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人类学:跨文化、跨学科研究1_人类学论文

审美人类学:跨文化、跨学科研究1_人类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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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838(2015)03-010-06

       在人的面部和身体、自然、艺术和设计之中,存在所有人都认为具有吸引力或漂亮的视觉特征吗?反之,存在各地的人们都认为视觉上令人厌恶或丑陋的对象吗?如果存在这种视觉偏好的共识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些审美普遍性?

       人类在视觉趣味上的喜好和厌恶,像文化史家和文化人类学家所提出的那样,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或他们所属的时间阶段所决定的吗?如果果真如此,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审美偏好上的文化相对性?

       这些关于人类审美偏好的普遍共识和文化差异的基本问题又引发了其他一些疑问。有人可能会问,自然环境而非社会文化环境在对视觉偏好的形成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还有人可能会想,个体经验和偏好是如何纳入到情感性视觉反应的全球一致性和时空多样性这一宏大的问题框架的。任何此类问题都会引发审美乃人之为人的基本维度的关注。事实上,由此引发的最基本的问题或许是:为何人类会有审美偏好?我们为什么首先会体验到美和丑?有人或许认为这是一个宽泛的哲学问题,而其他人将其视为一个基本的生物进化问题。

       有人注意到,哲学和科学都源于好奇与提问。上面涉及的基本问题,由对人类作为审美存在的认知兴趣所引发,或许会导致持续的研究和争论。适合探讨这些问题的学科,首先应该是美学。不过美学这一学术领域很少关注审美的人这一基本问题。至少在西方学界,美学几乎只关注西方传统之内的“艺术和美”(将“艺术”而非“美”作为主要分析对象)。

       除了没有全球性或跨文化的视野,美学还被描述为缺少跨学科的角度。无论西方还是其他地区,美学都几乎被纳入哲学范畴,甚少关注其他学科的成果。在西方,无论是18世纪确立的美学,还是其古典时代的知识先驱,全都主要对艺术、美和崇高的本质和条件进行思考。即使在20世纪,美学这一学科同样极大地忽视像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甚或艺术史等相关领域所提供的经验性数据和视野。美学的研究重心是概念分析,对历史上权威思想家的艺术观表现出经久不息的研究兴趣,审视并评价它们,因此,美学这一学科或许可以更为恰当地称为哲学美学,或更好地称为艺术和审美哲学。

       本书所提出的“审美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aesthetics),最好描述为从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框架进行美学研究的一种尝试。这一框架可以系统性地提出一些基本问题,对人类生活中的审美所做的任何有条理的考察,都应该进行回答。因而,具有不同意义的“人类学”,完全可以用来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对审美问题加以研究。

       一、人类学和美学

       更基本地说,此处所用的人类学这一术语,在其字面意义上,指的是对人的研究。这一单词anthropologia的最初意义来自古希腊语anthropos(人),由16世纪的欧洲人所创造,帮助他们建构一套思想,能够就人类的审美提出一些既明确又中肯的基本问题。除了探讨审美偏好的普遍性和文化相对性,广泛意义上的“审美人类学”还应提出如下基本问题:人类审美感觉的起源和本质;审美对象的创作、使用、评价和效果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世界各文化对审美的反思或思想。在此需要指出,对人类审美之维的如此综合的研究思路,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一些手册和学院网站仍将人类学描述为对人性的研究。不过,在20世纪,人类学这一术语,尤其是狭义地指“文化人类学”时,更多特指对世界上仍然过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小型社区的研究。在此语境中,人类学家主要指的是那些通过与当地人共同生活和劳动,获得关于这些社会或文化的第一手知识的人。人类学家的工作被称为民族志田野调查或参与式观察,一般要持续一年以上,至少要学会当地语言。在西方,从20世纪早期以来,对小型社会的在场调查成为人类学家的学术“通过仪式”(后来拓展至在其他语境下的“嵌入”研究。)

       西方人类学家——或民族志学者,这一术语在此语境下更为合适,不过用得较少——绝大多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洋洲各地和美国土著之中从事研究。他们亦在中亚和东南亚等地区进行考察,不过还未涉及其他地区,包括欧洲和中国。中国的人类学家除了探讨汉民族的民间传统,似乎更多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

       就此而言,“审美人类学”指的不是关于“人性和美”的大问题,而是由人类学家在社会或文化语境内对审美问题所做的调查。人类学家探讨当地的视觉偏好、人与艺术之美的文化标准,以及作为民众审美语汇的关键概念的相关问题。他们还分析审美的社会文化融合,考察诸如美在宗教、社会特权和文化认同中的地位等问题。

       的确,从事“审美民族志”研究的人类学家数量不多。不过,艺术史家,或中国的民俗学家,也会对小型社会的审美问题进行同样的研究。这些研究者大多采用20世纪“田野人类学家”发展出来的方法和路径进行当地研究。

       尽管这些研究事实上没有寻求与“审美的人”这一更大问题的关联,不过,这种当地研究,对于致力调查人类生活中的审美问题的“审美人类学”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首先,由人类学家和相关研究者所做的经验性研究,长期以来确立了审美感觉的普遍性。到了20世纪,一些学者和外行对这种普遍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美的创造和欣赏需要一个发达的或文明的心灵,这在世界上的许多文化中是不具备的。

       除了揭示审美感觉和审美评价的普遍性,人类学家还提醒学界注意到审美在人类生存中的普遍性。人类学家关注社会各成员的日常生活,而非那些文化精英考究的审美实践和经验,从而使我们认识到美在民众生活中如何具有普遍性——不仅包括本书所关注的美的评价问题,还涉及美的创造和使用。因而,人类的视觉外貌,除了面部和身体,还包括发型、服饰,以及对自然形体的其他修饰,皆在日常的基础上进行审美评价;家庭居室和公共空间常被加以美化,日用餐具也会大加修饰,或者精心设计;美丽的鲜花常用来装饰祭祀先人或神灵的圣坛,当其凋谢之时便被替换,等等。尽管暗示了大量的物品会被生产、使用,并以审美术语进行评判(大多数超出了传统的艺术领域),不过,正是上述这些日常之美,而非精心制作却不具备共同视觉审美属性的作品,证明了审美在人类生活中是一个多么基本的特征。相比审美的普遍性和对人类的任何综合性研究的理论重要性,对人类审美的学术关注的确非常不足,尤其是从跨文化和跨学科视角的关注,更显其少。

       二、人类学方法

       将审美解释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个特征,除了其自身独特的表现,还可视为人类学带给美与相关现象研究的一个典型视角。不过,人类学家通过发展出的一套独特方法,同样有助于考察这一具有民主化倾向的审美。这一方法主要有三大特点,对此在随后章节中有更多探讨。这里对它们与其他学科视角之间的关系做一简要介绍。这一与众不同的人类学的审美研究方法,可以视为对“审美人类学”的第三种解释,另外两种,一是对审美的人的综合性研究,二是调查世界上小型社会的审美问题。

       人类学家在研究审美问题时所用方法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经验性数据乃进行深入研究的起点。一旦集中起各种方法,关于视觉偏好和其他审美现象的经验性发现,既可以进行归纳性的概括,更可以做解释性的推理。后者亦包括对这些概括本身的解释性分析。经验性数据尽管在哲学美学中是缺乏的,却是实验心理美学和神经美学的突出特征,它们还是并不多见的社会学美学的组成部分。人类学家力图确立的经验性数据的特征和区别在于,它们是民众关于自身的审美偏好和审美观念的口头报道。正是实地研究的出现,最终使得人类学家能够较好地依赖这种地方性的意见。这种以口头观点为主的方法论,取代了以往根据视觉艺术的表达推测一个文化的审美观念的人类学规则。

       田野调查对即社会文化语境主义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将其视为人类学方法最显著的特点。早在18和19世纪,西方“摇椅上的学者”在研究远方的异域社会时,时或得出一个结论,即文化的某些维度只有依据其他维度(政治和宗教;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等等),才能见出其意义。因而这些学者帮助我们认识到,不同的社会文化元素是如何在因果层面上相互关联的。20世纪以来的田野实践强化了这种语境意识,因为人类学家通常会沉浸到陌生的文化中,将其视为一个联系在一起的复杂整体加以体验。将单一的现象整合进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进行描述和解释,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普遍情景。

       就审美而言,这种语境意识尤其注重探讨社会文化环境对文化成员的审美偏好的影响。不过,语境主义者的考察亦涉及审美对象的功能、作用和效果,以及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评价。宗教领域的一个例子是,美如何用来取悦献媚于上帝、祖先或神灵。在研究审美问题时,人类学家对社会文化语境的强调与其他学科所用的方法明显不同,尽管有人认为社会学家也同样强调语境。

       20世纪,文化人类学与地方研究的结合日益紧密,使得语境主义的重要性变得模糊,不过,早期欧洲的摇椅人类学或民族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跨文化比较。20世纪前后,对世界各地社会文化现象的比较主要依据的是由非专业人士收集的十分肤浅的数据,基于对这一状况的批判性分析,人类学家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创建世界各地文化的数据,推迟跨文化的比较,直至获得足够充分的资料。此外,随着研究空间转向田野,这种对异域文化语境的持久而高度的介入,使得人类学家越来越强调其他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因之,描述一个文化的独特性,很快被视为要比进行跨文化比较更具意义。20世纪晚期的一些后现代人类学家甚至宣称,人类的文化差异巨大,对它们进行比较没有理论意义。

       尽管如此,文化人类学在今天仍然宣扬自己是唯一提供了对人类文化进行跨文化比较的视野的学科,尽管社会文化现象的系统性比较如今已经很少了。考虑到比较在人类学中的重要地位,人们还应该记住人类学研究总是(至少是含蓄地)涉及人性的一致性和多样性。这种对人类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认识,主要就是跨文化比较的产物。

       在审美研究中,运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可以使人们开始关注在对审美的人的追问中所提出的一些大问题。因此,根据这一方法处理审美人类学的经验性数据时,人们能够提出,哪些视觉偏好是世界各文化中的人们共有的,哪些不是。就后者而言,对不同的审美偏好在其语境中进行跨文化比较,可以揭示一些潜在的模式或重复性的原则,在变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它们系统地产生了不同的偏好。

       不过,接下来对审美领域所确立的任何普遍性或跨文化的模式所做的解释,最终则会超出对经验性和语境化的数据的跨文化比较本身。因为后一类型的分析,仅仅关注文化层面,而非作为进化生物学的人的更为基本的层面,后者可能最终需要对人所共享的是什么进行更为全面的解释。

       对人的生物进化本质的观察,使我们回到人类学作为对人类物种的综合性研究这一宽泛的概念。16世纪德国的人文学者首次使用了anthropologia这一概念,指的是对人之为人的所有层面的研究,从解剖学和生理学,到社会文化行为,以及人的心灵或精神。事实上,一些学者提出,所有这些层面都是互有关联的,应该进行综合研究——用现在的学术语言说,这种对人的研究需要一种跨学科的方法。不过,西方传统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对人及其研究的整体性观念,认为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与人的生物机体是截然分离的。

       不过,对人的整体性研究,又被那些喜欢用生物进化论的方法研究人类心灵和社会文化行为的学者提了出来。这些新近的方法展现出各不相同的形态和侧重点,这反应于它们的各种学科命名上(如进化论心理学、人类行为学、生物文化人类学等)。从我们的视点来看,在此已能看到,这些受达尔文主义启发的方法,在试图解释人类情感、思想和行为的普遍共通性时,考虑到了人类共享的进化遗产。当这些相似点以在一种浅表的层面呈现自身时,当它们采取了潜在于文化差异之下的重复的形式原则时,它们就会这样做。如此以来,这些生物进化论方法在尝试解释审美领域的任何普遍性规则时,也会证明是有用的。

       本书坚持对人的整体性视野,宣扬对其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哲学人类学”这一术语有时用于指定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它关注人类的本性这样的大问题,广泛借鉴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不过,“哲学的”这一修饰词在此具有误导性,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哲学人类学”都是跨学科的。

       三、如何阅读本书

       本书对人性和美的研究,至少可以从两条不同的路径阅读。对将审美视为人的一个多维面向进行广泛的探究怀有兴趣,并对跨学科研究得出的一些结果感到好奇的读者,可以先从比较综合的第五章开始。纵览该章之后,如果对相关话题产生了兴趣,可以再看之前的章节。第五章内容比较丰富,介绍了三种当代的研究路线,每种都采取了全球性或跨文化的视野。这些研究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侧重于人类审美的某一方面。它们分别关注审美在人类进化史上的起源,审美与相关社会文化语境的系统性关系,以及世界各文种传统中的审美的方法论反思。

       其中,最为基本的问题定位于生命科学,考察审美经验以哪种方式基于人类物种的生物进化。这一研究被称为“进化论美学”——连同相关的“神经美学”,其将审美经验作为人类大脑的活动——乃是作为人类普遍现象的审美研究的最新进展。

       第二类研究属于社会和文化科学,涉及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从跨文化比较的视角来考察视觉偏好的经验性和语境化数据。除了确立审美评价的普泛性标准,这类研究还通过探讨具有文化变迁性的视觉偏好与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系统性关系,有助于阐明美的概念的文化相对性。

       第三条研究路径属于人文学科,探讨审美如何作为一个反思的对象,并分析各文化传统中的系统性思想。这种对审美哲学的跨文化考察,传统上称为“比较美学”,如今亦用“跨文化美学”(“transcultural aesthetics”和“intercultural aesthetics”),它作为哲学美学的一个分支,促进了全球性的视角。

       此外,第五章提出,这三种研究方式可以用多种方式进行关联。例如,进化论思想的解释模式可以很好地用在审美评价的普遍性上,人类学研究表明了这种普遍性的确存在。该章还提出,这些不同的研究路径可以整合到一个包罗甚广的学科,人类审美的各种维度都可作为其研究对象。该章建议,这一新的跨学科可以称为“世界美学”。这一命名类比了“世界艺术研究”,后者同样宣扬全球性视角和跨学科方法,主要研究视觉艺术,与视觉美学的研究领域有所重合。

       第五章所提出的整合性的方法,或可被恰切地称为“审美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aesthetics”),此处的“人类学”指的是对人性的跨学科研究。不过,我在此章有些犹豫使用这一标签,因为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人类学这一术语首先指的是对欧洲之外的当代小型社会的研究。中国的知识传统或许没有如此负累,或许更倾向于接受人类学的词源学意义,即将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除了先读第五章,读者亦可从头开始,逐章翻阅。第一章主要介绍德国学者格罗塞的先驱性工作。在1891年发表的一篇纲要性文章中,格罗塞首次提出了“审美人类学”,既提出了所要研究的问题,亦给出了解决的方法。格罗塞提出的三个基本问题是真正人类学的,因为它们是从将人视为一个整体的视角而提出的:所有人都会经验到审美愉悦,是人类的一个特征吗?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对艺术的趣味随时空而不同的事实?人类何时开始在他们的事物上加上审美的维度的?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格罗塞建议运用他所说的“民族学方法”(ethnological method)。这一术语反映了当时的德国学界将其与意指体质人类学的“anthropology”所做的区分,“ethnology”指的是对不同时空中的民众或民族的比较研究。格罗塞提出,民族学的跨文化比较方法可以很好地用来对世界各地的审美偏好相关的经验性数据进行分析。格罗塞的著作完成于专业化的田野调查逐渐引入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之前,他对于审美研究中何者构成经验性数据的观念有别于后来的学者。他的方法的经验性基础不是由明确表述的当地观点构成,而是由民众的视觉艺术组成。根据这些视觉艺术,研究者就会推断出这些民众的审美偏好或审美原则。

       需要看到,格罗塞的研究方案从来没有被后来的学者所实施,他本人对此亦没有详细说明。几十年后,人类学才开始零星地思考审美问题。在那之前,人类学家似乎没有注意到格罗塞提出的方法论起点。甚至过了一个世纪之后,格罗塞提出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前两个对审美偏好的普遍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关注)才在人类学界系统地提了出来,他们用的方法在本质上和格罗塞的一样。我在此提一下我的著作《语境中的美:论美学的人类学方法》,出版于1996年。格罗塞的论文更是最近才被发现。人们只能想一想,如果格罗塞的奠基性论文没有湮没无闻,而是引导着19世纪以来的讨论、应用和完善,那么“审美人类学”该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啊。

       第二章涉及对审美作为一个学术分析对象的解释。本章阐述了上面所介绍的观念,即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审美是人类生活中无所不在的一部分,这既基于审美创造、使用和评价的宽广对象,亦根据人类生活中频繁发生的各种审美面向。为了论证这一如此宽泛和日常的审美观,该章试图表明,根据世界各地的民族志例证,视觉审美领域远远超出了西方哲学美学传统所关注的绘画与雕塑等精英艺术的生产和无功利反思。

       编辑这样一部前作,各章内容难免有所重复,尤其在为不同学科的读者解释人类学和审美这两个最为核心的概念时。我们希望这种情况不会让读者感到不便,而是更能清楚地理解本书所涉及的重要观点。

       第三章以更多细节解释了审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的三个特点,对此上文已简要提及。它还涉及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人类学家似乎很少研究美和丑的概念问题。为此,该章加了一些更具知识史意义的评论,时间集中在20世纪的发展。在该章最后,对学术史作了一些梳理,不过决不是该领域的全部历史。

       第四章对人类学家和艺术史家就审美的经验性研究中所发展出来的各种方法,作了一个调查和分析,他们主要集中于小型社会的研究。这些方法几乎全部集中于收集与审美偏好和审美观有关的口头评论,包括在谚语等口头艺术形式中所表达的观点。在考察审美时,依赖口头艺术,有其理论缺点。尤其在分析审美经验时,口头评论只是个体所经历的经验的次要的合理化或归纳性的反思。不过,在了解一个社会或文化中民众的审美偏好及其对审美的本质和功能的看法时,口头表达的观点是极有价值的。

       收稿日期:2015-08-10

       注释:

       ①本文为范丹姆《审美人类学:视野与方法》一书的导论部分。(荷兰)范·丹姆著《审美人类学:视野与方法》,李修建、向丽译,中国文联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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