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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天荒的大手笔
普通高等学校扩招50万！——1999年，20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50个年头，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爆炸性新闻，给几百万考生和其家庭，顷刻增添了新的机会和希望，也使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顿时成为社会生活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扩招50万，换一个角度，等于一年新建50所万人大学，这样大幅度的扩招，在新中国高等教育50年的发展历程中，可算是破天荒的大手笔。它相当于恢复高考制度的197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总数27.3 万人的1.83倍；相当于90年代初的1991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总数62万人的80 %；相当于199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数的100万人的50%。1992 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曾出现过一股发展的热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连续两年大幅度增长，1992年从62万人增加到75.4万人，比上年增长21.7%，1993年又增至92.4万人，增长22.3%。两年招生的绝对增长数则共为30.4万人，这在当时已被认为是极快的增长。而1999年计划扩招50万，实际增招则达48万人， 绝对增幅超出这两年的年平均数的3倍，即便是相对增幅，也达这两年平均数的二倍。
如果与近五年来我国普通高校招生数的增长速度相比，这样大跨度的增幅更是超乎寻常。事实上，自1992年和1993年我国高等教育连续两年快速增长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便转而强调“稳步”和“适度”，从1993年到1998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数逐步增至108万人， 五年中增加15万余人，平均每年增加数为3.1万人。而1999 年的高校招生年增长数竟超出近五年高等学校招生年平均增长数的15倍。这样急陡的增长，实在不能不是一种超常规的发展。
历史性的跨越
这一超常规的发展，远远超越了近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上的“适度”步速，加快了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阶段向大众化阶段转变的历史进程。
美国学者马丁·特茹曾依据高等教育的入学率（精确地说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即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所占同龄人口的比重）把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为精英型、大众型和普及型等三个阶段：精英型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在15%以下，大众型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为15%—50%，普及型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则为50%以上。
高等教育原来只是以传授和研究高深学问为使命的，同时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因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它只能是培养少数社会精英的“象牙之塔”。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劳动者文化知识的要求，由于教育民主化的推进等原因，在许多国家，高等教育都逐步从精英化阶段跨进大众化阶段，有的已进入普及化阶段。如美国在二战前高等教育入学率即达到15%，20世纪80年代超过50%，目前则已在80%以上。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当然在办学理念上会更强调人民性和大众性。但是，由于落后的经济基础、沉重的人口负担和传统的巨大惰性，加上我们认识上的某些偏差和实践上的某些失误，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曾不得不长期蹒跚行进在一个狭隘、低迷的历史山坳之间。例如，直至1987年，中国人均GDP还不足300美元而仅290美元。 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上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不得不长期囿于狭隘的“精英之塔”，高等学校的办学眼光只是局限在培养国家干部和部分“高级专门人才”上，高等教育入学率则直到80年代还只在3%—4%。
如此之低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对于我们社会中极其广泛和旺盛的高等教育入学需求，几乎只是杯水车薪。虽然那种让更多的人都能上大学的良好愿望，也曾几次激发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中采取过某些突进的方式，但在国家包揽高等教育办学，大学生被作为“国家干部”培养和就业的计划体制下，高等教育的发展却始终无法突破“精英之塔”的框架。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为高等教育的发展突破“精英之塔”带来了一场巨大的冲击波。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促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突破了原来仅仅强调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狭隘眼界，把办学的立足点更多地转向进一步满足一种更广泛的社会需求即社会大众中对高等教育的入学需求上。也正是高等学校办学立足点的转向，带来了1992年和1993年我国高等学校招生大幅度的增长，由此也揭开了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教育阶段转变的序幕。
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又绝不是一个匀速运动的过程。近几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界在高等教育发展问题上一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根据国际范围内高等教育入学率和经济基础发展水平的比较分析，从我国社会大众中极其旺盛而又远远不能满足的高等教育入学需求出发，针对我国社会消费中某些中高档生活用品的普及程度已几近发达国家，而高等教育入学率却落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强烈反差，认为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过于滞后，应当加快发展，特别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更要加大步伐。另一种意见，则从国家对高等教育所能给予的财力支撑、社会的经济结构为大学毕业生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出发，针对不少高校办学经费不足和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现实问题，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超越经济发展速度，应当加强控制。这两种意见的冲突，带来了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和速度上的某种波动性。 例如在1993年2 月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曾提出：要使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在90年代“有较大发展”；但1996年4 月国家教委提出的《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中，则强调“适度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而站在有关主管部门的角度，由于直接面临着高等教育发展所带来的“钱从哪儿来，人往那里去”的压力，加上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体制方面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政策上更容易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因此，前几年，稳步和适度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导向。
然而经济形势的变化，又带来了政策导向朝另一边的倾斜。
一方面，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我们终于跨出了由于历史的重负使我们难以超越的那道漫长的山坳而走上经济起飞的高坡；1998年报纸上曾报道一则消息，1997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860美元，已经摘掉低收入国家的帽子而开始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1999年，我国某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已超过3000美元。不管这些数据是否会有统计上的一定偏差，但毫无疑问的是，由于近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增长，在这世纪之交，我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已经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和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而随着我国社会从小康向现代化目标的跨进，由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由于当今社会学历对人们的职业和经济收入等方面的直接影响，由于随着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大众对教育文化消费支付能力的增强，扩大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已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要求，同时也日益成为政府工作中重要的政策目标。
另一方面，由于国际范围内的一些新的经济现象，特别是近年来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以及美国近年来既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又保持低通胀和低失业率的奇迹，日益揭示出一个国家知识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也引发了关于知识经济问题的研究，以致也使与国家的知识创新能力和劳动者素质提高密切相关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的重视。
当然，更直接和更急迫的原因则是为了进一步拉动内需。前些年我们在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经过近几年的经济调整，这一问题已基本得到成功的解决，但却又面临着物价低迷、就业不足的问题。用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以致无法形成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关系。因而要扩大就业，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必须努力刺激消费，扩大社会有效需求。而目前，其他许多商品市场都已是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恰恰高等教育市场仍是一种供应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卖方市场；同时，高等学校的扩招，还可以缓解就业的压力，增招50万人，换一个角度，等于目前减少50万人失业。事实上，在社会就业岗位总量相等的情况下，劳动者上学时间的延长和工作时间的相对减少，等于可安排就业人数总量的增加。而且由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还可以增加有关服务行业中的就业机会。正由于此，高等学校的扩招成为扩大社会有效需求的重要举措之一。
这几方面的合力，导致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政策上的新变化，从原来强调建立高等学校自我约束机制，稳定规模、偏紧控制和适度发展到作出了普通高等学校一年扩招50万的大手笔。
而伴同着这样大幅度的扩招，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阶段跨越的进程也被缩短十年。1996年国家教委制订的有关规划中，曾提出到2010年时18～21岁学龄人口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11%左右，有人据此预计，在2020年前后，我国将实现高等教育入学率达15%的大众化目标；而1999年初，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新制订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则提出我国高等教育要有较大规模的扩展，到2010年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便达到15%。而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把实现向高等教育大众化跨越的历史任务放到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心议程上。正由于此，在我们告别20世纪之时，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再不像90年代初那样还被许多人看作一个遥不可及的远景理想，而已经是一个指日可待的近期目标了。
新视野和新变革
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大扩招，主要动因之一是为了扩大内需。扩招50万大学生，如果以每个学生每年增加消费1.4 万元（学费加上增加其他费用）计，总共增加消费为70亿元， 相当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即对国民经济增长可作出0.1个百分点的贡献。 这似乎有点微不足道，但扩大招生对拉动内需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来自于学生的直接支出，还应当包括政府、学校和社会为此增加的各种投入。例如，江苏省教委对省属高校基本建设投资拨款往年仅1亿元，1999年全省扩招近5万人，为解决高校扩招所需的基本设施，省教委有关部门计划三年中通过学校贷款方式对全省高校基建投资约25亿元，平均每年8亿多元， 利息由省教委承担。显然，如果估算进为扩大招生高校和社会在基本建设上增加的投资，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对拉动内需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尽管其短期的直接影响与人们的期望还有一定距离。
其实，这次高等教育的大扩招，对于经济发展更具有意义的，也许倒并不在于它对内需的直接拉动作用，而在于它使我们对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丰富性更充分的认识。
过去我们谈到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只是局限在强调高等教育要为经济建设培养一定专门人才和提供适当科研成果。实际上，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还在于它同时体现了一种生产和消费的统一：一方面是教育者对教育服务的生产，另一方面则是受教育者对教育服务的消费。当高等教育还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时，由于高等教育本身的规模所限，包含在高等教育中的这种生产和消费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忽略不计，但当高等教育逐步跨入大众化阶段时，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大幅度拓展，这一比重会日益增加而越来越不容忽视，因为高等教育无论在就业人口的安排上，还是在提供的教育服务所反映的经济价值上，都已经日益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高等教育的消费也日益成为社会一个重要的消费领域，或社会生产和消费循环链带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例如，美国90年代初高等学校在校生已达1400万人，加上几百万教职员工，就差不多占去美国就业年龄人口的七八分之一。
反过来，当我们已经具备了向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跨进的经济基础时，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使高等教育提供的教育服务价值和社会大众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消费，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中逐步占据一定的比重，这无论对拓宽社会就业门路，还是对形成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关系，都是十分必要的。反之，如果过紧控制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过于抑制高等教育的消费，则会妨碍社会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关系的形成，以致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史来看，尽管许多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制定动因基本上只是来自于经济的推动，但最终却给高等教育带来了重大变革。19世纪60年代，美国颁布资助各州建立“赠地学院”的“莫雷尔法案”，目的是为当时美国的工农业发展培养人才，但最终促进了一批公立高校的发展，并“使高等教育走进千家万户”；二战结束前其制订的“军人权利法案”，本来也只是为了缓解战后大批军人复员时的就业压力，但却带来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多样化的新发展。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大扩招也是如此，其根本的意义还在于它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的多方面的变革，特别是高等教育有关体制的变革。
首先是高等教育投入体制的变革。从拉动内需出发，这次高等学校扩招所需增加的教育成本，相当一部分是靠学生交纳学费解决的。公立高校学生交纳学费所占人才成本费用的比重，也有了适度增长，一般已达到15%—25%。虽然由于近年来社会收入差距拉大和经济结构调整中下岗工人增加等原因，在高校向学生收取学费中，局部也有收费偏高、超过某些学生家庭支付能力的问题。但从总体看，进一步改变原来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过于依赖国家的局面，适度加大个人在高等教育成本中的负担比重，有利于形成政府、社会和个人合理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机制，也有利于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以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是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变革。在这次高等教育的扩展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原有的一批民办高校扩大了教育规模，有的从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开始兴办本科毕业；一批新的民办高校应运而生；一些公立高校中也成立起民办二级学院，出现了“一校两制”。可以预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民办高等教育还会有更大发展，并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将会逐步占据一定比重，在办学范围上也会逐步从边缘性的“拾遗补缺”而进入某些中心领域。
三是高校入学制度面临的变革。高等教育的大扩招，使高中毕业生的高考录取率大幅度上升。部分省市高考录取人数与应届高中毕业生数相比，已达70%。一些中学教育质量较高的地区，应届高中毕业生高考录取率都已超过这一比例。这首先对传统的高考入学制度提出了挑战——如果最后所淘汰的只不过寥寥几人，是否还有必要进行工作量那样巨繁的统一高考呢？事实上，当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一定比例时，虽然由于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差异，高等学校入学中的选拔制度不可能完全废除，例如一些名牌大学还不可避免要有较严格的选拔，但一般都采取开放入学和选拔入学相结合的方式，部分高校可以不经考试而凭中学毕业证书申请入学；同时，入学的方式也会更加灵活化，即所谓“随机入学”。去年高等教育扩招后，某些高校已开始试行开放式入学；有些高校开始提出单独招生或联合招生，上海则实行两次高考。从这些动向看，今后，我国原来的全国统一高考入学制度将会日益被多样化、灵活化、开放化的入学制度所取代。
四是高校后勤体制的改革。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致命的瓶颈口便是高校的后勤负担。许多高校的后勤设施都远远落后于事业的发展，例如，改革开放20多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但许多高校学生住宿仍然是50年代8 个人挤在一间的水平，这常让一些高校的领导坐立不安。这次高等学校的大规模扩招，一方面加剧了这方面的矛盾，但另一方面，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它也促进了高校的后勤体制改革，把高校后勤社会化推上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前台。许多高校都在积极探索高校后勤社会化的新路，如上海正试行将全市高校的后勤部门与学校剥离，组成统一的高校后勤服务公司，以企业化的方式承接各高校的后勤服务；南京一些高校为解决扩大招生后的学生住宿问题，由学校与企业协商，利用一些闲置的企业用房改造成学生公寓，一方面解决了自身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也充分利用了社会资源，并帮助企业解决了一定的资金上的困难。
矛盾与问题
高等教育的大扩招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的多方面的变革，正在有力地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打破原来的精英教育之塔而构建新的大众教育之厦。但新的大众化高等教育之厦的建设，绝不是一蹴而就之事，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特别是当我们在这一建设进程中走得越快时，也往往会面临越多新的问题。
当前的问题之一：如何保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基准质量？
高等教育的大扩招和高中毕业生高考录取率的大幅度上升，也带来不少人对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担心：那么多人进大学，大学的教育质量还能保证吗？
这种担心一方面反映了传统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观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面前受到的冲击。过去，我们在高等学校办学宗旨上总是津津乐道于“撷天下英才而育之”，总是以“高门坎”为荣。这其实正反映了一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英才主义教育观。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必然要打破原来高等教育只是培养英才的狭隘性，正如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创办者康乃尔当年所提出过的，要使大学成为“能让每个人学他想学的学科专业”的场所。这当然不可避免要降低原来高等教育的“门坎”，但这种“门坎”的降低，只是反映了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的扩展，而绝不应该简单地视作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下降，这也正如一位学者评价美国社区学院的成功之处时所提到的：“关键的问题不是选拔优秀，而是要从普通人中创造优秀”。“高门坎”的高等教育所起到的常常只是选拔优秀的作用，而“低门坎”的高等教育倒恰恰才能真正起到从普通人中创造出优秀者的作用。
这种担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中不可回避的数量与质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当然，从一定的角度来说，“水涨才能船高”，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可以促使一些高校办学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但不能忽视的是，在高等教育规模快速发展时，由于一些办学条件的投入难以及时跟上，由于对发展中的新问题难以事先估计而无法避免的某些方面准备不足甚至无序混乱，也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质量。1992年、1993年两年高等教育发展较快，就曾在一些高校中出现过“乱招生、乱办班、乱收费、滥发文凭”，“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的现象；去年许多高等学校扩招后，也存在教室、学生宿舍、实验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等物质设施条件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基础课教师紧缺的矛盾更是突出，以致一些公共基础课常是安排几百人的大课。这种情况，当然不能不让人担心高校教学质量是否能得到基本的保证。
针对这种担心的两重原因，我们一方面必须进一步转变传统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观，充分认识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上追求卓越与平等即既要培养优秀者又要面向普通人的双重任务。另一方面则应该正确处理好数量与质量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积极扩大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规模的同时，切实加强对高等教育在物力、财力和人力资源上的必要投入，特别要注重高校师资力量的加强和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以确保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基准质量，并促进其不断提高。
问题之二：如何在发展中抓好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体制、层次、科类、布局等各方面的结构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例如在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上，存在着传统性学科相对过剩，新兴学科、应用学科和高新技术学科比较薄弱的问题，存在着学科人为割裂和相互交叉不够的问题。而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阶段向大众化阶段的跨越，对高等教育的结构也必然会带来许多新的变革性的要求。例如，对人才培养的科类结构，会要求加大应用性学科、技术性学科以及各种新兴学科的人才培养比重。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应该说是为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可贵良机的，但如果我们忽视或来不及利用这一空间和抓住这一时机进行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以致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只能按原来的结构惯性运行，那么，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同时，高等教育原来结构上的某些问题将会更加严重。因此，在高等教育规模快速增长时，应该注重同时抓紧高等教育结构上的调整，特别是在高等学校的学科结构调整上，更需要增强适应社会需要和科技发展潮流的紧迫感，加快传统学科的改造，加大应用学科和高新技术学科的发展力度，努力建立起能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相适应的新的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
问题之三：如何解决和减少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
高等教育的大扩招，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变——从以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为出发点的“人力需求主导型”，转向以更多地满足社会大众对高等教育入学需求为出发点的“社会需求主导型”。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这种转变，一方面有利于扩大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和提高国民素质；有利于满足社会新的人才需求；有利于形成某种新的消费热点，加大国内需求力度拉动经济发展，以形成消费与生产的良性循环；不仅从近期内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从总体上也有利于扩大社会的就业容量。但另一方面，它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却不容乐观，因为它带来的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增长，往往会使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再加之由于产业结构转换中大批工人的下岗转岗，政府职能转换和政府机构精简中大批机关工作人员的岗位转换，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今后可能会更加突出。
要解决这一问题，当然不能靠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消极抑制，而要靠多方面的积极努力。首先要靠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提供更多高学历人才的就业岗位；其次则要让大学毕业生转变那种与精英教育和“读书做官”思想相联系的狭隘的就业观念，拓宽他们就业选择的视野；再次，还必须注意加强对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美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之所以不断上升，与美国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传统，强调发挥个人独立的社会主体性，加上对私人经济的保护，以致不少大学毕业生能够作出个人创业的选择，恐怕不无关系。因此，加强对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实际上也关系到高等教育的继续发展问题，而为此，不仅应当注重对大学生创造性的培养，还应当注意对大学生的独立性和自立性的培养，另外，还需要努力造就一种能够激发和鼓励人们独立创业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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