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维度
汪 兵1，2
(1.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2.安徽农业大学 经济技术学院，合肥 230013)
[摘 要] 话语和话语体系既是人们进行交往和传播思想的重要媒介，也深刻蕴含着内在的价值观念与外在的表现形式。它是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因子。具体到中共党史研究来说，中共历史的发展伴随着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进程，深刻地体现出多重维度。其中，党史学科性质的界定是新时代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基础，跨学科的会通是新时代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思想资源，党史通史著作的编撰是新时代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路径。并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论述，指明了新时代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趋向。
[关键词] 新时代；中共党史；话语体系；建构维度
话语及其话语体系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表达与接受、解释与理解、评价与认同等一整套语言符号。如果从深层次来看，话语体系还是反映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等思想理论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并且，话语体系还深刻蕴含着国家特有的文化因素、价值取向和核心理论。因此，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多学科的配合来完成。不过，就历史的角度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同时也是伴随着中共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过程。尽管中共党史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前期，但由此而形成为一门现代新分支学科却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刘少奇的《论党》、周恩来的《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以及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党史文献，既是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产物，也是开展党史教育的结果，还是建构具有中共特点话语体系的基础。因此，这些文献为建构中共话语体系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撑。总的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且，已出现了像胡乔木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等党史通史类研究著作。而改革开放以来，以胡华、张静如等为代表的党史学家在推进党史研究、完善党史学科体系、建构党史研究话语体系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近年来，党史学界已逐步关注到新时代的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问题， 先后涌现出诸如彭祥睿、朱志敏的《构建中共党史学科话语体系若干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4期)以及沈传亮、王蕾的《再论构建中共历史研究的新话语体系》(《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等论文。其中，彭祥睿和朱志敏主要是从党史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阐释了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问题，而沈传亮和王蕾则从构建范式和创新表达方式的角度提出要积极创建新的党史研究话语形式。为深化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本文再作探讨。笔者主要是从话语体系建构维度的视角，来推进党史研究话语及其话语体系的研究。这不仅对构建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特点的学术研究话语体系具有积极意义，而且，也能为完善党史学科建设提供思路。
当对A(ti)进行可拓变换φi时，即φiA(ti)=A′(ti)，由于过程元的相关性，必有φi关于A(ti+v)的v次传导变换A(ti+v-1)TA(ti+v)，(v=1，2，…，m-i)形成的可拓变换蕴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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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性质的界定：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基础
一般来说，在学科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学科性质(或定位)是比较明确的。但就中共党史学科而言，在改革开放以前，不仅极少有研究者关注党史学科性质，而且，已有的党史研究成果也并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内在的缘由，既可能是与中国现代史学理论问题的讨论有关，也可能是与党史研究成果过早出现“教科书化”有关。
首先，党史学科性质的界定问题，与早期的历史学科性质的讨论有关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国内的史学研究者就已探讨了有关历史学科性质的问题。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家们深受现代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多以自然科学的研究特点为榜样规划和建设历史学科。随后，西方的新康德主义和相对主义思潮也传入中国，这样就引起了史学研究思想上的冲突，进而引发了史学界的讨论。从表面上看，这一史学研究思想方面的冲突似乎是与西方近现代各种史学思潮的涌入有关，其实，也与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研究力求突破原有的格局而寻求新的研究出路有联系。同时，在20世纪30年代的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崛起，也加深了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研究者的危机感。因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研究者要寻找新的出路，必然先要就历史学性质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反思和清理。比如，何炳松就宣称，历史学是与自然科学绝然不同的“纯粹主观的学问”，但“历史(学)不失其为一种科学”[1]296。不过，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所讨论的历史学性质问题大致属于历史本体论的研究范畴，主要涉及到历史学的本质等。正如有史学家所指出的，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关于历史学性质的讨论进展，收获了三点认识：第一，否定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理论，认为历史学或历史科学不单单是史料整理，也包括对历史的解释与总结；第二，使一部分史家认识到，要承认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总结历史规律和承认史家在历史研究中的主体作用等；第三，通过史学界的讨论，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理论问题[2]214。总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史学界关于历史学性质的讨论不仅影响着中国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且，对于党史学科性质的界定及其话语体系的建构也有着重要启示。党史学家张静如曾指出：“党史学长期以来不讲学科性质、学科对象，也就是不把它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毛泽东在四十年代就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是早应该有的东西。”[3]1236
那么“方”的本义是否是两条船相并呢？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认为：“方象耒之形，上短横象柄首横木，下长横即足所蹈履处，旁两短画或即饰文。古者秉耒而耕，刺土曰推，起土曰方”。[3]于省吾《耒耜考》对“方”的说解也持相同观点，“古者耦耕故方有并意。”
二、跨学科的会通：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思想资源
在党史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党史学界不仅要注重从历史学研究中汲取研究话语，还要注重从多学科或者跨学科的角度进行学术研究的会通，即要积极借鉴与运用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中有用的内容。并且，现代各门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寻求走跨学科或者进行多门学科整合的道路。有研究者明确地指出：所谓的跨学科研究，在特定的语境下，是指西方流行的治史理念、方式与方法。它与其说是一种思潮或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研究的实际行为[8]438。这也说明了注重吸收现代各学科理论和知识的重要性。当然，跨学科会通的研究思路大致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各学科的研究领域或者研究内容之间的相互交融或融合；其二，是各学科之间在研究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借鉴与运用。比如，有学者就指出：“自然科学史从各方面使我们铭记在心的一个通则是科学的进展是同研究方法的进展密切相关的。近年来，整个自然科学的起源都来自方法学上的革命，而在取得了巨大成果的地方，我们可以确信，它们都是以先前方法上的改进或者以新的方法的发现为前奏的。”[9]1这对于党史研究也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因而，党史研究的跨学科理论和方法，就是要通过吸收、借鉴和运用相关跨学科的基本知识、研究理论与学术范式，不断获取新的研究视角，以深化对党史问题研究的探讨与阐释。在党史研究中可以使用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大致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法学、历史学、心理学、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与知识，通过跨学科的会通来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进展，以丰富对中共历史进程的认知。
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路径，不仅是一个理论性的命题，更是一个实践性的课题。既然党史学科的性质(或者定位)是一门历史学科，那么，有关学科研究体系其实就是该学科的整体结构。因此，党史学科的整体结构与一般的历史学科也是一样的。张静如曾指出，它的“主体部分”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找出特点和规律，发挥党史的社会功能。这个结构还应包括为主体服务的“辅助部分”，即指导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研究提供基础的史料学，总结研究经验的史学史，即包括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党史史料学、党史学史[11]402。当然，对于党史学科“主体部分”的深入研究，主要是通过党史通史、党史断代史、党史专史、地方党史、行业党史以及党史人物等的研究来完成的。党史研究话语体系构建的路径是多样的，但主要集中表现为党史学著作的编撰和研究，即党史通史著作的编撰构成了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主要路径。因为，这方面的成果不仅是人们深入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及其全貌的载体，而且，也成为衡量党史研究整体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12]。同时，这也是具体呈现党史话语变迁以及党史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性条件和中介。下面，笔者想以党史通史的编撰为研究评析的切入点，大致阐释党史话语变迁以及党史话语体系建构的演进历程。
其次，就党史学科的性质而言，学界之所以没有能形成一致的意见，可能也与这门学科在研究过程中过早出现“教科书化”的现象有关。“在新中国成立初由于形势的需要，对党员和知识分子的教育，需要有个教本，这就促使这门学科过早有了教科书。有了教科书就有了一定的模式，再深入就有了困难。”[4]694而改革开放以来，党史学界开始重视这个涉及到深化党史研究以及有关党史学科建设的理论问题。较早探讨这个问题的是马齐彬教授。他指出：“党史是一门历史学科，也是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5]238不过，马齐彬虽指出党史学科是一门历史学科，但又指出它还是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没有讲清楚党史性质与党史课程之间的关系。而真正深入地阐释党史学科性质问题的研究者是张静如。1987年，张静如明确指出：党史学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其学科性质自然应该属于历史科学。并且，学科性质问题是研究一切问题的前提[6]。他的这个观点阐述了三个问题：其一，学科性质问题是开展相关问题的前提条件；其二，党史学科是一门历史学科，也属于中国近现代时限内的专门史(即政党史)；其三，党史学科的性质问题是建构党史学科研究体系和党史研究话语体系的前提。到目前，大多数研究者都认定党史学科的性质是历史学科，要体现史学的学科范畴和学术规范。近来，还有研究者对于党史学科的归属问题作了新的阐述。比如，赵娜认为，党史学科尽管是一门历史学科，但是在研究中还要体现综合性的学科特色[7]。总之，党史学科性质的准确界定是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基础。
三、通史著作的编撰：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路径
其中，中国近代史研究(包括党史研究)的史学范式也许可以作为研究个案来透视跨学科会通的理论意义。如果就其中的党史学范式研究的轨迹来看，应要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党在延安的时期。因为，作为党史学范式重要组成部分的革命史范式，就是形成和成熟于这个时期。从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革命史范式一直是国内历史学研究当中的主导范式或者说主流范式，深刻地影响着历史编纂以及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包括党史研究)。因而，中国大陆范围内的史学范式研究历程，经过了以革命史范式为主导的阶段至诸多史学范式并立的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史学界才逐步开展了社会史范式、现代化范式等其他范式的研究和探讨。史学范式转换的内在逻辑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化过程。如果展开来看，促使这些史学范式的逐步形成和重心转换的契机，主要表现为：其一，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时代大变动，刺激了对历史学研究以及史学理论需求的呼唤。史学范式产生的主因，就是针对中国的近代历史和当代社会现实所提出的理论挑战或前沿问题。其二，在社会变迁中，史学范式具有借鉴运用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特性，研究者具有较强的理论反省意识，对于相关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比较敏感，促使史学范式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更新能力。史学范式的核心理论大致都是引入借鉴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后加以改造而形成的。其三，随着社会的变迁，史学范式的提出也是由历史学科内部研究不断深化的逻辑所导致的。比如，社会史范式研究的再度兴盛，就是改革开放初国内史学界为了应对“史学危机”进而反省历史学研究现状的产物[10]。所以，在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史学范式之间的前后相续、步步深化与逐步嬗变，也使得人们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认识逐步推向接近历史发展的实际和本质。其四，大量的史学基础性和实证性的研究成果，是进行理论概括与认知提升的最基本的材料和资源。这深刻说明了历史学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包括史学范式)的关联。因此，史学的研究范式实质就是研究者在实践中或显或隐、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某种研究路向、理论框架或分析方式，形成了某些具有一定共性的趋向和特征，而新史学范式的形成，往往是对旧有研究范式的深化与升华。因而，就党史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来说，这就要求研究者在系统总结党史研究经验的基础上，要关注国外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借鉴与运用其概念和术语，推进党史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
尽管在党成立后不久就开始了对于中共历史的研究，但是系统地阐述和揭示党的发展历程，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51年，胡乔木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开启了党史通史编撰的历程。而改革开放以后，有关党史通史的编撰更是引起了党史研究部门和史学界的重视和关注。目前关于党史通史编撰的成果，既有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卷、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共产党简史(修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等“党史正本”；还有党史研究者编写的研究著述，诸如沙健孙等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张静如等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成果。不过，从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角度来说，对于党史学通史编撰及其蕴含的思想价值进行评析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思路。
一般来说，史学家或有关机构关于历史通史的编撰，不仅需要一定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思想，还需要在史著撰述的内容及其编撰的侧重点等诸多方面作出通盘的考虑和整体的谋划。如果要追根溯源，关于党史通史编撰的发展脉络应该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梳理与考察：第一个方面是延安时期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撰；第二个方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胡乔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其中，关于第一个方面，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著的《简明中国通史》以及翦伯赞著的《中国史纲》等成果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写就的中国通史类著述，在涉及到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动力、进程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同于以前通史成果的新观点和新认知，实现了中国历史通史编撰体系的飞跃与变革，进一步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和通史编撰的发展，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于中国通史编撰的认知。关于第二个方面，《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在指导思想、历史分期、体裁体例、谋篇布局等诸多方面都为后来的党史通史编撰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史正本”中，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都是承接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编撰体例的创新之作。并且，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再到《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其间深刻蕴含着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变迁的思想。其中，《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所透视出的党史研究话语特点，大致体现为“以论代史”。即注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革命领袖的重要论述代替了历史的史实分析，从政治因素来研究党的历史，这种编撰模式对以后的党史教学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改革开放以后所涌现出来的比较权威的一部中等篇幅的党史通史著作。这部“党史正本”所透视出的党史研究话语特点，大致体现为“论从史出”，即力求客观述史，大大减少了从政治因素出发来阐述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运用了新资料和提出了新论断，诸如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期间的“两个发展趋向”等。而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则注意汲取和运用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撰史体例，并积极吸收了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这部“党史正本”所透视出的党史研究话语特点，大致体现为“史论结合”，即把有关基本观点寓于对党的历史的生动叙述之中，既能以史为鉴，又开掘历史本质。总的来看，这三部“党史正本”推进了党史学通史编撰的进程，其撰史理念的嬗变也折射了党史研究话语的变迁。党史学界还对这三部“党史正本”进行比较研究。比如，有研究者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各自的撰述上形成了风格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间的发展既蕴含着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又凸显着外在的社会激情，显示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推进了党史研究的创新[13]。因此，关于党史通史编撰成果的评析，不仅成为透视党史学研究进展的窗口，也能凸显党史话语体系演进的轨迹。
四、理论价值：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趋向简析
综上所述，本文从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基础、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思想资源、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路径三个方面阐述了新时代的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维度。并且，党史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关系到党史学科的建设，也关系到党史研究的发展水平和未来走向，还关系到党史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的效应。因而，党史学界需要高度重视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这也是推进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以及加强党史学科体系建设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并且，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14]346。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论述，为推进新时代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指明了重要的努力方向。当然，若就党史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趋向来看，中国史学界还要在重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的前提下，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开放的姿态，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有用的成果(包括其中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来充实、完善以至于融入党史研究的话语体系，丰富党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瞿林东曾指出：“学术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面貌及其走向，而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有内在的历史联系与新的创造，又有内在和外在的沟通与借鉴。”[15]而且，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研究(包括党史研究)也表明，中国历史学之所以选择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础，既是由中国近代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也是世界时代背景作用下的产物，即要注重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具体到党史研究而言，有研究者指出：首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党的历史，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次，正确认识重大历史事件，公正评价党史人物，就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完整过程，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公正评价党史人物。再次，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16]。在历史学﹙包括中共党史研究)的研究中，我们要以科学的、严谨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学研究的实践。此外，不仅要提倡党史研究的会通，重视党史学著作的研究评析，还要注重讲好“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故事”。周良书指出：“要讲好党史故事，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以人为本。其次，还要坚持科学的方法论，能灵活运用历史比较、综合研究、逆向考察、阶级分析等各种叙事手法。此外，讲好党史故事，也要注重将叙说‘大事件’与分析‘小细节’结合起来。”[17]总之，党史研究者应该秉持这样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思想，深化党史研究和建构党史研究的话语体系，不断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声音以及展现中共思想理论的魅力。这也许就是构建党史研究话语体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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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mens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o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Research of CPC 's History in the New Era
WANG Bing1，2
(1.College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2，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Anhui Agriculture University ，Hefei 230013，China )
Abstract ：Discourse and discourse system are not only the important media for people to communicate and disseminate ideas，but also contain the intrinsic values and external manifestations.It is a factor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Specifically speaking，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CCP is accompani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CP，which deeply reflects the multiple dimensions.Among them，the defini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subject of party history is the logical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party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new era；the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is the ideological resour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party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new era；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works of general history of party history is the practical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party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new era.Moreover，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has pointed out the tre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study of Party history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in the New Era；the history of CPC；discourse system；the dimens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 2019-05-12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6年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习近平关于中共党史的重要论述研究”(SK2016A033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汪兵(1980—)，安徽六安人，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访问学者，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研究。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307(2019)04-0044-06
[责任编辑： 栗晖]
标签：新时代论文; 中共党史论文; 话语体系论文; 建构维度论文;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