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_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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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四大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目前,广大干部群众已从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纵向比较、国际的横向比较中,强烈地感受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和巨大精神力量。但是,“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第125页)我们必须把对这一理论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和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深刻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进一步解决好对这个理论的根本态度问题,推动理论武装工作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阶段性

马克思主义是深深植根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它的核心内容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高层次的内容,也是具有最普遍意义的内容。这一层次的内容也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它的某些观点也可能会表述得更加确切、完整,就如恩格斯所说的,“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它的某一部分内容可能显得格外突出。但总的来说,这一层次的内容是相对稳定的。

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是直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当时当地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揭示它的特殊规律,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次一层次的内容。它们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所以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这一层次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随着实践范围的拓展而不断增添新的内容。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丰富和发展最快的部分。随着时代或时代主题的变化,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前沿课题会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这一层次上出现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崭新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继承和创新的辩证统一。没有继承,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而在客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没有创新,也会使马克思主义僵化,蜕变成非马克思主义。系统继承和系统创新的有机结合,就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形成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科学的体系。它们都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同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要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这样开创新阶段性质的重大发展是很不容易的。它的客观前提是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使马克思主义面临新的时代课题和历史任务;它的主观条件是有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自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辟新道路、提出新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这样的主客观条件的产物。

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面临的新课题

从总体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条件。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历史课题是不同的。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北美确立其统治地位,并把它的影响扩展到全世界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还未成熟。马克思主义在当时面临的历史课题,主要是教育无产阶级认清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自己的历史使命,组织起来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并且为夺取政权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正是以此为主题的。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只是非常粗略地勾画了未来新社会的轮廓,指出了发展的总方向和最一般的规律。他们没有,也不想绘制新社会的详细蓝图,更不想制定建设新社会的行动纲领。因为他们认为,这只能由未来的人们根据那时的特定历史环境来决定。如果在不具备实践条件的情况下对未来的行为纲领作纯学理的预测,必然陷入纯粹的幻想。

列宁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主要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初期。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由于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包括国家的经济职能和国际政治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带来的巨大变化,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空前深刻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使它采取了战争这种最尖锐的形式。战争使各国资产阶级相互削弱,给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提供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机会。而这些国家,一般来说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比较集中而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又相对薄弱的国家。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当时面临的历史课题,主要是揭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特点和规律,指导无产阶级联合同盟军抓住有利时机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开创一条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列宁和毛泽东正确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面临的历史课题。但是,列宁未能亲眼看到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积极探索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但是,他未能及时发现时代主题的变化,而且往往不自觉地沿袭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情况下的思路和方式来思考和处理问题,因此未能对马克思主义在战后面临的新课题作出系统的科学回答。

战后,我们仍处在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但过渡的进程比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设想的要漫长得多。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发展到占世界人口的35%和世界工业生产的39%,并在一些重要的经济和科技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社会主义成为一支能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强大力量,并在全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冲垮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给了宗主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以巨大的压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也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取得蓬勃发展。一时使人感到社会主义已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优势,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灭亡已经为期不远了。

但是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在国内劳动人民与各种进步力量的斗争面前, 在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强有力的挑战面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国际关系作了局部调整,加快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发展,加强了相互之间的国际合作和协调,从而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为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生产力的大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进入其最高阶段的成熟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和组织条件比过去充分多了,但资本主义还有不小的发展潜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会不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不但要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各种矛盾的激化程度和对这些国家的影响程度,还要看社会主义国家搞得好不好,能不能对他们产生吸引力。

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使100 多个殖民地获得了民族独立,形成了广大的第三世界。在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欣欣向荣的情况下,不少发展中国家宣布自己要搞社会主义。但是,这些国家一般都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条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愈来愈深地融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日益资本主义化。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的普遍存在,加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嫁祸于人,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弊端在这些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得最为尖锐、突出和集中,其中有些国家存在着革命形势。但这些国家今后会不会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也要看社会主义国家能否提供有吸引力的榜样。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有少数原来的殖民地利用特定国际环境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它们的支持,又实行了正确的发展战略,迅速崛起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原来的起点与社会主义各国差不多,因此,它们的迅速发展客观上向社会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生产高度社会化造成的生产和流通的日益国际化,使世界各国的发展愈来愈依赖于世界市场,也使各国之间的竞争和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主要转向争夺综合国力优势,特别是经济和科技优势。正如英国《外事报道》周刊1994年10月3 日在一篇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文章中所说的,国际斗争的“赢家将不是枪炮最多的国家,而是拥有素质最好的劳动力、最高的生产率、最有才能的设计者和精明的长期投资者的国家”。在这个日益开放的世界中,思想文化的交流也急剧扩大,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也更趋激烈。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前途和命运,取决于能否在这些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取得优势,显示优越性。所以,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能否更快更好地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民主管理程度和民族素质,用比资本主义国家更短的时间实现现代化,“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邓小平文选 》第2卷第322页),在精神文明方面也超过他们, 不但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发展和民族的兴衰,而且对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前途和命运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面临的最主要课题,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些课题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年面临的课题是大不一样的,与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所面临的课题也是根本不同的,有许多问题是他们没有碰到过甚至是没有预料到的。因此,在他们的著作中,找不到对这个课题的具体答案。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也同样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对这个课题的回答,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苏联似乎已经作出了正确的回答,证据是苏联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成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主力军。在战后一段时间内,它还具有同美国争夺优势的实力,并一度处于攻势。但辉煌的成就掩盖了苏联模式的历史局限性,造成了对军事力量和行政强制手段的迷信,以及对经济力量、民主建设的相对忽视和对市场机制、市场力量的排斥。认识上的盲目性加上在旧的时代主题下形成后畸形发展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关系,又使苏联把这种已经开始过时的模式强行推广到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其后果是苏联从70年代下半期开始丧失对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优势,80年代经济逐渐陷入停滞状态,国内各种矛盾开始尖锐起来。曾经令西方生畏的强大的苏联军事力量绝大部分未等投入战场就已成为“泥足巨人”。僵化的体制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僵化的观念又阻碍着体制的改革,使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渐入困境,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日趋紧张,终于酿成了80年代末期的政局剧变。实践证明,苏联对这一课题的回答即苏联模式不适应新的时代主题。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就能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能自然而然地发挥出来。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随着国内国际形势任务的变化及时调整和改革,以便使社会主义的本质能得到更好的体现。马克思主义面临的这个新的时代课题,只有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总结战后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各国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

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这一课题的科学回答

要对新的时代课题作出科学的回答,首先必须摆脱几十年来在回答这个课题的过程中形成的种种僵化了的错误观念的束缚,跳出一系列认识上的误区。但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些僵化观念一方面已经先入为主,成为绝大多数人关于社会主义的传观观念,人们只看到过这样的社会主义,没有看到过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因此往往认为不这样做就是离开了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许多僵化观念又都是引经据典,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某些观点的教条式理解。其中有许多是脱离社会主义实际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客观环境的,还有不少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重要思想的误解和曲解长期被当成唯一正确的理解。60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大论战和“文化大革命”,又造成了一种争当“正宗”,怕被打成“异端”的舆论和心理氛围,干什么都不敢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观念的雷池一步。实在行不通,非改不可了,也要从老祖宗那里找到理论根据。要讲几句新话,也要从老祖宗那里追根溯源。一切以书本为准,以传统为准。因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是科学回答新的时代课题的最大思想障碍。邓小平同志抓住了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个关键,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他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本本出发,而是从科学回答新的时代课题的迫切需要出发,从在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迫切需要出发,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判断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问题,先后提出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这三个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和价值观方面的最基本观点,并不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的。但邓小平同志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无产阶级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这一根本特征,抓住改造世界的现阶段迫切需要解放思想,冲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这个关键问题,突出地强调了这三个标准。他不仅恢复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贯通起来,明确包括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中来,并且把实事求是提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和精髓的高度,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特色。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是实践标准同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根本宗旨相结合的产物,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向历史观和价值观领域的延伸,邓小平同志把它们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页)这三个标准都在1978、1979年就明确提出来了,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对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和非洲一些国家搞社会主义的尝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首先肯定了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同时,他用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来评价过去的实践,在1980年得出了非常重要的结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312、314页)这是对我国也是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的精辟总结。他告诉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等于深刻认识了社会主义,不等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就能自然而然地得到体现,也不等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能自然而然地得到发挥。还有一个实践、认识和政策(后来又加上体制)正确不正确的问题。而那些不正确的东西,主要是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东西,当做“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同时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当做“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其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源,就在于只看形式,不看实质,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邓小平同志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个科学范畴,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他把这个问题作为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多次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到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对这一重大问题作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怎样才是真正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了动态的描述,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手段与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辩证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突破性进展,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发展。它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基础,为我们摆脱僵化观念、僵化体制的束缚提供了理论依据。

同时,邓小平同志比较了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经验和各种经济体制的利弊得失,发现束缚生产力发展、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最主要原因是过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突破了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并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肯定的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传统观念,在1979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以后他又多次重申这个思想。这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基础,同时为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解决了核心问题,为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实现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

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又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以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两个基本判断,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实际的最基本特征和时代的主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提供了历史依据。

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核心体制的科学认识,有了对中国和世界大局的正确判断,我们党就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种种误解、曲解和教条式理解下解放出来,扫除了阻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种种思想障碍。从而在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突破了传统观念和传统思维模式,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结论。例如,在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问题上,从着眼于破坏旧制度,变为着眼于建设新制度,重在建设,以立为本;在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上,从为社会主义建立初步的物质基础,变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经济发展目标上,从注重量的扩张,变为注重经济质量和经济素质的提高;在发展动力问题上,从依靠阶级斗争变为依靠改革,从主要依靠为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利益关系而奋斗的革命精神,变为既依靠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等精神力量,又依靠直接的物质利益;在经济和社会运行机制问题上,从适应战争和革命这个时代主题的强调集中统一、主要运用行政手段的计划经济体制,变为适应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复杂和经济生活高度社会化、国际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强调均衡发展,变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政治制度问题上,从着重肯定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优越性,变为着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社会主义具体政治制度;在社会秩序问题上,从着眼于打破旧秩序变为着眼于建立新秩序,从强化革命意识变为强化执政意识,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上,从着眼于尽快埋葬资本主义变为立足于同它长期竞争共处,从强调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斗争,变为在不忘这种对立和斗争的同时,注重对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的学习、借鉴、利用和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等等。在对新的时代课题所作的这些新的科学回答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基本思路、基本目标和基本要求,形成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国际国内力量配置,包括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外交战略和实现祖国统一的构想,形成了一整套的方针、政策、措施、办法。这就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初步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所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实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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