泛指的“以身体活动为共同标志”，而只能是“以体育活动为手段”，这是区别于生产性活动及其它身体活动的体育人口的一大特点。体育人口概念的关键一点是“提高或保持体能水平”，这完全可以运用体育测量手段而得出定量论断。所谓“增进身心健康”是说不清楚的，这不仅因为健康从来就是由多因素所制约，而且因为究竟体育能带来多少健康效益也一向难以判别。至于“提高运动成绩”，仅仅用来指谓在役选手似乎还可以，可想一想还有那么多因伤因病因年龄而退役执教的体育圈里人，这一条限定也成问题。鉴戒至此，我们认为，体育人口，应当是也只能是：通过体育手段来提高或保持体能水平的社会成员。
3 运筹思路
明确了体育人口的概念定义，我们就有依托而切实地解决体育人口的测试方法及调控策略等问题。
首先应看到，以往那些以参加体育活动的次数和时数为依据而对体育人口进行统计估算的方法均嫌不妥，因为有关体育活动的内容、强度、密度以及运作程序等许多极为重要的指标，都不在统计之列因而均无从把握，可以想见，那是一种多么盲目的计量工作。或许，人们觉得，内存误差的统计数据毕竟是暂且给出了一个参照标准，而事实上，使用说不清有多少误差的统计结论，只能是自欺欺人。参加体育活动的次数和时数，只能由被试人自己填报，每个人那不显眼的微小误差汇聚起来，就足以使整个统计工作完全失真。
如今我们引入体能这一概念，测试体育人口的方法思路也随之有所转变。既然关键是看体能状况及其变化走向，那就应重在测定其通过体育活动而对自身体能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必须跳离每周锻炼几次或几十分钟的俗套，而将测试方法研究集中在体能指标的选择上。至于选择哪些体能测试项目，那须由专家下一番设计与试验的功夫，但某些选项原则，似应被先行提出。
第一原则应是有效性。这就是说，通过测试，一定要真能反映相应方面的体能水平。例如举重，所举重物的公斤数就标志着一个人的力量水平。第二原则应是易行性。大家都知道，练习动作多一层繁难度，就会在测试过程中多丧失一层可测性。例如，青少年学生的绝大多数都能参加短跑测试且能跑出自己的真实速度，但若选用中长跑项目欲测一下所谓耐力，就会使相当多的测试活动无法进行，这当然不仅仅是由于耐力测试势必会消耗被试者的大量体能，还因为耐力素质本身又是由许多单称素质所构成，其真实水平更取决于即时进入被试角色的情愿性。
两条原则，双重限定，关键是用物理尺度来做权衡。各种体育活动均以体能为基础，各种体育活动的参加者理应能够参加选定项目的体能测评。不问参与何种体育项目，不问实际投入多少时间，是不是属于体育人口，只看其是否提高了或保持着体能水平。这又涉及体育人口的判别标准，能否涵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
由于体能随年龄增加而变化并有性别差异，所以体能测试的评定标准似应适度细分。性别差异较易可见，而年龄差级该如何确定，却须由专家通过设计和试验来做结论。《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已颁行在先，其主要测试对象是儿童少年。体育人口评定标准势必也要研制，其研制工作应以在先者为鉴。儿童少年时期的身体发育，每年都有变化而且变化明显，若不能体现这种变化特点，那个《标准》显然失之于尺度宽泛。成年人的机体代谢水平趋于平缓，体能测评的年级跨度恰可有所加宽。在校学生需要激励因而测试分三个等级（优秀、良好、及格），对体育人口的评定统计似乎只须一条最低线。而鉴戒《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最重要一点，是不应对耐力跑和协调性练习进行测验，因为耐力跑测试太易于失真，而协调性总是与运动项目特点紧密相联。体育人口评定标准则不必追求系统全面，因为每个人的体能状况都有其特点而体能亦自有其多种表现。一个人只须一项测试达标即可算是体育人口，精英选手的立身之本也只在专项突出而不是全面发展。体育人口评定标准应当名副其实，不能有效运用量化指标的项目即便告缺也宁可弃置。
以上所说测试项目和评定标准，主要考虑的是广大市民，体育人口当然还包括运动员以及多数在校学生，他们本来就是体育事业发展的生力军。体育活动最初萌发在一些不再将其全部时间用于谋生劳动的人们的个人余暇中，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开始有了专业运动员这一社会分工。由于可以将其全部时间用于探索如何最有效地强化体能，因而是专业运动员及其所属系统始终牵拉制导着整个体育的进程。学校体育也是社会余暇产物，也可以致力探索如何通过运动技术传习而持续长久地发挥其强化学生体能的作用。不过，普通学生的主业是文化学习，其体能强化的进程也伴随着身体的正常生长发育。普通市民及百行就业者则不同，只能利用个人余暇时间从事一些结构简单的体育活动；加之外部条件及自身体质状况的层层局限，即便有心志也难于走在强化体能群体的前面。——由此可以清晰得见，不同的时间投入可以使人有不同的作为，那么以投入时间为标准，是不是就能够对体育人口群体做出有意义的分类？！
惠得社会余暇全力支撑的专业运动员，最能反映体育其事的体质和追求，我们可以称之全时体育人口。与之相对应，完全是在个人余暇时间进行体育锻炼的普通市民，则可以称之半时体育人口。尽管每个人的余暇体育用时所取其半各有不同，但其共同特点是利用谋生职业之外的余暇时间从事体育活动。至于在校学生，虽然其余暇体育的性质与专业体育相类同，即均由社会余暇来支撑，但其所能投入体育活动的时间却很有限，只能发挥与普通市民的余暇体育相近似的作用，故而称之半时体育人口较为适宜，尽管多数学生的体育态度要比普通市民更为积极，而且其体育活动开展于生长发育期。
全时体育人口可以按运动项目再分亚类，半时体育人口也可以按职业称谓再做区分，不过，那与其它多种分类体系有着近似的意义，主要是为研究统计提供便利。而强调全时与半时的差异，则意在更深刻地理解体育的本质，从而有助于准确把握体育发展的动力。
一个国家的体育事业发达不发达，可从竞技体育和健身体育两大方面去做考察，而这两种体育的承载主体显然都是体育人口，所以发展体育事业的任务须由体育人口政策入手。某些体育后进国家或许会急切地倡导全民健身，但参加健身活动的人却未必均能达到体育人口的基本标准。全民健身与竞技运动本来并不矛盾，优秀运动员原本也是体育人口的一部分。全时体育人口是竞技体育的典型代表，但全时体育人口不可能没有健身体育之根；半时体育人口是健身体育的主成分，但若没有竞技体育的引导，其健身体育也就失去了灵魂。故而可以认定，欲使国家体育事业协调发展，首先应当确保全时体育人口的数目及质量，并充分发挥其辐射全局的积极影响；同时则不应对半时体育人口比重的提高幅度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尤其不应造成政府有能力调控全民健身的假象。
一个国家或一个社区的体育人口不可能无限增长，因为人有多种喜好而不可能把功夫都用在体育上。但体能状况又确实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政府也不应漠然无视全民健身运动的大势走向。既然无力全管又不能不管，那就需要参照国外而依据国情，制定出一条体育人口基准线，并在基准线的高端和低端各设一个警戒点。只要体育人口比重适度，行政部门便尽可任其自然；只是在体育人口的比重远离基准线而近及警戒点时，行政部门才应启动干预机制。不过，靠外部干预而发展起来的体育人口，毕竟缺乏一种内在的动力，最终还是要靠提高文化修养来解惑释疑。
体育人口比重过高似乎也有问题，令人担心整个民族文化荒疏于嬉戏。中青年人口是社会结构的栋梁，不能指望他们也有时间和心绪象退休人口那样地坚持锻炼及保养身体。如果痛惜英年早逝而倡导体育是意在保健养生，那完全可以选择改善生活条件及调整作息时间等更加有效的手段和途径；问题是许多脑力劳动需要长时间高强度地进行，这种工作方式极其有碍于健康却又是事业成功的基本保证。此间便不应被生物体育观的狭隘所束缚，发展体育人口的初衷不正是着眼于体育其事的社会性？！
统而观之，体育人口政策的制定势在必行，体育人口政策的制定又必须以体育人口数量关系为依凭。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体育人口测试项目和评定标准等有关的指标体系，不错过在全国人口普查时借力进行体育人口抽样调查的大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