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新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上的判断与决策——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评估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朝鲜论文,新中国论文,情报论文,中央情报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51.3；E3/75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3)-04-0044-13
朝鲜战争是冷战开始后东西方阵营之间爆发的第一场热战。它深刻地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甚至国际政治格局，形成中美之间20多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局面。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中美在朝鲜战争决策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①。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与美国外交决策的研究上，也有相当多的成果问世②。本文主要以美国中情局的情报评估为中心，研究美国在新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上的判断和决策过程，以期深化对朝鲜战争及中美关系的研究。
一
朝鲜内战爆发前，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是尽快从朝鲜脱身。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即把战争与苏联的全球战略联系在一起，把朝鲜的行为看成是苏联支援和怂恿的，是苏联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应该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否则“就将产生一连串灾难性的后果，从而极可能引起世界大战”③。
基于此种认识，为防止朝鲜半岛落入苏联手中，美国政府迅速作出强烈的反映。6月25、26日晚，美国总统杜鲁门连续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朝鲜事态，会议决定向韩国军队提供全面援助。27日，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制裁朝鲜的决议。29日，实地考察日本、朝鲜半岛的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顾问杜勒斯在报告中提出，战争是苏联全球计划的一部分，“如果不加限制，就很有可能在不利于美国的情况下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④。报告肯定了美国政府对朝鲜战争性质的判断，认为美国政府为此所作的应对措施是及时的、正确的。
在确定苏联是朝鲜战争的幕后支持者后，美国政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对苏联态度的评估上。为此，杜鲁门要求美国的情报机构除搜集苏联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并作出情报判断外，还应特别警惕苏联“在南斯拉夫一带，尤其是保加利亚一带，以及在北欧一带所进行的活动”⑤。6月29日，苏联发表声明宣称，“不干涉他国内政”，同时召回苏联在朝鲜军队中的顾问，因为“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美国——笔者注)指控我们参加了这一事件，这是金日成的事情”⑥。一架苏军轰炸机在朝鲜附近海域被美军击落，苏联也保持沉默。中情局充分注意到苏联的表态和轰炸机被击落后的反应。7月28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柯克报告说，从苏联报纸或官方声明中看不出苏联会在形势不利于朝鲜时作出反应⑦。8月底，在中情局情报评估的基础上，美国政府认为，苏联不会、也没有能力“在1950年实施大规模的核条件下作战”⑧，苏联不愿意冒全面战争的风险干预朝鲜战争。9月初，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文件认为，如果苏联或新中国(在苏联支持下)在“联合国军”到达三八线之前没有占领朝鲜，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苏联已决定实施不干涉政策，即便这样做的代价是失去对北朝鲜的控制”⑨。随着“联合国军”抵达三八线，苏联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美国逐渐放松对苏联干涉朝鲜行动的警惕。
鉴于中国和苏联结为盟友的事实，中情局很快就开始考虑新中国在苏联支配下出兵朝鲜的可能性。6月30日，中情局提交了一份报告，对中国在苏联掌控下出兵朝鲜的问题进行评估。报告指出，在必要的时候，苏联可以将中共军队投放到朝鲜战场，从而尽可能地使美国人为卷入付出高昂的代价和威望受到损害⑩。7月8日，中情局再一次提出苏联可能动员中国军队援助朝鲜的看法，认为作为一种重要的选择方案，苏联“也许会秘密地或者公开地动用中国军队予以干涉”(11)。应该说，中情局对中国军队在苏联支持下出兵朝鲜的可能性有一定认识。为此，美国制定了军事应对计划，准备打击在朝鲜战场上可能出现的中国军队。7月19日，中情局在一份评估报告中认为，北平政权不可能主动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投入大批军队参加作战，但几乎肯定它将遵循苏联的要求采取军事行动。(12)言外之意，新中国不可能主动出兵朝鲜，但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部分，是否出兵朝鲜，将遵循苏联的全球战略。9月8日，中情局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认为，中国介入朝鲜的冲突也许会“破坏苏联对北平和平壤的影响”(13)。可见，虽然美国中情局对苏联利用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的可能性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对中苏同盟的认识使中情局判定，囿于苏联无意与美国发动全面的战争，中国军队出兵朝鲜的可能性很小。
与此同时，中情局也认为，很多现实困难也制约着中国的出兵计划。这一判断助长了美国的军事自信和傲慢情绪。中情局认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面临着十分棘手的国内问题，政权基础很不稳固。如果出兵朝鲜，国内脆弱的经济基础，再加上国内反共势力，会“危及到新政权的长久存在”。(14)中情局还认为中共军队不适合在朝鲜的国土上作战。中国军队不仅从来没有遭遇过“具有高昂士气、手握现代武器，还有使用那些武器的强烈意愿和技术的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且“实际上毫无能力”去强化或支持朝鲜海军，特别是中国的空军更不值得一提(15)。这些因素无疑限制了它向朝鲜大规模派遣军队的能力。
中情局的情报评估对美国决策层产生了重要影响(16)。在中情局情报评估的基础上，美国政府认为，一是从政治上来看，中国大规模卷入朝鲜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如果苏联人或中共威胁要进行干涉”，那么“很有可能意味着是苏联发动全面战争的一个行动”。二是中共更可能把军队使用在解放台湾上。“假如中共打算采取决定性的军事行动的话，以台湾为目标的可能性较大，我们认为中共是不会轻易插手，帮助俄国解决北朝鲜的问题。”(17)为防止中国出兵朝鲜，美国对中国进行了威胁和恐吓。8月17日，美国通过印度向中国表示，朝鲜战局的发展要由中国的态度而定。如果中国出兵朝鲜，美国将对中国的运输系统和有限的工业设施进行毁灭性打击。8月25日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进一步完善了对中国军队进行报复的设想，提出万一中国在朝鲜公开使用有组织的军队，就应该授权“联合国军”总司令在朝鲜以外的地区，采取适当的海空行动攻击共产党的军事目标。9月10日，艾奇逊宣称：“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如果干预，那纯粹是发疯。据我看来，他们插手是没有什么好处的。”(18)美国政府高层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在军事上不具备单独进行干涉的能力”，即使中国单独行动也“不会造成决定性的变化”，“实际上倒有可能遭受丢脸的失败”(19)。可见，在确定苏联不会干涉朝鲜战争后，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不会主动干预朝鲜战争，即使中国在苏联支持下出兵朝鲜，也不会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美国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中国表示：“中国就美机轰炸其领土一事所提出的任何正当要求，美国都愿意尽力满足。”(20)杜鲁门在8月3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称美国海军将撤离台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一旦中国干涉，我们将从朝鲜撤军”，他还向英国参谋长简单介绍了这一政策。(21)甚至到了10月5日，美国再次通过潘尼迦向中国传达信息，表示就飞机侵入中国东北领空一事表示遗憾，并愿意通过中立国家调查损失并进行赔偿(22)。可见，在判定苏联不会军事介入朝鲜战争的前提下，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也不会大规模出兵朝鲜，没有从战略上做好在朝鲜战场与中国交战的准备。
事实上，朝鲜战争爆发前后，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精力都集中于国内事务，并没有出兵朝鲜的打算。毛泽东访苏期间，在同斯大林会谈时，特别强调保障和平问题对新中国政权的重要性(23)。虽然朝鲜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就朝鲜半岛局势问题有一定程度的沟通，但战争爆发的突然性仍让中国领导人感到意外(24)。战争爆发后，除了进行新闻报道以外，中国政府在最初几天并没有发表正式宣言或声明(25)。再加上金日成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很有信心，认为朝鲜在两三个星期之内就可以结束战斗。因此，朝鲜战场并没有成为新中国领导人关注的焦点，他们并不认为美国的军事威胁迫在眉睫。6月30日，在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同一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并按照原计划进行了1950年军队复员工作。可见，朝鲜战争初期，美国政府对新中国不会大规模出兵朝鲜的基本判断，客观上与中国对战局的判断以及采取的并不激烈的应对措施是相吻合的。
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仍在冷静地观察战局的发展，估计到这场战争将不会轻易结束，因而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作“未雨绸缪”之计(26)。6月30日，周恩来约见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传达了中共中央把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转移到东北地区的决定。7月7日、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两次国防会议，商定保卫国防和组织东北边防军等各项问题。13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当然，中国政府只是积极做着应对准备，朝鲜战局还没有紧张到迫使新中国必须作出战略决断的地步。
随着朝鲜军队攻势受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逐渐稳定战局，美国在三八线上采取的进攻态势成为影响朝鲜局势发展和最终促使新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性因素。
在冷战背景下，三八线成了东西方阵营的心理分界线。而处在冷战前沿的中国对三八线的得失则更为敏感。
朝鲜战争爆发初期，美国对军事介入朝鲜战争的范围作了诸多限制。杜鲁门将美军的行动限制在三八线以南，强调“美军目前不能在三八线以北采取任何行动”。6月29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允许其使用美国空军、海军及有限的陆军来为韩国军队提供掩护和支持，但强调“应该不采取任何恶化局势的行动”(27)，对其权限进行了限制。当天，杜鲁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明了美国的政策，“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迫使北朝鲜人退回到三八线以北去”，“恢复那里的和平，恢复原来的疆界”(28)。可见，朝鲜战争爆发之初，美国的军事目标极为有限，就是恢复战争爆发前的地域和边界，即以三八线作为韩国和朝鲜分界线的状态。
美军不越过三八线的政策目标并没有维持多久。至7月上旬，随着战局逐渐朝着有利于美军的方向发展，这个问题被再次提出(29)。12日，麦克阿瑟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会谈时声称，“美军的目标不仅仅是把北朝鲜军赶回三八线以北，而且是要消灭他们，并进而‘统一朝鲜’。”(30)这是美国军方第一次明确表示要改变美国原定的战略目标。14日，杜勒斯在致政策设计司司长尼采的信中说：“三八线从未打算被作为、也从不应该成为一条政治界限。”(31)不但军方，政府方面也有人对美国把目标限制在三八线以南的合理性表示怀疑。对此，杜鲁门则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认为在战争局势明朗之前，应对这一问题保持沉默，但他维持这一政策目标的决心却在动摇。17日，他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一旦朝鲜军队被推回三八线，美国应如何行动提出政策建议。(32)22日，国务院政策设计司提交一份报告，建议在美军占领朝鲜半岛南部的情况下，施加政治压力，提出朝鲜半岛统一问题。这一政治解决朝鲜战争问题的提议遭到了主管朝鲜事务的东北亚处处长艾利森的强烈反对，他坚决主张军事越过三八线，认为企图通过绥靖政策来避免“刺激苏联”是行不通的(33)。艾利森的意见得到了国务卿艾奇逊的支持。28日，美国国务院讨论了这个报告，一致同意暂不对此问题作出决定，但对外应开始强调朝鲜统一问题。虽然美国决策高层对是否越过三八线的态度不尽相同，但把军事目标限制在三八线以南的战略目标实际上已经开始调整。8月10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在安理会发言时指出，华盛顿关心的首先是建立一个自由、统一和独立的朝鲜(34)。美国政府在是否越过三八线的立场正在发生变化，并把其决策通告给全世界。
对于美军是否应越过三八线，中情局的立场则显得比较谨慎。8月18日，中情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人必定会在三八线以北采取防御立场。苏联因此会有新的机会在美国与其盟国之间打入更深的楔子。苏联会在战争的任何阶段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而且他们的加入在三八线会特别有用，因为联合国成员国在那里可以以正当理由中止对美国政策的支持。(35)可见，在三八线问题上，中情局表达出与美国政府不同的观点。
但是，在战场形势渐趋明朗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使用武力统一朝鲜的倾向明显加强，中情局在三八线上的忧虑并没有对美国政府产生决定性影响。8月25日，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相继召开会议，集中讨论越过三八线问题。会议认为，美军应越过三八线，但是要和中苏边境保持一段明显的距离。若有迹象表明中国或苏联已进行大规模干预，在向华盛顿报告前，麦克阿瑟不得继续向前推进。(36)9月1日，杜鲁门发表广播讲话，声称“朝鲜人民有权获得自由、独立和统一”(37)。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有关美军在朝鲜行动方针的报告(38)。报告明确指出，只要中国和苏联不是同时出兵，麦克阿瑟就可以越过三八线，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11日，杜鲁门批准了这份报告。可见，在美军仁川登陆前，美国政府在三八线上的态度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最初为恢复战争前的状态到在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持谨慎态度，再到不限制以军事手段越过三八线。
美国政府在三八线上的态度转变以及军事行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领导人的判断和决策，中国为此调整了战略部署。此时，中国领导人的危机感增强了。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美帝得胜，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39)会议对战局的发展与援助朝鲜问题作了估计，并要求东北边防军“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把出兵问题提上了日程。同一天，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向中共中央提交一份报告，提出，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毛泽东在审阅报告后批示“同意”。8月下旬，由于估计到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毛泽东和周恩来严令东北边防军务必于9月底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保证随时可以出动。9月5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美帝国主义也可能在今天要乱来，它是什么都可能干出来的。假如它要那样干，我们没有准备好就不好了，我们准备好了就好对付它。”(40)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41)。可见，随着美军在三八线上攻势的增强，国家安全的需求迫使中国领导人在出兵问题上的态度渐趋坚定，并作好了出兵准备。
二
1950年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仁川港登陆，截断了朝鲜军队的后路，随后转入全面反攻，战局逆转。
美军仁川登陆后，中情局立即对苏联，尤其是中国出兵朝鲜的可能性进行分析评估。在美军仁川登陆的当天，中情局在一份报告中认为，中国军队不可能作出直接或间接干涉的决定，但会对美国对边境的侵犯给予谴责，目的是使北平政权获得西方的政治让步。20日，中情局再次对中苏介入朝鲜的能力进行评估，认为：“目前尚无确凿的证据表明中共或苏联将要在朝鲜动用他们的军队”。报告认为：苏联更可能的做法是“通过派遣大批训练有素的中共部队(满洲的“志愿军”)去支援共产党在朝鲜的事业。”30日，中情局综合各方面情报，认为最近获得的大多数信息表明中共决定不公开介入朝鲜。同一天，中情局分析美国驻苏联大使柯克的电报后认为：“仁川登陆以来，中共通过媒体宣传以及与外国外交人员的私下接触，采取了强硬路线，希望在三八线问题上吓唬联合国。”(42)可见，美军仁川登陆后，中情局认为，中国军队不会公开出兵朝鲜，更多的是采取公开谴责或宣传的方式来吓唬“联合国军”，是一种虚张声势，是为了阻止“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而采取的策略手段。
中情局的情报评估促使美国政府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在军事力量的使用上更加肆无忌惮。9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指示指出：“你的军事目标是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为实现这一目标，你有权采取军事行动，包括在朝鲜三八线以北进行两栖和空降或地面行动。”当天，艾奇逊同意了这个电报，“国务卿赞成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致国务院电报中所发布的指示草案”。29日，美国政府批准了麦克阿瑟提出的在三八线以北的作战计划。当天，国防部长马歇尔给麦克阿瑟发去密电，指出：“你在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时，无论在战术上还是战略上都不受限制”。但是，在联合国里，“人们显然不愿意出现必须对越过三八线问题进行投票的局面。相反，人们希望看到你在军事上已证明有必要这样做”。(43)显而易见，这份电报无异于赋予麦克阿瑟先斩后奏的权利，在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可以便于行事而不必声张。
10月1日，韩国军队越过了三八线，局势的严峻程度升级。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英、澳等八国提案，正式授权麦克阿瑟用武力强行“统一朝鲜”。至此，美国终于改变了原来的战略目标，把恢复朝鲜半岛原状的目标弃置一旁，把“遏制苏联力量的扩张”转移到了“推回”共产主义，军事统一朝鲜半岛，并称“平壤将成为第一个被放的铁幕首都”(44)。
中国领导人对美军在仁川登陆早有所料。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还在今年四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45)随后，中国领导人在7月中旬、7月下旬和9月上旬，连续三次告诉朝鲜领导人，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出兵朝鲜问题已现实地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9月17日，为实地了解战局，中央军委派遣一个5人小组赴朝。18日，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发回电报，汇报了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谈最近朝鲜战况并准备长期作战的情况。20日，周恩来在给金日成的、经毛泽东审阅并修改的电报中说：“我们认为你(金日成)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逼近。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46)可见，中共领导人对三八线的得失极为重视，并向朝鲜领导人强调了三八线得失的重要性。22日，中国政府发表公开声明，认为在中国的朝鲜人民有权利回去保卫祖国，实际上对美国企图越过三八线提出警告，表达了中国支持朝鲜的坚定立场。9月下旬，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绝不会置之不理，尽管战争会对中国造成严重破坏，但中国“除了起而抵抗之外，是别无他途可循的”(47)。对此，中情局经过评估后认为：“潘尼迦也许正不知不觉地扮演一个中间人的角色，从而替中共向联合国施压，防止它推进到三八线以北。”(48)它并没有体味出其中的警告意味。中国领导人的警告并没有能阻止住“联合国军”北进的步伐。29日夜，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电报：“美帝国主义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从倪志亮二十七日电看来，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似此情况甚为严重，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49)可见局势的严重程度已经超出中国领导人的预料。30日，当“联合国军”抵达三八线一带时，朝鲜局势的发展已达到了中国领导人所能承受的底线。在当年庆祝国庆节的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指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50)。这是中国政府公开发表的正式声明，也是强烈警告。在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后，10月3日的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印度向西方国家转达中国的坚决态度：中国希望“朝鲜问题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如果美国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51)周恩来更加明确地亮出了中国的底牌：美军不能越过三八线，否则，中国就要出兵。印度政府当天即将有关情况通报给英国方面，并称中国人的决定是“最终的”，美军越过三八线，就意味着朝鲜冲突的扩大化。美国政府很快从英国方面收到了有关信息。(52)得到这个情报后，中情局立即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中共正支持苏联努力恐吓并离间美国和其他联合国盟友之间的关系。中情局认为，公开介入朝鲜不符合中共的利益。显而易见，中情局对“信息的准确性和可信性表示怀疑”，认为，中共利用它来传递这些信息，“以使其努力影响美国和英国的政策”，从而最终迫使“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以南止步。10月6日，中情局对周恩来的传话进行再次解读，认为周恩来的演说“恰恰说明中共不会采取激进的行动”(53)。可见，在前期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及苏联没有出兵朝鲜意愿判断的基础上，中情局的情报评估从根本上忽视了中国的安全需求，忽视了中国领导人在警告中表现出来的对本国安全的重视。
美国政府基本认可中情局对周恩来警告所传递信息的评估。在杜鲁门看来，潘尼迦过去经常同情中国共产党，“他的话不能当做一个公正观察家的话来看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罢了”。(54)国务卿艾奇逊推断，周恩来发出的信息是苏联和中国试图迫使联合国撤军所作努力的一部分(55)。可见，中国领导人的警告并没有引起美国决策层的足够重视，更没有在决策中反映出来。国务院决策者也认为，周恩来的声明是虚张声势，是苏联和中国为挽救朝鲜政权而进行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56)。美国决策层甚至对印度驻美大使潘迪特夫人(尼赫鲁总理的妹妹)提供的真实信息也没有认真对待。她曾对周恩来说：“每次您与潘尼迦大使谈话后，我都从我们政府得到指示，并即刻与美国国务院联系。我曾警告美国国务院，如果继续进军，势必迫使中国采取行动，到那时将后悔莫及。”(57)作为军方代表，麦克阿瑟也认为中国的警告声明“只是一种讹诈”，而不应予以理会(58)。中国领导人所传递出的强烈信息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重视，更谈不上为此而制定应对中国反应的方案了。
可见，在美军仁川登陆后，在已确定苏联不愿冒与美国全面冲突的危险而援助朝鲜后，美国政府认为，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部分，中国不会大规模出兵朝鲜。在周恩来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后，他们认为这只是中共阻止“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的一种策略手段，并不具有太大的军事价值。
周恩来的警告虽然没有引起美国决策层的足够重视，但是，美国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包括其盟国英国领导人表达了某种忧虑。10月3日，国务院东北亚事务处副处长约翰逊致电腊斯克：“虽然据说来自周恩来的声明无疑大部分是吓唬人的，目的是阻止英国关于朝鲜议案中的决定性行动，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可以完全认为它是吓唬人的。”4日，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科副科长柯乐布给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麦钱特的电报更有危机感地强调：“中国共产党大规模军队的行动近在眼前。”英国首相贝文也认为，应该充分认识到周恩来警告中所表达的中国方面的忧虑。他建议艾奇逊应在朝鲜问题辩论中发出某项声明，打消共产党中国干涉的念头，并且使这项声明能让大家听到。艾奇逊委婉地拒绝了贝文的建议。7日，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致电总统杜鲁门说：“根据目前掌握的关于朝鲜的情形，这种干涉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麦克阿瑟将军应收到处理这种紧急情况的适当指示。”(59)表达出要求总统适当限制麦克阿瑟军事指挥权的愿望。这些忧虑和担心同样没能引起美国决策层重视。7日，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扩大了战争。
事实上，“联合国军”靠近三八线后，中共领导人的危机感已十分强烈。在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当天深夜，金日成紧急约见中国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请求(60)。几乎同时，中国政府还收到斯大林希望中国出兵援朝的电报。同日，麦克阿瑟发出最后通牒，命令朝鲜军队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此刻，“联合国军”在韩国地面武装力量已超过33万人。(61)10月2日凌晨，毛泽东致电高岗、邓华，要求“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62)。形势的严峻程度使中共中央失去了转圜余地，出兵问题提上日程。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虽然战局形势极为严峻，鉴于国际环境和自身实力，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还是非常艰难的。为应对非常事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多会议，讨论出兵问题。10月2日凌晨，毛泽东草拟了一份致斯大林的电报，内容是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63)。然而，在当日下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得将这份电稿搁置，没有发出。会后，毛泽东召见苏联大使罗申，让他转告斯大林，现在派遣志愿军援助朝鲜“可能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积极准备力量”(64)。他特别说明，这还不是“最后决定”，并提出让周恩来和林彪赴苏直接与斯大林商谈。4日至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出兵问题。会议开始时，与会者仍有意见分歧。但在彭德怀支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最终作出了出兵决策。6日，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商讨部署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周恩来在会上强调：“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65)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讲起这件事，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66)可见，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作出抗美援朝决策是一个艰难的抉择。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后，形势的严峻程度进一步增强。8日，毛泽东正式下达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并通知金日成，中国已决定派遣志愿军援朝(67)。至此，中共中央已下定决心出兵朝鲜。
三
在美国的军事行动已严重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中国已决定出兵朝鲜的背景下，中情局并没有捕捉到可靠信息，对中国因安全受到威胁而发出的强烈警告也没有给予充分重视，情报评估的结论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10月9日，中情局对美军越过三八线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立场进行评估，仍认为共产党中国的官员们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人的场合都威胁说要直接介入朝鲜，但避免发布通过直接干涉来援助朝鲜的承诺。“他们很可能故意设计了这么做的方案，主要目的就是使联合国军不要向北越过三八线。”(68)情报评估的基调与之前并没有实质差别，认为这是中共的宣传攻势。12日，中情局接连提供了三份情报评估，认为在苏联没有发动全球战争的意愿下，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1950年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会在朝鲜战场动用武装力量，并进一步分析认为，从军事角度看，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介入朝鲜的最有利时机已过去了(69)，只能采取周恩来的声明、部队调动到满洲以及在宣传上对“联合国军”暴行和侵犯边境予以谴责。对美国驻外机构，包括驻苏大使、驻英大使、驻海牙大使提供的中共可能会出兵朝鲜的情报，中情局依然弃之脑后，认为中共不会公开干预目前在朝鲜发生的战事。(70)可见，美军越过三八线，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迫使中国作出出兵决策。对此，中情局并未给予正确估计，仍然作出了中国不会公开出兵朝鲜的判断，并进一步认为，即使中国有出兵意图，也失去了干预朝鲜战争的最有利时机。到1950年10月中旬，在中国紧张地讨论如何出兵抗美援朝，入朝部队已经整装待发的时候，美国决策层丝毫没有意识到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已经确定，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军事部署。中情局专家仍然乐观地认为：“俄国人或中共干涉朝鲜，要冒世界大战的风险”，“苏联和中共不会对朝鲜进行干涉”(71)。
美国参谋联席会议基本认可了中情局的情报分析和判断。10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麦克阿瑟，只要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中共部队的公开或秘密的干预都可以不考虑。“今后，如果中共大量部队在朝鲜任何地方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公开或秘密行动，你应该继续你的行动，只要你认为现在你控制下的军队行动可能有机会获得成功。”(72)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决策层已经赋予麦克阿瑟在朝鲜战场上自主决策的权力。
为充分掌握战地情况，杜鲁门决定同麦克阿瑟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会晤，讨论中国干涉朝鲜的可能性及所有远东问题(73)。杜鲁门本人在回忆录中说明他要和麦克阿瑟将军面谈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希望得到“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74)，更近距离地考察中国的干涉意图和能力。15日，杜鲁门飞赴威克岛，与麦克阿瑟讨论朝鲜局势和其他问题。麦克阿瑟认为，中国或苏联干预朝鲜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中共或苏联已经丧失了出兵的最好时机。麦克阿瑟通过分析中共的兵力部署及对比双方的军力优劣，自信地认为，如果中国人试图进兵平壤，将会有一场最大的屠杀。麦克阿瑟还十分有把握地对朝鲜战争结束的时间进行了预测，认为：“对整个南北朝鲜的正式援助将在感恩节前结束。”(75)麦克阿瑟还和杜鲁门讨论朝鲜战争后，美国撤出朝鲜半岛的步骤和重建问题。这说明麦克阿瑟已开始对朝鲜半岛统一后的前景进行展望。对于这次会谈，杜鲁门十分满意(76)，自信地认为朝鲜战争不久就会结束。威克岛会晤彻底打消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出兵朝鲜的顾虑。美国政府在决策时不再考虑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
美军越过三八线后，中国对出兵朝鲜问题已不仅仅停留在决策层面，而是实实在在地转化为行动。虽然苏联在支援中国出兵问题上无法兑现承诺，但中国领导人决定出兵的意志并没有动摇。10月13日，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商量出兵问题，“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14日，毛泽东给当时正在与苏联谈判的周恩来的电报中称：“我军决于十月十九日开动。”(77)18日，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把志愿军入朝作战时间最后确定下来，并作了部署。当晚21时，毛泽东电令13兵团司令兼政治委员邓华等：“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78)10月19日晚，志愿军从安东(今辽宁丹东)、长甸河口、集安(今属吉林)三个口岸，跨过鸭绿江，秘密进入朝鲜战场，正式出兵朝鲜。
虽然作出了出兵决策，但中共中央对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是有清醒认识的，并在战术选择和作战目标上体现出来。对于战术选择，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志愿军出动后电报及讲话中体现得非常明确。10月21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信中说：“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毛泽东断定：“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79)随后，他又电告邓华等：“现在是争取战机的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80)23日，毛泽东再次致电邓华等，认为“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81)关于作战目标，24日，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来，给它以挫折，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此后，他又反复指出，中国出兵的主要目的就是迫使美国知难而退，接受和平。“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是要争取这种可能的实现，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争取这种可能的实现的。”(82)中国军队出兵朝鲜的最初阶段正是按照这一目标进行军事部署的。在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毛泽东一直强调：“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以“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83)。可见，在中共中央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后，在战术选择和作战目标上客观地反映出中美军队的实力差距。中国领导人为保证首战必胜，给美军以军事威慑，对出兵消息严格保密，并积极寻找战机，发动攻击，从而实现作战目标。
就在中国最终确定出兵时间并完成军事部署的同一天，即10月18日，中情局的情报评估仍然认为，中共军队越来越不可能打着北平政权的旗号公开介入战争，并进一步分析认为，在东西方之间没有爆发全面战争的情况下，和美国的战争将是灾难性的，不仅损害中国的总体利益，而且破坏其国内计划和北平政权的稳定，得出“中共不可能愿意冒着和美国及其联合国盟友公开发生冲突的风险去援助北朝鲜人”(84)的结论。报告再次把苏联的战略与中共的出兵决策联系起来，认为共产党中国也会像苏联那样，将不可能公开干涉朝鲜战争。在中国已出兵的第二天，即10月20日，美国驻香港的军事联络官对中国的出兵计划作了较为详尽的报告，指出中共40万人的军队已被调动至紧靠朝鲜的边境地区，并指出了中共较为准确的出兵时间：10月18日夜间或“两天后”越过界河。对此，中情局分析后认为，中共采取直接干预行动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苏联和中国都不愿意冒越来越大的风险，因中共直接介入朝鲜将促使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85)在中国事实上已经出兵朝鲜的情况下，中情局仍没有准确地分析各个方面的信息，并得出正确的结论。
为进一步搜集情报，10月23日，美国国务院要求12个驻外机构提供所拥有的能弄清中共或苏联在军事上干涉朝鲜或采取其他措施的信息。在随后收到其中8个机构的回电，以及美国驻台北、新德里和其他一些使领馆关于此主题的评论中，并没有对这份传阅电报提出的问题作直接的回答。可见，在中国军队已入朝4天后，美国驻外机构仍没有获得准确信息，以至于美国决策层很难从中判断中国的真实意图。在中国军队进入朝鲜的10天后，即10月28日，一份来自香港方面的情报认为，中共和苏联都认为朝鲜战争事实上已经结束，而且都不打算进行反攻。这份情报还补充说，中共的大批部队已经从朝鲜撤退，仅留下数量极少的一些军队，目的是为了制造中共大批军队依然存在的假象，从而欺骗美国的情报部门，以使美国为数众多的军队尽可能长期地陷于朝鲜，不能调往他处。对此，中情局同意报告的看法，认为苏联和中共已经展现出他们关于朝鲜的全部意图。(86)言外之意，中苏没有干预朝鲜战争的意图，但为拖住美国军队，使其不能调往别处，中国在尽力制造军队已出兵朝鲜的假象。中国军队不会出兵朝鲜的观点依然支配着中情局。
如果说中情局根据情报对中共是否出兵朝鲜的评估是错误的，那么，来自朝鲜战场的第一手情报也没能使中情局作出正确的判断。在中国出兵朝鲜后一段时间内，美国也没有判断出中国军队已出兵朝鲜的事实。10月30日，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部报告说，从美军抓获的中共军队战俘供出中国一些王牌军队，比如第40军、39军等就在朝鲜。中央情报局评估后认为，中共不可能对朝鲜进行直接干涉。分析认为，中国军队中的普通士兵不会掌握和作战指令有关详细信息，而这些俘虏对美国战地审讯人员所说的正是这个方面信息。中情局判断，北平政权力图在水丰和对满洲经济至关重要边境其他战略设施周围建立一条“警戒线”，或者是中国人被派往朝鲜去散布中共军队驻在朝鲜的谣言，希望借此来减缓“联合国军”的推进速度，从而为朝鲜重新组织军队争取时间。可见，直到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之间发生了直接的武装冲突，甚至美方俘虏了一些中国士兵后，中情局依然不相信中国军队已出兵朝鲜。31日，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部撰写了一份“中共部队在朝鲜”的评估报告，指出尽管目前所获信息仍然是“不全面的”，且缺乏必要的证据，但中共部队的两个团也许就在第8集团军所在作战区域。稍后的一份战地报告更加详尽地提出，在咸兴以北抓住的俘虏确认他们的部队就是中共第124师。身着新式防寒服的俘虏操着北平话和北满方言，并且说他们的部队已于10月16日左右进入朝鲜。尽管这份报告提供了非常详尽的事实，但中情局仍认为“一小撮中共军队目前正在朝鲜作战”，依然坚持“中共不打算直接或公开地干涉朝鲜战争”(87)的观点。
直到11月初，中国军队发动的第一次战役即将结束时，中情局在中共是否出兵问题上的态度才发生了变化。11月1日，中情局在致总统杜鲁门的电报中第一次认为：“充满活力且具有全新装备的北朝鲜部队已出现于朝鲜的战斗之中。”“中共军队正在与联合国军较量。”(88)电报认为，这说明共产党中国不考虑全球战争正在增长的风险，而决定对朝鲜军队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援助。首次承认中国出兵朝鲜的风险正在增长。中情局局长史密斯在致杜鲁门的信中认为：“尽管不能排除中共在苏联指使下致力于对朝鲜进行全面干涉的可能性”，但其目的是在鸭绿江南边建立一个有限的“防御带”，并估计进入朝鲜作战的中共军队约有1.5万至2万名(89)。他认为中国军队已小规模干预朝鲜战争。在此基础上，11月2日，中情局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评估报告认为：“中共参加朝鲜战争，将只限于对满洲边境地区的防卫，并且中共不可能进行公开的大规模的干涉”(90)。认为中国军队干预朝鲜战争的目标极为有限：只对中国边境地区的防御。可见，在中美军队之间发生了直接军事较量后，虽然中情局对“中共不打算公开或直接介入朝鲜战争”的观点有一定变化，但仍然认为中共只是小规模介入朝鲜战争，不存在大规模出兵的可能。
在随后的作战行动中，在中情局情报判断的基础上，美国政府逐渐改变了中共军队不会出兵或只派小股力量介入朝鲜战争的基本判断，认识到中国政府已经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11月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致远东司令部电报中认为：“中国军队卷入的程度部分地代表了中共政府的行动。”(91)美国决策层不但第一次承认了中国军队已大规模出兵朝鲜，而且认为这是中共中央的决策。至此，从10月19日算起，中国军队已经出兵朝鲜近20天时间。
四
研究美国在新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上的判断和决策过程，有如下几点启示。
(一)中情局的情报评估是美国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但绝非决定性因素
美国政府在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上的主要决策基本上与中情局的情报评估结论相一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情局的情报评估是美国政府的重要决策依据。
美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决策的战略情报既包括来自中情局的全球战略情报，也包括来自远东司令部的战略情报，还包括美国各驻外机构所提供的情报等。中情局的情报评估是美国决策层的主要的情报来源之一。美国政府综合分析各个方面的情报，并结合战地指挥官提供的军事情报后，才能最终作出决策。我们可以总结概括出多条中情局在这一时期情报评估失误的原因，比如是该机构“莫斯科指挥亚洲一切行动”错误假设的结果、“对中国参战能力的详细评估过于僵化”的情报评估自相矛盾等。但综合考虑美国的外交决策程序后，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把美国决策层在这一时期的决策失误完全推给中情局是有失公允的。
从根本来说，美国外交政策的决定权在以美国总统为代表的决策层手中。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越过三八线问题讨论的历次文件看，影响美国这一决策的制约力量始终是苏联或中国军队是否会出兵参与朝鲜战争(92)。中情局只是根据情报提出分析和判断。虽然中情局的情报评估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是美国总统。换句话说，美国总统的决定具有最终效力，中情局的情报评估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总统决策。前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的话可谓一语中的：“我的看法是，假如中情局长提供的估计是与政府政策相违背的话，他就必然成为不受总统和政府决策人欢迎的人。”“根据我的经验，他们不会把他们的命运放在任何个人或单个团体组织手中。”(93)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情局在美国决策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绝非决定作用。
(二)对中苏关系的错误认识是美国政府战略误判的根本原因
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国已经“尘埃落定”，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美国决策层看来，中国同东欧国家一样，已经成了苏联控制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延伸中的一个卫星国(94)。中国的决策必定会和苏联的全球战略相一致。产生这种认识的原因是美国政府缺乏对不同体制国家文化背景较大差异的认识和对中国决策程序的必要了解，忽略或未足够重视毛泽东对中国国家安全的理性思考。正是由于对中苏关系缺乏深刻认识，朝鲜战争爆发后，在中情局影响下，美国政府基本排除了中国大规模出兵朝鲜的可能性，甚至认为，即使中共有小规模干预朝鲜战争的意愿，苏联也将成为制约因素。对中国领导人的表态和传递出的警告信息，美国政府更多地从是否符合苏联全球战略的角度来认识和观察，忽略了中国对自身安全的需求，因而没有能够作出正确解读。
反观新中国，在战争爆发初期，由于朝鲜军队迅速推进，中国领导人把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国内事务上，朝鲜局势对中国安全产生的威胁并不迫切，对朝鲜战局并没有太多关注，更没有强烈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更加相信“中国是共产主义阵营一部分”的判断，使美国政府在决策中忽略了中共在朝鲜问题可以扮演的独立角色。随着美军越过三八线，美国政府对中国领导人的警告置之不理，迫使中国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可见，对中苏关系的错误认识以及过于关注莫斯科的动向是美国决策失误的根本原因。
中国出兵朝鲜的策略手段也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政府的战略误判。中国领导人作出出兵朝鲜决策并进行军事部署后，毛泽东要求，有关志愿军参战一事，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仅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以便在工作布置上有所准备(95)。在作出兵部署时，毛泽东要求“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96)。对决策的保密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对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有正确认识；另一方面也与中国领导人所要追求的出其不意的军事效果有关。决策的策略手段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中情局的情报评估，客观增加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出兵决策的判断难度。
(三)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是新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性因素
在朝鲜战争爆发初期，朝鲜军队迅速向南推进。中国虽然未雨绸缪，为战争作了准备，但国家安全并未受到严重威胁。随着美军仁川登陆、越过三八线，中国的国家安全所受到的威胁日益严重。一位西方学者指出，美国人低估了他们向鸭绿江挺进时中国所感受到威胁的程度(97)。美国政府在作出决策时，没有能站在中国对国家安全担忧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没有能充分分析和体会东西方冷战背景下，朝鲜半岛得失对中国意义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出兵朝鲜是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自然反应，但带有被动的意味。
虽然苏联的帮助，尤其是空中支援对中国领导人下定出兵朝鲜的决心非常重要，但是，中国最终在没有苏联空军支援的情况下独自承担起抗美援朝的重任。在这中间，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是中国作出出兵决策的决定性因素。尽管中苏结盟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中，苏联的意见占有一定分量，但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98)。布雷德利后来也承认，受中情局专家们的影响，美国决策层关于中国是莫斯科严密控制的卫星国的考虑欠妥，“赤色中国能够或者有意脱离莫斯科而独立行动”(99)。可见，出兵朝鲜是中国更多的从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角度考虑而独立自主作出的抉择，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是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是我们对外交问题的一个基本立场。”(100)这也是后来中苏关系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①主要代表性的成果有袁明、〔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张晖：《关于朝鲜战争中中国出兵问题的探讨》，《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3期；牛军：《朝鲜战争中中美决策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赵学功：《美国、英国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反应和政策》，《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等。
②主要代表性的成果有天琴：《朝鲜战争中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活动》，《军事历史》1999年第2期；邓峰：《美国对中国出兵朝鲜的情报评估》，《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4期；邓峰：《美国军事部门对中国出兵朝鲜的情报评估》，《军事历史》2008年第1期；吴素斌、南易、牛澜锦：《浅析美军朝鲜战争中的情报失误》，《社科纵横》2012年第2期。
③〔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1974年，第398页。
④FRUS,1950,Vol.VII,p.238．
⑤〔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404页。
⑥〔苏〕赫鲁晓夫著，张岱云、王长荣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34页。
⑦沈志华：《越过三八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战略决策》，《世界历史》1996年第6期。
⑧〔美〕约瑟夫·格登著，于滨等译：《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323页。
⑨FRUS,1950,Vol.VII,p.714．
⑩Intelligence Memorandum 301,30 June 1950,Estimate of Soviet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for Military Aggression,Woodrow J.Kuhns,ed.,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The Early Cold War Years,p.397．
(11)Intelligence Memorandum 302,8 July 1950,Consequences of the Korean Incident,Woodrow J.Kuhns,ed.,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The Early Cold War Years,p.410．
(12)中情局关于朝鲜战争初期中苏动向的评估报告(1950年7月19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7)，第34页。
(13)Intelligence Memorandum 324,8 September 1950,Probability of Direct Chinese Communist Intervention in Korea,Woodrow J.Kuhns,ed.,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The Early Cold War Years,pp.433—436．
(14)FRUS,1950,Vol.VII,p.934．
(15)Rosemary Foot,The Sino-America Conflict in Korea,Asia Affairs,1983,V.14,p.161．
(16)〔美〕拉塞尔·F.韦格利著，彭光谦等译：《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448页。
(17)〔美〕克莱·布莱尔整理，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731页。
(18)〔美〕约翰·斯帕尼尔著，钱宗起等译：《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07页。
(19)〔美〕克莱·布莱尔整理，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40页。
(20)〔美〕爱德温·W.马丁著，姜中才等译：《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204—205页。
(21)〔美〕克莱·布莱尔整理，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31页。
(22)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75页。
(23)《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3页。
(24)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25)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3页。
(26)《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9页。
(27)FRUS,1950,Vol.VII,p.179、241．
(28)〔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405页。
(29)Lynn H.Miller and Ronald W.Pruessen,eds.,Reflections on the Cold War.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74，p.82．
(30)〔美〕约翰·托兰著，孟庆龙等译：《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1页。
(31)FRUS,1950,Vol.VII,p.386．
(32)王玮主编：《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2页。
(33)FRUS,1950,Vol.VII,pp.449—454、458—461．
(34)〔英〕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658页。
(35)FRUS,1950,Vol.VII,p.602．
(36)FRUS,1950,Vol.VII,pp.646—650．
(37)Max Hastings,The Korean War,Simon and Schuster,1987,p.118．
(38)FRUS,1950,Vol.VII,pp.712—721．
(39)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8月4日)。
(4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3页。
(41)毛泽东同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1956年9月23日)。
(42)中情局关于中国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9月30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7)，第41、42、44、45页。
(43)FRUS,1950,Vol.VII,pp.781、785、826．
(44)王玮主编：《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第274页。
(45)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
(46)周恩来致倪志亮电手稿(1950年9月20日)。
(47)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74—75页。
(48)中情局关于中国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9月30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7)，第44页。
(49)周恩来关于朝鲜战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50年9月29日)。
(50)《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日。
(51)《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6—27页。
(52)FRUS,1950,Vol.VII,p.850．
(53)中情局关于中苏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10月6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7)，第47页。
(54)〔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432页。
(55)〔美〕贝文·亚历山大著，郭维敬等译：《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88页。
(56)〔美〕克莱·布莱尔整理，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39页。
(57)周恩来和潘迪特夫人谈话记录(1952年5月5日)。
(58)Rosemary Foot,The Sino-America Conflict in Korea,Asia Affairs,1983,V.14,p.162．
(59)FRUS,1950,Vol.VII,pp.849、868—869、911．
(60)《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第113页。
(61)〔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13页。
(62)毛泽东致高岗、邓华电手稿(1950年10月2日)。
(63)《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97—99页。
(64)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225—226页。
(6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84页。
(66)毛泽东同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
(67)《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00—101页。
(68)中情局关于中国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10月9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7)，第47页。
(69)FRUS,1950,Vol.VII,p.934．
(70)中情局关于如果中国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10月16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7)，第54页。
(71)〔美〕克莱·布莱尔整理，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40页。
(72)FRUS,1950,Vol.VII,p.915．
(73)〔美〕克莱·布莱尔整理，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42页。
(74)〔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433页。
(75)FRUS,1950,Vol.VII,pp.953、949．
(76)〔美〕克莱·布莱尔整理，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49页。
(77)《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03—104、105页。
(78)毛泽东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18日)。
(79)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1日)。
(80)毛泽东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1日)。
(81)毛泽东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23日)。
(82)《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75—76、109页。
(8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140—141页。
(84)中情局关于中苏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10月18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7)，第65页。
(85)中情局关于中国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10月20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7)，第66页。
(86)中情局关于中国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10月28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7)，第67、71页。
(87)中情局关于中国是否介入朝鲜的评估报告(1950年10月31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7)，第72、73页。
(88)中情局关于中国出兵朝鲜致总统备忘录(1950年11月1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7)，第74页。
(89)FRUS,1950,Vol.VII,p.1025．
(90)中情局关于中国出兵朝鲜情况的评估报告(1950年11月2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7)，第76—77页。
(91)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中国出兵朝鲜致远东司令部电报(1950年11月8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7)，第84页。
(92)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第92页。
(93)Fain,Tyrus G.,et al.,Compiled and edited.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History,Organization,and Issues.New York and London:Bouker,1977,p.51．
(94)Oliver Edmund Clubb Clubb.China&Russia:the “Great game”.C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p.383．
(9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26页。
(96)毛泽东致邓华等电手稿(1950年10月18日)。
(97)R.Jervis,The Impact of the Korean War on the ColdWar,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80,V.24,No.4．
(98)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之“艰难的决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24页；章百家：《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抗美援朝出兵决策》，《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
(99)〔美〕克莱·布莱尔整理，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40页。
(100)《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21—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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