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楠[1]2014年在《明代中后期戏曲尚“真”美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戏曲滥觞和繁荣兴盛于充满世俗真实趣味的市井民间，以摹写男女之间的自然情欲为它的原始主题，正因为其具有表现个体感情欲望的审美特性，着重抒发个人的真性情，把人人具足的感性欲望作为合理的真实的生命欲望，是一种“民间娱乐”的市井文艺。在明代初期，由于程朱理学割裂了道德与情感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将“天理”凌驾于“人欲”之上，并将其上升为先验存在的绝对天理，否定了个人自然情欲之心存在的合理性，戏曲也浸染了“存理杀人”的道德教化论观念。戏曲家从道德观念出发来构筑德性化的人物，直接把理学要义生硬填塞在戏曲中。“文词家”醉心于着墨藻饰、卖弄词藻，日益与戏曲滥觞于市井民间的艺术特性相违背，极端地否定个体的主观精神，以“理”为绝对的权威成为这一时期戏曲创作的主旋律。直至明代中后期，自然人性论与“存理杀人”的理学发生了对立冲突，这种对立冲突也波及到了戏曲领域。戏曲是理学还是人学成为论争之焦点，戏曲是图解道德概念还是表现个体感情欲望的真实状态？戏曲创作是在古人的作文之法中模拟剽窃还是师法于从本心流出的肺腑之言？这些问题引发了进步戏曲美学家长足的思考，促使了明代中后期戏曲创作向以摹写真人、真性、真情美学思想转变。另外，明代中后期处在社会文化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转型时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萌芽的出现，使传统“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动摇，市井大众赤裸裸地追求物质生活享乐和自由意志时代风尚；阳明心学的兴起也从哲学的角度肯认了个人自然情欲的合理之处，僵化陈腐的封建道学再也不能禁锢个人蠢蠢欲动的私心和情欲之心的萌发。这一时期的社会主流思想便是将被打上伦理属性烙印的人从道德本位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将个人的感性欲望上升为合理的自然天则，并高扬个人自然本性之真。从明代中后期开始，戏曲领域中进步戏曲美学家从反道学反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潮出发，将长期以来道德伦理对戏曲表现人性之真美学特性的迫害剥离，提出了戏曲重在表现个人的性灵、童心、本色、至情等具有浓郁个人感性色彩的美学思想。这些学说的美学本质都归结为对“真”的推崇，从学术性上确立了“真”美学范畴在戏曲美学思想中不可取代的位置。围绕戏曲尚“真”美学思想这一论题，结合明代曲论、序跋、评注、题词等戏曲资料，探究产生明代中后期戏曲尚“真”美学思想的生成背景，并从戏曲审美观、戏曲创作观、戏曲表演观三个方面，着重阐释徐渭、李贽、汤显祖、冯梦龙、凌濛初、潘之恒等戏曲美学家的美学思想，结合戏曲文本的解读，力求全面分析“真”美学思想的内涵，客观地评价明代中后期尚“真”美学思想产生的影响。
陈荣冰[2]2012年在《生死超越论视野下的汤显祖“至情说”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在生死超越论的视野之下对汤显祖“至情说”思想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这不同于以往对汤显祖思想的传统研究。有鉴于此，本文紧紧围绕“情与生死超越”这一主旨，在充分收集和阅读汤显祖作品和研究资料之后，提炼出核心内容。在文章的绪论部分，首先对明末思想中情与理的冲突做简单的概述，并说明其矛盾产生的背景。其次是汤显祖至情说的提出，是道学革新的必然产物，也是王门后学思想发展的一部分。第三点是对于生死超越论的定义，定下本文研究的理论基调。文章正文部分,第一章提出“至情说”是汤显祖思想中的核心部分，其涵义与分类决定了这一本体论的理论构建，可分为善情与恶情；由此而引出中国哲学中的情感本体论；同时围绕着生死问题来看至情说。第二、三章是本文的重点阐述对象。首先，由汤显祖作品入手，找出“情可以使人生，亦可以使人死”的具体体现，并综合分析作品中善情可以超越生死的表现形式。其次，具体研究善情与生死的矛盾和对抗，从而达到善情超越生死的境界。再次，具体分析恶情与生死的矛盾和对抗，以及恶情对生死的超越。最后，通过作品中汤显祖以宗教超脱恶情的表现手法，来具体分析研究受佛教、道教影响的汤显祖的思想对于恶情的超越以及对情超越的局限性。受晚明各种思潮影响深远的汤显祖提出以情来作为其思想的核心，并将其上升到超越生死的地步来对抗传统意义中以理超越生死的生死观。文章的第四章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先系统分析以理超越生死的意义与局限性；又论述情感本体与生命哲学的价值；后阐述以情超越生死的意义。最后达到所期望的目标，即情与理的平衡。第五章是关于汤显祖“至情说”的价值和现代意义的论述。要将汤显祖哲学思想带来的反思应用于现代社会中，它对我们目前生死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另外，从生命观的角度上，建立以情为主的生命关怀，是生命关怀体系更加完整。
吴锐[3]2016年在《汤显祖唯情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汤显祖是明中晚期著名的戏剧大家,其唯情美学思想是明中晚期思想解放潮流中颇为醒目的一支。他的唯情美学以儒道二家互补交融的贵生思想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以“情”为核心和开端,并演化出“梦”与“戏”两个范畴的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由贵生说与至情论两部分构成,前者在理学压迫人性的环境下重新肯定了人的价值,后者主要继承明中晚期泰州学派思想,不仅将情提高到与理等同的地位,还修正了泰州学派后学走向纵欲滥情的危险倾向。这一点,也造成了唯情思想向朱熹理学理欲观的不自觉靠拢,也正是汤显祖唯情思想的独特价值所在。“临川四梦”是汤显祖唯情思想在艺术上的集中体现,其中情、梦、戏三个重要概念在“临川四梦”中得到具体的发挥和鲜明的体现。汤显祖主张因情成梦、因梦成戏,而戏则须讲究意趣神色,达到艺术美的目的。情是贯穿并推动四梦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动力,也是艺术的起源和本质所在;梦是真情和至情的表现,也是二者的理想化和艺术化;戏则是写梦,是将理想化的饱含情的梦化为具体的艺术形象,因此必须在主题立意、精神神趣、艺术表现和艺术风格等审美要素上达到有机统一,实现其审美价值。唯情思想一方面对明朝占绝对统治地位的陈腐理学思想进行了深刻批判,而“临川四梦”则成为这场批判的具体武器,一定程度上起了美育和教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唯情思想与作品也推动了晚明至清重情写情的文艺美学风潮,满足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需要,是市民阶层兴起的独特标志,为促进反理和思想解放提供了动力,对后世作家文人影响颇为深远。
柳旭[4]2016年在《晚明佛教与汤显祖“情至”文学创作的关联研究》文中认为明代文学家汤显祖一生主“情”,其“情至”文学理论与“至情”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的艺术瑰宝。汤显祖也是晚明著名的佛教居士,是狂禅的践行者,与佛教因缘深厚。本文以晚明佛教的圆融,居士佛教的极盛,阳明心学及狂禅风潮的席卷为思想背景,以因思潮影响而产生的文坛“性情”风潮为依托,立足汤显祖具体文献资料,旨在探究晚明佛教与汤显祖“情至”文学创作的关联性。论文考证晚明佛学、心学思想对汤显祖“情至”文学理念产生的深层诱因,解读佛禅诗歌流淌出的佛门禅情与“即境即心”的汩汩禅意,梳理汤显祖戏剧作品中“情痴”“情至”“情尽”“情了”的言情路线,和“情了为佛”、销情归禅的最后皈依。目前,学界对汤显祖尺牍和诗歌文本的研究比较有限,对其“情至”理念深层的佛禅动因和他佛禅诗歌的阐述亦成果寥寥,本文试图综观汤显祖尺牍、文书、诗歌、戏剧等文献著作,力求多维度探究晚明佛教对汤显祖“情至”文学创作的影响。绪论部分说明了研究本选题的缘起,并通过对晚明佛教与文学,汤显祖研究综述等资料的整理,论证选题的可行性和价值性。对撰写论文使用的研究方法和行文的具体思路进行了介绍。第一章概述晚明时期佛教与文学发展的新动向。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一直致力于本体化发展:汉代初传以道教释佛教;魏晋南北朝以玄入佛;隋唐时期诞生佛教中国化的结晶——禅宗,且诸宗创立,佛门鼎盛;至宋以降,佛门三教合流,臻于烂熟而逐渐走向衰微。明末佛教出现了短暂复兴,佛门呈现三教混融、诸宗融合的空前包容之态。文人无不谈禅,禅门亦喜与文人结纳,居士佛教达到极盛。阳明心学是有明一代显学,其对“心”的观照实为佛教禅宗的心性本体论,故人们称其为“阳明禅”。心学左翼与禅宗进一步融合,流变为任心而动、任性以行的狂禅风潮,席卷着整个晚明思想界,于是文坛也随之出现了以求真、贵适、厚情、纵欲为特征的“性情”文学。第二章解读汤显祖尺牍文书中的“情至”思想,剖析其“情至”思想与佛学的内在关联。在汤显祖的尺牍文书中,管窥他禅净双修的居士生涯,以及在现世人生与出世超越之间的艰难游走。泰州学派是阳明心学的分支,亦是狂禅的主阵地。汤显祖为泰州学人罗汝芳的再传弟子,且其思想受狂禅核心人物李贽的影响亦甚深,故汤显祖可称是泰州传人,列为狂禅一派。狂禅对于“心”和生命的关注已达极致,汤显祖以心之真,践行生命,施行美政,并最终形成了“情至”的文学理念。汤显祖所言之“情”为无心的天然之情,以此“情”智所发,直心为文,便可意趣神色皆备,达到神情合至的审美境界。汤显祖又进一步论述“情”可“作境”,甚至可以“造立世界”,汤显祖的“情”论已完全出离了感性生命之情,成为与佛家“本来面目”相类的恒在本体。第三章论述汤显祖佛禅诗歌。汤显祖倡导“情生诗歌”,与佛教关情的诗歌,有他为官期间对百姓体察的慈悲之情,有与高僧达观和禅友帅机、屠隆的挚友之情,有记述梦中生死谶语的舐犊之情。汤显祖还创作了大量的佛寺诗,记录了他与佛结缘、精研佛理、洞明世情、澄净本心的习佛历程。汤显祖山水诗则展现了他“日日好日子”,逍遥无挂碍,“水月两相忘”的禅门体验。在创作技巧上,这些诗歌也思维灵动,妙得禅趣,文字清隽,余韵无穷,大得禅家之旨。第四章探讨汤显祖戏剧中的梦、觉、情、佛。佛教常以梦喻世间、喻世法,占卜梦之灵喻。汤显祖一生“四梦”,《紫钗记》中,梦只是灵喻作用的点染而已;《牡丹亭》中,梦的比重虽少,却具有决定剧情发展的乾坤之能;到《南柯记》《邯郸记》通篇大梦,梦觉时已一切皆空。“四梦”中人,小玉情痴,生死以之;丽娘“情至”,生可死,死可生;淳于、卢生“情了”,二人梦觉时先有妄早之醒,情执难脱,经高人点醒,终于“情尽”涅槃,化归情禅空境。结论部分总结晚明佛教、心学、狂禅对文坛的作用及与汤显祖思想的渊源;概括汤显祖“情至”文论与佛学的内在关联和他佛禅诗歌中的禅意诗情;明辨汤显祖戏剧中“情”的路线及最终依归。综上,透视晚明佛教对汤显祖“情至”文学创作的影响。
吴恺[5]2015年在《试论汤显祖的浪漫主义文论》文中研究说明明代中晚期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意识形态领域也活跃起来,出现了具有启蒙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此相适应,在文学艺术领域也出现了一股文学革新思潮——浪漫主义。在这股浪漫主义文学革新潮流中,汤显祖是耀眼的一位。他在诗文、小说、戏曲等各个方面都发表了独到的见解,而贯穿其中的主旋律,是提倡“奇迫怪窘”、“愤积决裂”的浪漫主义精神。本文主要采用社会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对汤显祖的浪漫主义文论进行归纳和总结。在简述汤显祖浪漫主义文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及对浪漫主义界定的基础上,论文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晚明启蒙哲学和浪漫思潮的兴起,为接下来具体分析汤显祖浪漫主义文论的内涵打下理论背景的基础。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汤显祖浪漫主义文论的具体内涵,包括“唯情论”的文本论、“有灵性者自为龙”的文学创作论、“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超现实的表现形式论。第三部分是论文的总结,具体分析了汤显祖浪漫主义文论的意义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总之,从中西比较的视角归纳和总结汤显祖的浪漫主义文论,展示其文论所具有的近代色彩,对于丰富汤显祖的研究,重新认识晚明浪漫思潮的进步意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储著炎[6]2011年在《晚明戏曲主情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自明代中期开始,受当时特定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及时代风尚的影响,社会上掀起了一股以反理学、反道学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解放思潮。其主旋律便是将“情”从理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大胆地肯定人欲,倡导真情,强调情本理末,主张以情制理。这种以尊情、重情为主要特色的学术文化思潮,在晚明小说和戏曲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它的影响下,晚明戏曲特别是儿女风情剧的创作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中国古典戏剧的“抒情”技艺日臻完善。本论文以万历十五年至崇祯末年(1587—1644)作为晚明的时间界定,以“晚明戏曲主情思想”为论题。在研究方法上,以徐渭、李贽、汤显祖、冯梦龙、孟称舜的戏曲理论为研究个案,另外,还涉及其他曲家的戏曲理论,力求在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中,在个案研究与宏观研究的结合中,从曲家心态、剧本创作、剧本改编、曲论专著、评点鉴赏、序跋题词等方面入手,结合晚明特定的社会背景与文化思潮等因素,以便探究晚明戏曲主情思想从发生到兴盛、从兴盛至嬗变的发展轨迹,考察主情思想对中国古典戏曲之发展进程所造成的影响与作用以及它的理论构建与理论个性。在晚明戏曲发展史上,徐渭的戏曲“本色”论,其中所蕴含的“曲体”观与“求真任情”的美学追求,促进了晚明曲家对于戏曲“抒情性”的探讨,并推动了古典抒怀写愤类戏曲的创作。李贽对于《西厢》、《拜月》的“化工”定性,对于“童心”的鼓吹,使得晚明儿女风情剧的创作达到鼎盛。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考察,徐渭、李贽二人的戏曲主张对于晚明戏曲主情思想的兴起具有先声意义。作为晚明戏曲主情思想之主将的汤显祖,他的戏曲理论以“情”为内核。围绕“情”,他提出了“至情”主张与“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以及纵横“才情”的作剧思想。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在晚明剧坛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使得人们领略到了“情”给戏曲艺术带来的动人魅力。汤显祖对于“情”的探讨,已经涉及到了戏曲创作中的题材选择、主题界定、情节构思、关目设置、角色塑造、曲辞声律等诸多问题。他的戏曲理论既有对前辈曲家的继承,更有属于自己的理论个性。可以说,晚明主情思潮在汤显祖的戏曲理论中体现得最为深入明显。在徐渭、李贽、汤显祖的影响下,特别是“徐评”、“李评”、“汤评”曲本在晚明的大量刊行,摹写真情、创作以传情为尚而不以宣扬儒家伦理为专,获得了晚明乃至清代众多曲家的共鸣。由徐渭、李贽二人倡导的、再经汤显祖加以深化的戏曲主情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既有着进一步的阐释,也有着相当程度上的新变。如冯梦龙既提出过“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言情主张,也提出过最为后人称道的“情教”思想,但从他的传奇创作与传奇改编角度考察,他更强调“从忠孝节义描写性情”。“情”与“理”、“风情”与“风化”在冯梦龙戏曲思想中的交错与杂糅,使得《墨憨斋定本传奇》在艺术成就上功过相参。作为受汤显祖影响最大、成就也最大的明末曲家孟称舜,如果分别以“至情”与“情正”作为他前后期戏曲创作的思想倾向,则他的戏曲活动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传奇《娇红记》则是这两个阶段过渡的桥梁。在晚明临川派曲家当中,孟称舜的戏曲理论内涵丰富,个性突出。他的“词足达情”的曲学观念,“因事以造形,随物而赋象”的作剧理念,以及见解独到的曲学风格论,涉及到了曲学领域中的诸多理论范畴,而其立论基点乃在一个“情”字,这丰富了晚明戏曲主情思想的理论内涵。总体上来讲,冯梦龙、孟称舜二人的戏曲理论,相较于汤显祖来说,既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继承,也有着相当程度上的新变,在明末主情论者当中极具代表性。透过徐渭、李贽、汤显祖、冯梦龙、孟称舜等人的戏曲主张,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发现晚明戏曲主情思想的发展轨迹。其中,汤显祖的戏曲主情思想最能体现晚明的时代精神与曲学气质,而冯梦龙、孟称舜二人的主情论调,在明清戏曲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对清代曲家的戏曲创作影响很大。
杨柳[7]2000年在《汤显祖之“情”的哲学》文中研究表明汤显祖所倡导的“情”的哲学在当时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人们纷纷从其“临川四梦”及诗文创作中探究其“情”的本质，但这些颇有真知卓见的散体均未成体系。汤显祖自己虽在—些信笺、序文、题记中讲过自己对“情”的认识，但亦是些零篇散论。今人对于汤显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而且多涉及汤显祖的文学观，对其哲学思想虽有论述，但并不多见。九十年代，人们开始从心理、文化等角度研究汤显祖，如张成全《夹缝中的因惑》（《殷都学刊》1991年第四期）孙爱玲《从汤显祖的尺牍看其文学家个性精神》（《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第一期）。这些论文对作家的精神世界进行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但对其哲学观所涉不多。韩经太先生《气机：在情与梦游的畸人灵性背后；汤显祖的文学思想与理学文化的嬗变势态》（《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三期）从文学角度探讨了汤显祖“情”的哲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对“情”的哲学本身亦言之未远。 汤显祖“情”的哲学究竟为何？我试图从其文学思想入手，探究“情”的本质。 本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从汤显祖对于文学的性质和社会功能的论述中探讨“情”的本真。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人性本善，人的七情六欲是万恶之源，情破坏了善性。汤显祖从其文学实践的经历出发，摘去了“情”恶的帽子，还自然之情以至善的本真。第一章共分三节，第一节自汤显祖对文学的性质及社会功能的认识入手推演出情的自然性，继而在老庄哲学自然本善的基础上得出情本善的结论。第二节探讨了道家思想、秉有排宗思想的达观禅师及“心学”的代表人物罗汝芳对汤显祖思想意识的巨大影响，这也是汤显祖“情善论”得以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础.第三节，论述了“情善论”在思想界，文艺界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二章从汤显祖对作家应达到的心灵境界的认识中探讨至善之情对于不合自然人情的封建之“理”及框范人情感传达的作文法度的超越。既然“情”至善至美，当然合于“理＼亦合于“法＼觉得自然之情不合于“理”与“法”是组受拘腐之见框范的结果，那么人们应当革“理”或革“法”以抓而不应当做得相反。本章又分为辅，第一节指出，作部思想上应突础腐定见的限制，换一幅眼光融界，使融于自然万物，那么千姿百态的自然事物就能把软朗的自惭感顺畅地传达出来。第二节指出作家在表达上应突破写作规范的限制，找到为文之道，那么便能游刃有余地以各种文体传达情感。第三章通过汤显祖闩 川四梦”的分析探讨了本真之情的现实实现。汤显阳过“梦”浙契用被“理”压抑的自然之情得以实现《紫钦记》是由小玉婚姻圆满之梦的实现k牡丹亭》跳丽娜自然情性追求的实现人又甜名利羁绊的自然之情得以拥（《南郴》中的淳于梦八邯郸梦》中的卢生都是在梦中了解了名利的虚空本质后幡然悔悟人 总之，我认为汤翩所讲的“情”是指人与生俱来的自然之情，洲自然之情至善至美，人们只跑脱了拘腐之理、名利等的局限才能达到用之境。从都拥有了一份自然真情，“有情天下”的理想便能实现了。
张莉[8]2010年在《论汤显祖文艺观的两重性》文中认为在中国近世,晚明是一个以其喧嚣多故、复杂怪诞而格外惹人注目的时期。汤显祖就是产生于这个时代的奇异人,作为明代最为杰出的戏曲家,他在中国文学史及戏曲史上的地位已有定论,但他在文学理论方面的成就却少有人提及。事实上作为一个富有浓厚思想家气质的汤显祖在文学理论方面也是颇有建树的。汤显祖文艺思想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是浑成的,很难严格划界,但总体上来说,呈现两种倾向：一是主张文学向外积极反映美好生活,标举“言情”,淋漓表现世俗之情,以浪漫主义文学为基本宗旨。二是主张文学向内专注完善人格,标举“澄情”,通过批判现实黑暗,拆穿人生如梦、官场如梦,以现实主义文学为基本取向。“言情”、“澄情”这两种倾向看似对立,然正是这“看似对立”,引出了本文的立论基点：汤显祖文艺观的两重性。关于这一论题,本文分为三个部分来阐述。第一章：首先从大的历史语境说起,细究形成汤显祖文艺观两重性的历史源流。内因方面,儒与佛道的两重精神归属,儒家思想主导下提出的重“言情”与佛道思想下衍生的“澄情”,构成了汤显祖文艺思想的两个方面。外因方面,师友与社会思潮的影响。学界一般认为,汤显祖的思想之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他的老师罗汝芳所传的王学左派思想,另一个则是禅门达观大师的禅宗思想。这两人分别影响了汤显祖的“言情”与“澄情”观。具体到思潮,早年沉浸于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中,激发世俗之情,汤显祖持以“言情”为特征的文艺观,书写浪漫主义文学。当受禅寂之意,汤显祖持以“澄情”为特征的文艺观,表达“人生如梦,官场如梦”幻想,笔触始终围绕着一个幻影化了的现实世界来写现实主义文学。第二章：与第一章选取的社会历史语境相对,本章选取从文艺学的历史背景下,首先向上溯源,究其文艺历史根基,从“礼乐”的传统来看“言情”与“澄情”的生成因子。其次回到当下汤显祖自己文艺观下谈其“言情”、“澄情”的立基与转活,也即阐述“言情”与“澄情”的内在精神。最后,关注汤显祖文艺观的内在理路,谈由“言情”向“澄情”的转换。第三章：真正回归到汤显祖文艺观本身来分析他的两重性。汤显祖对文学本质、本原的基本认识,概括为“情本体”,只是他对作为“本体”的“情”,先后倾心以“钟”和平心以“澄”两番体悟,决定了汤显祖文艺观“言情”、“澄情”的两重性。本章之所以用“情本体”来展开阐述,只是想借此框架,以便逻辑有序地开展对“言情”与“澄情”的言说。第一,首先使用“本体”这一哲学“大字眼”来宏观概说“言情”与“澄情”的内涵。其次,结合他的创作实践,来细致分析“言情”与“澄情”在文本中的显现,以此来更深入地分析这两重性的各自特征。第二,汤显祖情本体观的内在矛盾,也就是汤显祖在持“言情”与“澄情”时与当时泛化的理学背景及他自身精神的种种冲突,这是谈“言情”与谈“澄情”不可回避的两组矛盾。也就是本文所列的“情”与“理”的矛盾和入世与出世的矛盾。
蔡莉莉[9]2000年在《“临川四梦”的梦幻意识与情的哲学》文中研究说明论文由“时代母体的孕育”、“‘四梦’梦幻意识论”和“情的哲学”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时代母体的孕育”，论述了汤显祖面临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思潮以及他的家世、交游概况，从历史的层面上对其思想作出初步的把握。本文认为时代的积弊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万历时期畸形共存，这影响了汤显祖的承担意识与对个人本体性价值的发现和认可；具有江西地域特色的心学强调主观精神，在发展过程中走向感性化，而佛学尤其是禅具有对感性生命重视的特点，其情、理的思想也从反面促使汤显祖主情思想的形成；汤显祖的家世、交游影响了其精神世界“儒”与“仙”的二重归属，“儒俭”则是主要人生价值取向。 第二部分“‘四梦’梦幻意识论”，分为“《紫钗记》与《牡丹亭》”、“《南柯记》与《邯郸记》”这两个方面来论述。认为前二梦总体上是典雅骆荡的浪漫之花，尤其是《牡丹亭》，对情的主动性的肯定以及对“有情之天下”的呼唤，具有明显的人文倾向；前二梦同时也体现了时代气氛下清醒的写实精神与悲剧意识。儒家具有“士志于道”的传统，“道”同时具有人间性格，汤显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作为个性思潮中的特出人物，在后二梦中又体现出强烈的反思精神，反映了整体社会道德的失落以及土人出路的迷惘；本文对后二梦的宗教现象进行阐释，认为成佛成仙是对现实存在的否定，它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八仙的民间神话传说而非宗教特色，表现出无路可走的痛苦和对现世幸福的执著。 第三部分“情的哲学”，是全文论述的重点。对“情”的哲学概念的提出、“情”的内容、“情”与“理”的关系作了系统分析。“情”的哲学概念的提出，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里重点论述了情与儒家、情与禅道的关系：认为儒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承担意识）与对内的理想人格，并形成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禅作为宗教的同时，仍然保持对感性世界的兴趣，禅道都对个体自由作了肯定，在确认儒学对汤显祖哲学思想影响的同时，禅道的积极影响也不可忽视。汤显祖的哲学思想散见于他的各类作品中，这里对“情”的哲学内容作了大致界定，认为情是纯粹的创造力、生命力，意味着对主体人格的确认，最终指向真正的生死关怀，即情以统理。在“‘情’、‘理’关系分辨”这一部分，概述了“情”与程朱“天理”的对立，同时肯定了情以统理这一方面的内容，认为理是本质化了的人情。
毛小曼[10]2004年在《情、梦、幻》文中认为汤显祖是明代晚期一位富有浓厚思想家气质的戏曲作家，他的“临川四梦”以其深邃的思想意蕴和完美的艺术风格堪称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巅峰之作。本文从整体角度出发，以期通过分析汤显祖的人格理想与戏曲创作的关系，把握“临川四梦”中蕴含的深意及其价值。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了汤显祖人格理想的内涵、形成这一人格理想的人生经历背景以及当它在现实层面中无法实现时，汤显祖在人世与佛道之间两难归依的矛盾心理。汤显祖的人格理想是在传统思想的熏染和时代思潮的激荡下，受到他蹇涩坎坷的仕途经历的影响而形成的，其内涵有三：贵真坦诚的处世态度、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和心有所主的价值立场。在封建末世的现实背景中，汤显祖的这一人格理想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因而必然会在与现实的碰撞中遭受挫折、归于失败。 第二部分论述了汤显祖“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戏曲创作观：“情”是戏曲审美的核心；“梦”是戏曲审美的途径；“真”是戏曲审美的追求。汤显祖的人生观和哲学思想是他的这一文艺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具体解读了汤显祖的戏曲作品(包括《紫箫记》和“临川四梦”)。认为作品中寄托了汤显祖对“至情”和理想世界的向往，渗透着他对社会人生的理性思考，同时也蕴含了他在积极地探寻社会人生的出路后终究无路可走的幻灭感和困境意识。它们是汤显祖从“情”到“幻”的心路历程在艺术世界中的体现。 结语部分概括出“临川四梦”与汤显祖的人格理想以及戏曲创作观是肉、骨与血的关系，正是这三者的完美结合，才有了汤显祖和“临川四梦”在中国戏曲史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成就。
参考文献：
[1]. 明代中后期戏曲尚“真”美学思想研究[D]. 孙楠. 山西师范大学. 2014
[2]. 生死超越论视野下的汤显祖“至情说”研究[D]. 陈荣冰. 江西师范大学. 2012
[3]. 汤显祖唯情美学思想研究[D]. 吴锐.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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