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宇[1]2004年在《新形势下农民增收问题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农业与农村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逐年增加,供求矛盾得到了缓解;然而在农村渐进式改革取得初步成功的同时,却暴露出越来越多的令人忧虑的矛盾和问题。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农民收入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增加农民收入被作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提上议事日程。 从国际形势看,中国已加入WTO,受到冲击的第一个领域就是技术含量低、产品更新慢的农业,这将给农民增收带来巨大压力,面对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如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促进农民增收已成为现阶段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本文以湖北省荆州市为研究对象,围绕农民增收这一中心,分四个部分开展论述,第一部分概述了与农民增收有关的四个理论,阐述了新形势下分析农民增收问题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析了荆州市农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着重分析了荆州市当前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农民收入的构成及其变化特点,同时还分析了农民收入增幅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第叁部分运用对比分析法、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具体分析了当前荆州市农民增收缓慢的原因,阐述了农民增收中的问题及其基本特征;第四部分结合前文的分析提出了荆州市增加农民收入的总体思路和对策。
万志昂[2]2016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民民生思想的发展与创新》文中认为作为当下回应社会正义的民生问题意识,中国共产党的民生话语体系体现了鲜明的以人为本的德性向度和人文关怀。文章以农民在党的政治斗争、国家建设和发展战略中的历史功能定位为经,以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民生改善的基本思想和实践模式为纬,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农民民生思想形成、发展和创新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政治实践的历史坐标中,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以农立国”的中国社会,改善农民民生不仅是社会发展之必需,也是中国共产党文明执政、科学执政和人文执政的重要体现。因此,集中研究党的农民民生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必要性,破除“叁农”危机、构建农民政治认同、解决农民民生短板和维系社会公正都离不开其理论指导。所以,党的农民民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共产党基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将对工农联盟的民生关怀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标结合起来,从而把民生问题定位于与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紧密挂钩的土地革命,并把民生改善和革命力量的组织动员结合起来,实现了对农民阶级最大程度的、有效的政治动员,改善农民民生发挥着服务于革命的工具性价值。党的农民民生思想总体上表现为“农民民生为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成为重要的政治主题,农村民生建设总体上是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尽管此阶段农村民生建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误,但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民生思想在曲折中得到了发展。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农民民生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基于对中国农村过度贫穷的深刻反思,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民生思想,从而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线、以解决人民温饱为基本导向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运动,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村最大规模的民生改造。此时的农民民生,是决定党的“叁步走”战略中第一步能否实现的关键。在邓小平看来,“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提高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才是检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改善和发展农民民生的根本途径就是改革,“改革农村求温饱”成为这一阶段最典型的农民民生思想。20世纪末21世纪初,改善农民民生成为实现“总体小康”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随着改革的矛盾和经济发展的危机逐渐升温,民生改善成为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因此,江泽民将民生关注的重点聚焦在农村,尤其以调整农村经营结构、治理“叁乱”以减轻农民负担、打响“扶贫攻坚战”为代表。“治理农村保小康”是党的第叁代领导集体的典型的农民民生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两极分化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民负担聚焦着社会不公。在此背景下,胡锦涛站在科学发展的战略高度上,指出“叁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缓解社会矛盾,中国共产党相继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和生态文明的战略部署,并集中力量启动了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农村税费改革运动。这是一场关乎农民民生的里程碑式的改革。“多予、少取、放活”成为此时最重要的农民民生思想。党的十八大以后,经济社会发展逐渐进入新常态,“四个全面”成为新时期的重大战略布局。民生越来越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环,农村的滞后更是制约社会公正的短板。所以,“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叁农”新战略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有效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现代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以“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以及“怎样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为战略主题,开启了治国理政的新篇章。其“叁农”工作的根本要求就是要主动适应新常态,以一系列新的战略安排和政策部署继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着力改善农民民生。在实践层面就是要按“五位一体”的要求,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统领,积极探寻农业转型的新途径,将改革的重点放在强化创新驱动、精准扶贫脱贫和农村生态治理等新的方面。在理论创新上就是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等“四化”同步,实现“绿色”民生。习近平的“叁农”战略思想是在总结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农民民生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重大创新,标志着党的农民民生思想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当前党的农民民生思想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发展农村实现现代化”。
赵继红[3]2008年在《济源市农民增收现状及途径探讨》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由于多种原因,济源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农民整体收入偏低,己经成为制约济源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制约中原城市群建设的瓶颈。这不仅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影响了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济源市的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济源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农民增收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更是关系到济源市乃至河南省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关乎中原崛起的重大问题。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不仅要立足于当前,寻觅见效快的短期措施,更要着眼长远,遵循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从谋求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角度,寻求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治本之策,建立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这就首先要从思想上端正对农民的认识,这是切实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农村土地制度、农业产业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农产品流通体制等相关制度改革:其次,要跳出“叁农”框框,彻底打破二元城乡结构,济源市应按照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方向,逐步将农村教育、财税、保障体系纳入城乡社会统筹发展轨道,统筹规划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分流,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关键一步。另外,积极借鉴国外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在增加财政投入大力保护农业、重视农业科研及教育、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加快农业标准化体系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建设等方面进一步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济源市只有将短期措施和长效机制相结合,从各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阶段、分步骤,内外结合,标本兼治,我们才能解决好农民增收这个新世纪的重大问题。
路平[4]2009年在《新形势下我国农民增收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我国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新形势。这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冲击也不断显现。这使得我国完成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形势严峻。面对国际新形势,既要实现我国所制定的目标,又要积极应对经济危机的新形势,这个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由此作者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以扩大内需来应对经济危机这一观点。首先,介绍了经济学中关于农民增收的相关理论并且解释了本文所用到的农民增收的相关概念。其次,简要分析了国际经济新形势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提出了当前存在问题及新形势的特点;具体分析了新形势对我国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农民当前的收入情况。再次,对农民增收难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二元的经济社会结构下,农民大量剩余,农业严重滞后,处于内需困境之中,增收困难,其原因根本在于现存的土地制度制约了农村发展、农民增收。最后,阐述了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由稻香村故事引出只有依靠政府进行制度创新,明晰土地所有权,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处境从而告别我国半农经济的社会现状。同时不可忽视盘活农村土地资本,推动农民多渠道就业,完善社会保障系统。最终建设城市居民占大多数的市民社会,激发八亿农民的需求,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虞洪[5]2016年在《种粮主体行为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粮食既是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资料,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既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基础。虽然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判断存在分歧,但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我国粮食安全处于“紧平衡”状态。即使在2004-2015年期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十二连增”,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粮食史上的奇迹,但是,仍然不可掉以轻心,而且必须正视粮食生产量、库存量、进口量“叁量齐增”造成的困局,以及由此而付出的生态环境恶化、财政压力加大、粮食质量下降“叁大代价”。保障粮食安全涉及到粮食生产、流通、消费以及进出口等多个领域,但是,众多研究表明,作为粮食消费大国,可以利用国际粮食市场,而不能依赖也依赖不了国际粮食市场。因此,立足国内自有粮食供给能力才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出路所在。就需求与供给来讲,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粮食刚性需求特征极为明显,虽然不合理的消费模式造成部分粮食浪费,但导致粮食不安全的问题主要来源于供给侧的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而且改变需求的难度远大于改变供给的难度。因此,粮食安全的核心是生产安全,在新常态下迫切需要加强粮食供给侧改革。而且,在新常态下,粮食安全不仅包括数量安全,更包括质量安全,还包括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内容,粮食供求的主要矛盾已经开始由总量矛盾转向结构矛盾。作为国家粮食供给基础的种粮主体,已经不仅仅只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户,在国际粮价的冲击和国内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下,种粮积极性受到极大削弱,加上新常态下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导致种粮主体的耕地利用、粮食种植以及技术选择和储粮、售粮等行为正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对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均形成重要影响。因此,在新常态下,迫切需要客观、深入、系统地分析种粮主体行为变化的原因和对粮食安全的作用机理及现实的、潜在的影响,重新评价以往研究结论的适用性、政策建议的合理性,以便提供调整优化国家粮食政策的充分依据,从而调动种粮主体的积极性,优化其行为模式,有助于防止粮食产能过快流失并有效挖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空间。为了充分把握新常态下种粮主体的行为变化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应对之策,本文在综合考虑粮食生产情况、地形地貌、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四大因素基础上选择四川省的成都新津县、德阳广汉市、自贡荣县、广元苍溪县、宜宾筠连县五个县(市)进行实地调查,并结合宏观数据和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全文除导论外,主要从以下八个方面开展研究：第一,对粮食安全、种粮主体等与本文紧密相关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就国内外关于种粮主体耕地利用行为、粮食生产行为、技术选择行为以及储粮、售粮行为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结合农户行为理论、社会认知理论、期望理论和前景理论等理论基础对种粮主体行为进行理论分析,为本文的深入研究提供科学指引。第二,从粮食需求、供给及国际市场叁个角度对粮食安全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并构建粮食安全评价体系,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将反映粮食质量和生态安全的指标纳入评价范围,并把指标分为正向指标、逆向指标和区间指标叁类,利用粮食安全系数法和粮食安全预警评价法对我国粮食安全状况进行定量分析。第叁,对全球粮食区域性短缺矛盾和国内粮食需求变化、资源环境支撑能力以及种粮增收等方面的发展态势进行预判。分析四川粮食安全现状以及新常态下增长速度放缓、需求结构升级、发展动力转换和支持政策调整对四川粮食安全的影响,并对四川粮食供需走势进行分析。第四,阐述耕地功能、流转及粮食种植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种粮主体对耕地利用态度和方式的变化,对由此而形成的非粮化、粗放化、短期化耕作等行为进行分析。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方差分析方法研究种粮主体类型、地区类型和产粮大县与非产粮大县对耕地利用态度的影响及其差异,并分析种粮主体耕地利用行为变化对粮食产能、质量和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影响。第五,分析粮食生产效益持续降低、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融资难度大以及劳动力配置等特征,对粮食生产目的从商品经济向自给经济倒退、粮食生产地位从主业向副业转变、粮食生产方式从分散小规模开始向适度规模转变等行为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方差分析方法对粮食种植意愿影响因素及其差异进行分析,阐述粮食生产中不同主体在粮食政策效应、服务和投资方面的行为差异及其对粮食播种面积和质量安全造成的影响。第六,阐述种粮主体技术选择中的产量导向、风险厌恶和供需错位特征,对技术需求多元化、劳动投入减量化等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区别技术选择态度、目的和内容的区域差异性、主体差异性,研究新技术使用中面临的制约因素,综合考虑种粮主体行为变化对粮食安全影响的两面性。第七,对种粮主体储粮方式、比重以及粮食销售比例、渠道、信息来源和影响因素等进行分析,剖析种粮主体粮食储存销售行为变化的内在动因,并阐述其对国家粮食仓储以及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影响。第八,对种粮主体行为变化进行总体评价,在此基础上,结合粮食安全现状及走势,提出从政策导向、支持对象、支持领域和推动机制四个方面应对种粮主体行为变化,并提出细化政策建议。通过实地调研和理论分析,本文根据以上内容进行研究,可能具有以下创新：(1)从种粮主体行为变化的微观视角研究粮食安全问题。已有文献主要从耕地、水资源,生产、储藏技术以及收购、补贴制度,国际市场和流通机制等视角研究粮食安全问题,即使从主体分化或者行为变化的角度研究粮食安全问题的文献也很少将两者结合起来。本文研究发现,种粮主体是实现粮食安全的微观基础,若抛开微观基础来研究宏观政策容易导致缺乏基础支撑,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难以“接地气”。因此,本文在宏观分析基础上,将种粮主体分化与行为变化结合起来重点从微观层面分析粮食安全问题,有利于防止得出片面的结论,也有利于提高政策建议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2)比较效益对种粮积极性的影响比绝对效益更大。本文研究发现,种粮主体的行为决策依据主要不是会计成本和绝对成本,而是机会成本和相对成本。因此,本文认为,要提高种粮主体的积极性,不仅要提高粮食生产的绝对效益,更重要的是提高其比较效益,在风险不变的情况下,即使粮食生产的绝对效益提高,只要比较效益下降,种粮主体的积极性仍将下降。因此,至少要保持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才能保证粮食生产的积极性。(3)合理的激励约束政策是实现个体理性促进集体理性的关键。本文认为,在现有资源、制度和市场环境约束下,种粮主体分化和行为变化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但个体理性决策却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尤其是鉴于粮食安全问题的公共属性,因此,需要由政府主导改变资源、制度以及市场环境等约束条件,从而引导种粮主体分化及其行为优化,进而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一致性,共同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4)综合运用粮食数量指标、质量指标和生态指标才能全面反映粮食安全真实状态。本文在运用粮食安全预警评价法对粮食安全情况进行评价时,将化肥、农药利用率和中央储备粮质量达标率、宜存率等反映粮食质量及生态安全的指标纳入评价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已有粮食安全评价方法局限于对粮食数量安全进行评价,而粮食质量和生态安全方面评价指标缺乏的不足。(5)运用多学科理论对种粮主体进行综合分析。农户分化以及行为变化虽然是一种经济行为,但又不仅仅是经济行为,仅利用经济理论对其进行分析远远不够。因此,本文综合运用农户行为理论、期望理论、前景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等对种粮主体分化及其行为变化进行分析,更加全面和客观地认识其分化和变化的缘由和机理。虽然本文可能存在上述创新,但受个人能力及资料限制,论文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在问卷调查中,由于大户和合作社调研点位有限,数据的代表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文中利用调研资料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但建模分析尚显不足,理论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入。
任大廷[6]2003年在《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农业、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比较多，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面对农业新的发展阶段和我国成功入世的新形势，农民收入的增长问题日益成为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在新的形势下，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农村乃至全国的社会稳定，直接关系到第叁步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因而，在当前形势下，研究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本文首先提出了研究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接着论述了指导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基础和精神动力，剖析了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与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探讨了影响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认为，近几年农民收入的增幅持续下降是由农业新阶段的特点所决定的，是长期以来农业基础薄弱、农业、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劳动力过剩、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低、城镇化水平低、农民素质低、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等问题的集中反映。解决当前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在充分认识和把握农民收入增长面临的新形势下，必须从加强农业保护、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规范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素质着手，才能逐步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稳步增长。
孙迪亮[7]2012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物质利益是经济利益的首要内容和主要组成部分，其测度指标具有多元性，其中最常用、最主要的指标是生活水平指标，一般用人均收入水平的增K率来苻代。具体到农民的物质利益，一般也用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来衡量。改芊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W改革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对农民物质利益问题一贯予以高度重视和努力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既蕴含着许多基于新的实践而生成的新理念、新观点，从而体现出其现实创新性，也承接了古今中外许多有价值的相关思想理论，从而体现出其历史继承性。中国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的理论渊源表现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物质利益理论，主要包括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理论、实现;r农结合与城乡协调的理论、H家对农民予以经济资助的理论、促进农民合作化的理论等；二是国外解决农民物质利益问题的理论与经验，主要体现在支持和保护农业发展，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传统农民、积极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方面。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是R趋深化、与时俱进的：为了解除广大农民生活上的严重困苦，屮国共产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形成了以保障农民温饱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随着农村脱贫目标的基本完成和农民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形成了以实现农民小康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鉴于农民小康总体实现后农民贫富差距的空前凸现，中国共产党自本世纪以来形成了以ia求农民共富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在每一时段，中国共产党都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相应举措。中M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战略价值的思想，解答了"为什么"实现农民物质利益的问题；二是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实现路径的思想，解答了"怎么样"实现农民物顶利益的问题。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战略价iff，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多角度、多层面的，视之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保障、维护全H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环节和应对国际人权斗争的必然举措。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实现铬径，屮国共产党的基本思路是"加减并用"。所谓"加"，即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升农民收入总量，这主要依赖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农业现代化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叁个途径：所谓"减"，即减轻农^负担。对中国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的评析应恪守求真务实的基本原则、不带任何主观偏见地进行，既不应为之涂脂抹粉，更不应对之无端指责，而是应当在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不足与局限，并就此进行善意而中肯的建言献策。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重大创新，而且在实践上带来了良好效应。但由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农民大国里，彻底解决九亿农民的物质利益问题确非易事，因而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上，也总是闪露出一些不足与缺憾，主要是：从思想的生成上看，应急性有汆而前瞻性不足；从思想的内涵上着，针对性有余而系统性不足：从思想的践行上看，宣示性有余而实效性不足。鉴于此，在末来的发展完善中，理应重点强化叁个环节，即：及时体察农民的利益关切，增强思想的前瞻性；全面应答农民的利益诉求，增强思想的系统性；强力构筑农民的利益保障，增强思想的实效性。
邓群钊[8]2006年在《中部丘陵地区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矛盾问题的系统分析》文中指出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问题是中国当前两个热门问题。社会各界普遍认为，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具有稳定大局的现实意义，加快建立保障国家利益的粮食安全体系，具有深远的宏观战略意义。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放松提高农民收入和保障粮食安全这两件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大事。我国经济与社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实现粮食安全与提高农民收入，宏观上出现了较强烈的“二律背反”的矛盾现象：发展粮食生产，农民收入难以稳定提高，增长幅度趋缓甚至下降，增产不一定增收；提高农民收入，就要放弃比较利益低的粮食生产，影响国家粮食安全。这种矛盾现象。已经影响到国民经济正常发展和农村稳定。微观上，兰坡村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矛盾问题在中部丘陵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兰坡村是中部丘陵地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自然村。地处江西省西部和湖南省东部交界之处，属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排上镇。全村共有农户76户，人口424人，耕地面积240亩(主要是水田)，人均耕地0.57亩。农户主要经济活动是生猪养殖、水稻种植和外出务工。根据笔者调查，生猪养殖不仅在兰坡村是农民增收的主体，在江西省及中部丘陵地区广大农村，由于生猪养殖具有比较优势，生猪养殖是许多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并且，在生猪养殖发展中，开发了沼气工程。规模生猪养殖和沼气工程带来了农民增收，但也带来一些问题。由于规模生猪养殖和猪场附近耕地数量较少之间的不协调，导致沼液不能完全被耕地所吸收利用，剩余沼液通过水沟被排到下游水域，导致对下游水域、土地及环境的污染；另外，沼液通过灌溉用水水沟和水一道进入稻田，造成水稻生长的“青苗”现象，笔者称之为沼液对水稻生产的污染，导致稻谷产量减产30％(根据笔者对兰坡村农户调查)，影响稻谷产量安全(微观粮食安全)。笔者把沼液对下游水域、土地及环境的污染和对水稻生产的污染称之为“二次污染”。这是微观层面上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矛盾的具体表现。笔者称之为兰坡矛盾问题。无论宏观和微观上，客观上都存在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矛盾问题。深入开展提高农民收入与保障粮食安全的关系研究，寻求在新形势下协调处理好二者关系的途径，提高农民收入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双赢”目标的实现，已迫在眉睫。本文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生态农业理论、现代耕作制度理论，利用系统工程方法、转换桥方法、优化方法和系统动力学模型方法针对兰坡矛盾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发展适度生猪规模养殖、通过沼液与灌溉用水分流工程消除水稻种植的二次污染、实施水稻与冬闲田蔬菜种植优化组合开发的兰坡村“猪—沼—粮”循环经济生态模式是解决中部丘陵地区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矛盾问题，同时又关注环境保护的一种有效途径。本文主要研究成果和创新点：1．利用全国和中部地区主要稻谷生产区域的历史数据，宏观上对农民增收、粮食安全及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问题是严重的；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之间存在矛盾。2．本文利用系统工程方法开发了“多层次多轮实地群决策法”并应用于实践。复杂系统问题的解决需要共识，达到共识单靠数据、信息和模型是不够的，钱学森等提出综合集成方法要把专家、决策者的意见综合进去。但是要综合专家的意见，由于他们的知识背景，对问题看法价值观不同，以及决策者的地位不同，使得要让他们取得一致意见或达成共识就并不简单，因此要达成共识就有很多工作要做。综合已有的达成共识的研究成果，利用系统工程开发的思想和方法，结合兰坡村实际情况，提出并使用“多层次多轮实地群决策法”进行系统开发和决策。该方法的主要特点在于应有系统工程方法论思想融合多层次专家意见、多层次信息反馈、多层次共识方法和多轮实地考察为一体，最后达成决策共识。该方法在整体循环经济生态模式的确定以及水稻和冬闲田蔬菜种植组合优化方案决策中，都获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3．基于循环经济理论、农业生态理论和现代耕作制度理论设计了兰坡村具有特色的又具推广价值的“猪—沼—粮”循环经济生态模式。利用循环经济生态系统模型评价的指标体系(投资能力；投资经济效益；投资的社会效益，耕地面积和土壤条件)和多层次多轮实地群决策法对兰坡村“猪—沼—粮”循环经济生态系统模型进行定性评价，确定了符合兰坡村特点的循环经济生态模式：发展适度生猪规模养殖、通过沼液与灌溉用水分流工程消除水稻种植的二次污染、实施水稻与冬闲田蔬菜种植优化组合开发的“猪—沼—粮”循环经济生态模式。4．首次提出了条件分隔基元的概念和基于条件分隔基元的转换桥设计方法，理论上分析了兰坡村“猪—沼—粮”循环经济生态模式对化解兰坡矛盾问题具有科学性。5．对种植模式进行了优化设计，建立了叁目标优化模型，提出了新的二阶段求解方法，求解方案为具体实施提供了决策依据。根据兰坡村实际情况，在保障粮食安全条件下，耕作制度选择为“水稻+蔬菜”模式。根据多层次多轮实地群决策法，通过网上资料调研、实地考察、专家信息咨询、耕作制度模式综合评价等工作，得到种植模式备选方案。根据研究的目的，建立了以稻谷产量；农民纯收入；农作物对沼肥的吸收量极大化为目标的多目标线性规划模型，并开发了求解多目标规划的两阶段方法。得到了种植模式的优化方案。此解方案为兰坡村2005年、2006年水稻种植和冬闲田蔬菜种植实施提供了决策依据，取得了很好的实施效果。6．设计了兰坡村“猪—沼—粮”循环经济生态模式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了有效的定性基模分析和针对性强的定量系统仿真分析，从整体和动态角度论证和预测了循环经济生态模式的有效性。(1)在上述系列研究基础上，通过系统分析，根据流率基本入树建模法，建立了以稻谷产量、农民纯收入、蔬菜产值、沼液吸收量、沼气使用量、生猪数为流位，各流位控制对应六个流率的六棵流率基本入树构成的系统动力学模型。(2)利用反馈环构造了几个有意义的系统基模基于对系统动力学系统基模分析，兰坡村“猪—沼—粮”循环经济生态模式的良性循环不仅可以达到“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的双赢，而且可以有效治理生猪规模养殖带来的二次污染问题。(3)对兰坡村“猪—沼—粮”循环经济生态模式进行了系统仿真预测分析根据兰坡村“猪—沼—粮”循环经济生态模式内涵，笔者根据是否有沼液和灌溉用水分流工程?是否有冬闲田开发工程?是否控制生猪规模，设置八个方案进行系统仿真预测分析。发现发展适度生猪规模养殖，同时实施沼液和灌溉用水分流工程与冬闲田开发工程是兼顾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和污染治理叁个目标的最优模式。
江宗德[9]2011年在《城乡统筹视角下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叁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①。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情况表明,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单靠农民自身或“叁农”内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叁农”外部想办法,或者立足“叁农”,放眼农外,充分发挥“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支持乡村”的重大作用,统筹城乡发展,才能彻底解决“叁农”问题。基于上述考虑,本文综合应用农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宏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以及计量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方法,建立了一个促进农民收入有效增收经济学理论框架。农民收入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四个部分构成,各个构成部分的增长情况各不相同,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也不同。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工资性收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最大,截至2010年,工资性收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还高达78.2%。接下来依次是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而四个构成部分中,分配最不平均的是城乡居民之间的转移性收入,在2000-2010年11年间,代表转移性收入分配不平均程度的集中率指标有6年大于50%,余下5年转移性收入的集中率也都大于40%；经营性收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负值,2010年,这个贡献率为-7.13%,即农村居民该项收入水平反而微高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各构成部分的增长情况不同,解决的办法也不同。因此,本文对农民收入四个构成部分分别进行了研究,找出了促进农民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转移性等方面收入有效增长的核心手段和关键突破口。它们分别是：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当前特别要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推动农村土地有效流转；大力实施并科学有效地做好国家财政支农支出等。一、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入手研究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问题本文通过理论分析,论证了城乡统筹视角下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够实现农村劳动者收入的工资化,能够消除城乡收入差距,能够减小农民因素质偏低而造成的收入增长的内生缺憾,能够促进农民增收、农村工业化以及国民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最终有效提升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接着,经过估算,本文得出到2011年末,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7745万人。继续做好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对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转移出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以来都是异地就业,加上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在年龄结构、地区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已经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相当一部分省市农村劳动力资源严重缺乏,“留守妇女”、“留守子女”群体、家庭的分隔、子女隔代管教等引发的农村社会空洞化问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还导致了中国整体上的低工资,导致了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滞缓,从长远看还会导致区域发展差距的拉大,等等。当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能否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正面作用,只是我们要顺应新的历史形势,进一步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最后,经过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正处于由异地转移为主向由就地转移为主的规律性转变,加之东部沿海发达省市的工业产业正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我们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战略性调整势在必行。为此,本文从推进农村新型工业化、发展城镇化、以及建立健全城乡统筹的劳动力就业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农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战略性调整的对策建议。二、从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入手研究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问题本文依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角度、以及提升农业科技水平的视角深入论述了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有效提升农民的经营性收入水平的核心和关键突破口。当前,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正处于深化和加速发展阶段。截至2010年,全国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组织有21万多个,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村占同期村民委员会总数的30.8%左右。参加组织的农民成员3486万人(户),占乡村农户总数的13.8%。进一步地,本文通过分析四川省资阳、眉山、遂宁3市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深入论证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的重要作用。在2010年生猪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资阳、遂宁、眉山3市参加生猪专业合作的农民人均畜牧业现金收入仍比2006年分别增长77.47%、200.84%、80.82%,高于全省平均增幅。对300个养殖专业合作社的问卷调查显示,有72.3%的农户认为参加合作社后养殖业收入大大提高,效益明显；有22.2%的农户认为收入有一定的提高,两项相加高达94.5%。通过对四川省资阳、眉山、遂宁叁市农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总结了3市在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过程中形成的几种以农村专业合作社为纽带的具有较大创新的利益联结模式,包括“六方合作+保险”模式、“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户+银行”模式、“公司+协会+基地+农户”模式等。在这些模式下,农村专业合作社有效地发挥了促农增收的作用,显着提高了农民的经营性收入水平。当然,3市在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为此,我们根据3市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从创新推广发展机制、加大扶持力度、加强培育指导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对策建议。叁、从农村土地有效流转入手研究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问题本文先从理论上论证了农村土地有效流转对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突出了农村土地有效流转是提升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的核心手段和关键突破口这一论断。现行土地法规和农地征用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土地的有效流转,造成了农民土地财产的严重损失。为此,本文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土地制度对农村土地财产收入的影响,并对土地征用中农民利益流失的数量进行了估算。估算得出,1978-2010年,农民向社会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约为257827.33亿元。紧接着,深入分析成都“试验区”农村土地流转的成效,从实践上证实了农村土地有效流转对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显着作用。同时我们还发现和总结了包括土地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公司、“土地银行”、业主租赁经营、“两股一改”在内的有效实现农村土地流转的典型模式。当然,成都“试验区”在促进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为此,我们根据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从明确界定土地产权的权能、建立土地资产价格评估体系、建设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推广土地经营权证券化、创新推广农村土地流转的成功模式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有效促进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对策建议。四、从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入手研究农民转移性收入增长问题本文先从理论上论证了财政支农投入对促进农民转移性收入增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突出了大力实施并科学有效地做好国家财政支农政策是提升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的核心手段和关键突破口这一论断。接着通过计量分析法构建人均财政支农规模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回归方程式,回归方程表明农民收入对人均财政支农规模的弹性约为0.448。即人均财政支农投入每变动1个百分点将导致当期的农民收入同向变动约0.448个百分点。这说明人均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紧接着,根据农民收入年均增长10%的目标,我们测算了未来30年内我国财政支农应该保持年均增长25%的增速这一结论。再接着,我们深入分析了财政支农的结构(即财政各主要支农项目)对促农增收的影响情况,得出了以粮棉油价格补贴为代表的财政补贴支出、农业贷款等不论是对农民直接收入还是对农业生产都产生了负向作用；而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科技投入不论是对农民直接收入还是对农业生产都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而国家财政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费用的支出和农村基本建设的支出对农业生产也具有较强的正向作用的基本结论。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以城乡统筹为视角,从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优化财政支农结构、完善财政支农政策和制度、规范财政支农行为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农政策的对策建议。
向夏莹[10]2013年在《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土地对农民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土地的所有权、土地的经营和占有形式以及土地的使用条件等对农民来说是关系到生产和生存的头等大事。如果土地所有权掌握在地主、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手中,土地就成为他们拥有政治、经济权力的凭借,也成为他们剥削和奴役劳动人民的手段,所以土地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需要解决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阶级利用土地私有制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正如马克思所说：“土地所有权所产生的巨大权力,这种土地所有权,在和产业资本结合在一个人手里时,实际上可以使产业资本从地球上取消为工资进行斗争的工人的容身之所。在这里,社会上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要求一种贡赋,作为后者在地球上居住的权利的代价,因为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土地,剥削地下资源,剥削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①从社会发展进程来看,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因为地主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的形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必须进行“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的问题,即实行土地国有化问题,并且指出“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②也就是说,这种土地国有化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在《法德农民问题》文中,恩格斯指出了对待农村中各种阶级的不同办法,特别是对大地产进行剥夺,但剥夺之后土地是国有还是分配给农民,进而进行农业集体化,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这些思想成为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理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胜利地解决了俄国复杂的土地问题。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土地改革在俄国历史上是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俄国的经济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1900年底,列宁在国外创办了《火星报》,关于俄国土地问题的初次争论便是在《火星报》里进行的。直到1907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才全面分析了俄国土地变革的实质和经济基础,指出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土地纲领的基础是：主张保存地主经济,并保存地主的特权。列宁还具体分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土地问题的各种观点的历史演变过程和他们的错误,以及在土地国有化问题上各派的主张和实质。指出,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消灭农奴制的两条道路：一条是“农奴制地主经济慢慢地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经济,大批农民变成贫农和雇工,用暴力维持贫穷的生活水平,同时分化出一小撮富农。”黑帮地主及其大臣斯托雷平就是走的这条道路。另一条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它要求用暴力来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建立起真正的农场主经济,打破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铲除一切土地上的特权。从经济上来说,就必须实行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列宁的土地国有化思想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符合了农民的愿望,1917年10月25日彼得格勒工人起义胜利后,全俄召开了“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着名的“土地法令”,这个法令对于消灭俄国地主土地占有制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符合俄国农民的愿望和要求,俄国的土地私有权被完全地废除,一切原来属于教堂、皇室、寺庙、地主的土地全都变成全民的财产,依法没收的土地全部无偿地交给全体劳动者共同使用。此后,苏联相继公布了有关土地的一些法令,如《土地社会化基本法》、《社会主义土地重划及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措施条例》、《劳动土地使用法典》等,进一步促进了土地国有化的实施。列宁的土地问题思想就是在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他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和俄国共产党人在解决俄国土地问题上的土地立法和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我国的土地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国几代领导集体继承了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的精华,并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进行了发展创新,使之适应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对列宁的土地思想进行历史考察,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土地问题理论,全面梳理列宁的土地问题思想的理论来源和核心内容,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思想的实践发展,对列宁每一阶段的土地思想作出简要评述,分析其理论和实践上的得失,为我国农地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和实践经验启示。基于此,本文主要有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第一章,这部分主要分析列宁的土地问题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发展阶段。第二部分为第二章,这部分主要对列宁的土地问题思想的核心内容进行梳理和概括。第叁部分为第叁章和第四章,这部分主要是列宁的土地问题思想在原苏联和我国的历史延续和对我国农地问题的合理有效解决的实践价值。第四部分为附录部分,主要对列宁《土地问题笔记》的基本内容进行归纳整理。通过上述几个部分的研究可以发现,列宁的土地问题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他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土地问题理论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土地问题的思想体系,结合苏俄的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经验,他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探索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具有相对的正确性和合理性,随着实践的发展,他的思想体系也在实践中不断修改,使之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他的理论体系也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新形势下农民增收问题的研究[D]. 向宇. 华中农业大学. 2004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民民生思想的发展与创新[D]. 万志昂. 西南交通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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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种粮主体行为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虞洪. 西南财经大学. 2016
[6]. 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研究[D]. 任大廷. 四川农业大学. 2003
[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研究[D]. 孙迪亮. 曲阜师范大学. 2012
[8]. 中部丘陵地区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矛盾问题的系统分析[D]. 邓群钊. 南昌大学. 2006
[9]. 城乡统筹视角下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研究[D]. 江宗德.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10]. 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研究[D]. 向夏莹.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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