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国外政治理论新动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理论论文,年代论文,国外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以来，国外政治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发表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中有的是属于世纪之交，具有前瞻性的，即所谓展望21世纪的全球性发展的，但更多的则是回顾性的，回顾20世纪的世界政治史，自然也是意见纷纷，莫衷一是，无论对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还是对未来的国际政治格局，以至对主权国家和跨国组织的关系，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也都存在不同意见。本文仅就管见所及，介绍若干值得注意的动态，供我国政治学界参考。
一
1994年俄罗斯历史学家丘巴良发表文章认为，20世纪的历史学家可分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大派，而以悲观主义派为主导。立论的根据是，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各国国内军事政变和内战频仍；核武器和生态灾难威胁人类。文中引用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的话说，20世纪是世界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的“最恐怖的世纪”。
丘巴良是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他在文章中认为，欧洲死于战祸的人口，17世纪为300万人，18世纪为500 万人， 19世纪为550万人，而在20世纪则有1亿多人。20世纪有三对激烈矛盾，即：（一）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矛盾；（二）极权制与民主制的对抗；（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20世纪的激烈冲突使政治社会研究人员产生“怀古病”。
1993年，挪威诺贝尔研究所举办题为“20世纪帝国的兴衰”的国际代表会议。有的学者把苏联的解体同历史上的奥匈王朝、俄罗斯帝国、德、英、法兰西帝国的覆灭联系起来，并作了对比研究。有人认为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承认其殖民地独立时提出了“离开为了留下”的口号，而在以后岁月居然首先以其经济优势在原殖民地土地上“留了下来”，而苏联则因经济崩溃连苏联本身的统一也未能维系。
对乐观主义派来说，马克思主义并未消灭。德国不久前作出决定继续资助出版《马恩全集》。俄国世界史研究所正在准备出版《共产国际档案》六卷本。俄国学者曾这样指出，俄国的作用是二十世纪的关键问题之一。丘巴良就认为，“本世纪开始了俄国处于许多世界事件的中心环境，本世纪也将以俄国重新处于世界过程的中心而告终”。世界上还有更多的人研究“中国模式”，谈论着“香港回归中国”。
二
就“前瞻性”研究而言，美国著名政治学家S.P.亨廷顿在1993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论文，认为在未来的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他认为，文明间的冲突是现代世界冲突发展的最新阶段，这种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他认为冷战期间，世界曾被划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三个世界，这种划分方法已经“过时”。以文化和文明划分这些国家集团“远比以政治经济制度或经济发展水平来进行划分更有意义”。
亨廷顿把世界文明分为七种，即（一）西方文明；（二）日本文明；（三）伊斯兰文明；（四）印度文明；（五）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六）拉美文明；（七）非洲文明。
他认为，未来最大的冲突将沿着分隔这些文明的断裂带进行。其原因是：
（一）、文明间的差异不仅是现实的差异，而且是根本性的差异。“它们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间的差异更为根本”。文明的差异是许多世纪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冲突的原因”。
（二）、世界正在变小，不同文明间的接触增加了“敌意的发展”和内部“寻根意识”。
（三）、从充满敌意的宗教竞争为跨国界的文明认同和协调提供了方便。
（四）、在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方式和习俗流行于非西方国家的同时一批非西方化的本土精英正在脱颖而出。
（五）、文化特征和差异具有相对稳定性，它比政治经济特征“更难协调”。在原苏联，共产党人变成了“民主主义者”，富人变成了穷人，但俄罗斯人却不可能变成爱沙尼亚人……。
（六）、经济区域主义正在抬头，共同的文化非常明显地“大大推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香港、台湾、新加坡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华人社团的经济高速发展”。
（七）、西方为了维护自身军事、经济利益优势而“推广”其民主自由价值观，刺激了非西方国家诉诸宗教和文化的支持，以抗衡西方的价值观。
亨廷顿引用M.J.阿克伯的预言，称西方面临的“下一个对抗”肯定将来自穆斯林世界。并称中美两国“原先潜伏着诸如人权、贸易、武器扩散等方面的根本差异再度紧张”。美日的文化差异也“加剧了经济冲突”。
亨廷顿认为，当某一文明内的集团或国家与其他文明中的人们开战时，自然就会得到共同文明成员的支持，即出现所谓“文明共同体”、“亲缘国家征群”。他预言，“在未来的年代里，文明断裂带上发生的地区冲突最有可能升级为大规模战争”，如果说还会有一次世界大战的话，那将是一场“文明间的战争”。
三
随着跨国机构和区域集团化的发展，国际政治理论界对主权国家概念进行了“再探讨”。
“主权国家”这个概念最先是由西方学者J.布丹提出来的。他从法律角度抓住国家这个概念，认为主权是“国家拥有的永久而绝对的权力”。正是主权使国家与其他社会集团区别开来。到本世纪初，M.韦伯认为国家是一种拥有唯一正统权力的存在，它是任何其他政治组织或社会集团所取代不了的。
但近年来，出现了多种超越国家主权的理论，如“国际统合论”、“相互依存论”、“世界体系论”等等。
但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只有国家才是世界政治中始终起支配作用的”，“国家的存在是前提，它所派生出来的跨国角色不可能完全取代国家的影响力”，“国家的权威最终会要求跨国角色为国家利益服务”，“在某种意义上国家是通过权力斗争来追求其利益的”。
四
美国《当代传记》1994年第二期发表署名文章对20世纪的全球政治及其对亚洲的影响进行了剖析。主要观点有：
一.本世纪的重大事件有：
（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梦想建立“自由世界”；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成立，通过联合国宪章；
（3）苏联瓦解；
（4）中国从70 年代初开始在全球事务中尤其是亚洲事务中扮演主要角色。形成了美苏中三极世界格局。
二.今后世界形势的发展趋势：
（1 ）一些以极端民主主义面目出现的波拿巴主义者很可能在俄国崛起，世界也终将因此陷入混乱的危机。
（2）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将从两极趋向“单极”， 认为单极将“有利于美国”，“应极力加以维持”。
三.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亚洲特别是对华政策：
（1）美国必将对亚洲的经济、 政治和安全政策“一体化”（即把经贸关系同政治、军事关系挂勾）；
（2）亚洲战略“优先”，不因冷战结束而削减在亚洲的军事开支；
（3）美中关系集中在三T（三T即台湾、 贸易和技术转让）和人权问题；
（4）对日不断施压，目前美日贸易逆差极大，日本到1992 年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最大援助国，主要援助对象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总计支出一百一十三亿三千万美元。
五
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又作了探讨。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这种探讨论争一直不断，大体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资本主义助长了民主，一种意见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了民主，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民主破坏了资本主义。
美国《政治与政治科学》季刊1991年第三期发表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对这些论争进行的归纳。
一.“资本主义助长民主”论
A.赫希曼在其《市场社会的竞争观》（1986年）一书中暗示在资本主义早期，资本主义与民主间存在着积极联系，后期则存在着消极联系。
J.熊彼特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年）一书中指出：“现代民主是和资本主义一同兴起的，民主和资本主义有因果关系……现代民主是资本主义过程的产物”，但也“清楚地认识到”民主与资本主义间的“对抗性”。
B.摩尔则论证了现代工业现代化的三条历史道路：英、法、美走的是民主资本主义道路；德国和日本走的是封建独裁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俄国走的是“独裁共产主义”道路。
R.A.达尔则在其《革命以后，美好社会中的权威》一书的新版本（1990年）中声称，现代民主“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受独裁专政统治”，指责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由独裁者统治的国家”。
二.“资本主义破坏民主”论
早在1848年，J.S.穆勒就提出私有制度“不公平”，自由市场是“毁灭性竞争”的观点，但他和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反，认为通过“教育”和“抑制”手段，可以“改善”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
熊彼特在1942年称，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某些对民主原则的偏离”，这种偏离和“利益集团的出现有关”，他拒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民主，也没有回答“民主是否是将和资本主义一起死亡的资本主义产物”的问题。
达尔认为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并不是民主的必要前提，当代美国民主被公民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严重地损害和削弱了。他在《民主及其评论家》（1989年）一书中提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需要进行“第三次变革”。阿尔蒙德对这种观点表示赞许。
三.“民主破坏资本主义”论
弗里德曼（1981年）认为现代民主国家对资本主义和民主生存最重要的威胁是“承担社会福利的责任”，他认为，当代民主政府的大量活动包括制定价格等，最好由私营部门去施行。据他看来，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威胁来自民主政治内部，只有政治行动才可能消除这种威胁。
M.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1982年）论证了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消极联系。他认为，稳定社会的个人和企业行为不可避免地导向纵横交错，卡特尔式的密集型网络系统，形成使经济更加缺乏效率和生气、政治制度更难控制的院外活动集团，“在一个很久没有动荡的社会，这些组织越是强大，就越是减慢经济发展速度。在那些特殊利益集团已被战争或革命所摧毁的社会里，经济能获得最大的增长。这里所指的是英国、德国和日本。他认为培育特殊利益集团的民主社会倾向破坏资本主义，阿尔蒙德对此表示异议。
四.“民主促进资本主义”论
阿尔蒙德认为，根据现存先进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所以得出“民主促进资本主义”的观点。这些国家都是“福利国家”，旨在“减轻资本主义的有害影响和不足”，如果没有福利倾向的修正，资本主义能否存在“值得怀疑”。
他认为，民主和资本主义两者既互相支持，又互相破坏，既有积极联系，又有消极联系。
他最后得出结论说，“在战略意义上民主是资本主义的支柱”，如果不实行福利化，就必然需要加强镇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促进”资本主义的。
六
1993年，美国政治学家、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外交政策顾问布热津斯基也发表了《失控：21世纪前夜的天下大敌》一书。他在回顾20世纪的《有组织的疯狂政治》一章中，估算因政治原因则被消灭的人数不少于一亿六千七百万人，超过人类历史上全部战争和国内冲突中牺牲的以及因宗教原因而受到镇压的人数的总和，他在展望21世纪的《无可匹敌的世界强国》一章里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将是“无可匹敌的世界强国”，它“不仅拥有由于技术新发明不断出现而得以持续增长的战略优势，而且还拥有其它国家无法比拟的巨大可能性——必要时，即可把自己的常规部队派遣到世界遥远的地方”，因而美国的政治影响是“任何国家都无法与其相比的”。他在论述苏联的瓦解及其对世界政局的长远影响时认为，“苏联的崩溃使欧亚大陆的‘心脏’变成地缘政治的真空地带。在欧亚大陆技术发达的西德和东德之间，是一片幅员辽阔的地带，曾几何时，这里曾有过一个强大的帝国，这个帝国曾充当过向全球进行意识形态挑战的‘震源’，这一地带现在却成了现代史上的‘黑洞’。至于其不久的将来，是否仍如同刚逝去的昔日那样不可一世，还很难回答。从近期看，原苏联对安全的威胁已经消失。但展望未来，在政治方面，这可能成为新的巨大危险的策源地”。
布热津斯基认为，俄罗斯已出现“新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并说，这种法西斯主义“未必会像坚持罕见的固执的种族观点的纳粹主义走得那么远，……它不必宣称自己是法西斯主义，也不必公开采用过去的法西斯学说。最可能的情况是，这是实际上的法西斯主义：独裁政体、国家控制并经营经济、沙文主义和大肆宣染帝国神话的大杂烩。这种‘混合体’就弥补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给俄国的‘空白’，而不能保障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强制制度创造条件”。
布热津斯还认为，如果这种事情终于发生，“新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就不仅限于出现在一个俄国。它几乎肯定会蔓延到一系列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这些共和国，比起俄国来，看来将遇到更多的困难，民主前景也更黯淡。法西斯毒菌也会侵袭中欧地区一些政治不稳定的国家，特别是当这一地区在向后共产主义转变中开始出现动荡时，毒菌甚至会扩散到某些西欧国家”。
1994年俄罗斯《美国》杂志载文抨击布热津斯基是“美国地缘政治的一面镜子”。文章作者叶夫斯塔菲耶夫是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研究员。他抨击布热津斯基“站在美国万能的立场上”，“迷信”美国始终是能够从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最后是政治上所有形式上施加影响的唯一国家。他认为布热津斯基“危言耸听的本质是：希望美国保持自己在21世纪的领袖地位”。作者联系当年美国驻苏使馆一名外交官员所著《苏联行为的起源》一书奠定了“遏制共产主义战略”的基础指出，俄国也应认真思考后苏联时期的美国行政及其全球主义理论的起源问题”。作者认为布热津斯基遗忘了“19世纪最血腥的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本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1992年洛杉矶大屠杀，忘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严重失败。例如40年代末美国参与中国事务的“可悲经验”……。作者说布热津斯基本人已经获得了“仇俄分子”的声誉，但“诚实的敌人的意见比伪善的朋友的过分赞扬更为重要”。
七
在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前夕，各国对妇女政治问题的研究有所加强。1994年第三期《国际政策评论》发表西尔维亚·巴谢夫金一篇题为《面对新保守主义：撒切尔、里根和马尔罗尼政权下的英美妇女运动》的论文。文章编者按称：关于妇女和政府政策的比较研究迄今一直忽视新保守党政府对女权主义的影响。本文根据英、美、加三国关于立法和司法决定的信息，就玛格丽特·撒切尔、罗纳德·里根和布里安·马尔罗尼当选前和当选后在平等权利、家庭地位、生育、性侵犯和就业等五个大问题上的决策问题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里根时代的美国女权主义处于不利地位，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妇女利益有所进展，马尔罗尼时期加拿大女权主义者获得较有利结果。文章使用的是“社会结构方法”。
1994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妇女与世界政治》的工具书，全书共818页，主编是巴巴拉·J.纳尔逊和纳伊玛·乔杜里。 撰写人68人。全书介绍了43个国家的妇女运动情况，43个国家按英文字母排列，除文字外，还有各种图表说明，内容包括统一的人口政治情况如政党、妇女在教育和经济中的地位、出生率、死亡率、妇女首次获得选举权的日期等。全书还分析了各国妇女的政治活动情况的异同。1995年一月号美国出版的《比较政治研究》季刊就此发表书评认为，该书涉及国家类型较广，有些资料难以统一，故编者对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作了些介绍。编后它发现各国妇女所涉及的问题有很相似之处，因而该书可以成为比较性别研究的重要资料。其中第一章概述了全球性的妇女参与政治情况，介绍了当代国际现实情况、经济力量、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还以“联合国妇女十年”为重点，讲述了国际女权主义运动，就生育、暴力、父权和日常政治等问题提出了争论之点，但不作结论。“书评”认为，就以色列妇女运动而言，可以查阅中东诸国部分，就妇女与革命而言，可以查阅中国、苏联、古巴等部分，就家庭暴力、堕胎、经济平等而言，可以查阅西欧部分。
该书还介绍了各国包括西方民主国家、革命国家和进化国家妇女婚配模式与政治制度变化的关系。
编者在该书开头指出，经过比较研究发现“没有一个国家的妇女政治地位、机会或影响是和男人平等的”。各国妇女，不论种族、地区、宗教、意识形态或经济地位，都有工作和家务的双重负担。但妇女们无论面对何种障碍，各国妇女都利用一切条件参与政治。而且，在社会变革时期，妇女往往都投身革命，并成为“叛乱者中的叛乱者”。
书评认为，妇女斗争已非孤立进行。“联合国妇女十年”和“消除歧视妇女公约”及其他国际活动均对多数国家政府发生影响。目前各国政府首脑对妇女权益的承诺水平不一，但他们均需面对妇女的经济社会地位问题。同时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的放开，使各国政府满足妇女社会需求的能力有所下降。
书评还认为，民族国家结构的形成和现代化是与迈向性别上法律平等的进步相一致的。但同时，经济发展也往往扩大了妇女与男人在经济上社会上的责任。平等是强大的思想意识，但许多国家在政治上活跃的妇女在平等的竞争思想和男女有别的信条之间长期处于紧张和冲突的状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已经建立一种解决两性政治冲突的体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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