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化：书目情报服务的发展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方向论文,书目论文,情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书目情报服务是信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书目情报服务应跟随信息产业的发展步伐，将产业化作为发展方向。本文着重探讨了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的契机、意义以及启动性质和基础条件。
“知识产业”和“信息经济”的思想出现以后，作为有关的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话题——信息社会化和社会信息化，始终是社会和学术界关心的焦点。“社会化”和“信息化”都带有动态和过程的属性，表征了信息经济的广泛渗透力以及人们力图提高信息经济地位和作用的不懈努力。信息社会化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契机在于信息产业化。书目情报服务作为信息服务的重要成份，应将产业化作为发展方向。
1 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的契机
本世纪八十年代，以信息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信息化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变革为中心议题，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信息研究的热潮。尽管人们对信息还缺乏一致的公认的理解。但信息这一科学概念不胫而走，已成为科学家们手中得心应手的概念工具。“信息社会是真实的经济存在，而非抽象的思想。”[1]无处不在的信息社会化气息， 是我们提出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问题的大背景。
“强调信息的重要只是认识的初级阶级或第一个层次，意识到信息管理之重要才是认识的深化阶段或第二层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逐步看清楚：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信息并不都是有用或有益的；信息也有可能带来麻烦；信息具有不少奇特的性质；信息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中有许多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对信息进行组织、控制和规划，信息的有效利用是不可能的。”[2] 如奈斯比持所言：“失去控制或无组织的信息在信息社会里不再构成资源，相反，它成为信息工作者的敌人。……，整个信息社会所强调的重点便可从供应转到选择。”[3] 奈斯比特罗列的“选择”途经包括“基金赠予索引”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两项专门化的二次文献服务，并十分准确地指出：信息选择的行业已成为每年营业额15亿美元的大事业，其中约80%的公司允许使用人直接接触资料来源（来源资料库），其余20%则提供文献目录，告诉使用者到什么地方去寻找资料。”[4]可见， 二次文献服务作为“信息选择的行业”从来就是信息产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卢太宏同志将图书情报称作是信息领域“三足鼎立”局面的构成之一，正是说明了图书情报特别是其独有的二次文献服务系统在信息产业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我们提出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的逻辑起点。而促使我们正式而明确地提出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的契机更多地是来自现实和发展的考虑。
书目情报服务是情报服务的具体表现形式。文献[5] 指出：“情报服务是一种活动，是根据需求向用户提供特定服务产品的活动。”马克思曾指出：“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象其它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即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6] 正因为服务劳动不是以物质产品形式，而是以活动即劳动的直接形式来满足人们的消费要求，所以服务作为一种产业的兴起并被重视经历了一定的过程，必须经历相应的社会分工、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裂变之后才能实现。从世界范围看，17世纪以前，科学技术交流只是存在于科学家之间的个体活动，还谈不上社会化的情报服务，17世纪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活动开始由个体交流转入社会交流形式，1624年英国颁布“垄断法”建立了专利制度，科学情报交流活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有了法定依据，情报服务的社会化和产业化具备了诞生的土壤。而我国的17世纪前后，不仅没有西方那种社会化情报交流活动之社会经济价值的法定依据，甚至还缺少类似契机。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专利法，国民政府1912年颁布的《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是中国第一部付诸实施的专利法，它们分别与英国“垄断法”相距274～278年。《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实行到1930年的18年间，受理专利申请案135件，平均每年约6 件，1944年国民党政府在重庆颁布的《专利法》，可谓是中国名符其实的专利法，从这一侧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情报服务的社会经济价值的法定认可，至早是在本世纪初。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0年颁布了《保障发明权利与专利权暂行条例》，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批准了4项专利权和6项发明权。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57年之后，这个条例已名存实亡[7]，中国专利制度走上法制之治的正轨，应当是在80 年代之后。
专利制度对于情报服务产业化的作用在于建立其催生机制。有偿服务作为情报服务产业化的前奏在我国的出现是在80年代中期。据1989年对396个情报单位的统计[8]，1988年创收额约占其当年事业费的32%，其中情报业务的收入占整个收入的三分之二。
情报服务的产业化已成为世界趋势，情报服务产业比重的大小，也成为社会信息程度的重要标志。美国情报服务在60年代后期已由“面向科技”的Ⅰ、Ⅱ代情报系统向第Ⅲ代“面向社会”的综合情报系统过渡。80年代西方主要工业国际联机检索的年增长率在20%以上。1984年世界联机检索市场的收入超过42亿美元，其中美国34亿美元占81 %， 到1987年翻一番，达到81亿美元，其中美国64亿美元占81%[9]。 以书目情报为核心的二次文献服务，已成为情报服务产业的“龙头”产业，可谓产业中的产业。这也正是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的现实契机。
2 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的意义
“书目信息事业产业化的基本含义是书目信息服务逐步走向社会，开展有偿服务，成为当代信息产业的重要部分。”[10]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的意义首先表现在对于信息产业发展的贡献。
“由于信息业可以说全部是从服务业中分出来的，所以信息业基本上就是由信息服务业组成的。信息服务业是信息业中最明确、最肯定的成份。”[11]信息服务业通常是指直接从事信息的采集、存贮、加工、传递、交流，并以信息产品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各种行业。具体是指①包括印刷出版、新闻报导、文献情报、图书档案等在内的传统信息服务；②包括数据库与联机检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分析与统计服务、信息软件开发服务、信息通信业等在内的电子信息服务。无论是传统信息服务还是电子信息服务，它们的共同目的就是要将信息当做资源来开发和利用，以实现信息资源管理（IBM）， 促使信息真正或进一步发挥出资源的价值。发达国家联机情报检索系统和数据库高速增长的事实已经证明，书目情报服务的产业化必将加速信息社会化的进程，书目情报产业必将成为信息产业的带头兵。
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的意义更多地是出自本身发展的需要。
就我国书目情报服务的整体状况而言，由于“没有国家级的管理机构，其工作内容分散在图书、信息、档案各系统，造成工作重复、浪费很大。工作效率低，整体效能差，国家所拥有的丰富的信息资料处于利用率极低的状态。”[12]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除了组织协调机制缺乏和经费投入不足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书目情报服务事业本身缺乏一种产业化的自我生存和发展的机制。
“《国外科技资料馆藏目录》13个分册， 每种每期发行量仅为600多份，每年亏损37万元，后因经费无着落， 全部停刊； 《专利索引》45个分册，每年经济补贴达50万元；中国科学院有文献刊物13种，每年发行量最多2000份，除政策性补贴外，院图书出版委员会每年还要拿出20万元给予支持；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1988年《国外经济文献索引》、《中国社会科学文献题录》等四种检索刊物，年补贴近18万元。”[13]毫无疑问，书目情报服务系统启动之时，必须要有政府的经济支持，国外也是如此，但书目情报服务自身“造血功能”的发展和完善，则是书目情报服务走向正规轨道的必然方向，书目情报服务以其在信息产业中的战略地位和具体作用来说，完全具备产业化的条件，理应创造出长效、畅销的拳头产品，在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大潮中求得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经济自立能力。
3 我国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的启动性质和基础条件
3.1 “后发外生型”启动
我们所要论及的问题和力图实现的目标——书目情报服务的产业化，是处在古老的中国经历了其开天辟地以来最为惊心动魄的冲撞和变迁的大环境之中，是在中国的历史终于摆脱了治乱相替千年循环的怪圈的缠绕，展示一个全新的发展朝向，即将迎面走向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之际。我们应该意识到，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是整个国家走向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产业化”和“现代化”一样，不是指如“产业”和“现代性”所象征的那种静态的要素或结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动态性概念，意味着一种连续，一个过程，一个当代世界正在持续着的历史演进。
作为一种过程，不同的国家发展历程的起步时间、启动方式以及所面临的基础条件是不同的，我们下面所要分析的“后发外生型”启动，正是对我国书目情报服务启动性质的基本定性分析。
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在分析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的启动性质时， 将其分为“内源发展者”和“后来者”两大类型，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区别[14]。前者以英、美、法等国为典型个案，这些国家起步于16、17世纪的现代化，是以社会内部动力为最初启动因素。后者如德国、日本以及当今发展中国家，其现代化在19世纪才开始起步，最初的启动因素是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我们以此方法来分析我国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的启动性质。
16世纪到17世纪的西方科学革命是一场思想领域里用理性和经验取代盲目神学信仰的革命，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说，是一场科学和哲学领域里的“规范革命”，而实质上乃是科学传统的革命，科学从此充当人类思想进程的主角，恰如宗教在中世纪的地位。“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和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方法论，是科学革命以来两大主要的科学方法论思潮，它们从根本上影响了那时代的科学，渗透于各门科学中。”[15]处于同一历史时代经验主义方法论和理性主义方法论以及奉行于科学中的其他方法，其共同的特点是“机械还原论”的思想方法和与此密切相关的分析方法，其共同的作用是使实验方法的地位明显上升。正是理性主义者所强调的理性至上和经验主义力倡的感觉为根本的相互振荡和调谐，促生了新的科学传统，正是这种科学传统构成了西方书目理论和实践现代化的历史动力，使西方书目工作走上“内源发生型”的现代化之路。
由于中国缺少甚至没有类似的科学革命，缺乏产生新的科学传统的土壤，从而使各门具体科学都缺少一种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催生动力。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人迫不得已的“睁眼看世界”，西方书目理论、方法和技术输入了中国，经过了长达半个多世纪酝酿，终于成为20世纪中国目录学现代化的动力，这同时也决定了，中国书目工作的发展势必走上“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道路。“二十世纪中国目录学，不仅渗透了异域目录学的内容，而且也取决于异域目录学发展的方向，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目录学的基本运行轨迹。”[16]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目录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书目工作实践领域所占的上风，因为西方编目思想以它类分和组织文献的无比优势，自三十年代以后便逐渐改造了中国传统的书目类例体系，并从目录学中分化出图书文献分类编目、主题标引等独立的学科体系。而八十年代，“我们不仅接受和应用了异域目录学中的先进技术方法，而且以比较现实的态度来对待异域目录学的理论。八十年代对异域目录学的研究已不局限于一般的译介，在西方目录学的发展过程、理论基础和西方目录学的核心及功能体系等方面的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中西目录学的汇流使中国目录学在八十年代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目录学体系，并表明了中国目录学对西方目录学价值体系的承认和容纳。”[17]书目情报理论和方法出现在我国书目理论和实践领域，证明了它对于我国书目工作现代化的示范效应。
书目情报理论的最初表达是书目交流理论，而书目交流理论又与书目控制论紧密相关，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50年代谢拉和伊根的社会认识论，经过苏联60年代科学交流思想的改造，70年代在前苏联成型，80年代被写进了高等学校目录学教科书。书目情报理论是传统书目工作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新思想，它的出现被认为是目录学理论的彻底革命，结束了国外目录学以具体书目产品为核心的历史。书目情报这一概念区别于表达事物的二次文献概念，是书目文献这种具体概念基础上的抽象概念，是书目文献中关于文献及其识别的情报，是关于文献的效用信息。书目情报概念在80年代中期引入我国以后，已成为目录学研究的新的基点。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正是在这一基点之上，对我国书目工作服务未来发展方向和具体思路的探索。
3.2 “二元结构”基础
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的“后发型”启动性质，是我们对我国书目情报服务产业起步的推动力的基本定性分析。但并不等于就此否定我国书目情报事业本身的“原生”推动作用。作为西方学者“后发型”理论的解释系统的“冲击—反应模式”，曾把中国的后发型现代化描述成这样的情形：中国社会本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中国文化因此具有在一个固有圆圈内循环往复的精神特质，正是这种精神特质导致了中国文化本身缺少向现代化转变的原动力，只有依赖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诸方面的文化影响，中国才能在西方的外部“冲击”下有所“反应”，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个被现代西方学者广泛用以诠释后发型现代化的“冲击—反应模式”，是费正清等西方学者在20世纪中叶正式提出的，无疑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该模式抓住了后发型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处于文化高势能地位的工业化西方的影响，是处于文化低势能地位的后发国家近代化的催化剂。”[18]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本尼迪克等人提出了“从本地人的角度研究本地历史”，注重讨论当地文化传统对本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实际上是对“冲击—反应模式”的一种修正。的确，外部影响是后发国家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初始推动力，但后发国家所拥有的悠久文明形成的文化传统必然要在近代历程中崭露头角，积极推动或消极滞后现代化进程，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复杂形态已经证明，并非就是单由西方的物质—精神影响构成唯一的动力来源，而是由西方影响与中国社会的固有因素彼此激荡、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中国现代化之路。中国现代化的步伐迈开之后，“其文化传统必然加入到动力系统之中，并且会愈来愈强有力地发挥作用。”[19]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如此，中国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的道路也会如此。
“元”可以理解为万物所系的根本和本原，“二元”往往用以表示这种“根本”和“本原”的双重特征。哲学上有“二元论”；发展经济学将发展中国家由工农和农业构成的两种性质不同、成熟度不一的部门所构成的社会经济形态称作“二元经济”或“社会二元结构”，用以分析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若干基本特征和重要特点。我们这里所提及的“二元结构”基础，正是为了对我国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条件机制中“外部现代化”与“内部传统型”的双重因素进行客观的分析。
作为“外部现代化”的条件机制，世界信息产业化浪潮中的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趋势，特别是发达国家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成就的示范作用，必将构成我国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的动力因素；而就“内部传统型”环境而言，我国书目情报服务长期在国家行政扶植背景上滋生的社会公益事业性质，也必将成为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的制约因素，影响着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的进程。尽管我国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在这一本质上是属于“内部传统型”动力机制的作用下走上产业化的发展道路，但我国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赖以启动的“二元结构”基础，会始终伴随其产业化过程，对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二元结构”基础的具体情形作出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在“传统”的由国家行政扶植环境下长期发展的书目情报服务事业现状，应做具体分析。这种现状可从以下几方面初见端倪。
3.2.1 就传统书目情报服务而言，以书目、 索引和文摘为主体的检索书刊是开展书目情报服务的基本工具，然而，其现实状况十分令人担忧，主要表现在：
3.2.1.1 检索工具存在学科门类不全， 布局不平衡问题的同时，又存在着检索刊物创刊、停刊、合并和分化随意性大，漏收和重复报导现象严重的局面。1994年我国检索刊物已达248种， 其中自然科学类占83.9%；集中在北京地区的占60%。我国检索工具的编制一直分属不同的系统进行，致使机构重叠、职责不清、分工不明，彼此间没有联系，协调机制的缺乏造成人力和财力资力资源的浪费。版本图书馆编印有《全国新书目》、《全国总书目》，北京图书馆又推出了《中国国家书目》及其月速报本。检索刊物一类，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有220多个分册，按学科统计分析，分布极不均衡。《专利索引》45 个分册、中科院基础科学文摘刊物13种、《社会科学文献题录》、《全国科学文献索引》、《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所附论文索引、《新华文摘》所附报刊篇章目录、《全国报刊索引》等之间，文献重复报导现象也非常严重。据对中文研究科学方法的重复报导情况进行调查，其结果是有些类目下文献重复报导率高达35%[20]。我国检索刊物对国外文献的覆盖面仅25%；对国内文献覆盖面在扣除重复率后，大约为46.5%。
以《全国总书目》和《中国出版年鉴》的收书数量比较，“我国国家书目的图书网络度一直在60—80%之间徘徊，当图书出版数量较少时，可以达到较高的网罗度，随着出版数量增大，网络度却很难上升，这就意味着30%以上的图书漏收。《中国国家书目》虽然扩大了收录范围，但网罗度也不高，1986年本收书19881种，网罗度只有38.4%。 目前，‘中国国家书目机读目录’年增加数据量5万条， 国内出版物网罗度可达80%。”[21]。
3.2.1.2 现有检索工具著录格式不统一，普遍存在索引种类少、类型单一、检索功能差和报导时差长的不良现象，使有限的检索工具难以达到应用的使用效果。尽管在80年代我国就已颁布了《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GB3793—83），但在具体执行时差异较大。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系列的刊物之间，而且也存在于相同系列的刊物之间，甚至存在于同种刊物的不同款目之间。如《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文摘》各分册之间、《外文科技资料目录》各分册之间的著录格式就不相同，这种情况对将来计算机化管理系统的建立势必形成障碍。1981 年， 我国的146种检索刊物中具备主题索引的只有17种，占12%， 同时编有著者索引和来源索引的就更少了。1985年10月，在全国科技文献检索刊物会议上，全国编委会就二次文献索引的编制作出规定，要求检索刊物的各分册到1987年底至少应具备一种索引功能，凡编制分类索引的刊物应尽快编制主题索引和其它索引。但到1987年底，致少有20%的期刊没有编制任何索引，而且部分刊物目次类分较粗，不具备检索功能，只能起短期的报道作用。到1988年仍有部分刊物无任何索引，一项调查表明，82种国内文摘，仅6种有期索引，仅占7%[22]。国外检索期刊非常重视索引编制，CAS从事索引工作的人员占有该社全日制工作人员的半数， 用于索引的开销占经费的60%。我国检索期刊长期存在着辅助索引落后的问题，80年代中期有所进步。1986年有100种编辑了年度索引，占45.6 %，有半数以上的期刊缺乏索引。到1992年，期刊中有主题索引的占92.4%，有分类索引的占35.8%，有作者索引的占21.7%；有2 种以上索引的期刊占44%，3种以上索引占14%，4种以上的只有3%[23]。 说明我国检索期刊索引类型偏少。比较而言，只有《中国地理科学文摘》和《中国化工文摘》等索引编制较为全面，检索功能较强。时差是衡量检索刊物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国外检索期刊不断缩小时差，如EI为3—4个月，CA为3个月，《文摘杂志》3.5—4个月，《科学技术文献速报》仅1个月。国内多数检索刊物的出版周期为月刊或半月刊，极少周刊或旬刊、加之图书论文从出版发表到检索刊物的报导需要一定的时间，时差普遍较长，抽样调查表明，我国较好的检索刊物的平均时差达14个月，有些达2—3年以上。如《计算机应用文摘》30个月，《中国学术会议文献通报》42个月[24]。1983年获奖的主要期刊时差也有9.8个月。
3.2.1.3 经费短缺是我国检索工具编制工作面临的普遍困境， 而检索书刊由于专业性强、使用面窄、发行量少，更加上纸张等原材料连年上涨致使印刷成本居高不下，使得其经济亏损严重，难以维持正常的扩大再生产。据统计1988年出版的169种检索期刊中，仅9种达到收支平衡，其余则亏损，年亏损额达373万元，有10 种因亏损无经费而被迫停刊[25]。
3.2.2 就现代化的书目情报服务而言， 书目文献数据库是开展书目情报服务的基本工具，然而，我国的书目文献数据库建设尚处于开发试用阶段，还没有具备走向市场的能力，其状况也不尽人意。
我国应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检索数据库建设起步于70年代后期，在引进和自行开发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中，已初具规模，据统计，到1990年底，我国自建了文摘数据库（专业文献数据库）98个（包括中文记录80万条、西文记录15万条）、馆藏书目数据库62个。据国家科委科技情报司1992年5月出版的《数据库指南》报道，全国已建成805个数据库，引进国外磁带50多种，总量超过3000万篇，国内终端417个，国际终端105个。 其中连续生产， 有一定规模并可向全社会提供服务的自建数据库有136个，以科技为主，也包括文教（14个）、经济管理（33个）。 中国科技信息所建立的数据库有INSPEC、COMPENDEX、EI—MEETINT、西文资料馆等数据库、西文期刊馆藏数据库、中国学术会议文献数据库、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5万记录）、中国国家级科技成果数据库（2.3万记录）、中国适用成果数据库（5万记录）、中国科技期刊联合目录库（1万记录）、中国专利和标准数据库、中国食品工业数据库等。北京图书馆引进NTIS、PA、SIC、MEDELINE、CANCER—CDABI/JNFORM、ERIC、 LISA、BA等11个光盘数据库，设立了光盘系统检索组面向社会开展服务。目前，我国引进磁带67种、光盘40多种，30多所学校开始使用光盘数据库开展面向社会服务。国内联机检索在27个城市设置了专线检索终端60多个，并提供电话检索服务，其库容量为700万篇，迄今累计检索课题4万个以上[26]。
以计算机、通信和书目信息三位一体的书目情报数据库产业的兴起，是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的重要标志。我国书目情报数据库产业经过十多年的建设，虽然已初具规模，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但许多学科和主题的数据库建设还是空白，现有805个数据库按主题分，科技360个，占45%，文教卫生234个，占29%，经济贸易130个，占16%，社会和其它81个，占10%，特别是全文数据库还处于起步阶段。就整体而言，除国家重点投资扶持的建设项目外，大部分数据库的开发仍然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产作业的生产方式，按产业化要求的社会分工还没有真正出现。国内的数据库商品市场，尚处于培养和发展之中，市场结构还不完善，尤其是缺乏具有法制约束力的市场规则保障和规范化的价格调节机制。就书目情报数据库生产和开发本身而言，也由于缺乏标准化的规范约束，导致了书目情报数据库系统之间兼容性差，从而成为市场化和产业化的障碍因素。上述问题应当引起我们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组织与管理宏观层上的高度重视。
3.2.3 我国书目情报服务处于正在由传统的、 封闭式的自我发展格局向现代开放型的，与世界接轨并同步发展的格局转变的过渡时期，在组织管理体制、资源配置方式、运行机制、服务手段以及整体结构等方面都存在突出的矛盾。有文献[27]分析了当前我国文献情报事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八个方面：①资金的有限性和文献增长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②购买力不足与文献资源利用率偏低之间的矛盾；③个体的分散性、独立性与整体效益之间的矛盾；④高耗低效的服务方式与现代化低耗高效的服务要求之间的矛盾；⑤文献信息资源与专家智力资源相脱节的矛盾；⑥情报信息业发展的滞后性与社会需求的超前性之间的矛盾；⑦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管理模式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之间的矛盾；⑧严重的投入不足与个人对文献信息资源的无偿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我国书目情报服务业之中，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出路是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在树立新型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采用新型的组织与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走产业化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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