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
马克思基于现实的“类本质”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宋晓丹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 ：马克思的类本质哲学分析了个体与类之间的内在矛盾并将其展开为“双重逻辑”。在当代社会，个体与类之间矛盾关系的展开，不仅造成国际关系的紧张，更凸显出加强国际合作、创造和谐社会的重要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是对马克思类本质哲学历史向度和逻辑向度的深刻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在历史向度中对马克思类本质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更在逻辑向度中使类本质理论的当代价值得以升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类本质”理论基础思考，不仅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同时更丰富了马克思类本质哲学的时代内涵，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境界。
关键词 ：马克思;类本质;个体本位;类本位;人类命运共同体
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明哲保身”“独善其身”的处事法则和思维方式已无法适应当下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由资本的增值所导致资本全球化已将人类正式带入“世界历史”的行列，构建新的话语规则已然成为时代的题中之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充分尊重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重要成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把握其深层的理论根源，进而促进人们对“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和认可，这是赋予哲学的新时代课题。马克思的“类本质”理论体系对人的社会存在状态作出了科学的理论概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科学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不仅是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更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世界对话的题中之义。本文试图在论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类本质哲学的理论基础上，为其在当代的实现提供具体的理论路径，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境界。
一、类本质的双重逻辑内涵:个体本位的突显与类本位的迷失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32)在马克思看来,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存在是作为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并且这种关系将我与动物区别开来,是真正的人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的理论表达,同时也蕴含着对个体本位和类本位逻辑关系的基本认识。因而,马克思的类本质理论就构成了实现个体与类解放的基本理论语境。
马克思类本质理论的确立是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唯心主义范式解读的批判基础上而实现的。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曾对人的“类本质”进行概括。黑格尔在其绝对精神的唯心主义基础上，将人的类本质精神化。在他看来，人的类本质是一种抽象的精神性存在，体现为“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的过程，而关于人的抽象本质的实现则寄希望于作为伦理精神的“国家”形式之上。“黑格尔所信奉的国家主义，就其实质而言，所针对的是‘我思’的自由主义立场，其反对个人的单主体性，主张从人主体间的相互联系而概括关于人的本质。因此，在个人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上，黑格尔认为，国家利益大于一切。”[1](P60)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类本质的基础上，紧紧抓住自然界和人，把人看作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人作为类本质，是“个体独立性的扬弃”。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的概括却是友谊、爱情和意志等情感因素。因此，在关于人的类本质问题上，费尔巴哈由于过于注重人的抽象情感，而人的具体感性活动却并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类本质最终呈现为感性直观的共同性。对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总结道：费尔巴哈只是“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撇开了历史的进程，没有对人的现实的本质进行反思，“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2](P5)。总的说来，虽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看法不同，但是二者都没有对人的现实存在加以重视，对人的类本质停留于精神层面的解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二者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改造。
马克思运用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从现实的社会存在出发理解人的本性，“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任何动物，一当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2](P24)。与黑格尔精神化和费尔巴哈直观化的方式理解类本质不同的是，马克思赋予类本质理念具体的现实内涵。在具体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相互统一的关系，人的生存要依靠自然界的物质供给，在此基础上通过融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具体劳动实践活动，反作用于外部自然界并对其加以改造，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2](P273)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不仅改造外部自然界，创造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且也创造了与他人的关系，并最终形成“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人的这种社会化存在既实现了对抽象共同体的超越，也突破了原子化的个人存在，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基础上的联合体，自我与他我、个体与共同体、主体与类之间的矛盾将得到真正解决。一方面“替代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94，119)；另一方面，“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P119)。马克思的“类本质”理论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自由联合体”，人的类本质是包含着人的个体性而存在的，是个体自由与群体发展的同一，在充分尊重主体利益的基础上合理处理与他人的社会关系。
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不仅表现在科学、技术的迅猛变革所带来的工业和生产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然从工业社会步入到信息社会，从区域分离走向全球共存……同时，新的时代发展也带来了诸多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等等。究其原因，构成现代性诟病的主要根源在于现代主体性的“沉沦”与类本质的“迷失”之间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结果。不管是否愿意承认，当代世界已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人类发展的命运已经紧紧联在一起、休戚与共。同时，这也是一个理性主体意识充分彰显的时代，而自我意识的增强，又把个人变为孤立的个体。告别传统的“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当今世界已演化为“人的独立性”的客观存在，“今天的世界已经改变了样子，根本不同于过去的古代人的观念是：我不属于我自己，我是属于城邦的；中世纪强调：我们不属于自己，是属于上帝的，要为上帝而生，为上帝而死；到了现代，人们的观念则已变成：我属于我自己，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天使和上帝”[3]。主体利益的多元化使得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加剧，缺乏权威性的终极价值，而陷入由消费主义带来的极度空虚和享乐中。因此，人类开始对人的现存关系进行反思，重新解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工具理性的支配和统治下，人总会不自觉地拘泥于自己狭小的空间，只认识到“自我”主体而忽视“他人”主体。 这使得哲学家们逐渐认识到研究个体与类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家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寻社会个体与类之间的关系和解。 从近代末期开始， 胡塞尔、 海德格尔、 阿佩尔、 哈贝马斯等近现代哲学家纷纷开始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通过世界历史理论、 社会交往理论等思想为人类提供了一条鲜明的理论道路， 为解析当今社会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发挥着独到的社会作用。同时，部分西方学者通过反对现代性、淡化主体意识、重返自然的原始状态道路而实现社会个体和类之间关系的和解。近几年兴起的以消解、摧毁一切传统观念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流派，表达了这一趋向，其主要理论目标是突破个体经验的局限，回归自然的原始状态。而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路径？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路径是存在的，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呼唤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进而带领人类走出困境。究其根本，主体意识的极端化发展使得人们淡化类本质的存在，要对人的类本质进行重新解读。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在个体本位和类本位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即从个体本位提高到自觉的类本位格局中，进而从同一的自觉的类关系中去求取解决办法。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包含了各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并凑成马克思所称的“世界历史”的一个历史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否认类本位的整体主义权威，又充分尊重主体自我的话语权，在承认各国之间差异和冲突的基础上，自觉地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类存在，用和平发展的方式来处理对抗和冲突。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三种形态的概括，有利于加深对现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特别是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的概述，对于分析和处理国际社会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而探索和决定适合自我的生存与发展道路都是至关重要的。从时代发展的趋势上看，人类已经经历了类本位和个体本位的发展阶段，而逐步走向人的类本质时代。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和核问题，等等，使得人类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在增加，都在从人类的统一关系中寻求解决。因此，走向类本质不仅是当下的发展趋向，更构成人的未来存在状态。为了适应这一时代特征，哲学就不仅应当反映和表达这一趋向，而且应当自觉担当起对新时代现实问题的理论建构，探寻解决问题的现实出路。
二、类本质的矛盾与人类的相互依存性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的当代社会，是充分彰显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时代，人类在表面上漠不关心和利益冲突，而在本质上却相互依存和命运攸关。换言之，马克思的类本质哲学彰显出它重要的时代价值，类本质理论体系中个体与类对立统一矛盾的展开推动着和谐人际关系的形成，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动力因素。具体来说，一方面，类本质理论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依赖和命运相关性；另一方面，与利益共存的类本位相伴的是主体孤立化、民族的阶级化以及国家关系的斗争化，等等。进而，社会主体之间斗争关系的扩大化呼唤新的共同体形态的形成，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社会蓝图。新时代的改革和发展已使得关于类本位的问题成为一个现实课题摆在人的面前，在经济全球化的现代世界中，人们已经处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每个人都生存在人类整体的相互依存中。特别是随着主体性的广泛普及，主体的孤立和排他要求从“大我”中求得生存。告别传统抽象的虚幻共同体，真正共同体的建构实现了个体与共同体的自由联合，是对类存在、类生活、类理论的一种追求。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类本质的理论表述，不仅迎合了现代社会主体独立性的社会发展趋势，更凸显出推动主体间对话和交流共同体建构的社会价值，并最终形成实现个体全面发展的共同体。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面对新的发展环境，会受到很多的影响。为了保证国有企业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仍然能够获得快速发展，需要国有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进行会计信息的及时和准确披露，定时公开会计信息，便于民众监督，从而帮助企业领导优化内部的经营和管理工作，促进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实践中， 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和价值关系， 既不完全是独立的个体本位， 也不是一般的类本位， 而是包含个体与群体综合统一的“类哲学”社会价值向度。 可以说， “现实世界所显露的这种价值特征正是‘类哲学’形而上思考的对象； 现实世界所包含的种种矛盾关系， 正是‘类哲学’需要认识和说明的基本内容； 现实世界所反映的人性冲突与消涨， 正是‘类哲学’要探求和思索的焦点。”[4]“类本质”理论概括了人的根本特性，将人与动物与分开来。“当哲学家用人的‘类存在’、‘类本质’等理解和规定‘人的本质’时，实际上所要追问和回答的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而为人所共同具有的、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是什么？”[5]从实践本性来看，人的本性只能存在于同外部世界的内在同一性一体关系中，人的个性化则存在于同他人的社会关系中，人的类本质正体现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马克思关于“类本质”的理论体系实现了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对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进行了重新概括。但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不断向前发展，“类本质”理论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即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个体与他者的共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体之间的命运息息相关，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的社会共同体之中。而对这一变化过程，马克思并没有来得及展开，这就留给今天的我们更多的理论和时代担当，在马克思奠定的基础上，结合现实不断丰富和创新其理论成果。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对我们的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矿石开采的过程中对地下水资源造成了一定的污染，严重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本文分析地下水成分及其成因，有利于地下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地下水污染的防治，逐渐对地下水污染状况进行改善。
回顾历史,马克思基于剩余价值论和唯物史观,描绘出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理想蓝图。而反观当今时代和社会,人类在面对未来时显得那样手足无措。面对全球性的公共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独善其身,全球命运被紧紧地连在一起。特别是21世纪以来,诸多全球性问题的爆发,扰乱了国际秩序,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诸多烦扰,更为根本的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陌生化,彼此疏离和缺乏彼此间沟通和社会关怀。
基于对当前社会现实的分析， 国际社会成员须放弃“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绝对自我立场， 走向真正的命运与共， 加深对理念认同与实践的协作， 创建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新前景。 作为时代新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认清国际社会发展形势的基础上， 为人类提供了“改变世界”的新型理论方案。 全球化的国际社会环境显然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但由于社会主体成员的现实利益需求也使得彼此间加强深入融合和协作。 全球问题的突显也使得人类开始重新反思现实生活， 特别是随着“类本质”哲学的兴起， 为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新的理论出路。 真正的“类本质”哲学将把人从片面的“自我中心”中解放出来， 使个人主体上升为类主体， 自由自觉地走向自我与他我的统一。 因此， “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类本质”哲学新时代的话语建构， 在当今社会的存在具有时代的必要性， 必将推动国际秩序的重新确立。 当今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就必须紧紧围绕关于个体本位与类本位的双重逻辑而展开。
在当今时代,马克思类本质体系中的个体与类之间对抗性矛盾日趋激烈,具体体现在在个体本位的升华与类本位的沉迷。个体本位和类本位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增加了国际社会关系不稳定的因素,继而凸显出建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求。
三、类本质的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人群共同体，是为了适应自然经济而发展的产物。这种群体主要以血缘共同体和自然共同体为主要存在方式，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落后以及人类思维意识的不成熟，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体为了抵御更多的外来侵害就必须选择团结，表现出对自然和其他社会主体的过度依赖性特征。因此，对于原始社会而言，共同体成为人类在社会中存在的基本形式。而在这种自然性原始存在状态中，由于主体对自然共同体的过度依赖，造成自然状态下的共同体呈现出双重特征：一方面，共同体使人从自然状态中解放出来，开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模式，使人类在抵御自然风险的境况中能够整合人的力量，发挥共同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在自然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体，反过来会受自然规定的束缚，不仅把不同群体隔离开来，造成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同时原始共同体仅代表着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诉求而忽视了社会主体的特殊利益，个体的创造性湮灭殆尽了。个体的主体性需求在原始社会的初期表现得并不明显，由于个体对群体的需求和过度依赖，主体和共同体融为一体。而随着个体能力的逐步增强，共同体对主体的束缚能力也逐步增强，演变成对主体发展的桎梏。从这个意义上讲，共同体绝对话语权威下的个体利益，并非是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相互统一。这就是说，在原始的共同体中，共同体的绝对存在形态致使主体意识的丧失。因此，类本位必然要为个体本位所取代，即进入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形态，并最终实现人的解放。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使个体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开始出现分裂，疏离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原始共同体开始解体。可以说，由类本位走向个体本位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实现主体的自我解放，才能获得独立的人格，创造自身的社会价值，获得更高的社会发展活力。而个体获得独立性的过程，并不是对统一的完全否定，而真正反对的是“原始形态那种片面化、固定化的人身依赖和等级从属关系，否定的只是自然属性结成的那种狭隘局限的统一联系”[6]。只有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人际关系才是一种全面的社会联系，进而实现社会的广泛统一。与原来的“大写的人”不同，摆脱了“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存在，获得了更多的独立和自主权，逐渐走向“人的独立性”的存在。这是人或类发展的一个重大进步，当然主体社会自我价值实现也承受巨大的风险和代价。随着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生产的转变，原始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发展成为市场自由贸易经济，民族的、区域的历史正向世界历史趋势迈进。在此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区别于原始社会绝对等级的人身依附关系，市场交换中的社会关系是通过物的联系而建立的。从原始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虽然人的独立性在逐步增强，把人从传统共同体的统治和压迫中解放出来，但在“资本逻辑”和“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人又重新被物所控制，使人陷于金钱的物化状态中。这时，个体的解放还不是全人类的解放，人类要迈向更高级别的类本位，即马克思所描绘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种历史形态的描绘中，类本位是对等级关系的绝对崇拜，个体本位则是主体自我的现实解放，二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类本质理论的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则是对二者的扬弃，构成类本质形态的理论合题，类本质理论通过对前两个阶段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看似回到了类本位的起点，都具有“集体”的性质，但二者却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其主要表现在：类本位是关于人存在的最初状态，在自然条件下而形成的对集体的绝对服从，个人的主体意识还没有觉醒；而类本质的存在状态形成于类本位和个体本位之后，是对二者的积极的扬弃。在此意义上，我们不能把类本位和类本质混为一谈，由此造成类本位对个体本位的绝对排斥，而个体本位阶段是不可逾越的重要一环。个人必须在形成独立自主人格的基础上进入更高的类集体阶段。在类集体中，人真正成为自由的人，形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人既不是超越个人的绝对“大我”，也不是孤立的原子个人，而是包含个体存在的普遍的类存在，是“个体”与“集体”的统一体，在充分尊重主体自由的基础上实现人格的平等。“所谓类本位、类主体，不过是指这时的每个人都已自觉为人，把个人存在纳入他人本质，也把他人存在纳入自己的本质，各人都以人为自我主体的人的自为存在状态，类主体、类本位决不意味着在个人之上还有一个什么超我的主体(作为实体或虚幻体)存在着。”[6]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要在充分尊重个体本位的合理性需求基础上，实现人类共同体的目标追求。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其发展特征主要体现为人类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个体本位逻辑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关注生命个体的现实利益和需求，使个体与共同体在互相协作的统一关系中共同发展，把社会主体自身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治理，把世界公民的切身利益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统一起来，并最终推动和谐共生的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
瑞士的巧克力非常有名，但是你可能不会想到，巧克力也能被做成火锅。台湾美食家林莹夫妇的欧洲游记有这么一句话：“欧洲人在火锅世界吃得没有我们精彩丰富，唯一略胜一筹的是他们还有甜味的巧克力火锅”、“巧克力火锅是瑞士传统甜点，也是全世界唯一的巧克力火锅”。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围绕个体与类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充分认识到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过程，并将其划分为 “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以及“真正的共同体”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着人之发展的三种历史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及“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对应于这三个阶段，分别形成了群体本位、个体本位和自觉的类本位三种发展形态。人的类本质特征，就应该既包括群体性，也要包括个体性，而最后进入二者“否定之否定”的自觉类存在的统一体中。前两个阶段是一个由种向类的转化和生成阶段，只有在这两个发展阶段基础上，才能进入“类自觉”的本质阶段。这种包含自我与他者、个体与集体、个性与权威的类存在，才是人的本真存在状态，人才成为真正的人，即充分自觉和自由的人。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要掌握好类本质的“度”维度，在个体与类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推动其自身的自我扬弃。类本质哲学中包含着丰富的类本位内涵，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没有类本位的积极推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也无法顺利实现，更无法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构成类本质哲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社会背景和历史指向，类本质哲学的理论发展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正是基于这一现实维度，并朝向这一和谐的全球关系而逐步迈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了类本质哲学理念创新与全球化发展的科学方式与手段，新型社会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建构必须紧紧依托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遵循的和谐友好、互利互惠、平等协商的原则而展开。在此基础上，个体与类之间的社会关系能够得以和解，全球化的发展也会朝着更高的台阶而迈进。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需要顺应全球化的时代倾向，充分认识到类本位逻辑对世界发展潮流的主导。同时，在自觉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规避类本位的同化与统治，防止类本位的极端化发展。这既构成当今时代应加以思考的时代难题，又成为其推动时代发展的巨大动力。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需要正确分析和处理个体本位与类本位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把握好二者之间相互转化的一系列中介点(如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等)。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创造一个自由讨论、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进而为民众充分表达主体的合理诉求、参与政治决策以及推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都发挥出重要的推动作用。推动社会成员间、国际主体间的彼此依赖和相互作用由自发层面走向主体自觉，并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理想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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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马克思的类本质哲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从思想史上看，马克思的类本质哲学对人的真实存在进行了系统深刻的理论揭示。马克思主义不但把握住了类本质哲学所内含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三阶段更迭理论，而且还深入探究这些方面背后的深层根源即个体本位逻辑与类本位逻辑的双重逻辑。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形态上，马克思持有发展的观点，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暂时的过渡性阶段，资本主义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实现自我的否定和超越，并为人类描绘出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正是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理论发展和实践过程中，类本质理论也彰显出它的时代价值。人类社会发展虽然进入新时代，但历史矛盾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演化为新的形式。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体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丧失，生态问题的跨国界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人工智能和生物医学的发展等全球化问题的凸显，都使得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变得更加紧迫。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还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尚未达到马克思所描绘的“真正的共同体”阶段，但是却为其最终实现提供了客观条件和基础。如何基于主体的理性自觉去建构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进而不断朝向人类真正共同体的理想目标迈进，这成为新时代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新的全球问题。
意大利人基督传教士利玛窦，作为将《孟子》译成西方语言的第一人，他不仅熟知儒家经典文化知识的精髓，也常在自己的著作及书信中引用《孟子》中的言论及观点，并在1594年完成对《四书》的翻译，并取名为《中国四书》。随着《中国四书》的不断传播与发扬，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研究者的探讨，其中英国著名汉学家对《四书》也进行了英译，并在香港顺利出版，他不仅作为西方汉学研究的里程碑式人物，更是为更多西方研究学者开辟了一条专业化汉学研究道路，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传播，也激发了西方研究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热情。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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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清海.人类正走向自觉的“类存在”[J].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1).
[4] 高清海,余潇风.“类哲学”与人的现代化[J].中国社会科学,1999，(1).
[5] 贺来.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哲学研究,2016，(8).
[6] 高清海.人的未来与哲学未来——“类哲学”引论[J].学术月刊,1996，(2).
Marx ′s "Class Essence "Philosophy Based on Rea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SONG Xiao-dan
(School of Marxism，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Marx′s ethical philosophy analyzes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classes and develops them into "dual logic."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unfolding of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classes not only creates tens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rea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a profound grasp of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and logical dimension of Marx′s essential philosophy.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not only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essence philosophy in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but also makes it in the logical dimension.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theory of the essence of nature is sublimated. Thinking about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class nature"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not only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but also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era of Marxist essence of nature, and constantly creates a new realm of Marxism in China.
Key words :Marx; class essence; individual standard; class standard;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9-01-008
收稿日期 ：2018-07-26
基金项目 ：2018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命运共同体的理性观基础研究》(18CZX006)
作者简介 ：宋晓丹，女，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人，西北大学教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 陈 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