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俄罗斯发展前景的几种预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几种论文,发展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转型期瞬息万变的经济政治局势给任何前瞻性分析都带来巨大的困难。但是，越是事态多变，就越是吸引政治家和研究家们去努力把握这个昔日超级大国的未来走势。
国际研究领域中的预测不可能如同天文学、物理学那般以数量表示的精确，但国际研究的预测仍有可能在建立宏观分析框架、充分搜集事实材料和准确把握事态向度的基础上，对局势发展的方向、时序、规模与程度作出估计，对事件的影响、作用与地位作出判断。本文所论及的对俄罗斯转型期经济政治前景所作的三种前瞻性分析，都是具有一定的范畴体系与分析框架，在大量掌握素材的基础上，作出的预见与判断。这些预见与判断之所以值得重视，首先在于俄罗斯转型期的经济政治现象已经得到了充分显露，从而提供了预测的客观可能。其次，学术界对转型期研究已经初步提供了可供分析的范畴工具。最后，俄罗斯转型期现象并不是孤立发生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历史背景相近、社会形态相近和发展方向相似的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转型，提供了可资比较借鉴的案例。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和必要将有关俄罗斯转型前景的有关预测逐一介绍。
一、转型期国家与市场相互关系的演进
俄罗斯总统分析中心经济部的资深学者德里亚金在他所著的《俄罗斯的选择：社会经济现状与前景》中曾从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划分了1992年以来俄局势发展的几个阶段，以此来前瞻俄罗斯发展的未来路径。
德里亚金认为：自1992年1月以来，俄罗斯政治经济形势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中，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都表现出各自的特征。
第一个阶段是自由主义阶段。俄罗斯改革的这一阶段起自于1992年1月，终止于1995年4月。在这一阶段，传统的经济联系遭到破坏，国家急剧地缩减自身在国民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影响。只是依靠政治领导人物的公众影响在进行运作，这一阶段经济衰退明显加剧，尔后的生活水准恢复相当缓慢，全社会的经济、社会与政策运作机制陷于普遍的无序状态。
第二阶段是稳定阶段。俄罗斯改革的这一阶段起自于1995年4月，迄今尚在进行过程中。在这一阶段，新的经济联系和市场基础开始形成，这首先发生在出口导向的经济部门，逐渐转移到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的部门。这一阶段，有竞争力的部门的高涨和无竞争力部门的萧条同时并存；经济萧条伴随着缓慢的人民生活恢复；国家虽然对市场基础的形成起着保障作用，但在前一阶段被打散的国家管理机制也恢复得非常艰难。
第三个阶段是投资阶段。这是目前尚未出现，而可能发生在俄罗斯改革下一阶段的一个时段。在未来的这一阶段，投资危机在市场基础形成过程中逐渐被克服，经济开始增长，国家也逐步开始在经济过程中发挥影响。
德里亚金认为，显然在转向市场的各个阶段中，国家活动有着各不相同的特点。
德里亚金侧重于从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俄罗斯转型社会的发展前景。应该说，抓住了1992年转型期社会以来的重要环节，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不能不是转型期俄罗斯社会的最严重对立面。同时，德里亚金准确充分地分析了转型期各个阶段所遇到的各种矛盾和矛盾的各个侧面。
德里亚金认为：1995年初，俄经济曾走出衰退危机，进入了低速徘徊的萧条阶段。当时理应在国家监督之下，软化财政政策，为经济增长作准备。但是，十分虚弱的国家枢纽机关未能把握这一时机，反而是按惯性行动，依旧执行反危机政策，紧缩财政。这就造成了1995年4月-9月的全面财政危机，并导致1996年5月之后，俄重新陷于衰退，到1996年底经济下降仍达6%左右。德里亚金从国家与市场相互关系角度的分析，得出了1997年将有行政指令经济死灰复燃的可能性。其原因是，已经习惯于危机管理的国家机关，不愿放弃在资源稀缺条件下的特殊权利；只要危机的程度不危及国家机器自身，各主管部门宁可暂时滞留于危机状态。
由于俄罗斯改革是一场发生在曾经是高度垄断的传统计划体制国家，同时又是采取了“休克疗法”式激进政策的改制过程，在这一短暂历史过程中浓缩了其余转轨国家所发生的各类问题，这些问题甚至是以相当极端的形式加以表露。因而，在转轨一般进程中所普遍可能产生的问题，在俄罗斯这一庞大的社会实验室中几乎都已被预演。从这个决义上说，德里亚金的揭示很具有普遍意义。
值得重视的是，虽然德里亚金没有具体展示俄转型未来所达到的境界，但已经围绕着“国家”这一中心范畴，列出了如要达到稳定过渡、早日复苏的目标，作为国家所必须关注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的工作。
二、宏观稳定与工业政策主导下的俄罗斯经济前景
在俄罗斯不管部长、总统分析中心主任叶甫盖尼·雅辛主持下的俄罗斯专家研究所是俄罗斯经济研究领域中实力最强的学术机构之一。雅辛教授本人早年专攻经济统计与宏观经济问题，曾参与起草500天方案。1992年之后主持了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工作。1995年12月，雅辛教授主持下的《俄罗斯走向2000年》研究报告问世。该份报告对1992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形势作出了全面周详的总结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以宏观稳定与复兴工业为主要的分析方面，对俄罗斯中期经济发展趋势作出了预测。
雅辛教授主持下的这份报告认为：近几年来俄罗斯宏观经济的逐渐稳定，转型期危机中的最棘手问题已经明显得到暴露，这就使得对俄经济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做出较为客观和较为长期的预测。对今后几年的俄罗斯经济发展，以下几个因素将起到主要作用，那就是达到宏观经济稳定化所需要的时间、及其可靠性的程度、增长机制的形成、投资源泉的产生、工业政策以及俄罗斯经济走向增长的途径。雅辛认为，对上述领域的各种因素加以归并整合，可以大体上确定未来几年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几种可能：
第一种是“乐观主义”的模式，认为在最近阶段中，政府将有能力实施一项最终抑制通胀的计划。这种政策立足于比较合适的结构与工业政策，能够抵制住来自社会的，以及各个部门的“院外集团”要求增加开支的压力，因为这些开支实际上是无法偿付的。在这种情况下，到1996年年底，俄罗斯经济大体上可以出现形成低通胀的有利条件，这就能使俄罗斯经济转向稳定增长。然而，1995年底的议会选举和1996年的总统选举要求很高的经济成本，这会大大延迟俄罗斯走向稳定增长的进程。
第二种是“悲观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认为，虽然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之前现政府将进行观望，不可能采取决定性步骤继续经济改革，但选举之后，政府有可能采取“父爱主义”方式来管理经济，也即政府将主张国家保存基础的工业部门；主张给予处于萧条状态的经济部门以必要的财政支持；主张扩大国家对本国企业科技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如果这样的经济纲领得以实施，那么，正在规范的经济生活将重新被破坏。上述经济主张必将导致高通胀率，而且可能成为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或者是非常状态政府的经济基础，这样的政府可能采用压力手段来维持社会与经济的稳定，并在10-15年内，把世界经济拒之门外，也许会重建经互会，不过是在目前独联体的范围之内。这种纲领如果实施，那么上述稳定增长现象可能推迟到下一个世纪出现。
第三种是“最有可能出现”的模式，是俄罗斯还不得不至少再一次地经历较软的财政政策和较现在水平为高的通胀的折磨。紧随其后又不得不再来一次稳定与紧缩，尔后，经济形势将沿着乐观主义模式向前发展。但是，不得不推迟几年，并且在相当拮据的条件下实现上述模式。
专家研究所的报告指出：俄罗斯今后几年经济发展最可能的情况是萧条状态，随后转向缓慢建立新型经济体制和改变经济结构。在这一时期，即使政府对这些膨胀的危险性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谨慎政策，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也是极其有限的。在此背景下，燃料动力和能源部门、农业和食品工业、住宅建设和交通的生产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将是稳定的。除某些能够与外国竞争的不同寻常的产品以外，加工工业、包括军工综合体、机器制造、轻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将长期处于深刻危机状态。到2000年将形成一个以原料和能源出口，以及满足一般商品和服务的国内需求为主的经济结构。很大一部分科学技术潜力将丧失，结果，到2003年—2005年投资需求才增长到正常水平，到2005-2010年经济结构将由于增值高的部门增加而得到改善。21世纪头5年，私人对生产的投资将初见成效，新型俄罗斯将会出现很多最庞大的部门，从而将逐渐改善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但是，这些进程将是极其缓慢的。尽管雅辛所主持的经济部、专家所及其预测工作也遭遇到了一些不同的反响，特别是来自地区部门的反对意见，但是，排除了政治因素的考虑，上述的经济预测工作从整体上说，是目前俄国内最有权威的分析之一。
整个报告虽然着墨于政治发展不多，但仍然注意到俄经济发展的“政治前提”问题。遗憾的是本报告是从现有各政治组织和政党的正式纲领与宣言的分析为依据，并以各政治组织领导人的政治合理行为作为分析出发点，似乎美中不足。俄罗斯政治发展历来有偏离常规的表现，尤其是在一些重大转折关头。因此对这一现象留下分析空间，可能还可以见到若干新的发展前景与趋势。另外，对政治与经济相关发展的分析也极少涉及，使得本分析报告的价值主要停留于经济预测。
三、从“休克疗法”到平民主义
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所属的经济研究所所刊《经济问题》1996年第6期曾经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题为《现代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与政治周期》，作者符拉基米尔·毛。符·毛是俄罗斯经济学界具有很大影响的青年学者，现任盖达尔的过渡时期经济研究所的常务副所长。符·毛的文章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了俄罗斯转型期之后的发展前景与拉美国家二战之后现代化进程的某种相似性问题。该文运用了“平民主义”（有人译作“民众主义”）这一范畴作为分析预测的核心概念，把原来用于主要是拉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这一分析工具，移植于传统计划体制向现代市场体制的转型，取得了一种新的分析空间和观察视野。
符·毛认为：作为经济现象的平民主义，乃是一种政策类型。在这一政策的导向之下，政府力图通过国民收入的有效再分配，通过在国家预算之外的途径迅速提高国内支付能力和扩大需求，以取得高速增长。符·毛认为：特别通过非国家预算方式来提高支付能力和扩大需求这一点尤其重要。这正是20世纪许多一般的平民主义政策与经济平民主义的区别。
经济学家符·毛曾经指出存在两种形式的经济平民主义。一种是传统的、或经典方式的平民主义。这种平民主义往往是权威主义的、或民族主义体制模式。对于这种体制来说，最大程度地创造“经济奇迹”是取得政治合法性、保持社会稳定、以及实行军事的或半军事专制的基本条件。但从形式上说，又以“安全与发展”为全民谋福利的口号出现。这种经济平民主义的最典型例子就是60-80年代巴西和50-80年代阿根廷的军事政府政策。
另一种左翼的平民主义是以1971-1973年智利阿连德总统和80年代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主义者为代表的。左翼平民主义的最典型政策方针，就是解决最尖锐的社会问题，大幅度地提供就业机会，提高民众的基本生活待遇。左翼平民主义当然也希望通过“经济奇迹”来证明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但与前者相比，更侧重于强调表达大多数居民的利益。左翼平民主义既有像阿连德那样采用民主方式的，也有如尼加拉瓜那样争取军事力量来支持自己的政治主张。
这两种平民主义无论在经济口号还是在政治效果方面都是非常接近的。逻辑也非常直接了当，也即依靠国家的政治权威与能力，迅速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克服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落后社会。这种理论的一个前提是国家能够而且应该刺激需求。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大幅度地增加国家开支（如投资、国家订货等）；二是广泛推行社会政策，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以形成消费需求。具体的政策措施是：实行维护正义的经济政策，限制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国家通过积极的投资政策支持相关的工业部门；把出口导向部门的资源纳入进口替代部门（这一条对平民主义方针具有特殊意义，也因此而区别于一般的保护主义）；最后，提高国家在价格形成，尤其是降低原料与食品价格水平方向起作用，确保国家对重要工业部门以及银行系统的监督，尽可能地降低银行利率，加强国家对信贷资源的调控。
符·毛认为经平民众主义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只是在一系列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前提下才成为现实，这些前提是不少历史背景很不相同的国家所共有的。
首先，平民主义的发生是因为有着特殊的经济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部门互相隔离，缺乏互相作用与沟通的机制。比如部门间的资本转移，往往是在一些部门形势看好，而在另一些部门却日益恶化。这种结构上的缺乏关联性经常表现为强有力的出口导向部门和相对衰弱的、无竞争力的国内产业部门同时并存，两种部门的差异往往会转化为激烈的社会矛盾。
其次，平民主义也会发生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结构之中：政治设施不稳定、政党力量薄弱、缺乏民主传统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中，即使存在着多党制度，也没有能力形成稳定的政府多数，而不稳定的政府经常是因为易受伤害而倾向于实行平民主义的政策。
第三，平民主义方针实施之前，或多或少一般总是存在着全面推行限制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局面。这种限制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由于实行紧缩，涉及广大民众切身利益，因而社会舆论极其反感。但同时，这种宏观政策的推行又能为执政当局积聚起一笔可观的外汇储备。
最后，平民主义的方针相当容易在以民族主义主旗号，或以政治激进主义为旗号或以传统主义为旗号的“克里斯马”型人物进行统治的土壤上滋生。这样一种政治文化氛围很难与代议制民主的传统很好地吻合，却经常成为与“内部的”和“外部的”敌人作斗争的社会心理前提。
平民主义方针一旦实施之后，会出现怎样一种局面？符·毛还为我们构画了一幅十分清晰的图景：平民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其实施的最初阶段总是非常成功的。政府在宣布“刺激国内需求”的方针之后，立刻在生产领域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有意推行低利率政策和实行安抚性的社会福利。经济随之开始增长，失业开始降低，生活水平也随之开始提高。
但是问题也会迅速发生。由国家驱动的内需迅速地激活生产的增长，这个问题早在20年代俄罗斯经济学家那里已经有了答案。然而，国家的外汇储备即将告罄。国家不得不人为管制外汇与本国货币的汇率，对物价进行国家调控。商品紧缺与抢购也随之发生。政府要么进行定量分配，要么重新放开物价。所有这些现象与早先宣布的“经济奇迹”是何等地格格不入，但整个国家还只是刚刚尝到经济平民主义政策的滋味。
很快，商品的紧缺成为经济性现象，并且不只是在消费品市场，而且在生产资料市场上亦是如此。这样就导致了通货膨胀和生产的下降。在已经为自己划定方寸的局面之下，政府很难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类机构所开的药方中去寻找出路。接下来就很难避免政权的更替，而且这种政府换班很少不是以非宪法的方法进行。
符·毛认为这样一幅图画是任何实行过平民主义路线的国家都或多或少有所经历的典型现象。并且，这样的政治经济周期还会多次反复进行。20世纪的许多国家一旦开始了平民主义的实践，就难以摆脱巢臼。当平民主义方针推行到了必须进行严格的宏观紧缩政策之时，这种病态的稳定政策的手段又重新把国家推回到平民主义道路上。随之而来当然不会例外，又是宏观稳定政策，如此周而复始。
符·毛提出，凡具有俄国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平民主义这个问题对俄罗斯并非陌生。19世纪早期俄罗斯知识界的西方派与斯拉大派之争，平民主义已经崭露头角。尔后的长时期中，平民主义思潮（也译为民粹主义思潮）成为影响俄苏时期政治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无论是斯大林时期的经济政策，还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运动，都可见平民主义的烙印。以戈尔巴乔夫时期而言，符·毛认为：前苏联改革阶段的许多政策仍然是在平民主义胚胎中受浸润的。例如，戈尔巴乔夫的反酗酒运动，以及在国民收入中增加积累的比例以解决社会问题等等都可认为受到平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执政期间虽然不很明显，但实际上还是主张超出预算局限来治理经济。在80年代下半期政府主管部门的流行观点，实际上还是认为：社会主义组织中，苏维埃政权的非凡力量是比价值规律更为主要的。这些都带有平民主义思潮的烙印。
符·毛认为，上述这些并非都已成为历史，平民主义政策在当代俄罗斯重新出现的概率仍是很高的。在分析当代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特征的时候，不难发现，当代俄罗斯几乎具备了所有平民主义萌生的前提条件。
符·毛独树一帜的分析无疑令政治家与研究家们很开眼界。将拉美地区现代化进程与俄罗斯经济转型期相比较，把这两个相距遥远，但有极其逻辑相似性的历史过程进行相互对比，显然使分析有了一个全新的基点和开阔的视野。符·毛对平民主义范畴的使用不仅抓住了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极具普遍意义的问题，而且这一范畴本来就不是产生于俄罗斯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外。符·毛平民主义经济路线产生的历史前提的分析富于启发性。尽管拉美各国的现代化内容异常丰富复杂，所概括出的几项历史前提并非为所有拉美国家都具备，都曾具体实践过，但却从逻辑上归纳出了从统制经济或二元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一般路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符·毛的分析已将转轨过程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内容内化于经济转型过程自身，非常鲜明地提出了平民主义经济路线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倾向。这是符·毛的分析不同于德里亚与雅辛的地方。
当然，符·毛的分析还缺少对于俄罗斯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国际地位与传统的前超级大国的种种特殊性的考察。显然，如若对这一领域的内容进行阐发，恐怕只会加重平民主义经济路线所具有的大国主义倾向。
显然，符拉基米尔·毛对1992年以来宏观经济政策的政治分析，已经涉及到俄罗斯的未来对外政策走向。这已远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预测分析了。
（本文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家人文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