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四种形态及其相互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种论文,相互关系论文,形态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6)02-0158-05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期待并激励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构。分析学者们提出的建构这一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不同的路径，我们不难归纳出，有四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被人们提起，它们分别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四种形态的内涵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要的理论准备，因此，本文在借鉴目前理论界有关讨论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做一浅陋的探讨，以就教于同仁。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现形态：单数，还是复数？
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被看成单数的存在。
比如说，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卢卡奇就曾经专门撰文《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讨论可以划归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准问题，他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1] 在卢卡奇的语境下，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他所理解的辩证方法。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他因此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的理论传统和特色，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哲学，甚至是哲学方法。事实上，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走了一条和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时所走过的相反的道路。马克思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过了以哲学做起点，转向政治学研究，再转向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过程，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都放弃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课题，专心致力于哲学的探讨。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柯尔施甚至专门论证过马克思主义就是哲学这个论题。
卢卡奇之所以竭力论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方法，当然是有针对性的。他针对的是列宁所领导的俄国革命实践和因此而产生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苏俄革命，反对列宁的思想，反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们的共同立场。这方面，柯尔施的论述表现得极为典型。柯尔施认为，列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列宁和他的追随者片面地把辩证法变成了客体、自然和历史，他们把认识仅仅描绘成主观意识对这种客观存在的被动的照镜子式的反映……还不止此，他们还放弃了历史存在的整体和所有在历史上流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列宁和像他一样的那些人以一种倒退的形式通过把这个问题变成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更狭义的认识论或‘知识论的’问题而修正了它。这还不算，他们还把认识说成是一种根本协调的进化过程，一种趋向绝对真理的无限上升。他们对革命运动内部理论和实践的一般关系和特殊关系的论述完全抛弃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的革命实践严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就衰变为一种可与最典型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相比的二元论。”[2] 82-83柯尔施的批判还指向了整个苏联哲学，他认为，苏联哲学不仅背叛了马克思的思想，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专政。他说列宁所创造的“这种唯物主义‘哲学的’统治，覆盖了全部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以及文学、戏剧、造型艺术等等中的其他一切文化发展；列宁的追随者们又把这种统治推向荒谬的极端。这导致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专政”[2] 86。
不难看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和柯尔施都倾向于把自己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继承人，否认列宁为代表的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作为对立面的以列宁等人为代表的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采取了拒斥的态度。在互不承认对方，因而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单数的存在这方面，对立双方的态度却惊人地一致。列宁特别强调哲学的党性原则，对与自己哲学见解不一致的哲学思想及其持有者不仅在自己的理论著述的文本中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战斗的语句加以痛斥，而且在组织上采取驱除出境的办法加以解决。可以想见，如果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生活在当时的苏联境内，他们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
以列宁为代表的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思想的态度，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的理论界。俞吾金教授形象地指出，由于不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归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队伍中来，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像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只能围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城堡兜圈子，却始终走不进去。
有意思的是中国学者把后现代主义哲学代表德里达的名著" Spectres of Marx" 译成《马克思的幽灵》，而不是《马克思的幽灵们》，不知是无意的改译，还是有意的回避。实际上，德里达的书名，表达了他对马克思学说传承的多元化的肯定，并在这个意义上，他还强调指出：“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也必须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3] 德里达之所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有较好的亲和力，就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命力因此而被疑惑的历史条件下，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存在形态，并由此看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景和未来，让我们备受鼓舞，尽管我们未必同意他对各种马克思的精神的理解。
事实上，从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奋力拼搏，以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路径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复数的存在，应该是有共识的。韩庆祥教授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三种路径及其回应》中指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采取三种不同的路径，力图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是“文本解读”；二是“西马解读”；三是“时代解读”。透过这三种创新路径，我们能看到四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存在。“文本解读”，是要重回马克思，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创立了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马解读”就是力争重新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文本，和他们进行理论对话，之所以这样做，是以承认他们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为前提的；“时代解读”为我们表明两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形态，一种是我们正在突破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是我们立足于现时代实践正在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我们已经有意无意承认的四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问题必然呈现：什么是这四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同视域？什么是这四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点？陈先达教授早在1990年主编的《被肢解的马克思》一书中就警示，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能采取“凡是”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凡不是”的态度。因为，如果持“凡是”的态度，也就是只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和观点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在1883年或者顶多在1895年就终止了；相反，如果坚持“凡不是”的态度，把任何背离、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观点的学派都划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被会在另一种意义上被取消，因为，什么都是的东西，也往往就什么都不是。陈先生的这个警示是极其深刻的。因此，当我们承认这四种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的同时，必须再次审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革命学说，科学理论，还是人道主义的道德说教？
历史地看，人们曾以不同形式多次问过：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问题被追问，往往出现在重大历史的转折时期。
近年来，这个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再次被讨论。讨论中，出现了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以指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为自己的理论主旨，因为马克思的理论著述文本中这样的内容占绝大多数，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也致力于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等到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伸主题，马克思的学说本来目的就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二)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以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内容，唯物史观是其特有的理论发现。(三)认为人的自由和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主题。一般来说，上述的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之间的不矛盾关系，已经被学者们充分论证，因为，越是科学的，就越是符合无产阶级改造世界需要的。但是，第一和第三种观点之间往往处于对立的状态。持有第一种观点的人，排斥和否定第三种观点，反之一样。历史上看，以列宁为代表的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理论这一面，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主流学者，则力主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理论旨趣，尤其当承载着这个理论旨趣的马克思的文本《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出版以后，这种主张者的热情更是高涨。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情怀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现实功能相对立，集中反映在所谓的老年马克思和青年马克思是“两个马克思”的假说上。其实，逻辑地说，这三种观点并不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着力应用他们最新发现的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从而确实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奠定了科学依据，指明了前进方向。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亲自参加和组织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斗争实践，革命家和革命理论创始人的称呼，马克思、恩格斯是当之无愧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而创建自己的理论，并为之奔波和呐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达了他们的理想和期待：“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会，在这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4] 在后来的《资本论》及其系列手稿中，马克思同样阐述了个人的发展三阶段的理论，其中关于“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理想境界的设置，无不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人道主义的情怀和价值追求。同样，在人类追求自由和解放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现实运动所产生的为解决资本主义矛盾而展开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是回避不了的时代课题。
可见，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书斋里的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唯物史观为内容，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为现实使命，以实现全人类包括每个个人的自由和解放为价值追求。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时性呈现：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理论特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四种形态上以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与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紧密相连，是在资本主义完成原始积累，通过资本主义三大革命(英国的产业革命、法国的政治大革命和德国的哲学革命)而建立了完整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思想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以后，资本主义自身处于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危机却充分暴露的条件下，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而产生的思想理论。同时，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特殊的个人生活经历，他们尽管关心、注视并尽力参加当时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但是，他们大多数时间处于“与世隔绝”①(或者确切地说非主流的)状态，他们参加和领导的第一、第二国际，并非指导无产阶级实际地进行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大搏斗的指挥机关，而是国际性的具有理论探讨和理论发布色彩的沙龙性的政治组织，因而不同于苏联布尔什维克政党和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权性的政治组织。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间的结合是间接性，而不是直接性的。因此，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的特点是：原则性地阐述，理论性的建构，而缺乏实际斗争所需要的战略和策略的内容，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理论构想不仅很少而且不是其代表性的内容。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说：“马克思在身后留下了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谨而成熟的经济理论，这在《资本论》中已得到了阐述；但是马克思却没有留下有关资产阶级国家结构的同等的政治理论，或有关工人阶级政党为推翻资产阶级国家而进行社会主义斗争的战略、战术的政治理论。”[5] 安德森的这一描述是符合事实的，这个阶段也就是后来我们常讲到的是制定理论的阶段；除此之外，由于是理论创始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本身又不是以学院教授的身份，而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只是根据与当时不同理论观点的论战需要而展开理论著述，因此，他们几乎没能系统和完整地表达他们的思想，前后几本被视为“元典”的代表作，因为论战的不同针对性需要，相互之间的并不完全一致，这为后来不同的人在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那里读出不同的马克思的思想埋下了伏笔。由此可见，我们应该破除一种乌托邦的设想，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阶段就为我们留下了最完善，最全面的理论体系，后人只是根据实践需要去对号入座，引用这一完善的理论解决现实问题而已。这正像原始社会不是人类最美好的、最黄金的社会一样。对这一时期产生的理论资源，应该充分地研究、发掘，但不能乌托邦地崇拜。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出生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历史背景主要出现在当时处于世界历史发展最前沿的英国和法国，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世界文学”被创立的，具有世界性，因此，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形态，是世界性的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和现代化的双重运动的产物。
以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思想为代表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次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人为了不让列宁受斯大林时期一些极端错误做法的污染，力图把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的理论阐述区别开来，其实，这是主观的愿望。斯大林尽管在实践做法上，有严重的问题，但是，他所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列宁领导探索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二者之间有区别，但是这种区别还不足以大到把他们两个人的思想作为两种不同形态的理论体系来看待的程度。特别强调的是斯大林领导建构的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理论教育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是这一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很有个性和代表性的呈现，但不是全部。事实上，列宁、斯大林以及当年一起为俄国十月无产阶级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的革命家和理论家的理论著述，都是这一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表现。我们之所以把列宁和斯大林等人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探索出来的理论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次生形态，是因为他们既继承了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比如应用他们所理解的唯物史观的理论，用实践的方式批判旧世界创立新世界。而且同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内容。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东方国家自身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西方国家又普遍进入资本主义垄断发展阶段出现的，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与东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直接结合。因此，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论证了东方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而且其中还包含了大量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和策略的理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于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具有了重大的进步。我们过去常常说这个阶段是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投入到实践的阶段，这一评价是正确的。但是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有两点退步之处。第一，强调历史必然性，世界的客观性，忽视了对人的主体性阐释和认同；第二，因为过多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科学性，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甚至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价值追求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抽象的人性论加以批判。这是它不得不面对被解构的命运的主要原因。
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肩而行的次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这样的定性，是因为他们在西方资本主义度过激烈的社会危机时期而实现了较为平稳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期待的革命形势已经基本消失的条件下，继续探讨无产阶级自由和解放的方式和道路，因而他们的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谱系，尽管他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它们承认并尽力根据新的形势阐释这个理论。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者不同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大都因为不同原因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隔绝，以抽象的学术话语来表达他们的理论见解，这一点，他们倒更接近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生活状态，因而在理论性上更体现回归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味道，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把苏联的和国家政权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异质的理论形态。与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他们更贴近发展了的或者更加现代化的西方社会。但是，他们的问题在于，西方近代历史上出现的诸多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似乎借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次生形态而还魂。这是它受到指责的要害。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实践直接结合，是一种正在进行的未完成的理论形态，它是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这样定性，是因为，从源头上看，它是对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但在具体的创造路径上，主要是沿着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次生形态所开创的道路而探索前进，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正在突破这个理论框架而完全否定已经成为事实的历史。事实上，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的特点，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直接结合，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更多相似之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后期完全以政权的力量来主导、控制，并因此使得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创新动力，成为僵化的叙事，这个教训倒是我们必须汲取的。从可能性上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四种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新的最具有综合性的和现实资源最丰富因而最有前途的形态。直接面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为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践方式提供理论指导是这一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构的目的和归宿。
建构这一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项伟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开放的胸襟，这种开放不仅对我们当前的实践面临的问题开放，还要对各种理论资源开放，用宽广的理论视野，回答现实实践提出的问题。
注释：
①英国学者安德森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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